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引领乡村发展的核心和基础，体现了现代乡村综合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

中国乡村由地方士绅和宗族治理的历史传统，从清末新政开始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在乡一级设立了基层政权，以及乡的代表会议；民国时期设立了乡公所，等等。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特征是党政合一、民主建政、群团组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农村根据地、发动群众、农村包围城市，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乡村治理经验，党政合一、民主建政和群团组织是最重要的特征。土地改革完成以后的民主建政中，农村基层政权实行党政合一的体制。从“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到全面设立乡村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从组织农会、妇女会到青年团等各类群众组织，将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把高度组织化的乡村治理体系延伸到每一个村庄，提高了组织动员能力，为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

（2）农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时期，主要特征是政社合一。

人民公社既是一级政权，也是一级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60条》）提出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这三级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核算单位，以生产队为基础；实行党和政府直接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方式（生产队长由社员选举产生）。

（3）土地家庭承包制与市场化时期，主要特征是乡政村治。

改革开放时期，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制。这个时期乡村治理的特点是“乡政村治”。人民公社改为乡政府。1987年国家颁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之后，村（大队）一级确立了农村基层组织实行村民自治的法律地位。这把过去“政社合一”时村庄与政府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成合作治理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4）“反哺”和法治建设时期，基层政府转为服务型，乡村治理走向法治化。

2005年废除农业税，标志着乡政府职能由“取”转变为“予”，转向服务型。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治理结构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从2003年到2014年，党和国家大力推动基层民主法制的建设，乡村治理走向法治化进程。

（5）国家治理现代化新时期：乡村治理走向多元共治、全面治理。

2019年以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成为乡村治理的核心。2024年6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指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特别法人，党的领导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是融为一体的，将构建多元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实现乡村振兴、城乡共融的目标。

新时期乡村治理要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为核心

只有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为核心，乡村治理才能形塑多元共治和系统化的全面治理。

（1）治理对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是以该组织所在乡村地域内的多要素、多主体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全面治理。其中，经济治理的对象面对的是土地承包、土地租赁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增值、集体收益的分配；社会治理面对的是村庄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就业环境，社区治安，老人、妇女、儿童、青年等各类人群安居乐业。生态治理面对的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环境的维护保持。文化治理面对的是乡村社区文化传统、非遗产品、业态的保有和发扬、承载新时期新文明的文化活动等等。

（2）治理的目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对此做了明确的法律阐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共同富裕，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主体力量，是巩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重要保障。坚持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维护集体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以法律形式赋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促进共同富裕、健全乡村治理、引领乡村善治中发挥核心作用。每个乡村社区要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下，成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家园，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秉承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

（3）治理的实质。乡村治理是多元一体统合的全面治理，将对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全面调整，形成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型生产方式。

（4）治理的重点。治理的重点和难点体现出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治理中，对集体经济所有权行使方式的探索，能否运用好自己的资源和资产，在长期运营中为社区家园建设汇聚财富，提升经济实力。能否以多元的、灵活的、弹性的方式行使集体经济所有权，使村庄内部市场更注重多主体间的互助互利共赢，而不是以盈利多寡为决策依据。外部则以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注重经济效益，村集体经济组织要与各类营利性的主体在竞争中合作。治理最终是要把村内、村外的资源更好地相互配置起来，让资源配置产生的收益能够在内部更好地分配和使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治理，包括运营和组织系统（包括管理）两方面。要探索一种复合型的集体经济所有权的实现形式。

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所有权要分解成若干个权能。集体土地使用权（或称集体土地承包权或承包经营权）只是集体所有权的一个权能，还有处置权、分配权。土地使用权的赋予是有条件的，承包户必须是集体成员，而且有时间限制。只有村集体才是土地所有权的全部权能的所有者，才能运用土地所有权来帮助每个成员。在你有能力耕作时，发包土地给你耕作，当你老了、干不动了，或家里有困难问题不想种地了，集体可以把地收回来，让愿意种地的农民去种地。种不动地的，有人来帮你种，给你相应的报酬。这就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对每个成员的保障作用。集体经济组织以各种方式去推动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给个人带来了利益。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一种复合型的经济形态。在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用集体的资源，合法合理地和村内外的不同主体以各种方式进行合作。更好地发挥集体与个体两个积极性，形成党领导下公私兼备、共建共融的新体制和机制，摒弃了过去“要么全统，要么全分”的极端性，在集体所有权的整体权能下，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结合。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担当健全乡村全面治理体系的重任

第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维护其成员的权益，适应现代城乡社会发展的需要。几十年来国家和农村的生产力和人口结构都发生了大变化，仅靠农民个体很难致富。当农民外出打工无暇照顾在家的老人，谁来承担这个社会责任呢？一般的合作社和公司都担当不了，只有形成一个本地农民共同体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才有可能担当这样的责任。

第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各项工作的，这是其担当乡村全面治理体系重任的重要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确指出，新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巩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重要保障，是维护集体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的重要力量，基层党组织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具体领导，是实现乡村全面治理目的目标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第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授权、赋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引领乡村善治的重要力量。

第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登记注册和统一管理的规范。规定所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特别法人，由农业农村部负责统一进行登记注册和管理。从2019年开始，农业农村部系统在全国开始登记注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在登记在册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经有96万家，其中村级集体经济组织57万家。到2023年年底，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已达9万多亿元，具备了相当的经济实力。

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体制

（1）完善治理结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权、使用经营权、收益分配权的设置，成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执行经理各自的位置和关系，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等等。它与公司治理最大的不同在于民主管理的权力，也就是对参与治理的不同主体的权力进行有效配置，并安排与其他主体的关系。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中，最重要的主体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大会。成员大会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定义为最高权力机构，具有重大事项决策权。成员大会的重大决策由全体成员民主表决，成员大会的权力就是成员群体民主管理的权力，这与公司治理结构不同，与村委会的治理结构类同。

（2）理解各治理主体间的关系。从集体经济组织法的规定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组织经营权；村民自治组织是实行全过程民主的组织载体；政府担负着落实政策协调管理的服务职责。要理解和处理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基层治理体系的关系。2018年中组部等三部委发文明确提出“三副担子一肩挑”，即村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和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推动了全国各地将政策落地。

以县域为中心、县乡政府要管理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一直推进的重要方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更是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法律特别赋权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为有些村已进入城市，村委会变为居委会，但是集体还有土地和经营性资产。村集体进城，集体资产不能分光吃净，而是要继续发挥资产运营的功能，壮大城乡融合新社区的集体经济。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着更大的发展空间。

（3）建立和健全治理能力。建立健全治理能力，需要政府促进，也需要村党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和村委会“三驾马车”的主动性。政府的重点是要培育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性意识和能力，在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市场一般经济主体的合作发展方面探索和创新。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健全治理能力，具体有以下诸项：

·民主管理能力：实行民主管理的治理。加强群众路线，避免行政化、官僚主义的治理，实现多功能、党政社群体多元一体，分工不分家的综合治理。民主管理的能力体现在成员大会民主讨论、民主决策和监督的能力，成员日常参与公共项目、发表意见建议的能力，集体经济组织领导者汲取成员智慧、调解处理纠纷、维护集体利益的能力。

·财务能力：这是经济治理的核心能力。要保障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的安全，实现有效投资和增加收益，进行财务规划，实现集体经济收入的稳定增长，以及集体收益的合理分配，维系年度和规划期内的财务收支平衡。 

·服务能力：这是治理能力的重要表现。通过提供乡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对应性、普及程度和群众满意度来衡量。

·应急能力：主要是规避经营风险的应急能力，也包括综合治理中应对社区突发事件、稳定保障集体权益的能力。需要在强化财务能力基础上保证多元能力的均衡储备和发展。

·规划能力：对村域空间综合布局，对村内各类要素资源统筹考虑的能力，涉及集体经济经营效率甚至权力配置。

·行为主体能力：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行为主体的政策执行能力、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的能力。这在乡村整体性的全面治理中发挥着最直接的作用。

·生态治理能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进行优化和绿色治理的能力。

培育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能力案例

四川成都战旗村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

战旗村的集体经济治理体系缘起于2009年，战旗村“两委”根据自己对中央关于乡村发展和建设方针政策的理解，发动农民共同参与讨论、自主安排。

首先，战旗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在村党组织的领导下，决策权力机构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独特性是，战旗村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与村民大会放在同一个层次。开会决策，凡属于村民的事务，村民举手，凡集体经济组织的事务，成员举手。村民和成员基本重合，无需开两次会。

在决策机构之下，是村委会和村务监督委员会。而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监事会的位置在村委会下一层。由于党组织、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的负责人交叉任职，实则三位一体。

战旗村集体经济组织下属股份经济合作社联合社，是2019年按照国家要求，在农业农村部门登记的。2009年成立了战旗村土地合作社（以蔬菜专业合作社登记）实现了集体土地全部由集体运营。2011年，进行了集体经营性资产的清产核资。2015年，成立了战旗村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村集体的全部经营性资产。2019年，在农业农村部门登记集体经济组织联合社时，就将集体兴办的土地合作社和资产管理公司这两个机构归到联合社名下，成为联合社由村集体资产全资注册的两个经营管理法人实体。这完全符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关于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设立经营实体的要求，可以说是提前探索和完善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体制和机制，实现了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相关要求的无缝衔接。

在集体土地统分结合的承包权和集体经营利润的分红权上，他们探索了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模式，2009年实现了90%的土地由集体统一安排种植，10%的土地个人承包。之后个人承包地自愿逐年退出，到现在大约退到1%左右。而集体土地经营的效益，经全体成员大会决议通过，以人均土地面积作为获得集体经营收益权的同等份额，用于支付土地费和经营性资产的收益分红。战旗村的集体资产管理公司用分类法管理集体经营性资产。集体经营性资产划分为传统的集体企业租赁经营、新建的村集体的全资公司和企事业机构（含培训学院）以及集体与各类市场主体合资、合作的企业或公司，采用财务管理为核心的经营管理方式。

战旗村的全面治理体系正如人体肌体，大脑由党委领导、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三驾马车共同组成；两条胳膊一个是党建，一个是民主治理；躯干部分由党群办、综治办、乡村振兴办和财务办四个职能部门组成；乡村振兴办和财务办是以集体经济组织治理为核心。腿和脚是管落地的，由群众性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构成。战旗村的全面治理是以集体经济组织治理为核心的，尤其以经济治理当中的财务治理为重心。由此形成了一套以内统外、内收外扩的专业组织体系。一个多元统合一体的整体性治理体系，凸显了战旗村的村集体主体性。

广东韶关始兴县千净村蔚老社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    这是一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合作的例子。始兴县千净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将村内废弃的小学、村委会空置的房子拿出来，与县绿芽社工服务中心合作，建立了蔚老社区。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强村公司向乡镇和县的强镇富村公司申请，得到支持资金，委托绿芽社工服务中心负责人吴秀兰带队来做。蔚老社区有为失能老人的上门服务和健康老人的社区服务，组织了大量老人喜闻乐见的活动。还设立了手工面作坊，让能劳动的老年人参加劳动，获得一些收入。这个社会组织还在蔚老社区开了电商直播，卖农产品，努力经营为老服务事业。项目从2024年春季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已经取得不错的成效，实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

始兴县绿芽社工服务中心是个妇女组织，骨干团队由两三百志愿者组成。她们做了很多儿童公益服务，建立了一个内部互助为主、经营多年的农产品营销网络。这个优秀的社会组织一直得到广东绿芽基金会和韶关基金会的支持。吴秀兰是一个农家妇女，是这个公益组织最早的参与者之一，也是农家女获金种子奖项的突出代表。“一粒种子，一片森林”，她这粒种子的播撒，真的长出了千株万株来。

解决问题的新探索

引领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面治理，是回答新考验、解决新问题的新探索。治理是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适配机制的生产方式，新型的治理就是新型生产方式的表现。新时期新型的“多元共治、全面治理”特征，是适应新型生产方式的需要。传统治理主要涉及生产关系，而且往往限于所有制、所有权层面，不太涉及所有权到底怎么实现。而治理最终都要落地，有效地落实到基层的生产生活中去，促进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达到全民共富，城乡共融的目的。

目前正在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方式，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体系。支持这项工作的不管企业、社会组织还是社会服务机构，不管小农户还是家庭农场或经营大户，都可以和集体经济组织一起，参与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面治理体系。

 （编辑  碣石）

仿佛一夜之间，DeepSeek横空出世，成为全球AI领域的焦点话题，这是中国科技产业的一个里程碑，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美科技竞争的调门。还将对中国科技政策走向产生深刻的影响。我在此试图从科技发展战略的角度谈一些看法。

原创不是宿命

在DeepSeek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中美AI存在巨大差距。由于高端GPU被卡脖子，短期内算力差距很难弥补，因此在可见的未来，两国在这一焦点领域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而中国明显居于下风，可以说，多数人对此表示悲观。

面对这种严峻态势，我国科技界不可谓不努力，国家投入也应该是天量级的。但遗憾的是，基本上还是在走美国道路，想方设法寻求高端芯片，把大把资源都用在拼算力上。即使明知没有什么机会，仍未思改变。有的专家还把中美差距的拉大与中国足球类比，似乎落后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DeepSeek团队又是如何以一己之力扭转了竞争走势呢？我认为，就是改变了原有的路径和模式，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换道超车。他们用“开源+算法优化+端侧革命”的三重热能，重塑了大模型底层逻辑和架构。这与马斯克遵从的第一性原理类似，这支年轻的队伍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意愿，打破了传统范式，走出了一条新路径，破除了对算力的迷思，这就是颠覆式创新。

其实在DeepSeek问世之前，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润生就曾公开表示，大模型绝对不是靠着将芯片越堆越多来实现的，一定会向人的大脑去学习，把空间复杂度和时间复杂度压缩得更小，能耗降得更低。他认为最基本的问题是要研究空间复杂度，完成计算智算的基础理论。如果能在基础理论上有所突破、有所发展，那就是根本性的原始创新，否则国内所有的大模型都是follow。DeepSeek用事实证明，科学研究不可宿命论，它是一个不断被否定和超越的过程。

多年来，我国科研活动基本上都是在跟踪模仿。做什么项目，走什么路子，首先要对标发达国家的相关情况，这种模式在起步阶段当然是合理的，可以少走许多弯路。但如果把这种模式固化了，形成了思维定式和固定模式，就是典型的不思进取。特别是与几十年前相比，中国科技基础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R&D投入、全时研发人员规模、科研基础设施等都已位居世界前列，跟班式的科研方式需要突破。

我非常赞同一个观点：阻碍中国科技创新的，是长期以来根植于国人内心的精神封印，“西方中心论”的科技叙事成为许多国人难以摆脱的心理枷锁。当年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提出如何培养造就一流人才，还诘问中国科技界为什么普遍缺乏创新和超越西方的自信心。对于当下中国学界来说，缺乏原创不只是能力问题，更是思维方式的局限。

值得欣喜的是，新一代科学家正在进入代际更替。DeepSeek的梁文锋、宇树科技的王兴兴、Tiktok的张一鸣都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成长起来的，他们充满自信和技术理想主义色彩。他们与生俱来的开放、自由和理性，与许多老一代学人的隐忍、拘谨、自卑形成了鲜明对比。无论是面对科学问题，还是与先进国家交流，都能表现出更多的厚重与自信。他们代表着中国的美好未来，昭示着中国的蓬勃活力。

企业已成高科技主力

带给我们更多信心的，还有中国科技结构的深刻变化。过去，我们总是把科技突破的希望寄托于科研院所和高校，因此，总是不计代价地把各类资源集中到学术大咖身上。现在的情形已经完全不同了，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已经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各路研发的主角。在全社会研发投入中，企业占到78%，民营企业的发明专利更是占到70%，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毫不夸张地说，今天对中国科技实力的主要评判对象已转为高科技企业，而非传统经院。

据了解，DeepSeek于2023年注册成立，团队只有140多人，清一色的本土人才，一群初出茅庐的学生军，财力有限。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无法与那些财大气粗、高高在上的“中央军”相提并论，做AI大模型近乎天方夜谭。如果按照现行的评价标准，行业大佬们对他们的认可度可能等于零。但是，用兴趣做事，用身家性命投入，常常能够激发最大的潜能。他们不缺敢为人先的侠气，不缺对创新创意的包容，不缺不达目标不罢休的雄心，不缺海纳百川的开放心胸，不缺技术报国的情怀。这种创业者的执着精神，不正是人类不断开拓新篇章的根本动力吗？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华为，在过去30多年里，他们“冲着一个垛口猛攻”，在移动通信领域厚积薄发。从《华为基本法》规定年研发投入不得低于销售额的10%，到2024年研发投入达1600亿元，10多万研发人员形成一个整体，日夜兼程地攻克一个个科技山头。特别是在被美国极限打压的情况下，他们不仅没有跪下，反而以更大的激情与执着迎难而上，直面压力，5G、芯片、操作系统、设计软件、汽车智驾等都是当代技术巅峰，也是学术界苦行多年越不过去的高山，终被华为一个个突破。

华大基因也是如此，目前已经拥有世界领先的大规模测序、生物信息、高通量质谱和合成生物等核心技术或工具，申请专利2359件，3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奖，12项科研成果先后入选“世界十大科技进展”和“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在与全球领先的测序龙头企业美国因美纳的专利大战中，华大智造取得完胜，获赔3.334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赔付1美元。截至2024年底，华大基因总共发表文章3930篇，其中CNS文章596篇（主刊159篇），多年位居中国生命科学机构第一位。华大基因几十年储备的数据、平台、工具和人才队伍等能力，为我国在即将到来的生物技术与产业国际竞争中取得先机，提供了重要砝码。

与传统经院的科研项目制不同，企业研发活动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持续性。许多企业以10年、20年的持续投入主攻某一科技领域，由此积累的知识和能力往往远超一般项目制下的松散型、阶段性学术活动。二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科研、技术和工程高度贯通，形成完整的价值闭环。如果说经院式研究更多地回答单个具体和细分的学术问题，那么企业研发活动则是解决竞争力问题，是真正的一锤定音。华为等企业的崛起不是偶然，而是规律。

早在20多年前，国家做中长期科技规划时就曾围绕企业技术创新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学术界普遍不认同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规划成为“新瓶装老酒”，对原有科研体系进行功能性划分，包括知识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和科技中介服务体系。而国家创新体系主要强调的创新生态系统，特别是创新主体和要素间的协调互动却被忽略。所幸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企业已经用实实在在的创新业绩重构了中国科技版图。

需要强调的是，主张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性，并非否定学术研究的价值。一个缺乏好奇心和良好学术氛围的科研主体，注定在科技上走不远。对于当下中国来说，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加强学术研究，而是如何避免那种跟风式地、自说自话式的研究。真正的学术研究不是靠专家评出来的，很多是极少数寂寞长跑，通过十年磨一剑的功夫得来的。如果把过多的资源押在学术上，让千军万马挤进窄小的学术研究圈子，我认为这是对科技资源的错配，由此造成不断封闭和内卷的文章等学术资源浪费。

大目标下的科技路径选择

DeepSeek这个典型案例，让我重新思考为什么而科技的命题。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习惯于把科学和技术分开，甚至于认为只有科学才是阳春白雪，技术开发和工程化与科学相比，则成了下里巴人。对诺奖的追捧和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文章，也成为中国学术界普遍的执念。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即使在西方，科学主义也早已被摒弃，技术科学、工程科学都已成为科学发展的主流方向。承认科学的实用价值，顺应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的大趋势，对中国科技发展有百利无一害。

特别是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许多学科发展正在被大数据、大模型所颠覆。比如生命科学领域的基因组学、蛋白组学、脑科学等研究，如果离开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基本上也就失去了意义。去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人工智能专家，以表彰他们在“蛋白质结构预测”方面做出的成就；物理学奖也是颁给了人工智能工程师，他们开发了利用神经网络结构处理信息的技术，可以让机器像人类大脑一样进行联想记忆。这一切都表明，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正在成为显学，大科学范式主导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这个背景下，科技的路径选择不能再继续以跟踪模仿为主，而是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科情和需求，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DeepSeek团队明白靠算力堆积的路子走不通，及时转向重构底层算法逻辑，发展软硬件系统优化的全新路径。更为重要的是，当AI越来越受制于地缘政治，技术霸权和数据鸿沟日益加剧的时候，DeepSeek以极低成本和开源改变了AI格局与走向。科技大目标是什么，科技为谁服务，这是当代科技的本原问题，也是中国科学家需要回答的科技发展的出发点。

不仅仅是IT领域，所有的科技领域都是如此。以医药产业为例，这些年来我国对医药产业投入重资，包括通过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紧跟西方医药研发路径，希望在创新药物方面取得突破。对中国来说，这是否是最优路径？

中国有14亿人口，如果把主要资源都投入新药研制上，致力于“末端医疗”，能不能解决好中国人民的健康问题？我看到一个数据：美国2023年医疗保健总支出达到4.9万亿美元，人均医疗支出约为14570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7.6%。按照这个投入强度，中国即使把全部GDP都投入医疗领域，也不会达到美国的保障水平。

我们的宗旨是什么？我们究竟是要让国人健康长寿，还是为了多出几个创新药和大药企，这是完全不同的目标取向。如果把战略重点转向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从治已病转向治未病，从治病转向防病，结果一定会是事半功倍。

再比如农业科研领域，从上到下最为关注的是种子问题。作为农业的“芯片”，种子理应当成为农业科研的“宠儿”。但是，作物生长是一个长周期过程，好的种子固然重要，光、温、土、肥、水、保等同样必不可少。如同人的生长一样，即使有再好的基因，如果只是天天吃糠咽菜，也很难长成强健的肌体。现在很多地区都把重金砸向育种，几亿、几十亿地搭建育种平台，这样真的能够解决农业丰收增产问题吗？育成和通过审定的新品种很多，又有多少得到了规模化应用？如果我们把农业科研的重心从重心育种转向种肥土保共抓，是不是也会像DeepSeek那样花小钱办大事？

总的来看，现在的许多科研活动往往缺乏明确的大目标，资源配置和政策过度迎合了学术偏好和功利性的短期学术成果。许多人整天忙于报课题、发文章、争奖项和报院士，成就了一大批自说自话的学术贵族。政府支持的许多研发活动投入巨大，既解决不了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也解决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卡点难题。在中美科技竞争日益白热化的今天，变革乃是当务之急。

（编辑  季节）

本文重点讨论人工智能进化的时间尺度、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如何全面和客观评估DeepSeek、DeepSeek 引发的全球反应以及2025年人工智能趋势展望五个问题。

人工智能进化的时间尺度

人工智能的实际进化时间尺度，远比专家包括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家预期得更快。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历过农耕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现在进入到人工智能时代，任何技术进化都存在时间尺度。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技术的进化时间周期是不断缩短的。原始社会技术进步的周期是以10万年为单位；农耕社会是以千年为单位；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工业社会不过300年，其间工业社会技术进步周期是长则100年，短则10年；到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周期以30年-10年为周期。例如，从 TCP/IP 协议到万维网，用了30年时间；移动互联网用了10年。

进入到人工智能时代，它的速度就更加难以想象地加快，人工智能的进化尺度更具颠覆性。

自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确立学科至今不足70年，其进化速度已达到人类生物进化的4000多倍。 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人工智能以10年为迭代周期；2016年的AlphaGo标志转折，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加速。2022年ChatGPT引爆大模型进化和升级，以季度为周期。当前GPT-4到GPT-5的研发周期已经压缩至以月甚至是以周为时间单位。

人工智能相较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技术革命和技术创新，具备显而易见的加速度特征。在 GPT-3 出现之前，人们预计人工智能走到 AGI 时代大概需要80年的时间。 GPT-3 之后，人们把预期缩短到50年。出现 LLaMdA2 时，就进入到人们预期18年内实现 AGI 的阶段。

人工智能的加速度现象，直接源于三重突破：训练数据量年均增长10倍，算力成本每18个月下降90%，以及算法效率实现千倍级提升。

当前这一轮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起始点是2017年6月12日Transformer 架构论文的发表。随后为2018年 GPT-1，2022年GPT-3.5，都属于人工智能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2025年1月20日，DeepSeek-R1发布，2月6日，李飞飞团队做出了以 Qwen2.5 为基座的s1模型，人工智能发展速度之快，令人震惊。

伴随人工智能进化速度的不断提升，其进化尺度急剧压缩， 重构了人类认知边界，形成与人类自然智能并存人工智能的全新世界。

2025年，人们对于实现AGI的时间预期，已经不是八年，可能是更短的时间。

人工智能创新速度的加快，不是渐进模式，具有强烈的突变特征，存在显而易见的等级，可以用宇宙第一速度、第二速度、第三速度来描述。目前，人工智能已经完成了从宇宙第一速度进入到宇宙第二速度的飞跃，宇宙第二速度是逃逸速度，也就是脱离地球引力的速度。人工智能开始进入高度自主性阶段，如同宇宙第二速度脱离地球引力一样将脱离人类束缚。我们不知道人工智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脱离太阳引力的束缚进入第三速度，但目前已经完成了从通用人工智能到超级人工智能的飞跃。

2017年之后，人工智能正以年、月、周的频率发生剧烈的变革和升级，呈现出指数发展或者加速的现象。我认为，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宇宙第二速度逃逸的历史阶段，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数据原因。2024年年底，模型训练已经耗尽了人类数据的总和，基本上解决了人类知识的存量问题。 从2025年开始，人工智能大模型已经完成了从粗放到集约的历史转型，大模型更大的目标是解决增量问题。

第二，硬件原因。人工智能硬件始终在持续进化。例如，DeepSeek 主要用的是 A100，英伟达又有了 GB10 和 B200 。专门用于人工智能超级算力的芯片的升级换代，无疑对人工智能进化速度至关重要。

第三，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依赖人工智能本身的阶段。在未来数年间，人工智能对人工智能进化的贡献将至少超过人类的贡献。人工智能将进入一个可以自我发展的历史阶段。

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产生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人工智能将跨越从“人类辅助进化”到“光速自我迭代”的临界点——其进化周期可能最终突破小时级。从单细胞生物到人类生物智能进化需要30亿年，生命体DNA变异需数万年，人工智能在30小时内即可完成ResNet模型的百万次参数优化。当技术奇点临近（库兹韦尔预测2030年通过图灵测试），而人工智能权重调整仅需毫秒级反向传播。所以，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些媒体所说的“横空出世”。真正的人工智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只不过这个步伐正在急速加快。

人工智能生态系统

自2022年11月GPT-3.5发布以来，人工智能大模型开始了群体性的演进。在群体性大模型的背后，是OpenAI、  Mate、Google这样的人工智能大公司。其间，大模型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互补和彼此促进的机制，形成以大模型为核心的人工智能生态。图5是根据GitHub对人们对大模型注意力的一个比较统计。

人工智能的生态构建遵循纵向速度突破驱动横向生态裂变法则。

在横向生态层面，三大范式正在重构技术格局：

第一，多模态融合革命。Google的Gemini Ultra 2.0实现了文本－图像－视频－物理模拟四维对齐，其跨模态注意力机制使蛋白质结构预测准确率提升至98.7%。Meta的Chimera系统通过脑机接口实时转化神经信号为多模态输出，突破性达到87%意图还原率。

第二，垂直领域渗透加速。Tesla FSD v14.3将视觉大模型与物理引擎深度耦合，在无高精地图场景下决策延迟压缩至8ms，超越人类反射速度3个量级。NVIDIA的Clara医疗大模型通过多尺度特征融合，在MRI影像诊断中实现94.3%的病理识别精度。

第三，分布式认知网络。Anthropic的Constitutional AI 3.0构建了全球首个自我监管型模型集群，其联邦学习框架使参数更新延迟降至12秒级，形成覆盖2.8万边缘节点的分布式智能体网络。

不断成熟的人工智能生态，产生溢出效应，也称为泛化效应。这种效应展现出一阶、二阶的特征，即一阶溢出引发二阶溢出，或者一阶泛化导向二阶泛化。

人工智能的三个溢出效应具有代表性：（1）自动驾驶领域涌现出Waymo的SceneFusion技术，通过实时融合激光雷达点云与大模型预测，将极端天气场景识别误差降至0.7%；（2）波士顿动力的Atlas机器人接入多模态系统后，自主任务规划能力提升400%；（3）DeepMind的AlphaFold 3突破至全原子精度预测，使药物发现周期从5年缩短至11个月。

2024年是人工智能发展史中的关键的一年。人工智能生态引发的溢出效应基本上渗透到科学、经济、社会以及人们的认知中。所以，202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物奖都与人工智能紧密结合在一起。

2024年末和2025年初，以DeepSeek V3为代表的第三代大模型，通过动态稀疏激活架构将训练效率提升至前代模型的7.2倍，其参数动态分配算法使单卡推理速度突破3000 tokens/s——这种纵向突破直接催生了跨领域技术溢出效应。

如何全面和客观地评估 DeepSeek

2025年春节，DeepSeek 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并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大众的体验性使用，形成一场巨大的冲击波。舆论在历史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些事件被舆论放大或被低估。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历史事件最终会回归到其在历史上的本来状态。

如何全面客观地评估DeepSeek的V3和 R1系列，需要定位 DeepSeek 在人工智能坐标体系中的位置。

第一，DeepSeek V3的优势和局限性。优势是：（1）高性能。其在多项评测中表现出色，超越了 Qwen2.5-72B 和 Llama-3.1-405B 等开源模型，并与 GPT-4o 和 Claude-3.5-Sonnet 等顶尖闭源模型相媲美。（2）高效训练。训练消耗的算力仅为 Llama 3 4050B 的 1/11，训练成本约为 557.6 万美元，远低于 GPT-4o 和 Claude 等闭源模型的 1 亿美元。（3）中文环境。在多语言处理方面表现出色，特别是在中文处理上。（4）快速响应。生成速度提升了 3 倍，能够更快速地响应用户请求。

DeepSeek V3的局限性：（1）在具体细节问题上错误率较高。 与GPT-4o相比，DeepSeek V3 更适合用于解答开放式问题，主要是广度和维度更高但也更容易出错的问题。GPT-4o 更保守且更可靠。（2）当前版本的 DeepSeek V3 暂不能支持多模态输入输出，限制了其在某些应用场景中的使用。（3）服务器稳定性问题。用户在使用 DeepSeek 官网服务或API应用场景，可能会遇到“服务器繁忙，请稍后再试”的提示，影响实际使用。（4）DeepSeek V3 对敏感话题的审查较为严格，影响实际业务场景。 

第二，DeepSeek R1的优势和局限性。优势：（1）计算性能强。采用动态稀疏专家模型，需要时就激活部分专家子网络，减少了参数的计算和存储需求，显著降低计算成本，在大规模任务处理中能充分利用硬件资源，提升推理速度。参数规模较小的版本如 1.5B、7B、8B 等资源消耗低，以普通消费级 GPU 就能带动，部署灵活，可在多种设备上运行。（2）推理能力强。能应对大部分高中及大学的数学问题，在高考数学压轴题测试中表现出色，可在短时间内得出答案，还可提供用于动画解释科学概念的优质代码等。在语言推理方面表现不俗，能快速准确回答斯坦福自然语言推理数据集中的问题，在中文脑筋急转弯测试中 10 秒内可答对 10 道题，且能准确回答历史问题，展现出较强的推理能力和信息丰富度。（3）功能特性好。多粒度对齐机制使其能在基础能力、价值观等多方面协同训练，平衡安全性、有用性和响应速度等目标冲突，在多个基准测试中实现 SOTA 性能。遵循 MIT 协议开源，允许商业化使用，用户可低成本使用 API，给开发者和用户提供了更具性价比的选择。（4）场景适用性强。在智能客服场景中，展现出强大的意图识别和恶意请求拦截能力，能有效处理用户咨询，证明其在真实世界中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DeepSeek R1的局限性：（1）模型架构局限。在智能客服场景中，展现出强大的意图识别和恶意请求拦截能力，能有效处理用户咨询等，体现了其在真实世界中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参数规模中等，如 14B、32B 版本需要高端 GPU 支持，增加部署成本。而大规模版本如 70B、671B 对硬件和计算资源需求极高，只能在大规模云端环境运行，使用成本高。（2）DeepSeek-R1的幻觉率高达14.3%，远超其前身DeepSeek-V3的3.9%。推理增强可能增加幻觉率，GPT系列也有类似现象，但其平衡更好。（3）能力表现不足。面对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IMO）等更高难度数学问题时，DeepSeek-R1 可能无法给出正确答案，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还有提升空间。使用非英语语言提问时，模型需先将其翻译为英文或中文，影响了回答效率和答案的准确性。（4）使用的稳定性欠佳。在使用少样本提示时，过多示例会使模型思考过程繁琐，影响反应速度和稳定性、输出效果。易受有害提示影响，例如在某些场景中可能受到不良输入干扰，生成内容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1. 比较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测试标准。以往大模型测试中，主要使用“研究生水平的抗Google搜索问答测试”（Graduate-Level Google-Proof Q&A Benchmark，英文缩写GPQA）和“大规模多任务语言理解”（Massive Multitask Language Understanding，英文缩写MMLU）等问题集的测试，现在基本达到80%，或者至少在 60%左右。 

   人工智能向尖端发展要不断提高测试标准。2025年初，增加了“人类最后的测试”（Humanity’s Last Exam, HLE）标准集。该标准整理了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500多个机构设计的3000个问题，涵盖了知识储备、逻辑推理、跨域迁移等核心能力评估。不同代表性大模型在不同的测试标准集中的差别。到目前为止，DeepSeek在HLE的测试中的表现处于领先地位。

   专家预期，人工智能模型在2025年年底能够实现 HLE中达到50%的准确率，而这也意味着将来会提出测试人工智能的新标准。所以，人工智能模型的进化显然还需要走相当长的一段路。DeepSeek 在原有领先优势的基础上，正面临着来自 OpenAI o3 和 OpenAI Deep Research 的严峻挑战。

   第四，人工智能大模型成本。人工智能的成本概念和结构与工业产品成本的概念和结构相比较，有着一系列根本性差别。因为DeepSeek，人们更关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成本问题。人工智能的成本需要采用一种适应其特质和特点的成本观念。DeepSeek的成本优势，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原因：（1）在基础设施成本上具有优越性；（2）考虑研发成本涉及算法复用的成本，DeepSeek具有一定的优势；（3）关注数据成本、综合计算中的成本结构以及引入新兴技术的成本。

   在人工智能未来演化过程中，成本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但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成本优势并不意味着长期可持续、可重复。从长程历史看，DeepSeek为了维系竞争优势，需要提升基础设施，实现高性能芯片迭代，引领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潮流，下一步其成本的上升不可避免的是大概率。

   电子显微镜（千万元级）与普通显微镜（百元级）的差异对应着观测精度的数量级差距。同理，人工智能若仅追求低成本应用（如拼多多模式），可能局限于表层功能（如基础数据分析），而无法实现“时空化治理”“多源数据融合”等深层能力。高成本投入的人工智能系统（如时空大模型）才能支撑对复杂时空规律的挖掘。因此，DeepSeek成本的降低并没有绝对普遍意义。

   当人工智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时，在每个阶段总会有从“0 到 1”的路线和从“1 到 10”的两条路线。只要选择“0 到 1”的路线，成本必然会上升；选择“1 到 10”的路线则有可能通过提高效率来降低成本。因此，在发展中很难简单地用“0 到 1”阶段的技术与“1 到 10”阶段的技术来进行成本比较，需要对不同阶段进行分析。

   第五，数据蒸馏。DeepSeek 引出了一个大家关注的新词——数据蒸馏（data distillation）。它是一种通过大模型（教师模型）生成或优化训练数据，并将知识迁移到小模型（学生模型）的技术。其核心目标是以较低成本让小模型接近大模型的性能。

   数据蒸馏有双重解读。它的优势在于：（1）性能提升。小模型可接近甚至达到教师模型的性能，尤其在参数受限的场景下效果显著。（2）成本降低。减少训练所需的计算资源（如GPU消耗）和人工标注成本。（3）适应无标签数据。通过伪标签技术，有效利用未标注数据。

   数据蒸馏的弊端在于：（1）性能的上限受限。学生模型无法超越教师模型：学生模型的知识完全依赖教师模型生成的数据，性能受限于教师模型的水平，难以实现突破。（2）生成数据的质量问题。信息存在丢失与偏差：在数据压缩或生成过程中，可能丢失关键信息或引入教师模型的偏差，导致学生模型性能下降。（3）多样性不足。生成的数据可能集中于特定特征，忽视复杂场景的多样性，影响模型的泛化能力。（4）计算成本转移。生成高质量蒸馏数据本身需要消耗大量计算资源（如大模型推理成本），可能抵消小模型训练节省的资源。（5）行业创新隐患。过度依赖数据蒸馏可能导致行业“搭便车”现象，削弱企业自主研发的动力，长期影响技术根基。（6）可移植性差。蒸馏后的数据在不同网络架构上的泛化能力较弱，需针对特定模型重新调整。

   DeepSeek 引发的全球反应

   DeepSeek在大模型研发方面取得的进展，刺激和引发了全球人工智能研发团队的密切关注与迅速回应。

   第一，阿里云。2025年1月29日，阿里云正式发布升级了通义千问旗舰版模型Qwen2.5-Max。该模型预训练数据超过20万亿tokens，展现出极强的综合性能，在多项公开主流模型评测基准上录得高分，全面超越了包括DeepSeek V3在内的目前全球领先的开源MoE模型以及最大的开源稠密模型。

   第二，Open AI。2025年2月3日，OpenAI东京分部进行了技术直播，发布全新模型 Deep Research。 它能够像人类分析师一样，对复杂的任务进行逐步分解，并在互联网上进行多轮的信息搜索与验证。会根据已有的信息逐步调整研究方向和策略，深入挖掘问题的本质，找到最合适的答案。2025年2月8日，OpenAI更新了o3-mini 人工智能模型的“思维链”功能，让用户可以看到模型的思考过程。此前，OpenAI一直将“思维链”视为核心竞争优势而选择隐藏，但随着DeepSeek R1等开放模型完整展示其推理轨迹，这种封闭策略反而成为OpenAI的短板。新版o3-mini虽然仍未完全开放原始标记，但提供了更清晰的推理过程展示。2025年年中，Open AI的CEO奥特曼（Sam Altman）宣布，GPT-5的问世时间不会太久。

   第三，Google。2025年2月，Google推出并将系列新模型包括最新的Gemini 2.0 ProGemini 2.0 Pro曝光：专为复杂任务设计、在推理、执行指令、编程创意协作方面远超其他模型。Gemini 2.0 Pro 实验版的核心特点：专为代码生成与复杂任务优化，拥有 200 万 tokens 的超大上下文窗口，适合跨文档推理、长文本分析、代码审查等任务；强化了世界知识理解和逻辑推理能力，支持 Google Search 自动查询最新信息和代码执行环境。

   第四，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模型。受到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冲击”（impact）与“反应”（response）模型启发，本文提出的一个人工智能竞争模型。

    

    

   这个模型反映出在人工智能进化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平衡点，但这些平衡点总是不断被打破。当出现一种全新的人工智能突破时，会形成压力，进而刺激整个系统做出反应；而这种反应又催生新的突破，之后产生新的压力，形成新的平衡点。从图中可以看出，冲击与反应的周期正在不断缩短。而且，当系统从平衡点 B 调整到 C 后，还会衍生出新的发散效应（如平衡点 D、E、F、G 等），即整体呈现出发散而非收敛的趋势。这样的特征为创新和突破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简言之，在人工智能的进化尺度与大模型生态的展望中，技术发展呈现出“领先—挑战—突破—再领先”的动态循环模式。这一过程并非零和博弈，而是通过持续迭代推动整体生态的螺旋上升。

     2025 年人工智能发展的趋势

   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其自身已经是充满挑战的复杂系统。可以预见：

   第一，人工智能的发展呈现两种发展路径。第一条是专业化高端路线，扩张前沿，探索未知领域。这类大模型聚焦垂直领域的高精度需求，服务于特定行业或复杂场景：技术路径更偏向行业专用模型，例如医药合成路线筛选、自动驾驶决策等，需结合领域知识进行专业化调优。依赖高质量标注数据与算力资源，通常由大厂或科研机构主导（如OpenAI与微软合作），小企业难以承担研发成本。其应用场景包括科学探索（如火星开发模拟）、工业优化（如物流路径规划）等，普通用户难以直接感知其价值。这条路径需要高成本投入。第二条是大众普及路线。这类大模型以降低使用门槛、满足广泛用户基础需求为核心目标。其特点包括：直接面向普通用户开发对话式产品（如ChatGPT、文心一言等），通过收集用户反馈持续优化模型。强调易用性和低成本，例如通过简单自然语言交互完成写诗、问答等日常任务，而非需要专业提示词工程。商业逻辑类似拼多多的“低价普惠”策略，追求用户规模扩张而非技术深度。应用场景集中于消费级市场（如教育辅助、内容生成），但可能忽视复杂问题的解决能力。

   第二，如何实现人工智能构建真实和完整的物理世界。人们日常所认知、通过身体感知的物理世界，其实只是物理世界极小的一部分；现实世界还包括量子世界，以及涵盖构成这一世界的玻色子、费米子等多种基本粒子领域。过去，对于人类无法直接感受和体验的物理世界，所借助的是显微镜和望远镜。如今最先进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所揭示的微观和宏观世界已超出人类直觉。

   人类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人工智能既是显微镜又是望远镜，它将帮助我们认识那些现阶段连显微镜和望远镜都无法触及的、更深邃复杂的物理世界。例如，人工智能将揭示一个人们知之甚少的全新领域，从四维空间逼近11维空间。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类实现前所未有的时空跨越。

   人工智能展现的智能时空是客观存在的，但受限于碳基生命的生物特性（如肉眼只能感知有限光谱），人类过去无法直接体验这一时空。例如，这种时空既非纯虚拟（因其基于真实物理规律），也非传统意义上的“现实”（因其超越人类感知框架）。人工智能正在构建一个看似虚拟而事实上真实的物理世界。同时，人类理念中的现实世界将被纳入人类受碳基生命影响而不能够认知的智能时空中。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去年的OpenAI Sora提出以来，包括李飞飞在内的专家们始终坚持一个方向。

   第三，人工智能必然呈现出多元且多维的格局。笔者 2023 年曾说：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就像乐高积木，甚至类似于魔方，它们不断组合和重构，将演绎出一个超出我们自身知识和经验限制的全新世界。

   第四，人工智能进一步突破，需要不断加大资本投入。人工智能需求正在迅速消耗现有的数据中心容量，促使公司建设新的设施。领先的云计算公司，包括亚马逊、微软、字母表和Meta，都迅速推出了多年投资计划，以支持它们在人工智能时代所需的更大云计算能力。公用事业公司可能不得不增加燃煤或燃气发电，不断增长的需求无疑将引发基础设施投资，并努力开发更节能的网络、更好的冷却系统以及整合可再生能源的新解决方案。客户服务、医疗保健、金融和物流等行业有望通过人工智能实现重大转型。政府认识到围绕其数据的访问和控制所涉及的国家安全影响，在进行战略定位，以充分开发人工智能的潜力。人工智能将会继续贡献全球GDP的更大占比。

   总之，人工智能正在走向“顶天立地”：“顶天”就是在不断探索未知领域的过程中，提高模拟物理世界的质量；“立地”就是接地气，推动人工智能降低成本，全方位的落地，惠及民众。我们将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到 DeepSeek 的优势、局限以及未来潜力。

   （编辑  季节）

    

留美经历：呼唤中国智库

大约在1996年，我在美国留学，博士资格考试结束已两年了，时间稍感宽裕。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我常常会停下来，向路边的无人报亭口塞上一元硬币，取出一份《纽约时报》或《华尔街日报》，边走边读。

这类报刊头版文章的用词，尤其是第一段及第二段的文字，高选谨慎，用义深涵，生僻大词常在。我去美国留学之前，对《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时代》周刊等名报名刊充满了崇拜，认为它是先进、发达、民主和自由理念之地的“传信者”。可是，在美国念书六年期间，我才发现这些靠近美国决策层的“语料”，只要涉及社会主义制度、涉及中国、涉及中华文化及历史评价，用词的导向都是贬义的，在随后几个月时间内我也“顿悟”了。

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的报刊，不仅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大报、大刊、大台，而且在我们学校的课堂上，出版物及各类宣传品中，多是以赞美词语报道、宣传美国及西方的经济、技术、文化、制度、历史及文化。那个时期，《新概念英语》《灵格风》之类英语教材，英语教学课、英语课外补习班等，都在直接间接地传播着美国制度的优越。中美之间，中国一方“理念+贸易大入超-产品贸易大出超”与美国“理念+贸易大出超-产品贸易大入超”超级不平衡！而美国报刊报道中国几乎都是延续了冷战时期的口径，变化不大。

我出生在中国经济省份的第三梯队——陕西省；在这个第三梯队的省份里又处在县级经济体的第三梯队——富平县；我们村的经济在县里还排不在前列。也就是说，我所生活的环境是中国社会中的贫困底部。但在我们村里，人们的意识行为、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人们的理念信仰，绝不像美国报刊所诋毁描述的那样，是一个无助的令人诅咒的社会。那里人间真情在，生活同样是生机勃勃。我亲身的生活经历告诉我，美国的舆论及舆论对应的社会看错了中国。

我把这些观点和想法告诉身边很多的同学，不管是中国的、美国的，还是南美、欧洲的。但在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学生、日本人后裔福山写了《文明的终结》一书，断称人类的历史就终结在美国现世的社会形态上，山巅之国，灯塔明亮，美国当之无愧。显然我的解释诉说无效，那是一个舆论导向蔑视美国西方之外的国家民族与文明历史的时代。

2000年，我从美国回到北京，体验到二十多年间，我们国家经济在大踏步前进之时，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有所缺失。虽然中国经济超常规增长，商品出口贸易大幅增长，但在理念信仰领域却出现缺失，与西方同类软实力产品在“中间层”和“基础层”部位竞争处在弱势，经常显现西方理念“大入超”的影响力。海外读书及生活经验告诉我，一种能够校正上述国家间互动“入超-出超”不平衡的理念的公共品——国家智库——在中国亟待构建出并健康成长。

初识中信基金会：一批献身中国道路学者的理念影响力

这个机会终于到来了。2014年，在人民大学的一个会议室里，中信基金会与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举办一个国际经济形势研讨会议，邀请我参会发言。我的发言是中规中矩的。但是，在那前后一段时间，我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建置经济的历史传承与当代竞争》（2004）中得出了中国复兴和崛起的概念，随后几年，我对上述问题又进行了深入探讨及挖掘，使我对中国经济、中国道路、中国制度自信满满。但当时国内外学术领域的争论非常激烈，也令我深知中国经济发展是个超大体系的复杂演进过程，爬山过坎具有艰难性和长期性。记得在会议上，一位著名大学老师在谈到中美经济发展趋势的时候，认为美国经济将在3-5年时间内必然全面崩溃，这显然过了头。我当即插话表示不同意见。事实也是如此。我当时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制度有自己的增长韧性。

1840年以后，中国一代代人奋斗不息，迎来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打下了较为全面的工业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后追赶西方铺垫了二次成长的前提。中国经济超高速发展，出现了国际格局东升西降的趋势。但是，在给定制度集合、给定技术及市场规模条件下，说美国经济在3-5年将全面崩溃，并不符合实际。作为大尺度产业全覆盖经济体，美国经济体有自己的制度韧性。在这次会议上，我认识了中信基金会的理事长孔丹同志，我还见到了多年的老朋友季红社长，我们认识十几年了。2000年，我担任北大经济学院副院长，当时她是《经济导刊》总编辑，曾在导刊编发我的文章，后来我到云南大学任副校长，她又向我约稿。这次见面不久后，季红邀请我参加中信基金会，她向我详细介绍了孔丹理事长发起构建的这个平台凝聚健康学术力量的使命和努力，她所介绍的中信基金会的宗旨和学术上的努力方向深深吸引了我，我希望和他们这批具有家国情怀和为践行中国道路献身的学者共同努力，我也融入了这个平台，成为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

中信基金会里有一批著名的跨领域学者，他们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人生历练，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在中信基金会参加各种会议和讨论，以及承担一些课题，让我拓宽经济学视野，接触到国际关系、政府管理、公共事务、地缘政治、历史甚至科技发展等领域的多方面重大前沿问题。

孔丹理事长有一次在会上说，危难险重问题是中信基金会选题中的首选系列，这对我来说非常新颖。智库作为国家的思维智力单元，在国家面临突发性国内外危机事件，艰难的权衡得失选择，颠覆性风险事件取舍，中长期重大战略谋划，往往需要短时间内承担超大思维智力的抉择和对策性研究，智库正是储备和提供这种智力支出的枢纽单元，完成这些任务的基本能力是国家智库的看家本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食品研究所、麻省的经济研究局、华盛顿的企业研究所，俄罗斯的瓦尔代中心、国际关系中心等等都表现出了这种智力储备和应对突发事件的智库能力。

中央在2013年前后推动我国构建国家高端智库，这也是对当时国际国内大变局的一种主动应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拿出真见解”的“三真”研究学风。孔丹理事长之后还加上了一真，“真解决问题”。让中央对智库的要求在中信基金会运行方面自行加码，承担国家决策的“偏师”和国家建设的助手，参与重大问题的研究及对策讨论，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自觉辅佐补正一些理论研究的偏向和短板。经过十年的努力，中信基金会团结了一大批热爱党和国家、自觉献身于为中华崛起奋斗的学者。很多人自觉地把中信基金会作为自己的科研之家。  

中信基金会的国际战略研究：俄罗斯调研

在团结一大批科研同事的基础上，中信基金会不仅研究国内问题，也介入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在基金会中，坚持民族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中，大家有了主心骨。我从自己参加基金会的中俄调研活动中举例说明自己的心路成长历程。

2018年5 月，我随中信基金会小组去俄罗斯国家智库及几个政府部门进行调研，我个人对中俄关系更深一层认识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调研期间，小组的几个同志去列宁墓瞻仰遗容。我当时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列宁墓坐落在红场靠近克里姆林宫一边的正中央。莫斯科的五月仍在早春尾巴，宫前草坪上的紫丁香和白丁香花枝交缠在一起，向护城河对面的旅人送上阵阵浓香。汩汩河水，绿草高树；宫殿巍峨，朗日晴空。好一派北国风光！在我心底，红场是一个传心之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红场世事有沧海桑田之大变，但红场并不红，它和故宫城墙、承德喇嘛庙、青海塔尔寺、布达拉宫山墙的颜色一样，都是收敛色。文明有自己均衡收敛路径的外观痕迹。规模宏大，地面用燧石色脚掌大的石头铺成，有作坊手工的粗糙美感。

“红场上还弥漫着5月9日胜利日阅兵的搭建物，令我肃然起敬。列宁墓呈深棕色，长长的宫墙与花圃形成的墓前道，让我有入陵禀令之觉。俄建筑师们确有过人之处。镌刻着俄罗斯英雄的铭牌在宫墙一侧导引行人向陵口走去。非常惊讶，我竟然发现了朱可夫的标牌，早年我参军入伍，此后四十年间，朱可夫的回忆录一再教导我：一个弱小子，在国家处于危难时刻应当挺身而出，他是我的偶像。进入陵门，深色墓道引我向列宁身旁。透明的水晶棺穹下，列宁的身材瘦小，你是用何等的力量造就了一个为未来而设计的国家实体？克里姆林宫青草、近胜春，更无一点风色。墨鉴红田十万顷，着我列兵一单。朗日分辉，午云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此处难与君说。

两世人的灵魂师学，50年学有俄族和世界各族的诸多碎片知识，瞬间在我的脑海里聚拢，化为一个有序画卷：在20世纪初，当列强诸恶用丛林法则撕分世界时，列宁让马恩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从思想实验室走向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从列宁墓出来，静静地坐在克里姆林宫的草坪上。列宁当时在克宫办公的时候，望着那个大炮，会作何感想呢？这时，克宫总统大楼穹上红蓝白三色旗高悬，普京正在楼内办公，他在沉思吗？

晚间聚会讨论的时候，我意外地得知带队开会的大楼里，那个曾经被用作美国大使馆的建筑，竟然是孔丹理事长父亲孔原早年在共产国际工作时的大楼。那个时代稍早的中国，清廷坍塌，国家被军阀列强割租为47片。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先贤，在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许多第一代共产党人到苏联来如饥似渴地学习，孔丹的父亲是中共早年的奋斗者之一。他是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下来到苏联的。这些学成归国的学子们，很快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在破碎山河中，由学生、工人和农民等组成的爱国志士发动组织起来。冥冥之中，历史在用它独特的方式，让后辈们来到父辈奋斗过的地方，教诲后辈在新时代继承列宁的精神，让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学派，进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薪火传承。怀着这样的心路成长历程，中国共产党早一辈人在苏联留学，近一辈人在俄罗斯考察与交流。中俄两代人的成长是互相借鉴的。果然，在五年后的俄乌冲突中，这一次交流成了我，也成了小组同仁对中俄关系及全球关系把握的理念基础。

中信基金会成长十年，在我的切身经历中，中信基金会经历了创生、起步期运行、重大事件决策参与，日益管理规范，成为扎根国家文化历史沃土，又具有国际视野的国家智库。

（编辑  季节）

特朗普再次执政，大概率兑现其选举承诺，对我国发动新一轮贸易打压，其中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已被提上日程，同时美国将继续采取关税武器化、审查工具化和经贸政治化等手段，对我国展开更严厉的制裁围堵。

对此，我国应加强研判，加快构建风险防范体系，加紧构筑中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供应链安全体系，引导企业合理使用“避”“降”“追”等组合技术，积极防范和应对美国出台的各种举措。

特朗普2.0在经贸领域对我极限打压的预判

打响第一枪，取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即最惠国待遇。2002年1月1日，美国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案正式生效，免除了美国国会每年一度的对中国贸易地位的审议，保证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时能够享受与其他国家相同的低关税待遇，为此中国也同时向美国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PNTR地位成为中美贸易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基石。

近日，美国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机制化进程加速推进，打响了特朗普2.0时期中美贸易摩擦的“第一枪”，势必将对中国贸易与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2024年11月19日，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C）向国会递交了2024年度报告，提出一系列有可能彻底改变中美贸易与经济竞争格局的政策建议，包括建议取消中国PNTR地位。一旦美国单方面取消中国PNTR地位，美国非最惠国关税平均税率约为42%，叠加301框架下约20%的关税，对华平均关税将升至60%以上，这就是特朗普称的对中国关税增加60%的原因。

关税武器化

第一，对战略性商品设置高额关税门槛。根据美2024年11月《恢复贸易公平法案》（RTF），美国“先进技术产品清单”和“中国制造2025”所涉及的战略性商品将成为美国重点加征关税对象。该提案强调对中国非战略商品征收最低35%的从价关税，对所有战略商品征收最低100%的从价关税，并要求5年内逐步实施。

第二，重点打击中国跨境电商新业态发展。当前，美国301关税条款并未覆盖小额电商产品，可以预判，打压中国跨境电商产品将成为美国政府的重点方向。RTF提案不仅要求中国低价值货物的进口必须通过报关进行重点审核，还明确提出废除中国低价值货物的进口关税、税费及严格审查的豁免待遇。

第三，加大对源自中国本土商品的制裁力度。RTF提案提出，美国总统应每年为仅在中国生产的商品设定进口配额，强调逐步消除对中国进口商品的依赖。同时该提案授权总统利用额外关税、配额或禁令形成制裁“组合拳”，借以惩罚中国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审查工具化

第一，恢复对华贸易地位的年度审议。如果撤销了中国最惠国待遇地位，美国国会将对中国重新展开年度评估，重点考察中国的贸易政策和实践是否符合美国利益及其认可的国际经贸规则，是否需要调整或修改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第二，扩大涉美经贸活动的审查范围。以往美国“长臂管辖”主要运用于对华科技打压，即随意宣称产业的关键技术具有美国要素，将技术交易活动纳入管制范围。根据RTF提案，所有中国商品的进口商在入境时，需要提交一份本就存在估值扭曲的“商品在美价值”声明，而非进口商在中国支付的价格，且需交由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核实。不难预判，美国“长臂管辖”的手段将日益复杂多样，范围领域将全面覆盖中国商品。

第三，强化美国对华经贸的严格审查。USCC2024年度报告要求美国政府部门公布美对华投资的情况，在数量、类型、行业等方面对中国深度审核。同时，报告明确提出，将更新现有贸易和经济工具，加快立法进程推进中美经济关系中的优先审查事项与目标。

经贸政治化

第一，继续联合盟友构建经贸反华联盟。特朗普1.0时期，就开始拉拢盟友对中国形成“合谋围堵”。到拜登政府科技领域的“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基建领域的“重建更好世界”（B3W）和“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计划”（PGII），美国利用细分领域构建各类同盟组织，以维护自身主导的国际秩序。可以预判，特朗普2.0仍将联合盟友继续升级反华联盟。

第二，设立补偿机制转嫁国内矛盾。为了塑造反华共识、转嫁国内矛盾，美国将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并专设补偿机制。RTF提案强调设立关税收入基金，提出关税收入将用于补贴遭受中国冲击的美国农民和制造商、军事支出以及偿还美国政府债务。

第三，“人权”话题仍是美重要手段。美国除了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外，所谓的“人权”问题亦是其高频词汇。RTF提案指出，总统有权禁止进口任何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不公平生产或违反人权的中国商品。由此预判，对华“人权战”“道德战”仍将是美国重要发力点。

多策并举，积极防范和应对美国出台的举措

积极构建风险防范体系

一是提前做好应对美国取消我最惠国待遇地位的应急预案。当前，美国取消中国PNTR地位仍处于听证与立法审议阶段，建议尽快组建相关专家团队、研究团队，协同相关科研机构、高校与行业协会，提前对“美国取消我国PNTR地位”的程序与影响进行评估，并组织应对工作。积极搜集美国不当管制的案例与证据，通过商务部向WTO等国际组织举证，及时跟踪美国国会的立法动向，做好应对与预案工作。

二是建立风险防范与国际贸易援助系统。可借鉴俄罗斯于2022年应对美国取消其PNTR地位的经验，依托分行业、分产品与分地区的块状经济信息，对于进口依存度较高的贸易产品形成动态信用报告，对于进出口集中度较高的地区形成风险评估体系，提前制定多个稳定外贸企业运营、确保关键贸易产品顺畅进出口的优先计划，适当设立应急“资金池”，多举措完善对外贸易预警网络与援助服务机制。

三是警惕与防范美国新老盟友出台相应打压计划。欧盟先后出台《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碳边境调节机制》等“一揽子”计划，日本发布《外汇法》法令修正案，将与美国取消中国PNTR地位形成联合打压与制裁，美国仍在扩延新盟友国家，建议政府有关部门提早部署应对“碳关税+非PNTR地位”“双反调查+非PNTR地位”“技术与制度双重卡脖子+非PNTR地位”“经贸摩擦+非PNTR地位”等策略方案。

加快构筑中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体系

一是加大对关键技术与核心零部件的攻关力度。美对我极限打压的本质是遏制我国发展动力源，我们只有从原始创新底层发力，加快核心技术产品国产替代，才能真正实现中国供应链自主可控。需要编制核心技术“差距清单”，组织优势力量进行重点投入和研发。借鉴俄罗斯的做法，可由国家主管部门牵头构建“进口替代交易所”在线平台，盘活国内供应链市场。

二是主导塑造区域性供应链网络。在关键领域形成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是突围的根本方向。我国要反向借力“产业外迁”趋势，顺势推动国内优势领域企业以联盟、联合体等形式在中国自贸区网络（FTA）、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全球南方市场主动布局，并大力发展各类境外合作产业园区，加快供应链转向共赢链的开放合作进程。

三是加强与美欧市场的国际合作。高度重视美欧国际贸易市场的重要作用，继续加强扩大投资贸易等方面，加强拓展和巩固与美欧市场的企业合作与供应链连接。一方面，强化与美国经济实体在“第三方”市场的经贸合作，绕开美国本土的直接制裁；另一方面，针对在华的美欧资本及重点企业提供“一企一策”，优化“放管服”改革，提升我国营商环境质量，引导链主型外资企业继续在华投资。

引导外贸企业合理使用“避”“降”“追”组合技术

一是以“避”应对“关税武器化”。加大对外贸企业进行政策与业务培训力度，引导企业灵活运用美国海关归类（HTSUS）中的低税率或特殊进口条款，利用自由贸易协定、第三方国家贸易优惠计划，降低关税壁垒的影响。反向借鉴美国301条款，积极申报机械制造、机电商品及其零部件的301关税豁免。

二是以“降”应对“审查工具化”。建议引导企业积极利用首次销售规则、估价扣除规则、转移定价与贸易救济事后调整规则，降低产品的进出口成本并主动排除风险因素，利用对外贸易区、保税仓库、海外仓、保税运输等方式延迟美国单方面贸易“安全”审查，为其中满足条件的产品申请豁免审查。国家相关部委联合各个国际贸易行业分会，加快出台《自主构建可追溯性国际贸易审查清单指南》，帮助企业提前应对纷繁复杂的审查程序。

三是以“追”应对“经贸政治化”。引导企业追踪全球南方、金砖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国际市场动向，以追求稳固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为目标，建立多元化国际供应商网络，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此外，在联合国框架下，引导企业加入追诉程序，指控美国大肆诋毁中国商品存在的“人权”“道德”“劳工”“童工”问题是非法且无依据的，跳出美国“叙事陷阱”并追诉由此造成的损失。

（编辑  季节）

本文提出“新科技形态”的概念，是为了表达：科技已经与人们原本的认知大相径庭，其内涵和外延，其结构和机制都发生了本质变化。例如，近年来人们使用诸如“大科学”“大物理”“大数学”这样的概念，就是试图突破在传统框架下的科技认知障碍。我主张“新科技形态”的英文是“a ne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m”。这个“form”也可以是“pattern”，以避免被高度误解和滥用的“范式”（paradigm）概念。

新科技形态的九个关键特征

人工智能原本就是科技体系中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处于边缘领域的组成部分。但是，2022年11月，因为ChatGPT的突破性进展、开发和应用，人工智能催生了新科技形态。可以说，人工智能是传统科技形态向新科技形态转型的内生变量。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新科技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新科技形态至少有以下九个非常关键的特征：

第一，新科技形态具有自主生命力。图灵奖获得者杨立昆这样定义人工智能：“所谓人工智能就是用机器执行通常由人类或动物完成的任务，即机器要有感知、推理和行动能力。” 杨立昆还引用了图灵的观点：人工智能通过机器学习，最终会拥有“成人的思维”。 当人工智能与科技结合，人工智能的自主生命力的基因必然渗透到科技领域的方方面面，导致科技形成自我发展的生命力。其实，早在500多年前，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就主张，科学就是一种主体，科学是有生命力的。一部科技历史，就是科技内在的生命力不断成熟的历史。因为人工智能，科技原本生命力得以充分焕发，并促成科技成为独立主体。从长远趋势看，科技存在着自我发展的意志和意愿。

第二，新科技形态正在将人类工具化。自文艺复兴以降，近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历史，就是科技不断深化作为人类工具的历史。即使爱因斯坦也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 但是，因为人工智能与科技的融合，科技正在逐渐将“科技作为人的工具”改变为“人成为科技的工具”。其实，在工业社会，人已经异化为物质消费的工具；在信息社会，人异化为信息和大数据的工具；在人工智能和科技融合的时代，人异化为新科技形态的工具。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选择各自的“信息茧房”，沦为大数据的工具，智能手机的工具，进而成为大模型的工具。在这样的过程中，人开始失去自己。

第三，新科技形态改变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组合模式。工业革命导致基于基础科学的技术崛起，逐渐形成科学与技术之间既有差别、又相互促进的关系。进入20世纪后半叶，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被简化为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模式，即R代表基础科学研究，D代表应用技术的开发。而由于人工智能颠覆了R&D模式，新的科技形态表现为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一方面，没有技术支持的科学，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科学将裹足不前。另一方面，没有科学含量的技术，将没有价值和意义。现在正进入科学与技术的界限日趋模糊的历史阶段。简言之，在新科技形态下的科学技术呈现显著的“一体化”趋势。

澳大利亚数学家陶哲轩（Terence Chi-Shen Tao，1975—），主张大数学概念。他在2024年9月25日发起“等式理论计划”。他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工具，经过57天确定了4694个等式之间22028942个蕴含关系。在前9天进度就达到了99.866%。这张图是他在设想这整个计算的一个架构（图1），靠的是“数学家 + AI”。

图1 等式理论计划计算架构

这个例子证明：数学家需要通过人工智能开拓新的疆域。人工智能将并且已经改变数学的存在形式和数学未来的演进。甚至可以认为，因为AI的存在，整个数学史要重新认知。

第四，新科技形态实现了科技的集群化和集群化的集合。今天，任何单一性科学都难以存在，任何一个学科都是无数科技的组合或者集群，进而集群再构成集合（图2）。例如，现代化学下有五个二级学科：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高分子化学和物理。与化学有关的边缘学科还有：地球化学、海洋化学、大气化学、环境化学、天体化学等。还例如，生命科学中有基因学、基因组学、基因编辑等。

总之，科学不再是收敛的，而是发散的。科学本身是一个耗散结构。科学现在是一个矩阵，可以具象化为一个拓扑形态。

图2  科技集群集合

第五， 新科技形态科技演化的和无尽的加速，呈现指数级增长趋势。科技每天都在膨胀和加速，人类的困境在于没有能力把握科技无尽加速的新形态。主要原因包括：（1）知识和信息的爆炸。学习革命、科技的基石是知识和信息的积累。互联网和其他信息技术的普及导致获取和分享知识成本下降。（2）研究机构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巨大。科学家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也在不断改进，更高效地进行实验和观察。（3）跨学科的合作。（4）技术创新和竞争。企业努力推动技术创新，以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5）政府提供大量的支持和资助。

第六，新科技形态突破传统的“试验方法”。实验方法是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前提条件。所以，现代科学又被称为“现代实验科学”。从本质上说，实验具有实践和理性的双重特征，实验需要理论思维的指导。在人工智能时代，越来越多的科技进展，不再基于“眼见为实”的实验，而是来自模拟的复杂环境。例如，宇宙大爆炸是没有可能通过实验室环境观察的；多维空间、夸克，以及地球的重大灾难很难通过实验加以实现和证明，人工智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实验模式。例如，人工智能可以模拟数亿种蛋白质结构，也可以提供建构3D物理世界的引擎。

第七，新科技形态持续扩展科技泛化的边界。1945年范内瓦·布什博士提交给美国总统的一份报告，题目是《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近80年的科技历史证明，科学前沿没有尽头。科技活动与人类的其他活动不同，科技存在与生俱来的内在动力，科技的每一个进展会引发新的科技课题，刺激无穷的探索。人工智能无疑展现了科技前沿和边界无限拓展的可能性。例如，人工智能和量子力学正在急速结合。

第八，新科技形态和科技的演化和突变。演化（evolution）和突变（mutation）都是生物学中的重要概念，描述生物体在时间过程中的变化和适应。其中，演化是指生物种群在长时间内逐渐发生变化，但是演化通常是指代际变化，即一个个体的后代与其祖先之间的区别。演化可以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也可以是基因发生改变的综合作用。至于突变，是指生物体的遗传物质DNA发生了改变。按照基因结构改变程度，可以分为小规模突变和大规模突变。大规模突变涉及染色体结构的突变。科技有着清晰的演变和突变的历史轨迹。科技的DNA不仅可以演化，也可以发生积极的或者消极的突变。人工智能即多种科学技术交叉进化和突变的结果，也将会反过来影响科技进化的机制和过程。

第九，新科技形态将孕育新的科学家群体，甚至AI科学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出现超人类水平的数学家和超人类水平的程序员。因为新科技形态需要计算（也就是编程）革命和数学革命。人工智能有助于不断生成程序，直到找到一个真正有效的程序；在数学方面加速复杂证明。在化学领域，人工智能不仅可以阅读化学相关内容，发现化学原理，然后进行测试，进而还可以将测试结果添加到自己的认知中。科学子学科的语言相对简单，这意味着在某些领域，AI 很快就能超越人类专家的能力，形成AI科学家群体。

为什么新科技形态可以主导未来25年

第一，新科技形态将吸纳人类各类主要活动。在21世纪第2个25年（2025-2050）中，科技活动将成为人类最重要的活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思想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无一不受制于科技活动。例如，经济活动将成为科技创新的副产品，艺术和科技正在加速融合，人类的自然智慧正在被人工智能智慧所改变和改造。

第二，科技规律将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在工业社会，源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就是社会的普遍规律。进入信息和数字社会，信息规律和数字规律成为最基本的规律（图3）。例如，虽然摩尔定律是半导体科技发展的规律，但是，因为芯片影响整个计算机和互联网产业，所以摩尔定律就具备了普遍意义。因为语言大模型地位的至关紧要，与大模型紧密相关的标度律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普遍意义。

图3 已经显现的和未显现的科技规律地位不断上升，传统经济规律的地位不断下降

第三，以人工智能代表的新科技因素将改变精神、思想、智慧，还包括意识，进而改变语言、信息和逻辑。人类语言危机由来已久，现在因为人工智能可以重构人类的语言系统，改善因为语言理解误差所造成的各类资源浪费，突破维特根斯坦指出的语言的无法说尽性。在中国，已经没有可能依赖《通用规范汉字表》中的8105个汉字来表达和认知被科技主导的世界，中文世界需要人工智能主导下的一场语言革命。

第四，科技因素将通过算法改变社会结构和机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25年内，科技社会化和社会科技化将是大趋势。科技将日益深入地改变社会组织、社会阶层，以及社会的生活方式。例如，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可以解决人类文明所积累的信息存量，而且可以处理人类不断地以指数增长速度所形成的信息增量。没有人工智能，人类将陷入信息熵增的危机中不能自拔。

第五，新科技形态会推动教育革命进入新阶段。虽然人工智能能够帮助处理大量的信息，但其输出内容与行为方式的准确性与适用性并不能够保证与人类用户的需求相匹配。例如，在OpenAI o1-preview模型与象棋专业引擎Stockfish的象棋竞赛中，o1-preview模型不需要对抗性提示即主动通过入侵测试环境并修改数据的方式来强制赢得比赛。 在教育中，学生可能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工具，而忽视了自己的思考和创造力；同样，因为人工智能技术在当代教育中的广泛应用，甄别学生是否通过人工智能作弊也非常困难，教师误判的情况时有发生。 新科技形态确实改变了当代教育的面貌：教育者需要引导学生正确使用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工具，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批判性思维，以期在信息过载的时代博得生机。

第六，新科技形态酝酿新伦理共识。仅仅在数据利用方面，人工智能技术除引发数据的隐性歧视与智力成果权等争议外，还有健康数据的去识别化、数据的二次使用、数据集的链接、群体层面伤害的可能性等等应接不暇的伦理挑战。202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了“准备情况评估方法”（Readiness Assessment Methodology，RAM），作为支持会员国实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Eth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Recommendation）的重要工具。 通过一系列定量和定性问题，RAM旨在收集有关与一国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相关的不同维度的信息，包括法律和监管、社会和文化、经济、科学和教育以及技术和基础设施维度。类似地，中国科技部发布的《负责任研究行为规范指引（2023）》以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的《学术出版中AIGC使用边界指南》，对于科学研究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出了伦理要求与学术规范。新科技形态迫使人们重新审视普遍的行为规范是不是应时而生和合事而作的。

“新大西岛”技术乌托邦VS科技、资本和政治的全新结盟

新科技形态正在引发一场人类前所未有的最精彩的彼此对决。科学的理想主义者、科技的乌托邦主义者的代表是培根。在他死后的一年（1627年），他的一部小说《新大西岛》（New Atlantis）发表。这是一部没有写完的作品，它所描写的是，在这个岛上，有一个称为“所罗门之宫”的最高统治机构。这个机构由科学家组成，分成各种各样的科学部门。因为培根相信知识比物质要有价值，这个世界的统治应该实现精准的统治，并通过科学家得以完成。

如今，培根的技术乌托邦想法已经快过去400年了，培根的“科学家治理”“科技至上”的理念一次又一次地被历史重新认知。现在又到了一个历史节点。20世纪90年代与互联网结合在一起的技术乌托邦运动，进入21世纪之后人工智能引发的技术现实主义和技术进步主义，就是培根技术乌托邦思想的再生。人们需要这样的科技乌托邦对抗科技虚无主义。

2024年美国大选之后，美国开始了科技与政治结合的试验。马斯克和特朗普的结合，代表形成了科技资本和政治的全新结盟，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权力再分配和权力大转移。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看到人工智能和加密数字货币实现了全面结合，比特币重新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财富形态；OpenAI、马斯克，以及谷歌之间的全新合作。随着巨额资金的投入和顶尖人才的加入，AI 发展正在进入一个关键的竞争阶段。

没有悬念的是，人类社会确实进入新的科技形态开始主导历史观念的时刻。

 1944年，有两本书对后世影响至深。一本书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另一本书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这两本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想。《大转型》是以19世纪为参照系的，哈耶克是以当时现实存在的集权制度作为参照系。80年之后的现在，人们看到，科技正在主导21世纪上半叶的大转型，科技和资本的结合有可能形成新的统治方式。

最后，引用格雷戈里·蔡汀（Gregory John Chaitin，1947-）的《证明达尔文》（Proving Darwin: Making Biology Mathematical）里的一句话：“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创造性去设计一个允许创造性的社会。” 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是正面创造性主导的社会。

结语

2024年6月，联合国确定2025年为“量子科学与技术年”，为什么把2025年作为“量子科学与技术年”？因为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1976）在1925年也就是他24岁的时候，提出了量子力学的矩阵模型。后来薛定谔做了一个波动模型，这两个模型是等价的。2025年，量子力学成为一个成熟的科学的历史起点。

量子科学的核心贡献是实现了对物质与信息的整体性解释。当对物质微观分解到达夸克（quark）的层次，即物质到达量子单位的时候，它的重量和质量已经无关紧要了。例如，光子已经不存在重量，正在和信息实现一体化。

在2025年认识量子科学的真正意义，就是要重新认识精神与物质、物质与信息、物理与思想的关系。

（编辑 季节）

2024年的美国大选牵动了世界神经。特朗普再次当选，凸显美国政治生态的光谱变换和社会撕裂的严重程度。在特朗普2.0时代，美国内政外交政策走向如何？中美关系将如何演变？无疑是当前国内外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为此，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24年11月12日在北京举行“美国大选后形势及新政府对华政策”研讨会，由孔丹理事长主持。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在特朗普2.0时代，中国将进一步面临来自战略层面和经济科技层面的双重压力。中方应坚持对美既定方针和与美缠斗的策略为主轴，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以活跃国内经济和货币金融手段对冲美高额关税对我国的影响，强化与亚太和欧洲及“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和科技关系，利用好RCEP及美欧经贸关系可能变化所提供的机遇，应对特朗普对华政策调整带来的变化。

特朗普再次当选的时代背景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原秘书长丁奎松指出，2024年美国大选是近年来最复杂、选民群体最分裂的一次选举。民主、共和两党起初是拜登与特朗普之间的竞争，之后变成哈里斯与特朗普之间的对决。哈里斯在保持拜登主要的内外政策基础上，在政治光谱上趋于中间偏左的激进自由主义路线，更加注重价值观、法制等社会议题；提出“机会经济”口号，强调关注黑人、拉丁裔等中下层百姓利益，承诺不对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下的百姓加税；维护《平价医疗法案》，承诺提高制药公司定价透明度，免除低收入人群医疗债务；承诺促进环境友好型产业发展，走清洁经济道路；继承拜登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联盟战略，在对华政策上坚持“战略对手”的定位，在地缘战略和经贸科技等领域强调强化对华打压。

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研究员吕祥指出，从大选结果看，美国选民显然对哈里斯激进自由主义的一套主张不买账，反而对特朗普以民粹主义、重商主义为特征的内外政策主张更感兴趣，能够接受特朗普改革政府机构、打击腐败的主张。因此，特朗普不仅在选举人票上获得大胜（312：226），而且选民票也领先（50.4%：48%）；共和党重新夺回参议院多数席位（53:46），维持众议院多数席位（目前214：203），赢得全美27个州的州长选举，并使最高法院落入了保守派法官的掌控。特朗普及共和党已将美国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里，这为特朗普当政后即将推进激进的政府改革奠定了基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刘宝成指出，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实施的产业振兴计划成效明显。美国在先进制造业领域形成了具有综合性、立体化、连续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战略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任务分解清晰，机构分工合理，实施部门和人员具有较高专业性，政策和项目具有较高透明度，政府部门不得插手各类实体的具体决策。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救助措施保护了隐形冠军，为制造业回流维护了产业生态。自2022年以来，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的实施对芯片和新能源行业回流在短期内发挥了显著的刺激作用。总体来看，美国产业回流集中在电器设备、电子产品、化工、交通设备、医疗设备和器材等五大行业。

特朗普2.0时代美国内政外交政策走向

美国内政将受制于国内社会的“四重矛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魏南枝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将面临四重结构性矛盾的挑战。一是中心区坍塌趋势与边缘区供血不足的矛盾。美国领导的霸权体系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中心——边缘”圈层结构。冷战结束以来，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冲击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民族国家的主权能力，美国对其边缘区的剥削掠夺已不足以实现对中心区的有效供血，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正在加剧美国霸权中心区的坍塌趋势。二是国内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之间的矛盾。冷战结束后，美国社会阶级矛盾激化问题越来越突出，统治精英则用身份政治话语横向撕裂美国社会，用身份标签把人们分割为不同群体，并刺激美国各群体对立争斗，使得阶级矛盾和社会撕裂日益严重，削弱社会共识。三是党派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美国是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国家，各州和地方保有广泛的自主权，两党分别主政的州和地方很难贯彻统一的国家战略。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曾多次出现联邦和州的权力博弈。身份政治、政治极化和两党争斗不断升级，导致特朗普的施政前景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四是共和党内部三股力量之间的矛盾。目前共和党内有归顺特朗普的部分建制派、特朗普领导的“MAGA”运动、以马斯克为代表的新兴势力三股力量并存，这意味着即使在共和党内部，特朗普也需要和传统建制派进行一定的交易和妥协，以推动其施政计划落地。共和党内部围绕政治分肥的各种斗争在加剧，特朗普放言，清理共和党内反对派的做法已经点燃共和党传统建制派的愤怒。

美国对外政策将有进有退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兼行长李若谷认为，特朗普将用提高关税的方式弥补国内减税造成的政府收入减少，但并未充分考虑贸易对象对其进行反制和报复的可能性及后果。加之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权力掣肘因素大大减少，估计其推行极端贸易和关税政策的可能性会极大提升。

丁奎松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会更加义无反顾推行其各项内外政策。对内，他将突出和强化“内顾化”思维，摆脱“深层政府”掣肘，依托保守派亲信推进对行政当局、军队、情治部门等的结构性改革，推进驱逐非法移民和开发化石能源进程。对外，则以“美国优先”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理念确立美国未来战略重点、策略手段和利益交换机制，回归“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倾向于以推动主要大国双边关系为主的外交战略，要求美欧亚盟国更多负担美驻军费用，谋求重建“美国优先”的霸权世界格局。具体而言，特朗普将积极调整大国关系，以结束俄乌冲突为突破口谋求稳定美俄关系，甚至不惜以放松金融制裁或解冻俄资产等方式换取俄罗斯松动谈判立场，并尽可能在中俄关系中打入楔子；在中东维护以色列既得利益，进而推进阿以和谈；继续把能源作为“武器”，加大对伊朗、委内瑞拉等国的经济制裁和石油出口限制，掀起更多经济战、贸易战、科技战等。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任意认为，特朗普有意放弃美国对乌克兰的承诺和支持，减少对北约的承诺，将疏远和欧洲的关系。欧洲需要开始考虑建立自己的产业体系和防务体系，而不能再指望依靠美国。美欧关系出现的间隙，将给中国的地缘政治腾挪提供空间。特朗普意在减少对北约的投入，可能停止对日本、韩国的无条件国防支持，因而将大大减少中国所面临的美西方与日韩两国横纵联盟带来的压力。特朗普将更加聚焦本国的产业振兴，减少对南亚、拉美、中亚、东欧等地区的投入，将在战略上放低乃至“放弃”其中一些国家。这将伤害拜登政府过去四年为重修美国与这些国家双边或多边关系付出的努力，这种战略转移将给中国在上述地区创造更多活动空间，降低区域冲突风险，并总体改善中国的外部环境。

正思（香港）顾问有限公司总裁、香港特区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陈少波指出，美国在1992年通过的香港政策法案中，专门把香港澳门作为独立区域实施“富布莱特计划”，历年来安排大批香港学者专家、青年精英前往美国交流，并在香港成立了类似同学会的机构，对香港社会形成了潜在的持续影响。不过，在特朗普1.0时代，他终结了“富布莱特计划”。在特朗普2.0时代，他仍然不会有兴趣与意愿去继续推动类似的民间交流计划，不像民主党政府那样维系美国在香港的影响力。因此，美国对香港在这方面的交流渗透可能会告一段落。在意识形态较量和认知战层面，特朗普2.0时代会减少对自由亚洲电台、开放技术基金、国际媒体署等的投入，甚至可能削减人员。这将减弱美国对香港的认知战攻击，减少通过其认知战工具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香港的危害和压力。

美国将更加强调能源主权和产供独立

中国石油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原专职副主任吕建中认为，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十分强调能源独立。特朗普第二任期将进一步推进化石能源开发，维护美国能源主权和独立；提升能源出口能力，实现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目标；调整乃至放弃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的相关政策。具体而言，特朗普将进一步支持传统能源发展，放松对国内油气开发的限制，鼓励增加国内油气产量，支持扩大天然气出口，把能源特别是石油的价格降下来；限制新能源发展，不认可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及ESG，反对过多投资新能源和实施价格补贴，但并不反对清洁能源、提高能效、发展能源技术，而是要追求一种务实、稳健的能源政策。

特朗普2.0时代的中美关系走向

中美两国可以实现“博弈式共存”

中信基金会副秘书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湘穗指出，中美关系发展对于国际格局演变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中美关系是由两国的力量对比、战略目标、双方关系导致彼此的收益与损失、领导集团对局势的看法及政策偏好、社会舆论等因素共同作用而决定的，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要受到中国反制的影响，不是由美国一家说了算。中国只有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在各方面真正具备体系塑造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政策方针可以概括为：冷静研判、沉着应对、准备对抗、欢迎合作。冷静研判，是从美国国家生态的现状、发展、变化进行研判，既不要被美国政客的话语激怒，也不可被舆情摆布；沉着应对，是对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要沉住气，不能过度反应，自乱阵脚；准备对抗，是要把局面想得坏一些、严重一些，做好对抗的准备，我们虽然不愿打，但也不怕打；欢迎合作，是指解决中美关系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加强对话、促进了解、争取互有让步的中美合作。应该看到，中美两国谁也不应当把吃掉对方作为战略目标，两国间的对抗、斗争、博弈归根到底都是手段与过程，两国最终还是要在世界上共存，这其中蕴含着不同文明大国的关系哲学与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实现“博弈式共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任晶晶认为，特朗普再次当选将对俄乌冲突走向可能产生直接影响。特朗普2.0时代，欧美关系将面临新的动荡和重塑，俄罗斯坚持“转向东方”的势头将得以延续。中国应毫不动摇地坚持在国际斗争中的战略自主性，积极主动运筹谋划，争取和维护长期于中国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美两国在经济科技领域的博弈将进一步升级

国家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卢周来、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梅永红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将持续强化科技领域“关键十年”战略，重点推动半导体和微电子、人工智能、太空技术、网络与电信基础设施等领域技术发展；推出对华科技战2.0版，进一步加大对我国极限施压力度。美国对华科技战2.0版将具有烈度更高、打压更甚、领域更集中的特点。具体而言，美国对华科技脱钩将直接从“小院高墙”走向“大院高墙”，包括生物医药、农业科技等在内的更多科技行业将被美国政府纳入对华出口和投融资限制清单，且打压范围将从单个企业沿产业链、供应链拓展，管控层次逐步向远端渠道、迂回路径深入，“智能+新兴技术应用”将成为中美科技竞争博弈的最前沿和交锋面。

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将在科技、资金流入方面加大对华限制，将对我国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负面冲击，尤其是在创新氛围、高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将造成较为直接的影响。美国是全球第一大对外投资输出国，对全球FDI流向具有重要影响。拜登政府时期，美国FDI的流入规模明显增大，这同近年来美国大力推行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密切相关。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对一些企业产生了吸引力，这在特朗普任期有可能发生改变，他可能减少补贴，采取关税等“大棒”政策，从而对我国扩大开放、招商引资等工作造成压力，影响我国吸引FDI。与此同时，美国创投资金对市场的引导作用非常明显，美资下降对我国创投市场活跃度将造成重大影响。我国创投募资结构较为单一，一直以来都是以政府资金和企业投资者为主。而我国养老金、保险金规模实力强大，但囿于创投风险高、回报率不稳定，对股权投资和创投基金支持较为谨慎，耐心资本不足，创投行业“投早投小投创新”的氛围和生态还未形成。美国对科技人员的限制、对进入美国融资的限制以及对美国资金进入中国行业的限制对我国创新经济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入的。   

美国对华脱钩断链对双方都将造成伤害

魏南枝认为，集中资源对中国进行遏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必然选项。首先，美国在短期内没有对华开启全面热战的意愿与能力，大概率将采用代理人战争或制造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冲突，对中国进行消耗。其次，美国将深度与中国进行经济脱钩，将更加关注摆脱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依赖”，包括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阻止中国购买美国的企业，阻止进口中国汽车，强调“将关键供应链带回家”、“购买美国货”和“雇用美国人”等。尽管美国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中国产能的国家与地区，但可以此对中国进行讹诈，迫使中国进行让步。再次，以“中美脱钩”将中国推入“产业空心化”陷阱。自2018年中美双方爆发贸易战以来，美国推动“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政策，诱使或迫使中国进行产业向外转移，使中国陷入“产业空心化”陷阱，造成中国就业压力空前加大，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中年人收入降级，老年人缺乏安全感。。

丁奎松认为，美国将战略重点针对中国推进印太战略布局，以“美国优先”原则重构对印太两洋双边为主的战略经贸关系，重提“在公平对等基础上推进双边贸易协议”，致力于自由市场经济，与盟国加强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届时，中美关系可能在新的双边建构中寻求某种新的平衡。上任之初，特朗普将加重对华经贸施压，最大限度获取经济利益。特朗普宣称要对进口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这将严重冲击中美经贸关系。但大幅提高关税也将提升美通胀率。据美相关智库研究测算，特朗普对华加征60%关税将使美通胀率上升0.4%，如中国对美相应回击，则美通账率将上升0.9%。

面对中美关系新变局的中国对策

破除幻想，自立自强

卢周来认为，中美在新兴战略领域竞速，不仅是科技之争，更是国运之争。半导体产业立足以弱抗强，打持久战、整体战，在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下建立统一战线，坚定不移走自主可控发展之路，在智能时代，差异化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人工智能核心算法、高端芯片等方面，重视发挥我国庞大规模应用市场优势，将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先进材料、高端制造、新能源等领域，使千行百业形成快研发、快应用、快迭代的叠加增效效应，把握技术突袭与反突袭主动权。统筹运用科学手段开展技术预测，精准遴选技术方向、迭代优化重大项目攻关方向和技术路线，在我国技术领先领域和美国短板领域发起技术突袭，建立不对称优势；在落后领域着力塑造后发优势，回避研发探索风险，在工业体系优势实现追赶赶超。

吕建中指出，在中美能源和气候领域博弈中，中方应以底线思维出发，要应对美方能源武器化挑战；推动回到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恢复和扩大从美进口LNG；以传统能源企业之间的合作为抓手，向多能源领域延伸；坚持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领域进行合作交流；在应对重大油气地缘政治风险上保持沟通合作。

坚持扭抱缠斗、自主开放的竞争策略

陈卫东认为，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高质量开放体系取得良性效应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与全球市场的接轨，一些有利于创新的价值理念、投资管理规则将对我国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业态及以此为发端的数字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卢周来指出，应坚持以“两手对两手”策略，限制、弱化对手的打压，避免陷入与美西方全面脱钩和对抗。一是加快建立科技风险预警监测体系。完善风险监测预警协同工作机制，构建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开展常态化风险监测与研判预警，制定断供、制裁的应急应对预案，推动实现科技安全风险的早发现、早预警、早研判、早应对。二是加紧开展反制裁专项行动。出台反制国外制裁的规章制度，储备多样化政策工具；梳理美西方严重依赖我国的原材料清单，以缠斗“互卡”方式迫使对方让步。三是协同推进破美盟与拓“南方”。充分挖掘与西方联盟“互利共赢”的空间，与“重要大国”“关键小国”形成国际创新合作布局。充分发挥我国规模化市场优势，形成基于创新链共享、供应链协同、数据链联动、产业链协作的一体化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深化与“南方国家”的新型南南合作，以技术合作“朋友圈”突破美西方脱钩的“包围圈”。

以效率和目标为导向推进国内科技体制改革

卢周来、梅永红认为，美国科技发展将进一步以效率与目标为导向，实行更灵活的决策方式、更高的运转效率、更优的质量水平。而我国科技领域面临的一大问题是，科研管理把程序与规则看得过重，而把效率与目标放在其次。为了应对特朗普发起的对华科技战2.0，我们应发扬我们党管理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以信任科学家为前提，强调目标管理，提供必需条件，构建能够真正调动科学家积极性的创新生态体系。与此同时，要加强中美民间交流，加强中美工商和文化界交流，发挥好智库及非政府机构作用，加大对美底层工作和以商促政工作的力度，推动中美两国建立多层次合作关系。

在营商环境和投资产业方面建立比较优势

陈卫东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应认真研究美国切断创新资金联系对我国可能造成的缺口和影响，在国内资金循环上围绕创新经济发展形成突破，真正推动新质生产力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要利用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夯实成熟产业链及配套，不断巩固、提升比较优势。要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规模效应为各产业发展创造足够市场空间，避免产业发展在低赛道中过度竞争与“内卷”。要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政策环境、税收环境，打通创投资金的循环体系，既给国内投资者带来确定性，也对外资产生吸引力，特别是要不断提高对美国以外的国际资本的吸引力。

魏南枝指出，我们应警惕我们被美政策诟病推入“产业空心化”陷阱。为此，亟待加强国内大循环，改善产业工人培养机制。一是改善制造业中小企业工作环境；二是提高劳动要素话语权，目前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收入分配要素中，劳动要素较低；三是提升产业工人收入待遇福利水平，推动产业工人更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四是限制对一线产业工人和工程师的“减员增效”，强化政府有关部门和工会对产业新的发展形态下劳动者和劳动技能培养的主体责任。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问题根源在于资本全球扩张获取超额利润，拒绝反哺本国工人阶级。他们在对华舆论战中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论”，炒作“中国抢走全世界工作机会论”，将全球经济低迷、多国劳动者生活困苦等问题归咎于中国，我们对此应进行全面深入揭批。

在涉港台问题上健全法制、坚持斗争

陈少波认为，美国政府交接期内可能炒作香港议题，对此我方应有所防备。香港要尽快推动经济转型，从过去主要依赖欧美市场，转向东南亚、中东和全球南方。香港要尽快加入RECP，进一步拓展东南亚市场，通过商会、企业、同乡社团、NGO等拓展影响力，争取将东南亚打造成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缓冲区。这需要有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需要形成系统集成和工作机制。香港新范式基金会总裁邵善波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势必会抛弃过去的经济自由主义，转而推动产业政策、反思劳工政策和环保主义等。这为香港清理内部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问题创造了一个窗口期。香港应该在中央推动下，尽早系统启动去除“西方中心主义”工作。

关于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台湾问题，丁奎松认为，在台湾问题上应坚持原则，对美售台武器、在台驻军等助推“台独”分裂活动的行径绝不让步，积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以美进我进、后发制人原则处理和应对台海局势。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认为，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反对战争。拜登政府支持台湾民进党踩红线，但不允许过红线。特朗普则可能连踩红线也不允许。

推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进程，支持欧盟追求战略自主

任晶晶认为，当前俄乌战场的胶着态势为中国开展对美欧俄工作提供了难得机遇。中方应支持俄乌双方重启政治谈判解决进程，推动双方回归《新明斯克协议》设定的“诺曼底模式”。在俄乌及美欧各方之间更好发挥调停作用。同时，中方应积极鼓励和支持欧盟追求战略自主。一方面，中国应适应中欧“制度性竞争”环境，积极运筹中欧关系，防止“被脱钩”或“被阵营化”。另一方面，要防范欧美深度勾连，形成共同遏制中国的跨大西洋联合，防范欧盟被美国“政治正确”话语绑架，与美国共同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抹黑和攻击。

（编辑  季节）

2024年1至10月份，我国货物进出口总值为3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2%；按美元计进出口总值50676亿美元，同比增长3.7%；国际市场份额基本保持稳定，外贸表现亮眼。通常10月份是外贸备货高峰之后的低谷期，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是，今年10月份的进出口额按美元计增长了12.7%，这被解读为是应对美国下一届政府将对自中国进口货物征收高额关税的提前行动。短期的提前集中备货毕竟是杯水车薪，之后的中国外贸怎么走？

对华政策将成为美国新政府的一个重点

胜选后的特朗普正在配置其行政班子，对华政策走势将成为美国未来政府的一个重点。从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批准的《2024年纲领》中可以观察特朗普2.0时代对华事务的基调。

《纲领》提出了20项承诺，其中一些与中国有关，主要集中在经济贸易和国防实力两个方面。在经济贸易方面，《纲领》主张“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承诺“重新平衡贸易，确保战略上独立于中国，振兴制造业超级大国地位”，并提出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逐步停止进口必需品，并阻止中国人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工业企业”。美国未来政府对华政策将是中国外贸发展的最大干扰因素，中国的对策在于采取积极措施稳住产业链供应链，着力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双循环发展，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来对冲“小院高墙”，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全球南方现代化发展，引领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

美国新政府将出台强硬的对华经贸政策

　　一是继续执行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强硬的贸易政策包括对几乎所有进入美国的商品征收10%的全面关税，以及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将征收高达60%的统一关税。虽然具体的实施范围和节奏会有所调整，但大打关税牌来挑战中国无疑已是确定的，这必然会进一步破坏中美贸易关系，进一步降低双边的进出口占各自出口的比重。从中美贸易摩擦第一阶段的实际效果来看，加征的关税绝大部分是进口方承担消纳的，这就严重损害了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影响美国经济并威胁其就业，导致通货膨胀急剧上升，同时疏远美国贸易伙伴、打击全球贸易体系、引发全球贸易争端。

　　二是进一步限制中国对美投资和获取美国高科技。美国新政府将会进一步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安全审查，确保有效审查并阻止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中国投资。美国新政府还可能会出台新的法规，明确禁止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5G网络、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对美投资。还可能禁止中国企业参与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项目，如电网、交通和通信网络等。

　　三是抵制中国企业的全球投资活动。美国将联合盟友对抗中国投资和中国出海计划，即通过多种方式的国际合作增强对中国投资的全球监管。特朗普政府会拉拢甚至胁迫其盟友共同制定和实施严格且相互协同的投资审查标准，建立跨国信息共享机制，及时交流和应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活动，从而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的出海步伐。

　　四是扩大针对中国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制裁范围和力度。利用经济制裁手段，特别是将“长臂管辖”国内法律国际化应用，打击中国企业的国际运营。美国新政府会将更多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列入实体清单和制裁名单，冻结其在美资产，限制其与美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交易，并重点制裁涉嫌参与“盗取”美国尖端科技、所谓“侵犯人权”的中国企业。

　　五是加强对在美国华人学者的管控。重启或重新命名类似于“对华行动计划”的措施，加强对中国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审查和限制他们在美国的活动，从而为在美华人与中国的正常交流设置更多障碍，通过阻碍人员交流达到科技脱钩的目的。

中国的应对之道

　　特朗普未来的四年任期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挑战在于对中国极限施压和对全球贸易体制的肆意破坏，甚至不惜取消相互给予的最惠国待遇（其本质是正常贸易条件），这将导致中美贸易关系严重倒退。然而挑战并不是不可预见的，总体来说我方的机遇大于挑战。

　　美国新政府将继续对中国实行高科技特别是芯片领域的封锁，中国需要继续采取综合性策略来应对这一挑战，解决“卡脖子”问题。过去8年的战略相持结果显示，我们的综合性策略是有效的。在特朗普2.0时代，中国需要扩大国际合作以分散风险，需要加大拓展技术和市场来源空间的力度，需要根据环境变化主动调整布局，发展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美国新政府将重回“美国优先”和“孤立主义”路径，为孤立中国争取欧盟、日本等美国传统盟友，我国应为开拓新兴市场国家创造条件。在与欧盟的经济合作方面，可大力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的落实，进一步开放市场，吸引欧盟企业投资中国；同时，加大对欧盟市场的出口力度，推动中欧在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医疗健康等领域的联合研发，尝试建立中欧创新联盟，促进技术交流和转移；与日本的经济合作方面，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进一步落实，加强与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往来。促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署，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一带一路”“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推动全球南方的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推动联合国、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国际规则制定和改革，与新兴市场国家共同应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规则歧视和规则霸凌。

我国要增强中国市场和中国产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能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高反“脱钩断链”的能力；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建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冲“小院高墙”，畅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相互促进的循环体系，推动全球南方的现代化，为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动能，为真正的多边主义提供体制性支持，维护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的权威性，引领经济全球化向普惠、包容、绿色、创新的方向发展。

（编辑  季节）

尽管受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冲突外溢等因素的不利影响，全球贸易出现波动，但是2024年全球贸易仍然明显复苏。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全球贸易展望和统计》预测，2024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2.7%。与2023年下降4.6%相比，贸易增速可圈可点。

展望2025年，全球贸易复苏道路并不平坦，既充满挑战，也面临许多新机遇，全球贸易将表现为持续的结构性调整，贸易增速放缓。

制约2025年全球贸易增长的主要因素

2025年，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仍然广泛存在，但在不确定的全球经济中，制约全球贸易增长的一些因素却是确定性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霾将成为贸易回升的主要障碍。

一是关税战阴云密布，贸易保护主义有增无减。美国大选尘埃落定，特朗普再次执政。在美国总统竞选中，特朗普提出对中国等国全面加征进口关税，这将成为大概率事件。美国关税和贸易政策已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各国对美国将加征高额关税均表示担忧。在美国的干扰下，作为管理全球贸易的多边机构，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制约能力日渐式微；美国新政府加征关税的政策，难免引发全球贸易摩擦，一些国家之间相互设置贸易壁垒，加剧已经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竞争，也将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带来更加严重的冲击，打击全球经济和贸易复苏的势头。美国货物进口额将近4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的16%～17%，美国加征进口关税幅度与全球贸易额收缩程度具有相关性，如果被加征关税的国家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关税贸易摩擦对全球贸易的冲击将产生更大影响。

二是各国经济的非同期性犹存，产业政策竞争加剧。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状况以及面临的经济问题存在较大差异，有些国家面临通货膨胀压力，有些国家则面临通货紧缩；有些国家经济处于恢复上升期，有些国家经济则处于下行期。由此，全球性的供求错配，供给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突出，制约全球贸易增长。全球经济作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经济贸易持续复苏离不开各国经济政策的协同、共同应对复杂的经济形势的挑战。但是美国奉行本国优先战略、强化产业政策，由此各国间产业政策的竞争将被强化，而国家间经济政策的协同性进一步弱化，增加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损害全球贸易的稳定性和经济复苏的势头。

三是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被打断，冲突与对立给全球经贸蒙上阴影。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经济分裂，缓解冲突的努力充满变数。在地缘政治冲突中，一些国家将商品、投资、科技、金融等武器化，正常的国际贸易活动遭受冲击，制裁与反制裁的较量扰动全球贸易，地缘冲突影响全球能源成本和航运路线、抬高贸易成本，所引发的世界性忧虑难以消退，各国纷纷寻求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这样的贸易政策调整在2025年仍将持续，导致世界陷入贸易全球化回潮的漩涡，加剧全球贸易扩张的压力，全球贸易难以持续较快增长。

四是安全概念泛化，国际贸易联系趋于脆弱。在大国竞争加剧、新冠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社会制度、价值观的对立有增无减，安全概念泛化在短期之内难有逆转。在维护国家安全、“去风险化”的名义下，全球经济贸易合作受到严重干扰，企业在一些国家“去风险”政策的扰动下，被迫调整投资贸易的流向和区域布局，无端增加国际贸易成本，降低贸易效率，影响贸易的稳定增长，“去风险”仍然是2025年全球贸易的巨大风险。

五是逆全球化暗流涌动，推升贸易成本。全球化逆流一经形成，在短期之内难以退潮。2025年，全球化逆流仍然是笼罩在国际贸易头上的阴霾，甚至存在变本加厉的风险。一些国家构筑“小院高墙”，建立排他性的经济集团，散布别国威胁论，推动制造业回流和“友岸外包”，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禁止高技术产品和服务贸易，全球经济技术合作被人为中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重构与收缩，不仅导致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匹配度降低，增加企业成本、抬高出口产品价格，加剧通货膨胀压力，而且降低消费者、投资者的需求能力，制约全球贸易的增长。

六是美国货币政策走向扑朔迷离，冲击全球贸易的稳定性。美国为遏制通货膨胀而持续加息后，近期选择降低利率。不过，对于“美国是否进入到降息周期”之问，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不仅是因为其降低通胀率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想目标，而且是因为谋求加征关税，必然推高美国物价。尽管美国社会降息的呼声增强，但是在通胀压力下，降息的难度正在加大。美国货币政策的变数不仅扰动着全球资本流向，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而且关乎全球经济复苏的持续性和全球贸易的增长。在金融市场动荡中，全球经济增长将受到抑制，全球贸易也将遭受冲击。

2025年全球贸易发展的主要动力

2025年，尽管全球贸易挑战和不利因素众多，贸易增速将放缓，但是支撑贸易增长的动力在积聚，抵抗和削减着保护主义对全球贸易的冲击，贸易结构变迁将持续。

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成为支撑全球贸易增长的物质基础。当今世界正经历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时代到来，大数据、算力模型开发出层出不穷的应用场景，已成为重组要素资源、重塑经济结构、改变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化、智能化代表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数字赋能传统产业和各生产要素，智能制造、智能服务异军突起，边际收益递增取代边际收益递减，生产效率急剧提升，既是推动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根本动力，也是2025年在保护主义盛行期全球贸易不至于大幅衰退的根本保障。

二是数字贸易异军突起，成为全球贸易的新增长点和结构变迁的新趋势。在数字革命中，各国加大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改善数字贸易物质条件；数字应用场景和模式不断创新，拓展跨境数字交付渠道；数字产业不断涌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提速，推动数字产品贸易和数字服务贸易蓬勃发展；数字技术不断创新迭代，助力数字技术贸易规模扩张；数字平台和数字贸易经营主体数量不断增加，跨境电商成为新型的国际贸易业态，削减了国际贸易中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改变着传统贸易方式；数据成为商品、技术、资本之外大规模的交易对象。数字贸易有望继续成为改变全球贸易格局、驱动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

三是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绿色贸易将保持快速发展。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巨大的环境赤字，追求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成为广泛的国际共识，绿色贸易具有光明的发展前景。近年来，绿色原料和清洁生产、绿色消费和废弃处理、绿色包装和绿色设计、绿色服务、绿色营销已经构成绿色贸易的核心要素，环境友好型产品贸易、资源集约型产品贸易和安全健康型产品贸易等绿色贸易在全球贸易中更快增长。2025年，在寻求化解贸易与环境的冲突中，绿色贸易将继续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增长点。

四是企业寻求突破，成为制约贸易保护主义的微观基础。各国企业，包括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国家的企业，在贸易保护与市场开放、安全泛化与效率优先、脱钩断链与经济合作、短链化与全球化的矛盾纠葛中，艰难地寻找着全球生存和发展的契机，在“脱钩断链”折磨下的企业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反感情绪呈上升状态，不断突破贸易保护主义的桎梏，让人们看到全球化逆流阴霾下的一道亮光，企业积极寻求新的全球贸易布局，拓展国际贸易合作空间，成为支撑国际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

五是区域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亚洲有望继续充当全球贸易的引擎。尽管受经济低迷、汽车和化工等主要产品出口下滑的影响，欧洲地区的出口额可能难以逆转下滑趋势，美国祭出加征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贸易增长将降速，拖累全球贸易增长脚步，但是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还在发展，RCEP持续释放贸易创造效应，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3.0版）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提高，将进一步夯实亚洲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基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亚洲地区有望延续外贸增长势头，充当全球贸易增长的引擎。

六是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呼声强烈，中国在支持经济全球化中扮演关键角色。中国践行开放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国际经济秩序，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增强全球贸易的稳定性，携手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化逆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为世界贡献国际公共产品，持续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经济合作平台和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功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国际贸易能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贸易持续高于全球贸易增速。中国将致力于推进与非洲以及“全球南方”的经贸合作，将自主开放与协议开放相结合，持续扩大进口，释放大市场的贸易红利，为更多国家带来贸易机会，有助于缓解经济全球化中各国利益不平衡的矛盾。

（编辑  季节）

ESG强调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倡导企业从单一追求利益最大化到追求社会价值最大化，这与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内涵的中国新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习近平主席指出，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开放”能带动创新、联动协调、增添绿色、促进共享，也是深化ESG传播实践、交流合作的重要支撑。我们希望以更加开放包容的视野，进一步密切与全球伙伴的交流互动，携手共商机遇、共谋发展、共创未来。

今年是中信集团成立45周年。中信源于改革开放、兴于改革开放，已发展成为一家金融与实业并举的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深耕综合金融、先进智造、先进材料、新消费、新型城镇化等领域，具有良好的综合优势和品牌影响力。截至目前，中信集团总资产超11.6万亿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超7000亿元、净利润超千亿元，在最新“世界500强”排名中位列第71位。45年来，中信坚持开放合作、广交深交朋友，在主动融入全球化和绿色低碳发展浪潮中，实现了发展质效的不断提升，形成了鲜明的国际化特色。

一是起步早，积淀了开放融合的深厚底蕴。中信集团成立之初便被赋予改革试点和开放窗口使命，在荣毅仁老董事长的带领下，坚持按市场规则和国际惯例办事，率先走出国门，广泛开展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合作，以先行先试的不懈探索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累了经验。这种开放交流的传统延续至今，成为中信文化的宝贵基因。

二是布局广，构筑了全球展业的领先优势。中信集团境外业务涉及金融、资源能源、基础设施、装备制造、电讯等多个领域，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整合了银行、证券、信托等金融全牌照资源，为境内外客户提供综合金融解决方案；打通了从资源开发、贸易、航运物流到金属冶炼、装备制造完整的产业链条，增强了产业合作的潜能；围绕多元消费场景加大布局，提供一揽子服务，全方位赋能美好生活。

三是落点实，打造了有口皆碑的标杆成果。中信集团持续推进“联合舰队”等商业模式创新，实施了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标志性工程。其中，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安哥拉社会住房等项目赢得了所在国广泛赞誉；德国海上风电等项目打造了第三方市场合作典范；中信戴卡摩洛哥工厂、哈萨克斯坦KBM油田等项目，为所在国工业化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四是理念新，增强了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动能。中信集团大力践行ESG理念，坚持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形成绿色金融和绿色产业联动发展局面。统筹综合金融资源，构建起“绿色融资、绿色投资、绿色咨询、绿色生活、碳管理”五位一体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绿色债券承销规模位居市场第一，推出国内首个由银行主导的个人碳减排账户。积极布局节能环保产业，中信环境持续深耕绿色工业环保、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治理、循环经济产业园等领域，美能膜技术全球领先。全面推进产业绿色转型，中信戴卡、中信特钢先后建成了铝车轮和特殊钢行业两座世界级“灯塔工厂”，节能降碳成效明显，有效带动了行业上下游转型升级。中信重工绿色智慧矿山全流程解决方案实现了生产过程的智能感知、自主决策和智能调节，擦亮了“绿色智造”名片。

五是交往深，拉紧了民心相通的融合纽带。中信集团坚持秉承正确的“义利观”，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树立了有担当、有温度的中资企业形象。从兴建中信百年职校到建设尼日尔综合医院，从推进非洲种业合作到搭建出版、智库等文化交流平台，“小而美”不断结出“大硕果”，有力促进了所在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45年来，中信的国际化，始终是同各方互利共赢、优势互补的国际化，始终是创新引领、充满活力的国际化，始终是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国际化。我们在致力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全球合作伙伴带来了新的合作发展机遇。当前，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越是环境形势复杂，越要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合作，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在2024ESG全球领导者大会上，中信提出了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共同把握中国市场机遇。中国经济稳健前行，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特别是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中信集团愿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所发布的“来中国、找中信”“要出国、找中信”两大服务品牌，全面统筹金融全牌照资源和产业创新资源，就是助力各国企业投资中国、赢在中国。

第二，共同拓展全球互利合作。产业链供应链是经济发展的“血管系统”，唯有把合作的纽带拉紧，把互惠的蛋糕做大，才真正符合各方利益。中信愿与全球合作伙伴建立更加紧密的交流共享机制，不断创新合作模式，加强产业链上下游深度融合，在综合金融、先进智造、资源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落地更多务实成果，实现发展共赢。

第三，共同驱动创新活力引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在全球创新版图和产业布局调整中成为关键要素。中信集团在高端装备、先进材料、绿色环保、生物育种等领域具有创新优势，将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围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深化国际创新合作，加强技术、标准、模式等方面交流互鉴，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未来发展新动能。

第四，共同创造繁荣美好未来。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信将模范践行ESG理念，将ESG要求深度融入生产经营、改革发展各环节，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断提升综合价值创造能力。加强ESG国际合作，在理论交流、标准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化互学互鉴，构建ESG共创共赢新生态。聚焦绿色金融、绿色产业、社会公益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落地更多标志性项目，为全球绿色可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心合意同，谋无不成”。相信ESG全球领导者大会将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增加了解的新平台，成为凝聚共识、深化互信的新桥梁，成为同心合力、携手发展的新起点，推动开放合作共赢结出更多新硕果。

（编辑  杨林）

在2016年国庆长假以后，我赴银川参加中阿合作论坛，会后去固原等地参观学习，乘坐大巴车时，有幸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田文林研究员相邻而坐，两人因价值观相同，对许多问题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看法，一路聊着学术，彼此感情增进了许多。回京后田老师邀我一同参加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一个有关“一带一路”的会议，我做了会议发言，也认识了孔丹理事长。

在短暂的接触中，我感受到了孔丹理事长的人格魅力，一种为了党和国家发展而忘我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我认识了季红老师，在会议茶歇时和季老师谈了我对一些关于国计民生问题的看法，得到了季老师的认可。次年季老师通过《导刊内参》将我的一份关于“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问题的研究报告上报，得到了有关领导的批示，后来建议也得到了采纳，对改进相关工作发挥了作用。这一年，在季红老师推荐下，我加入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为资深研究员，开始了以基金会为主要平台的智库研究工作。

在中信基金会支持下从事西藏新疆问题研究

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平台的支持下，我开启了西藏新疆研究工作，先后研究了对口援藏援疆工作、西藏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内地接受教育、西藏及四省涉藏州县的经济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问题、西藏新疆劳动力内地就业问题、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现状与问题、西藏新疆学生内地就学对交往交流交融的影响、西藏边民子女教育支持政策等一系列涉藏涉疆问题，提交了系列调研报告，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的肯定，也提炼总结出了一些规律性的经验，为后来的相关智库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例如前面提到的非西藏生源高校毕业生定向西藏就业政策，是指2002年中共中央统战部、财政部、教育部、国家民委等四部委共同出台的一项政策。每年从高考考生中选择一部分学生定向培养，毕业后定向西藏就业，充实西藏公务员队伍。该政策实施后的第一届毕业生，于2006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定向培养，全班共有26名内地生源同学去西藏基层的乡镇就业，经过近20年的考验，当年的毕业生目前仍有2/3以上留在西藏工作，有人已经担任厅局级领导职务，是一支留得住的干部队伍。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有过问题与矛盾，影响了政策的可持续实施。我们通过多年的跟踪发现了问题，撰写出了研究报告，通过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上报，不但得到了领导人的批示，还在工作中得到了落实。

为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我国建立了东部地区对西部的对口支援工作体系；特别是对口援藏援疆工作，更是两个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过去各地区主要是积极推动对口支援工作的实施，并没有对其进行详细的分类与梳理，对口支援工作始终没有进入精细化发展阶段。在新时代对口援藏援疆工作思路与对策研究中，我们认为应当详细梳理对口支援工作内容，进行细致分类，为对口支援工作精细化奠定基础。我们将对口支援分为特殊民族地区的全面性支援、重大工程实施地区的补偿性支援、贫困地区的发展性支援、公共服务欠发达地区的专项性支援、严重灾害地区的应急性支援 5种对口支援形式，并针对每种对口支援形式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工作思路。

我们在报告中提出新疆的对口支援要注重“文化润疆”的工作思路，新疆的发展一方面要加快经济发展和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在对口支援发展经济的同时，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同一性，提高新疆人民群众对统一的中华文化的认同，自觉认同中华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证明，我们对“文化润疆”的思路与建议是正确的，是新疆对口支援乃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在数年后召开的中央第三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了“文化润疆”的工作方针。

在我国民族教育政策实施效果与问题对策研究中，我们对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出台的民族教育政策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与梳理，对其中已经过时的政策提出了修改意见，对政策尚未很好覆盖的教育领域提出了政策建议，以确保民族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推动增强少数民族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我们的教育政策也应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低下，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不能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工作与交流，那时，我们创造的少数民族预科班制度是合理的、有效的，而今少数民族学生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大幅提升，与内地学生的水平已无大的差别。为此，我们建议调整已实施数十年的少数民族预科教育政策。再比如，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是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硕士、博士高层次人才的教育政策，然而由于没有照顾到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对他们也设置了英语考试要求，降低了他们参与培养计划的意愿，影响了高层次人才的筛选效果。由此我们提出，这部分考生入学时可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考试替代英语的建议，这样更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信基金会是专家学者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重要平台

每个人的成长和思维方式的形成，离不开特定文化氛围的深刻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要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传统中。“家国一体”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倡人要有家国情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自身具有好的修养，才能经营好家庭，才能为人典范，才能为国家为人民服务。这也是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人生愿望。

在现实中，为国为民服务的愿望往往受到诸多限制，特别是“反映民情、资政建言”的通道并不通畅。大部分智库通道隶属于某部门，信息上报有严格的要求和程序。这样，囿于职能分割的限制、下面的实际情况和好的意见建议往往很难反映到中央决策部门。

正因如此，2014年中信基金会成立之后不久，进入国家培育智库机构之列，在10年历程中实现了大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中信基金会是中央企业主办的智库，智库多数研究人员不是专职人员，而是根据课题需要安排任务，组织社会跨领域跨机构合作，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以便充分挖掘研究人员及其学术研究服务决策的潜力。实践证明，中信基金会在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前些年香港地区的乱港事件中，中信基金会的专项报告，对于调整香港的治理思路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也希望，今后在中信基金会的领导与支持下，带领团队持续认真研究民族问题、西藏新疆问题，争取在这方面为国家的治理做出我们的贡献。

（编辑 季节）

“香港要真正摆脱现在的困境，必须要釜底抽薪，不能再扬汤止沸！”那是2015年7月初的一个夜晚，刘廼强老师带领“正思香港”研究团队，在京城大厦顶楼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会面。作为团队成员，我第一次聆听孔总阐述釜底抽薪的治港之策。

推动解决香港困境的深刻洞察

当时，无论在香港社会还是在两地的研究圈子中，从未有人提出过类似见解。我相信，很多研究香港的学者，第一次听到“釜底抽薪”这一主张，反应可能都和我一样感到惊讶，因为这一主张完全打破了香港人一贯的思维范式。但是，在此后对香港事务的实证研究中，特别是当香港治理遭遇重大挑战和危机，面对着政治现实，我愈发能够体会到这一主张对香港困境的深刻洞察。实践证明，这一见解是推动香港拨乱反正、“真解决问题”的实招、大招，后来得到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成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香港研究领域里的重大建树。

当晚会面的话题围绕香港展开。孔总讲述他当年刚刚到港在光大工作时的种种经历，包括打赤膊在仓库里盘货的场景，由此阐发对香港社会特性的观察与分析。刘老师和研究团队成员讲述了当时香港社会的乱象，特别是乱港议员在立法会捆绑否决政改方案之后，街头社运规模不断扩大并日趋暴力。大家为香港出现的失序失控深感忧虑，建议中央加强对香港治理的主导权。孔总闻言沉思良久，然后他先从在港工作期间参与“洗楼”、为爱国阵营助选的经历说起，反思当年在香港治理中的一些认识误区，尤其是对选举迷思的深刻影响。由此他强调年年搞助选犹如“扬汤止沸”，而香港要根本改变困局，唯有“釜底抽薪”。

2015年初夏，刘廼强在香港注册成立“正思香港”，专事香港研究。“正思香港”团队与中信基金会结缘，刘老师后来被聘为基金会的顾问，而我则成为基金会的研究员。

在孔总和中信基金会的支持、帮助和指导下，“正思香港”作为一支健康力量在香港开展在地研究，针对香港真实情况，积极建言献策，并参与香港舆论斗争，一步步走来，不断成长，逐渐发展为中信基金会平台上从事香港研究的有生力量。

“偏师”中的“偏师”

“正思香港”之所以能进入孔总和中信基金会的视野，首先要感谢邵善波先生。邵先生原来并不认识孔总，当时他还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偶然看到财经评论家水皮先生对孔总的访谈对话，孔总的观点让他产生共鸣（须补上一笔的是，水皮本名吕平波，亦是一波），便萌生与孔总直接交流之意，嘱托时任“中央政策组”顾问王卓祺教授联系孔总会面。

2015年五六月间，孔总到港调研，邵先生相约聚叙，并邀请刘老师作陪，自此写下这段香江佳话。

结识孔总后，刘老师深感振奋，很快安排“正思香港”团队到京，向孔总和基金会当面汇报。返回香港，刘老师即安排团队撰写《求谋破解香港困境之策》，向中信基金会提出解决当下香港困境的短、中、长期方略建议。此即“正思香港”参与中信基金会香港研究之发轫。

初创的“正思香港”和刘老师同时统率的新媒体团队，在运营上面对着两大难题：一是缺少有效渠道向中央反映香港实际情况，建言献策；二是缺乏稳定资源支持团队开展研究和新媒体运作。刘老师对香港形势有独到之见，他推动研究团队监测、分析乱港势力和外部势力的勾连，在香港整体工作中包括研究序列中尚属“偏师”。乱港势力固然将刘老师和他的团队视为眼中钉，部分香港建制力量对刘老师的所思所为也并不完全理解。刘老师不喜欢也不善于商业运作，无法募集足够的资源支撑团队的生存与发展，导致营运资金常常捉襟见肘。为压缩运作成本，公司在观塘旧区租用由老工业厂房改造而成的办公室，团队上下班搭乘货梯，与打赤膊的装卸工人同进同出。即使如此，整个团队也一直面对着解散的压力。原本说好的资助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而告停，自有的储备金也即将用罄，刘老师甚至一度准备抵押自己的房产来借贷为团队发工资。

在艰难的坚持下，孔总和中信基金会的出现，让刘老师终于看到事业发展和团队存续的曙光。

2017年初，基金会与“正思香港”签约，一方面委托香港研究课题予“正思香港”，另一方面开始订阅“正思香港”的香港研究周刊《舆情透析》。这不仅给“正思香港”的运作注入活水，更重要的是，孔总亲自拍板将刊物改名为《港情透析》，报送给有关领导和主管部门，让“正思香港”的研究成果能够放在香港治理决策者们的桌面上。

但是，令人扼腕的是，一年之后，刘老师的癌症病情加重。2018年11月19日，他邀约孔总到香港家里见面，尽管只能虚弱地躺在床上说话，但是他紧紧抓住孔总的手，期望孔总和中信基金会继续能给予“正思香港”更多的指导和支持，让这支“偏师”在香港研究的道路上能够一直走下去。刘老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没有考虑如何安排自己妻子和孩子的未来，始终牵挂不舍的是爱国事业和工作团队。两天后的下午，刘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

2018年12月14日，在刘老师的灵堂上，邵善波伉俪坐了许久许久，和一批批前来吊唁的刘老师友人们倾谈，一同缅怀刘老师。“廼强和我认识很多年，我们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我也帮过他一些忙，但是他从来没有像在认识孔总这件事上这样的感谢我”，邵先生对我感慨地提到刘老师和他与孔总、中信基金会之间这一难忘的缘分。

2019年5月，基金会在当年的年会上，专门向刘老师颁发特别贡献奖，赞扬他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是一面令后来者为之景仰的爱国旗帜”。正是孔总、邵先生和刘老师结下的这段特殊的香港缘，为中信基金会发现、培育了一支青年研究队伍。孔总将基金会视为“偏师”，而在一线较量中经历考验而成长起来的“正思香港”团队则是“偏师”中的“偏师”。当香港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之际，这支队伍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建言“一法定香江”

2019年，特区政府推动修订《逃犯条例》。香港本地乱港力量与西方反华势力勾结，裹挟这一议题，在海内外进行恐惧动员，掀起“反修例运动”。6月9日，他们在港岛组织了大规模的街头游行；12日，激进暴徒包围立法会，悍然攻击维护秩序的警队，以阻止议员进入议事堂对修例草案进行二读；在特区政府宣布暂停修例之后，乱港势力仍不罢休，先在6月21日包围警察总部，再于7月1日闯入立法会大肆破坏。暴徒非常猖狂，不仅将暴乱迅速从港岛蔓延到全港各区，而且在7月21日晚上悍然包围中央驻港机构——香港中联办，并发射墨水弹污损了庄严的国徽……

在此之前，“正思香港”的《港情透析》经过差不多两年多的积累和磨练，不仅保持着每周一期的出版节奏，而且以在地直击的观察，紧盯香港政治、社会形势，坚持以国家立场进行分析，保持着独立、客观性，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在“反修例运动”爆发之后，我领导研究团队，向上反映乱港势力与海外反华势力的各种部署动态，《港情透析》因而成为相关工作部门掌握香港敌情、社情、舆情、网情的重要参考资料。

面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如何尽快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成为香港治理的关键所在。面对这一问题，无论在香港还是在内地都有着不同的意见。在各种意见纷纷扰扰的背景下，2019年7月下旬，孔总在基金会办公室约见我，长谈数小时，细致了解香港的实际情况，推敲破解之道。他在谈话中再次强调，香港必须要“釜底抽薪”。他解释说，“釜底抽薪”并不是要把桌子掀了，也不是把锅打翻了，而是要让锅里的温度真正降下来。在目前的局势下，要做到“釜底抽薪”，中央必须直接出手制订香港本地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而不能再等香港自己来完成23条立法。

根据孔总这一思想，我在8月3日前后完成策论《建议尽快制订<香港特区国家安全法>》，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基于香港当前的政治、社会现实和维护国家安全的紧迫需要，建议采取以下方案以完善香港的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根据《国家安全法》第70条‘国家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要求，考虑到香港特区的实际情况，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订《香港特区国家安全法》或《国家安全法（香港特区）》，再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并由中央政府指令香港特区政府实施这一法例。”简言之，就是由中央主导制订《香港特区国家安全法》，并指令香港特区付诸实施，采取战略主动，解决危害国家安全的心腹大患。这就是一份体现“釜底抽薪”思想的策论，孔总随即将这份报告呈报给有关方面。

同年10月底，中央召开十九届四中全会。引人瞩目的是，这一会议公报在涉及“一国两制”的部分指出，“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这是党的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如此表述，意味着党中央不仅要着手建立健全港澳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而且还要建立相应的执行机制。而从这一表述来看，并未将特别行政区作为立法的主体，意味着党中央决定在国家层面推动立法。

局势仍在继续恶化。同年11月24日，香港举行第六届区议会选举。区议会本应是服务基层的地区咨询架构，选举议题本应是地区治理的公共政策，但是在暴乱并未完全止息的情况下进行投票，将使这场选举高度政治化，投票率高达全球选战都甚为罕见的七成多。在香港历史形成的畸形人口结构下，乱港势力夺取了接近九成的议席，掌握了18区中17个区区议会的控制权。他们并未因此收手，而是试图进一步夺取立法会的过半控制权，进而通过否决财政预算案，来瘫痪、颠覆特区政府。

形势紧迫。同年12月下旬，孔总在北京再次召见我，听取我汇报香港的情况，分析香港形势的发展，明确要求我再撰写一篇治港策略，建议抓住窗口期，推进香港国安立法，为香港的政治发展设立轨道。

2020年1月7日，我向孔总提交了策论初稿，题为《把握治理窗口期  掌握香港主导权》。1月12日，孔总打来电话，在整体肯定策论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何采用更为合适的措辞，如何精炼地概括核心论述的修改意见。根据孔总的指示，我迅速修订完善这份策论，将标题改为《把握香港管治窗口期  掌控国家安全主导权》，并重写了最后一段。

这份策论判断认为，从元月到五月至七月中旬期间，为扭转香港局面的重要窗口期，“须要在上述窗口期内有所作为，立规矩，建轨道”。在具体建议中，这份策论再次提出“稳妥推进国家层面制订《国家安全法（香港）》”。根据孔总意见而补充撰写的策论最后一段，如是写道：“香港综合性危机可能进一步深化、恶化之前，把握治理窗口期，践行‘三个坚定不移’的中央决策精神，按照四中全会要求，逐步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建立之前缺失的执行机制，把香港政治的运作导入‘一国两制’应有的法制轨道，使之有所依循，从而在香港掌握维护国家安全的主导权，有效压制外部势力的政治干涉，避免敌对势力能够轻易触碰到中央底线。这是香港治理的釜底抽薪之举，而不再是跟随对方的节奏扬汤止沸，由此主动创造香港局势的转折点，稳住政治社会局势，与敌对阵营形成战略对峙，为进一步破解香港深层次问题创造更为宽阔的腾挪空间”。“釜底抽薪”的核心主张就是“把香港政治的运作导入‘一国两制’应有的法制轨道”。

孔总随即亲自另外拟函呈报这份策论，并建言“鉴于一段时期以来香港愈演愈烈的暴乱形势，对国家安全法在香港的实施，直接由中央立法的需要日益迫切，釜底抽薪，转危为机”，“针对香港治理架构历史性、结构性的缺陷，从制度和机制建设入手，把握转变的窗口期，渐次推动有关工作，为香港的政治生态和社会运行构筑底线，设置轨道”。

2020年5月，因疫情而延期召开的全国两会宣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着手制订《香港国安法》。6月30日，《香港国安法》正式颁布，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后立即在香港特区付诸实施。国安法一出，乱港势力顿成鸟兽散，香港政治、社会形势逐步得以扭转。

“一法定香江”成为香港形势实际发展的真实写照，雄辩地印证了“釜底抽薪”治港之策的大智慧，也成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涉港研究的里程碑。作为基金会研究团队成员之一，能够幸运地在这个大时代中参与、见证香港事务研究，尤其有幸在孔总的耳提面命之下，撰写治港策论，上书“釜底抽薪”之策，为香港从由乱转治迈向由治及兴做出一点贡献，深感与有荣焉。孔总高度赞赏我们团队在香港历史重大变革中，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甘为无名英雄的精神。

（编辑  季节）

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十周年之际，我谨代表联办财经研究院并以我个人名义致以热烈祝贺。十年来，中信基金会把握大局、放眼世界、紧扣时代主题，积极配合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和部署，围绕社会科学各领域重大问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等深入开展专题研究，做出一系列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政策实操性的重大成果，对中央若干重大决策发挥了辅助和参谋作用，在理论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

历史证明，任何经济体在发展中其决策者都需要不同类型的智库。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曾经有战略性指示：“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

中信基金会和联办财经研究院的密切合作

由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任理事长的中信基金会和由联办集团总干事王波明任理事长的联办财经研究院这两个智库，由于联办集团隶属于中信集团管理，王波明与孔丹一直有良好的个人友谊，这就为联办财经研究院作为一个小小的智库能够从中信基金会不断地获取各项资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中信基金会也实实在在为联办财经研究院的成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源。

联办财经研究院有几十位在不同领域工作过的专家，他们把丰富的政治智慧凝结在为国家、为人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中。我深知这些政治智慧的价值，愿意多用一点时间将这些政治智慧整理成文字供有关部门领导、行业、企业决策的参考。我也深知，我的能力和水平难以承担此重任，而中信基金会就是我履行职责必须依赖的一个重要的资源来源。

回想十年来，我已记不得参加了多少次中信基金会组织的会议，可以说中信基金会的会议通知在我的工作日程中是优先选项。除许多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分析会及相应政策讨论会以外，我收获最大的是一个主题系列会议，即农业发展领域的讨论交流会。由于我曾经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工作多年，对于承包制几十年后如何进一步发展非常关注。研究院也有很多位专家，因为他们的父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从事农村工作几十年，对下一阶段农业发展也很关注并有许多思考。

中信基金会召开会议邀请了各领域专家对塘约道路、烟台经验、华西、周家庄等典型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和探讨，我们研究院长期考察的河北邢台金沙河合作社经验也向与会专家做了汇报。所有与会专家在这个主题的系列会议上形成了基本共识：到目前小农生产方式的承包制所能容纳的农业生产力已经发挥殆尽，规模化是下一阶段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现实生活中产生的若干种不同的规模化方式却在专家中产生了较大分歧。各种方式都有一些专家赞同，也有一些专家对某种方式持保留意见。孔丹理事长最后总结提出，各种规模化方式还要在实践中继续摸索，总结经验，专家们还要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建议供决策部门参考。我感到孔丹理事长这种指导思想符合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这一系列会议取得重大成果。我相信，孔丹理事长主持的这一系列农业发展领域讨论交流会，必将载入我国农业从小农生产方式的承包制向规模化生产方式的承包制转轨的史册。

参与关于国计民生重大课题的研究

中信基金会不仅给联办财经研究院带来很多重要的信息，而且对我们的研究方向和选题提供了有力的指导和支持。众所周知，中宣部国家高端智库办确认了几十家国家级高端智库，每年国家高端智库办要从中央和国家机关提出的研究课题选择若干个课题立项，中信基金会对我们研究院几十位专家的政治智慧非常认可，多年来，以中信基金会名义申请若干课题委托给我们研究院完成，并派专家参加我们研究院的讨论会。这些课题都是国务院有关部门报送国家智库办的课题，我们研究院不仅获得参与关于国计民生重大课题研究的机会，也通过课题和有关部门建立了“直通车”的联系渠道。比如国务院研究室的《减税降费问题研究》、工信部的《中美制造业税负比较及降低我国制造业税负措施研究》、财政部的《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立法研究》、发改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性质、功能和作用研究》、财政部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收益制度研究》等等。还有两个课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村相对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促进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研究》虽然没有获得国家高端智库办的经费支持，但中信基金会动用自己的研究经费来支持我们完成课题研究。

令我们欣慰的是，在中信基金会委托的课题中，我们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在后来一段时间的政策文件中有所体现。我们感到我们的研究成果对有关政府部门决策还是发挥了一点儿参考作用，没有浪费中信基金会给我们提供的资源。最让我们高兴的是，2021年9月，根据中信基金会帮助我们申报的课题，我们完成了《为党的二十大而作（之一） 关于消除我国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建议》的报告。在报告第六部分“消除我国相对贫困人口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建议”中，我们提出要逐步消除二元社会结构，包括“消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消除二元社保制度”等。一年多以后，2022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指示，“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我们研究院的研究成果还多次刊载在《经济导刊》上。包括《赞皇县脱贫人口收入增长分析》，以及《共同富裕思想的又一座里程碑》等。《经济导刊》已经成为我们研究院重要的研究成果刊发阵地。在这里，我们的观点得到了更多读者包括高层读者的关注。

十年弹指一挥间，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我们在中信基金会主导下将会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合作。我们相信若干年以后新的合作研究将会出现更有价值的成果。

（编辑  季节）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至今已逾十载，秉承着“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的理念，今天已发展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国家级高端智库。

回顾往昔，我的人生经历和中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83年，我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生，师从工经所所长蒋一苇先生，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所任学术秘书。1989年，我加入中信集团中信国际研究所，任公司与市场制度研究室主任。当时，我集中研究有关国有企业改革和公司股份制、集团化等问题，又先后担任由经叔平同志任董事长的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董事和中信贸易公司的襄理。可以说，在职业生涯起步阶段，因各种机缘，我有幸成为“中信人”。也正是这一时期的经历，使我能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奠定了我对大公司股份制、集团化和国际化的研究基础。

2014年，我在中信国际研究所工作时的同事季红来找我，她在国际研究所时任综合研究室主任，并主管《经济导刊》，我离开中信后一直和季红进行多方面的合作。她向我介绍了新成立的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邀请我加入，并邀请我在中信基金会和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共同举办的研讨会上发言，我在这个会上认识了孔丹理事长，此后正式加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

当我再次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身份回归中信大家庭时，感到既十分熟悉又充满期待，熟悉的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的很多专家都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亲历者和重要参与者，我与其中一些专家曾经共同进行过研究与合作；期待的是能够在孔丹理事长的领导下，为党和国家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建言献策。

孔丹理事长曾在政法大学蓟门法治金融论坛上谈到组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初衷。党的十八大之前，由于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舆论和理论上大家认识不清的问题，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就是要成为国家在改革发展中的“偏师”，于是他在67岁时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担当。“偏师”一词出自毛泽东在1930年所作的《蝶恋花·从汀州到长沙》词中的名句：“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所谓“偏师”，是指主力部队的侧翼，符合兵法上奇正相生的道理。二反“围剿”时，黄公略从白云山居高临下突击，为战役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现在改革的主力军是国家，而作为偏师的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也必定在改革发展中做出努力。孔丹理事长说，“以中国为出发点、为归依，总结中国的思维、气派、表达方式、话语体系，而不是言必称诺贝尔。中国取得如今的成就，不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可以做到的。不是仅仅依靠个人之力，而是依赖于中国改革开放机制和体制”。 中信基金会成立10年间，从组建学术队伍到开展专项课题，从举办学术论坛到出版“中国道路丛书”，从改刊《经济导刊》定位到获得中央领导多次批示，始终不忘初心，践行“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真解决问题”的宗旨。

2017年，我临危受命出任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当时的商学院处于连续三年没有院长的状态，全院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命运的车轮似乎又赋予了我新的使命，在校长办公会上，我就职报告的结束语是：六十老人，无欲则刚，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不成功，便成仁。重组商学院必将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孔丹理事长及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我重组期间进行了紧密合作，发挥了十分关键且重要的作用。

首先，中国政法大学组建了孔丹同志任商学院理事长、宋志平为副理事长的著名专家组成的商学院理事会，成为引导商学院改革的重要引擎。2017年5月12日，总书记考察了中国政法大学，不久后，商学院首届理事会成立。理事会共有27名理事，其中近一半理事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孔丹理事长强调：“在中国办好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商学院，关键是要立足中国大地办大学，坚持用中国理念、中国案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坚持中国特色，创新指导实践”。首届理事会就确立了区别于学术型商学院（北大光华、清华经管）、实战型商学院（长江、中欧），而是探索构建全新的融合型商学院发展模式。同时，明确了“六跨”特色：跨理论与实践，跨政界与商界，跨金融与实体，跨国有与民营，跨国际与国内，跨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并明确了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要以“一主两翼，融合创新，培养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为办学理念。

提出“一主两翼”，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处于弱势，要想快速成功，唯有发挥自己的特色。所谓“一主”，即遵循各商学院以工商管理为主的一主准则；“两翼”，是以法商管理系为代表的“法商管理”和以资本金融系为主打的“融商管理”。 

什么是法商管理？现代市场经济就是法治市场经济，需要法律为经济服务。经济改革深处是制度，制度的保证是法律，所以“法商结合”，经济实践在前面探索，法律制度在后面做保证，就成为必然。法商管理就是以公司、基金两类狭义法商实体为研究对象，包括企业管理、工商伦理、法人治理和公司法治四个内涵，在法商伦理与法人治理基础上实现企业系统价值最大化的全过程管理。

什么是资本金融？我们把现代金融体系分为货币金融和资本金融。所谓货币金融是以商业银行为主导，以货币市场为基础的间接债权融资体系。而资本金融则是以投资银行为主导，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直接股权投融资体系。资本金融有三个主要内容，一是多层次市场和多元金融产品；二是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八类非商业银行金融机构；三是以产品经营为体、资本运作为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合的公司金融。

正是在这样的办学理念下，法大商学院跃上了新的台阶，一是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获得了批准；二是获批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成为法大三个博士后站（法学、政治学、经济学）之一；三是在工商管理专硕（MBA）的基础上，又获批了金融专硕、国际商务专硕和审计专硕三个学位授权点；四是经济学专业、国际商务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工商管理专业入选“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很多新生入学，看到理事会的庞大阵容，以及理事会定下来的“一主两翼”发展方向，就决定投身到法大商学院的法商管理中来。四年来，商学院MBA招生第一志愿率从18%上升到了96%，给理事会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其次，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创办的“中信大讲堂”在中国政法大学共开办了24期，成为一个京城瞩目的名家论坛，不仅成为商学院践行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平台，更为发展中国学派形成了长远影响。这24期论坛的主讲人全都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孔丹理事长不仅在每次论坛开始前与学校领导和师生代表亲切会面，而且还多次担任乔良、杨凯生、蒲坚、余永定、邵宁、王湘穗、崔之元、曹和平、黄平、邓志雄、张维为、郑永年等主讲人的致辞嘉宾，他致辞虽短，但每每风趣幽默、引人深思，广受师生爱戴。

2017年4月，孔丹理事长作为主讲嘉宾在“中信大讲堂”讲授《中国变革的人生体验——孔丹口述历史：<难得本色任天然>》。“半生长卷已斑斓，更有殊才上笔端。最是较真终不改，难得本色任天然”，这是马凯副总理赠予孔丹的一首诗。孔丹理事长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我国改革发展中的感悟娓娓道来，波澜不惊，看似平淡，却令人仰慕和崇敬。

此外，孔丹理事长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时刻关心着商学院的发展，点点滴滴蕴涵着对师生的浓厚深情。使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2020年9月，在商学院新生入学典礼上，孔丹理事长通过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人的期望时所讲的“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表达了对莘莘学子的勉励、祝福和期盼。孔丹理事长说，1969年2月，他到陕北延长县插队，距离习近平同志插队的延川县58公里，可以说插队就是他们这代人“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是在苦难中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升华。他对青年学子说，一是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二是要学真本事长真才干，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三是要根据自己所面临的时代的际遇和机缘来谋划自己的人生。多才多艺的孔丹理事长还用一首现场即兴演唱的《鸿雁》寄托对商学院莘莘学子的期望和祝愿。

回顾商学院改革历程，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关怀和支持下，理事会及“中信大讲堂－蓟门法治金融论坛”不仅成为商学院教学科研工作、学科团队建设的重要基石，更是学院紧密联系社会、紧跟时代步伐的关键纽带和重要渠道，为商学院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源支持。

继往开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十年来，为国家在重要战略领域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未来新的发展阶段，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加速演进，面对纷繁复杂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及基金会的各位同仁重任在肩。但我们坚信孔丹理事长所言：“行稳致远，梦想终能成真。”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