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美国大选牵动了世界神经。特朗普再次当选，凸显美国政治生态的光谱变换和社会撕裂的严重程度。在特朗普2.0时代，美国内政外交政策走向如何？中美关系将如何演变？无疑是当前国内外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为此，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24年11月12日在北京举行“美国大选后形势及新政府对华政策”研讨会，由孔丹理事长主持。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在特朗普2.0时代，中国将进一步面临来自战略层面和经济科技层面的双重压力。中方应坚持对美既定方针和与美缠斗的策略为主轴，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以活跃国内经济和货币金融手段对冲美高额关税对我国的影响，强化与亚太和欧洲及“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和科技关系，利用好RCEP及美欧经贸关系可能变化所提供的机遇，应对特朗普对华政策调整带来的变化。

特朗普再次当选的时代背景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原秘书长丁奎松指出，2024年美国大选是近年来最复杂、选民群体最分裂的一次选举。民主、共和两党起初是拜登与特朗普之间的竞争，之后变成哈里斯与特朗普之间的对决。哈里斯在保持拜登主要的内外政策基础上，在政治光谱上趋于中间偏左的激进自由主义路线，更加注重价值观、法制等社会议题；提出“机会经济”口号，强调关注黑人、拉丁裔等中下层百姓利益，承诺不对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下的百姓加税；维护《平价医疗法案》，承诺提高制药公司定价透明度，免除低收入人群医疗债务；承诺促进环境友好型产业发展，走清洁经济道路；继承拜登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联盟战略，在对华政策上坚持“战略对手”的定位，在地缘战略和经贸科技等领域强调强化对华打压。

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研究员吕祥指出，从大选结果看，美国选民显然对哈里斯激进自由主义的一套主张不买账，反而对特朗普以民粹主义、重商主义为特征的内外政策主张更感兴趣，能够接受特朗普改革政府机构、打击腐败的主张。因此，特朗普不仅在选举人票上获得大胜（312：226），而且选民票也领先（50.4%：48%）；共和党重新夺回参议院多数席位（53:46），维持众议院多数席位（目前214：203），赢得全美27个州的州长选举，并使最高法院落入了保守派法官的掌控。特朗普及共和党已将美国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里，这为特朗普当政后即将推进激进的政府改革奠定了基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刘宝成指出，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实施的产业振兴计划成效明显。美国在先进制造业领域形成了具有综合性、立体化、连续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战略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任务分解清晰，机构分工合理，实施部门和人员具有较高专业性，政策和项目具有较高透明度，政府部门不得插手各类实体的具体决策。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救助措施保护了隐形冠军，为制造业回流维护了产业生态。自2022年以来，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的实施对芯片和新能源行业回流在短期内发挥了显著的刺激作用。总体来看，美国产业回流集中在电器设备、电子产品、化工、交通设备、医疗设备和器材等五大行业。

特朗普2.0时代美国内政外交政策走向

美国内政将受制于国内社会的“四重矛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魏南枝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将面临四重结构性矛盾的挑战。一是中心区坍塌趋势与边缘区供血不足的矛盾。美国领导的霸权体系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中心——边缘”圈层结构。冷战结束以来，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冲击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民族国家的主权能力，美国对其边缘区的剥削掠夺已不足以实现对中心区的有效供血，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正在加剧美国霸权中心区的坍塌趋势。二是国内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之间的矛盾。冷战结束后，美国社会阶级矛盾激化问题越来越突出，统治精英则用身份政治话语横向撕裂美国社会，用身份标签把人们分割为不同群体，并刺激美国各群体对立争斗，使得阶级矛盾和社会撕裂日益严重，削弱社会共识。三是党派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美国是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国家，各州和地方保有广泛的自主权，两党分别主政的州和地方很难贯彻统一的国家战略。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曾多次出现联邦和州的权力博弈。身份政治、政治极化和两党争斗不断升级，导致特朗普的施政前景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四是共和党内部三股力量之间的矛盾。目前共和党内有归顺特朗普的部分建制派、特朗普领导的“MAGA”运动、以马斯克为代表的新兴势力三股力量并存，这意味着即使在共和党内部，特朗普也需要和传统建制派进行一定的交易和妥协，以推动其施政计划落地。共和党内部围绕政治分肥的各种斗争在加剧，特朗普放言，清理共和党内反对派的做法已经点燃共和党传统建制派的愤怒。

美国对外政策将有进有退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兼行长李若谷认为，特朗普将用提高关税的方式弥补国内减税造成的政府收入减少，但并未充分考虑贸易对象对其进行反制和报复的可能性及后果。加之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权力掣肘因素大大减少，估计其推行极端贸易和关税政策的可能性会极大提升。

丁奎松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会更加义无反顾推行其各项内外政策。对内，他将突出和强化“内顾化”思维，摆脱“深层政府”掣肘，依托保守派亲信推进对行政当局、军队、情治部门等的结构性改革，推进驱逐非法移民和开发化石能源进程。对外，则以“美国优先”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理念确立美国未来战略重点、策略手段和利益交换机制，回归“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倾向于以推动主要大国双边关系为主的外交战略，要求美欧亚盟国更多负担美驻军费用，谋求重建“美国优先”的霸权世界格局。具体而言，特朗普将积极调整大国关系，以结束俄乌冲突为突破口谋求稳定美俄关系，甚至不惜以放松金融制裁或解冻俄资产等方式换取俄罗斯松动谈判立场，并尽可能在中俄关系中打入楔子；在中东维护以色列既得利益，进而推进阿以和谈；继续把能源作为“武器”，加大对伊朗、委内瑞拉等国的经济制裁和石油出口限制，掀起更多经济战、贸易战、科技战等。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任意认为，特朗普有意放弃美国对乌克兰的承诺和支持，减少对北约的承诺，将疏远和欧洲的关系。欧洲需要开始考虑建立自己的产业体系和防务体系，而不能再指望依靠美国。美欧关系出现的间隙，将给中国的地缘政治腾挪提供空间。特朗普意在减少对北约的投入，可能停止对日本、韩国的无条件国防支持，因而将大大减少中国所面临的美西方与日韩两国横纵联盟带来的压力。特朗普将更加聚焦本国的产业振兴，减少对南亚、拉美、中亚、东欧等地区的投入，将在战略上放低乃至“放弃”其中一些国家。这将伤害拜登政府过去四年为重修美国与这些国家双边或多边关系付出的努力，这种战略转移将给中国在上述地区创造更多活动空间，降低区域冲突风险，并总体改善中国的外部环境。

正思（香港）顾问有限公司总裁、香港特区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陈少波指出，美国在1992年通过的香港政策法案中，专门把香港澳门作为独立区域实施“富布莱特计划”，历年来安排大批香港学者专家、青年精英前往美国交流，并在香港成立了类似同学会的机构，对香港社会形成了潜在的持续影响。不过，在特朗普1.0时代，他终结了“富布莱特计划”。在特朗普2.0时代，他仍然不会有兴趣与意愿去继续推动类似的民间交流计划，不像民主党政府那样维系美国在香港的影响力。因此，美国对香港在这方面的交流渗透可能会告一段落。在意识形态较量和认知战层面，特朗普2.0时代会减少对自由亚洲电台、开放技术基金、国际媒体署等的投入，甚至可能削减人员。这将减弱美国对香港的认知战攻击，减少通过其认知战工具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香港的危害和压力。

美国将更加强调能源主权和产供独立

中国石油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原专职副主任吕建中认为，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十分强调能源独立。特朗普第二任期将进一步推进化石能源开发，维护美国能源主权和独立；提升能源出口能力，实现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目标；调整乃至放弃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的相关政策。具体而言，特朗普将进一步支持传统能源发展，放松对国内油气开发的限制，鼓励增加国内油气产量，支持扩大天然气出口，把能源特别是石油的价格降下来；限制新能源发展，不认可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及ESG，反对过多投资新能源和实施价格补贴，但并不反对清洁能源、提高能效、发展能源技术，而是要追求一种务实、稳健的能源政策。

特朗普2.0时代的中美关系走向

中美两国可以实现“博弈式共存”

中信基金会副秘书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湘穗指出，中美关系发展对于国际格局演变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中美关系是由两国的力量对比、战略目标、双方关系导致彼此的收益与损失、领导集团对局势的看法及政策偏好、社会舆论等因素共同作用而决定的，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要受到中国反制的影响，不是由美国一家说了算。中国只有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在各方面真正具备体系塑造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政策方针可以概括为：冷静研判、沉着应对、准备对抗、欢迎合作。冷静研判，是从美国国家生态的现状、发展、变化进行研判，既不要被美国政客的话语激怒，也不可被舆情摆布；沉着应对，是对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要沉住气，不能过度反应，自乱阵脚；准备对抗，是要把局面想得坏一些、严重一些，做好对抗的准备，我们虽然不愿打，但也不怕打；欢迎合作，是指解决中美关系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加强对话、促进了解、争取互有让步的中美合作。应该看到，中美两国谁也不应当把吃掉对方作为战略目标，两国间的对抗、斗争、博弈归根到底都是手段与过程，两国最终还是要在世界上共存，这其中蕴含着不同文明大国的关系哲学与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实现“博弈式共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任晶晶认为，特朗普再次当选将对俄乌冲突走向可能产生直接影响。特朗普2.0时代，欧美关系将面临新的动荡和重塑，俄罗斯坚持“转向东方”的势头将得以延续。中国应毫不动摇地坚持在国际斗争中的战略自主性，积极主动运筹谋划，争取和维护长期于中国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美两国在经济科技领域的博弈将进一步升级

国家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卢周来、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梅永红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将持续强化科技领域“关键十年”战略，重点推动半导体和微电子、人工智能、太空技术、网络与电信基础设施等领域技术发展；推出对华科技战2.0版，进一步加大对我国极限施压力度。美国对华科技战2.0版将具有烈度更高、打压更甚、领域更集中的特点。具体而言，美国对华科技脱钩将直接从“小院高墙”走向“大院高墙”，包括生物医药、农业科技等在内的更多科技行业将被美国政府纳入对华出口和投融资限制清单，且打压范围将从单个企业沿产业链、供应链拓展，管控层次逐步向远端渠道、迂回路径深入，“智能+新兴技术应用”将成为中美科技竞争博弈的最前沿和交锋面。

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将在科技、资金流入方面加大对华限制，将对我国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负面冲击，尤其是在创新氛围、高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将造成较为直接的影响。美国是全球第一大对外投资输出国，对全球FDI流向具有重要影响。拜登政府时期，美国FDI的流入规模明显增大，这同近年来美国大力推行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密切相关。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对一些企业产生了吸引力，这在特朗普任期有可能发生改变，他可能减少补贴，采取关税等“大棒”政策，从而对我国扩大开放、招商引资等工作造成压力，影响我国吸引FDI。与此同时，美国创投资金对市场的引导作用非常明显，美资下降对我国创投市场活跃度将造成重大影响。我国创投募资结构较为单一，一直以来都是以政府资金和企业投资者为主。而我国养老金、保险金规模实力强大，但囿于创投风险高、回报率不稳定，对股权投资和创投基金支持较为谨慎，耐心资本不足，创投行业“投早投小投创新”的氛围和生态还未形成。美国对科技人员的限制、对进入美国融资的限制以及对美国资金进入中国行业的限制对我国创新经济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入的。   

美国对华脱钩断链对双方都将造成伤害

魏南枝认为，集中资源对中国进行遏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必然选项。首先，美国在短期内没有对华开启全面热战的意愿与能力，大概率将采用代理人战争或制造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冲突，对中国进行消耗。其次，美国将深度与中国进行经济脱钩，将更加关注摆脱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依赖”，包括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阻止中国购买美国的企业，阻止进口中国汽车，强调“将关键供应链带回家”、“购买美国货”和“雇用美国人”等。尽管美国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中国产能的国家与地区，但可以此对中国进行讹诈，迫使中国进行让步。再次，以“中美脱钩”将中国推入“产业空心化”陷阱。自2018年中美双方爆发贸易战以来，美国推动“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政策，诱使或迫使中国进行产业向外转移，使中国陷入“产业空心化”陷阱，造成中国就业压力空前加大，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中年人收入降级，老年人缺乏安全感。。

丁奎松认为，美国将战略重点针对中国推进印太战略布局，以“美国优先”原则重构对印太两洋双边为主的战略经贸关系，重提“在公平对等基础上推进双边贸易协议”，致力于自由市场经济，与盟国加强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届时，中美关系可能在新的双边建构中寻求某种新的平衡。上任之初，特朗普将加重对华经贸施压，最大限度获取经济利益。特朗普宣称要对进口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这将严重冲击中美经贸关系。但大幅提高关税也将提升美通胀率。据美相关智库研究测算，特朗普对华加征60%关税将使美通胀率上升0.4%，如中国对美相应回击，则美通账率将上升0.9%。

面对中美关系新变局的中国对策

破除幻想，自立自强

卢周来认为，中美在新兴战略领域竞速，不仅是科技之争，更是国运之争。半导体产业立足以弱抗强，打持久战、整体战，在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下建立统一战线，坚定不移走自主可控发展之路，在智能时代，差异化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人工智能核心算法、高端芯片等方面，重视发挥我国庞大规模应用市场优势，将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先进材料、高端制造、新能源等领域，使千行百业形成快研发、快应用、快迭代的叠加增效效应，把握技术突袭与反突袭主动权。统筹运用科学手段开展技术预测，精准遴选技术方向、迭代优化重大项目攻关方向和技术路线，在我国技术领先领域和美国短板领域发起技术突袭，建立不对称优势；在落后领域着力塑造后发优势，回避研发探索风险，在工业体系优势实现追赶赶超。

吕建中指出，在中美能源和气候领域博弈中，中方应以底线思维出发，要应对美方能源武器化挑战；推动回到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恢复和扩大从美进口LNG；以传统能源企业之间的合作为抓手，向多能源领域延伸；坚持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领域进行合作交流；在应对重大油气地缘政治风险上保持沟通合作。

坚持扭抱缠斗、自主开放的竞争策略

陈卫东认为，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高质量开放体系取得良性效应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与全球市场的接轨，一些有利于创新的价值理念、投资管理规则将对我国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业态及以此为发端的数字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卢周来指出，应坚持以“两手对两手”策略，限制、弱化对手的打压，避免陷入与美西方全面脱钩和对抗。一是加快建立科技风险预警监测体系。完善风险监测预警协同工作机制，构建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开展常态化风险监测与研判预警，制定断供、制裁的应急应对预案，推动实现科技安全风险的早发现、早预警、早研判、早应对。二是加紧开展反制裁专项行动。出台反制国外制裁的规章制度，储备多样化政策工具；梳理美西方严重依赖我国的原材料清单，以缠斗“互卡”方式迫使对方让步。三是协同推进破美盟与拓“南方”。充分挖掘与西方联盟“互利共赢”的空间，与“重要大国”“关键小国”形成国际创新合作布局。充分发挥我国规模化市场优势，形成基于创新链共享、供应链协同、数据链联动、产业链协作的一体化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深化与“南方国家”的新型南南合作，以技术合作“朋友圈”突破美西方脱钩的“包围圈”。

以效率和目标为导向推进国内科技体制改革

卢周来、梅永红认为，美国科技发展将进一步以效率与目标为导向，实行更灵活的决策方式、更高的运转效率、更优的质量水平。而我国科技领域面临的一大问题是，科研管理把程序与规则看得过重，而把效率与目标放在其次。为了应对特朗普发起的对华科技战2.0，我们应发扬我们党管理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以信任科学家为前提，强调目标管理，提供必需条件，构建能够真正调动科学家积极性的创新生态体系。与此同时，要加强中美民间交流，加强中美工商和文化界交流，发挥好智库及非政府机构作用，加大对美底层工作和以商促政工作的力度，推动中美两国建立多层次合作关系。

在营商环境和投资产业方面建立比较优势

陈卫东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应认真研究美国切断创新资金联系对我国可能造成的缺口和影响，在国内资金循环上围绕创新经济发展形成突破，真正推动新质生产力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要利用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夯实成熟产业链及配套，不断巩固、提升比较优势。要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规模效应为各产业发展创造足够市场空间，避免产业发展在低赛道中过度竞争与“内卷”。要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政策环境、税收环境，打通创投资金的循环体系，既给国内投资者带来确定性，也对外资产生吸引力，特别是要不断提高对美国以外的国际资本的吸引力。

魏南枝指出，我们应警惕我们被美政策诟病推入“产业空心化”陷阱。为此，亟待加强国内大循环，改善产业工人培养机制。一是改善制造业中小企业工作环境；二是提高劳动要素话语权，目前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收入分配要素中，劳动要素较低；三是提升产业工人收入待遇福利水平，推动产业工人更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四是限制对一线产业工人和工程师的“减员增效”，强化政府有关部门和工会对产业新的发展形态下劳动者和劳动技能培养的主体责任。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问题根源在于资本全球扩张获取超额利润，拒绝反哺本国工人阶级。他们在对华舆论战中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论”，炒作“中国抢走全世界工作机会论”，将全球经济低迷、多国劳动者生活困苦等问题归咎于中国，我们对此应进行全面深入揭批。

在涉港台问题上健全法制、坚持斗争

陈少波认为，美国政府交接期内可能炒作香港议题，对此我方应有所防备。香港要尽快推动经济转型，从过去主要依赖欧美市场，转向东南亚、中东和全球南方。香港要尽快加入RECP，进一步拓展东南亚市场，通过商会、企业、同乡社团、NGO等拓展影响力，争取将东南亚打造成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缓冲区。这需要有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需要形成系统集成和工作机制。香港新范式基金会总裁邵善波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势必会抛弃过去的经济自由主义，转而推动产业政策、反思劳工政策和环保主义等。这为香港清理内部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问题创造了一个窗口期。香港应该在中央推动下，尽早系统启动去除“西方中心主义”工作。

关于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台湾问题，丁奎松认为，在台湾问题上应坚持原则，对美售台武器、在台驻军等助推“台独”分裂活动的行径绝不让步，积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以美进我进、后发制人原则处理和应对台海局势。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认为，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反对战争。拜登政府支持台湾民进党踩红线，但不允许过红线。特朗普则可能连踩红线也不允许。

推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进程，支持欧盟追求战略自主

任晶晶认为，当前俄乌战场的胶着态势为中国开展对美欧俄工作提供了难得机遇。中方应支持俄乌双方重启政治谈判解决进程，推动双方回归《新明斯克协议》设定的“诺曼底模式”。在俄乌及美欧各方之间更好发挥调停作用。同时，中方应积极鼓励和支持欧盟追求战略自主。一方面，中国应适应中欧“制度性竞争”环境，积极运筹中欧关系，防止“被脱钩”或“被阵营化”。另一方面，要防范欧美深度勾连，形成共同遏制中国的跨大西洋联合，防范欧盟被美国“政治正确”话语绑架，与美国共同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抹黑和攻击。

（编辑  季节）

2024年1至10月份，我国货物进出口总值为3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2%；按美元计进出口总值50676亿美元，同比增长3.7%；国际市场份额基本保持稳定，外贸表现亮眼。通常10月份是外贸备货高峰之后的低谷期，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是，今年10月份的进出口额按美元计增长了12.7%，这被解读为是应对美国下一届政府将对自中国进口货物征收高额关税的提前行动。短期的提前集中备货毕竟是杯水车薪，之后的中国外贸怎么走？

对华政策将成为美国新政府的一个重点

胜选后的特朗普正在配置其行政班子，对华政策走势将成为美国未来政府的一个重点。从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批准的《2024年纲领》中可以观察特朗普2.0时代对华事务的基调。

《纲领》提出了20项承诺，其中一些与中国有关，主要集中在经济贸易和国防实力两个方面。在经济贸易方面，《纲领》主张“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承诺“重新平衡贸易，确保战略上独立于中国，振兴制造业超级大国地位”，并提出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逐步停止进口必需品，并阻止中国人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工业企业”。美国未来政府对华政策将是中国外贸发展的最大干扰因素，中国的对策在于采取积极措施稳住产业链供应链，着力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双循环发展，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来对冲“小院高墙”，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全球南方现代化发展，引领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

美国新政府将出台强硬的对华经贸政策

　　一是继续执行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强硬的贸易政策包括对几乎所有进入美国的商品征收10%的全面关税，以及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将征收高达60%的统一关税。虽然具体的实施范围和节奏会有所调整，但大打关税牌来挑战中国无疑已是确定的，这必然会进一步破坏中美贸易关系，进一步降低双边的进出口占各自出口的比重。从中美贸易摩擦第一阶段的实际效果来看，加征的关税绝大部分是进口方承担消纳的，这就严重损害了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影响美国经济并威胁其就业，导致通货膨胀急剧上升，同时疏远美国贸易伙伴、打击全球贸易体系、引发全球贸易争端。

　　二是进一步限制中国对美投资和获取美国高科技。美国新政府将会进一步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安全审查，确保有效审查并阻止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中国投资。美国新政府还可能会出台新的法规，明确禁止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5G网络、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对美投资。还可能禁止中国企业参与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项目，如电网、交通和通信网络等。

　　三是抵制中国企业的全球投资活动。美国将联合盟友对抗中国投资和中国出海计划，即通过多种方式的国际合作增强对中国投资的全球监管。特朗普政府会拉拢甚至胁迫其盟友共同制定和实施严格且相互协同的投资审查标准，建立跨国信息共享机制，及时交流和应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活动，从而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的出海步伐。

　　四是扩大针对中国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制裁范围和力度。利用经济制裁手段，特别是将“长臂管辖”国内法律国际化应用，打击中国企业的国际运营。美国新政府会将更多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列入实体清单和制裁名单，冻结其在美资产，限制其与美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交易，并重点制裁涉嫌参与“盗取”美国尖端科技、所谓“侵犯人权”的中国企业。

　　五是加强对在美国华人学者的管控。重启或重新命名类似于“对华行动计划”的措施，加强对中国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审查和限制他们在美国的活动，从而为在美华人与中国的正常交流设置更多障碍，通过阻碍人员交流达到科技脱钩的目的。

中国的应对之道

　　特朗普未来的四年任期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挑战在于对中国极限施压和对全球贸易体制的肆意破坏，甚至不惜取消相互给予的最惠国待遇（其本质是正常贸易条件），这将导致中美贸易关系严重倒退。然而挑战并不是不可预见的，总体来说我方的机遇大于挑战。

　　美国新政府将继续对中国实行高科技特别是芯片领域的封锁，中国需要继续采取综合性策略来应对这一挑战，解决“卡脖子”问题。过去8年的战略相持结果显示，我们的综合性策略是有效的。在特朗普2.0时代，中国需要扩大国际合作以分散风险，需要加大拓展技术和市场来源空间的力度，需要根据环境变化主动调整布局，发展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美国新政府将重回“美国优先”和“孤立主义”路径，为孤立中国争取欧盟、日本等美国传统盟友，我国应为开拓新兴市场国家创造条件。在与欧盟的经济合作方面，可大力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的落实，进一步开放市场，吸引欧盟企业投资中国；同时，加大对欧盟市场的出口力度，推动中欧在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医疗健康等领域的联合研发，尝试建立中欧创新联盟，促进技术交流和转移；与日本的经济合作方面，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进一步落实，加强与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往来。促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署，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一带一路”“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推动全球南方的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推动联合国、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国际规则制定和改革，与新兴市场国家共同应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规则歧视和规则霸凌。

我国要增强中国市场和中国产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能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高反“脱钩断链”的能力；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建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冲“小院高墙”，畅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相互促进的循环体系，推动全球南方的现代化，为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动能，为真正的多边主义提供体制性支持，维护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的权威性，引领经济全球化向普惠、包容、绿色、创新的方向发展。

（编辑  季节）

尽管受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冲突外溢等因素的不利影响，全球贸易出现波动，但是2024年全球贸易仍然明显复苏。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全球贸易展望和统计》预测，2024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2.7%。与2023年下降4.6%相比，贸易增速可圈可点。

展望2025年，全球贸易复苏道路并不平坦，既充满挑战，也面临许多新机遇，全球贸易将表现为持续的结构性调整，贸易增速放缓。

制约2025年全球贸易增长的主要因素

2025年，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仍然广泛存在，但在不确定的全球经济中，制约全球贸易增长的一些因素却是确定性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霾将成为贸易回升的主要障碍。

一是关税战阴云密布，贸易保护主义有增无减。美国大选尘埃落定，特朗普再次执政。在美国总统竞选中，特朗普提出对中国等国全面加征进口关税，这将成为大概率事件。美国关税和贸易政策已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各国对美国将加征高额关税均表示担忧。在美国的干扰下，作为管理全球贸易的多边机构，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制约能力日渐式微；美国新政府加征关税的政策，难免引发全球贸易摩擦，一些国家之间相互设置贸易壁垒，加剧已经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竞争，也将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带来更加严重的冲击，打击全球经济和贸易复苏的势头。美国货物进口额将近4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的16%～17%，美国加征进口关税幅度与全球贸易额收缩程度具有相关性，如果被加征关税的国家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关税贸易摩擦对全球贸易的冲击将产生更大影响。

二是各国经济的非同期性犹存，产业政策竞争加剧。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状况以及面临的经济问题存在较大差异，有些国家面临通货膨胀压力，有些国家则面临通货紧缩；有些国家经济处于恢复上升期，有些国家经济则处于下行期。由此，全球性的供求错配，供给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突出，制约全球贸易增长。全球经济作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经济贸易持续复苏离不开各国经济政策的协同、共同应对复杂的经济形势的挑战。但是美国奉行本国优先战略、强化产业政策，由此各国间产业政策的竞争将被强化，而国家间经济政策的协同性进一步弱化，增加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损害全球贸易的稳定性和经济复苏的势头。

三是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被打断，冲突与对立给全球经贸蒙上阴影。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经济分裂，缓解冲突的努力充满变数。在地缘政治冲突中，一些国家将商品、投资、科技、金融等武器化，正常的国际贸易活动遭受冲击，制裁与反制裁的较量扰动全球贸易，地缘冲突影响全球能源成本和航运路线、抬高贸易成本，所引发的世界性忧虑难以消退，各国纷纷寻求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这样的贸易政策调整在2025年仍将持续，导致世界陷入贸易全球化回潮的漩涡，加剧全球贸易扩张的压力，全球贸易难以持续较快增长。

四是安全概念泛化，国际贸易联系趋于脆弱。在大国竞争加剧、新冠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社会制度、价值观的对立有增无减，安全概念泛化在短期之内难有逆转。在维护国家安全、“去风险化”的名义下，全球经济贸易合作受到严重干扰，企业在一些国家“去风险”政策的扰动下，被迫调整投资贸易的流向和区域布局，无端增加国际贸易成本，降低贸易效率，影响贸易的稳定增长，“去风险”仍然是2025年全球贸易的巨大风险。

五是逆全球化暗流涌动，推升贸易成本。全球化逆流一经形成，在短期之内难以退潮。2025年，全球化逆流仍然是笼罩在国际贸易头上的阴霾，甚至存在变本加厉的风险。一些国家构筑“小院高墙”，建立排他性的经济集团，散布别国威胁论，推动制造业回流和“友岸外包”，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禁止高技术产品和服务贸易，全球经济技术合作被人为中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重构与收缩，不仅导致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匹配度降低，增加企业成本、抬高出口产品价格，加剧通货膨胀压力，而且降低消费者、投资者的需求能力，制约全球贸易的增长。

六是美国货币政策走向扑朔迷离，冲击全球贸易的稳定性。美国为遏制通货膨胀而持续加息后，近期选择降低利率。不过，对于“美国是否进入到降息周期”之问，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不仅是因为其降低通胀率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想目标，而且是因为谋求加征关税，必然推高美国物价。尽管美国社会降息的呼声增强，但是在通胀压力下，降息的难度正在加大。美国货币政策的变数不仅扰动着全球资本流向，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而且关乎全球经济复苏的持续性和全球贸易的增长。在金融市场动荡中，全球经济增长将受到抑制，全球贸易也将遭受冲击。

2025年全球贸易发展的主要动力

2025年，尽管全球贸易挑战和不利因素众多，贸易增速将放缓，但是支撑贸易增长的动力在积聚，抵抗和削减着保护主义对全球贸易的冲击，贸易结构变迁将持续。

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成为支撑全球贸易增长的物质基础。当今世界正经历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时代到来，大数据、算力模型开发出层出不穷的应用场景，已成为重组要素资源、重塑经济结构、改变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化、智能化代表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数字赋能传统产业和各生产要素，智能制造、智能服务异军突起，边际收益递增取代边际收益递减，生产效率急剧提升，既是推动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根本动力，也是2025年在保护主义盛行期全球贸易不至于大幅衰退的根本保障。

二是数字贸易异军突起，成为全球贸易的新增长点和结构变迁的新趋势。在数字革命中，各国加大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改善数字贸易物质条件；数字应用场景和模式不断创新，拓展跨境数字交付渠道；数字产业不断涌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提速，推动数字产品贸易和数字服务贸易蓬勃发展；数字技术不断创新迭代，助力数字技术贸易规模扩张；数字平台和数字贸易经营主体数量不断增加，跨境电商成为新型的国际贸易业态，削减了国际贸易中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改变着传统贸易方式；数据成为商品、技术、资本之外大规模的交易对象。数字贸易有望继续成为改变全球贸易格局、驱动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

三是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绿色贸易将保持快速发展。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巨大的环境赤字，追求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成为广泛的国际共识，绿色贸易具有光明的发展前景。近年来，绿色原料和清洁生产、绿色消费和废弃处理、绿色包装和绿色设计、绿色服务、绿色营销已经构成绿色贸易的核心要素，环境友好型产品贸易、资源集约型产品贸易和安全健康型产品贸易等绿色贸易在全球贸易中更快增长。2025年，在寻求化解贸易与环境的冲突中，绿色贸易将继续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增长点。

四是企业寻求突破，成为制约贸易保护主义的微观基础。各国企业，包括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国家的企业，在贸易保护与市场开放、安全泛化与效率优先、脱钩断链与经济合作、短链化与全球化的矛盾纠葛中，艰难地寻找着全球生存和发展的契机，在“脱钩断链”折磨下的企业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反感情绪呈上升状态，不断突破贸易保护主义的桎梏，让人们看到全球化逆流阴霾下的一道亮光，企业积极寻求新的全球贸易布局，拓展国际贸易合作空间，成为支撑国际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

五是区域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亚洲有望继续充当全球贸易的引擎。尽管受经济低迷、汽车和化工等主要产品出口下滑的影响，欧洲地区的出口额可能难以逆转下滑趋势，美国祭出加征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贸易增长将降速，拖累全球贸易增长脚步，但是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还在发展，RCEP持续释放贸易创造效应，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3.0版）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提高，将进一步夯实亚洲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基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亚洲地区有望延续外贸增长势头，充当全球贸易增长的引擎。

六是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呼声强烈，中国在支持经济全球化中扮演关键角色。中国践行开放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国际经济秩序，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增强全球贸易的稳定性，携手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化逆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为世界贡献国际公共产品，持续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经济合作平台和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功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国际贸易能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贸易持续高于全球贸易增速。中国将致力于推进与非洲以及“全球南方”的经贸合作，将自主开放与协议开放相结合，持续扩大进口，释放大市场的贸易红利，为更多国家带来贸易机会，有助于缓解经济全球化中各国利益不平衡的矛盾。

（编辑  季节）

2024年10月4日，欧盟27个成员国投票表决，通过了对自华输欧的纯电动汽车（BEV）加征5年高额反补贴税的决定。其中，法国、意大利等10国赞成，德国、匈牙利等5国反对，瑞典等12国弃权。欧盟委员会（欧委会）表示将继续与中方谈判，以探索“替代方案”。

欧美近期对我电动汽车出口关税政策

2023年10月4日，欧委会对进口自中国的BEV发起反补贴调查。

2024年7月4日，欧委会发布公告，决定对自华输欧的BEV征收临时性差异化反补贴税，包括：比亚迪（17.4%）、吉利（19.9%）、上汽（37.6%）、其他不合作汽车品牌（37.6%）以及其他合作汽车品牌（20.8%），起征日期为2024年7月5日，加征时长不超过4个月。

2024年10月4日，欧盟27个成员国投票决定：在10%基本税率之上，对自华输欧的BEV加征差异化反补贴税，包括：特斯拉（7.8%）、比亚迪（17%）、吉利（18.8%）和上汽（35.3%）；欧方将与中方继续谈判。

在欧委会公布加征反补贴税政策之前，欧美等多个国家对我国出口电动汽车施加关税新政，包括：

• 2024年9月13日，美国宣布对我国出口的电动车（包括油电混用）加征100%关税，加上2.5%基础关税，最终税率达102.5%，9月27日开始生效。

• 2024年8月26日，加拿大宣布自10月1日起，对我国出口的电动车征收100%附加税，包括电动车用锂电池和电池部件。

• 2024年7月，巴西将电动车进口税增至18%，并计划于2025年7月增至35%。

• 2024年6月8日，土耳其对我国电动汽车加征40%额外关税，每辆车额外关税最低为7000美元，于7月7日开始实施。

• 截至目前，印度对价格4万美元及以下的电动车征收70%关税，对4万美元以上的则征收100%关税。同时，针对在当地投资5亿美元以上进行生产的汽车品牌，印度计划将整车出口（CBU）税率缩减至15%。

欧盟对华BEV出口加征反补贴税的影响

2023年欧盟BEV进口量与进口额分别达到75.4万辆与217.4亿美元，同比增长53.1%与63.6%，成为全球BEV最大进口地。据欧洲运输环境联合会2024年3月27日报告，2023年欧洲累计销售电动车200万辆，其中30万辆在华生产，占比19.5%。欧盟是我国最重要的BEV出口市场，占我国2023年总出口的39.4%。2024年1-8月，我国对欧BEV出口量及出口额仅为29.8万辆及79.9亿美元，同比下降7.6%及11.9%。

针对欧盟对华BEV加征反补贴税，我方应积极且稳妥应对，若施加过激的反制措施，极易引发欧盟对华加征更高的反倾销税等措施，并联合盟友对我国电动汽车等相关产业带来更大损失。

确保贸易公平是欧盟加征关税的决策理由

欧盟依据2022年出台的《外国补贴扭曲内部市场法规》认定我国BEV出口存在因产业补贴导致的倾销行为，扰乱正常市场竞争与公平贸易，这是其加征关税的根本决策理由。不同于美国对华政策，欧盟并未将国家安全作为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考量因素。

（一）来自中国的BEV存在大量产业补贴

欧盟调查发现，我国BEV生产和出口存在高达18种补贴，包括：政策性银行优惠信贷、各种资助计划、减免税计划、出口退税。因此，欧委会认为欧中BEV竞争不公平，会严重损害欧洲汽车产业发展及就业状况，进而加征反补贴税。

（二）来自中国的BEV存在倾销情况

在全球能源转型和减排目标驱动下，我国电动车产业发展迅速，在国际市场表现突出。2023年我国乘用车出口540万辆，其中电动车154万辆，占全球BEV出口的四分之一，出口额达341亿美元。据国际能源署《全球电动车展望2024》统计，中国、欧洲、美国在世界电动车销量排在前三。2023年，全球电动车销量突破1400万辆，其中我国占60%，而欧美分别占25%和10%。

据欧盟调查数据，我国BEV对其出口从2020年的6.4万辆（9亿美元）猛增至2023年的43.8万辆（104.7亿美元），占其市场份额从21.4%猛增至58.1%。当年欧盟进口量和进口额分别增长152.4%和153.3%，而自我国进口猛增585.8%和1055.3%。同期我国出口均价从2.82万欧元降至2.53万欧元，下降10%，是美国均价的一半，比日韩均价低20%和30%，其他国家出口均价由2.92万欧元增至3.59万欧元。

据我国海关统计，我国对欧洲出口纯电动车分别由2020年的3.4万辆和8.9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48.2万辆和134.6亿美元，分别增长1328.3%和1469.4%，占欧盟进口的63.8%和61.9%。

因此，欧委会得出初步结论，我国国内市场无法吸收大量过剩产能，结合对欧出口猛增，以及我国对欧出口近35%占比，我国BEV的高产能、高出口、高依存度、低价格必然会导致对欧市场的倾销和扰乱。

（三）国家安全并未成为欧盟加征关税的考量因素

2024年2月29日，美国商务部称我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具备“联网”功能，内嵌多种信息通信技术或服务将导致个人与关键基础设施等敏感信息泄漏、网络攻击等风险，将对美汽车产业及工人产生致命威胁，导致严重的公共与国家安全危机，并以此为由对我国电动汽车展开国家安全调查。2024年9月13日，美国对我国出口的电动汽车以及电动汽车电池关税税率分别上调至100%及25%。

不同于美国对国家安全的关注及其直接祭出反倾销大旗的做法，欧盟对我国BEV加征反补贴关税是正常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而非贸易战。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中，反补贴（anti-subsidy）、反倾销（anti-dumping）以及保障措施（safeguard）是常用且力度递增的三种方式。基于其前期调查，并出于保护区域内相关产业及就业的目的（如大众汽车计划关闭比利时工厂并大量裁员），欧盟现阶段仅实施加征反补贴税政策，是其对华政策注重稳妥、渐进的表现。同时，欧盟表示将就此问题继续与我国开展谈判，以寻求“替代方案”，是欧盟重视对华关系以及中欧经贸合作的主基调的表现。

对策建议

今年7月4日，欧委会公布关税新政后，我国多数电动汽车企业、欧洲汽车企业及利益相关方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2024年9月，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访问欧洲，与相关机构协商中欧电动汽车贸易争端问题，加强沟通协调。多方积极的举措初显成效，10月4日公布的关税方案均有所下调，包括比亚迪（下调0.4%）、吉利（下调1.1%）以及上汽（下调1.3%），进一步证明双方加强沟通协同的可行性与重要性。

针对欧盟27国在10月4日的关税新政投票结果，中欧技术团队在10月7日继续就双方关切进行谈判。我方采取以守为攻、以退为进的策略，以中欧经贸合作的大前提为准绳，积极沟通、灵活应对。

（一）积极沟通和谈判，慎用反制措施

欧盟是我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不同于美国的攻击性，欧盟对华政策长期以来均以稳妥、渐进为特征，并以中欧合作为前提，我国对美欧政策应区别对待。即使欧委会已于10月4日作出决定，但仍可谈判磋商，下一阶段的目标不是促使其取消反补贴税，而是通过沟通协商并匹配相应国内政策，尽可能使其将加征幅度降低（例如7.8%～15%），可借鉴中欧光伏二轮谈判的成功经验，包括求同存异、以合作及解决分歧为主。

中欧经贸合作涉及面广，欧盟企业在华投资是我国引进外资的重要来源，中欧在多个产业的技术合作是我国产业能力提升的重要基础，欧盟对华稳健的经贸政策是我国打破现有国际困境的有利突破口。过激的反制措施不仅无益于解决现有的电动汽车贸易争端，反而会引发欧盟及其盟友将初级阶段的反补贴关税提高到反倾销关税以及更加严厉的贸易保障措施。

匈牙利已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且对华态度友好，但其在欧盟各成员国间话语权很弱，依靠匈牙利推进在欧政策突破反而容易招致其他成员国的反感。即便10月4日的投票中仍有不少欧盟成员国表示反对和弃权，但寄希望于通过各种手段分化并促成15个成员国反对几乎没有可能。

在谈判和协商过程中，我国应积极与欧盟沟通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情况与政策的调整进展，包括补贴政策对产业在初始阶段的保护及促进目的、补贴政策的调整及退出、国内产业参与全球产业链合作及国际市场竞争的积极贡献等。与此同时，与中欧商会积极且诚恳交流，了解欧盟在华车企出口欧洲的需求与痛点，作为与欧盟谈判协商的突破口。

（二）回归就事论事，以退为进，争取彼此互惠关税减让

欧洲是我国电动车及配件重要来源地，2023年我国进口电动车2.3万辆和21.7亿美元，汽车配件125亿美元，合计146.5亿美元，分别占我国进口的15.4%、26.8%、58%和49.5%。考虑到欧盟电动车产业发展需要，也为配合磋商，可考虑将欧进口电动车及汽车配件进口税由15%降至10%，以换取其对我国BEV加征反补贴税的下调。

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绿色转型，中欧虽然存在竞争，但在包括BEV在内的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可谓志同道合，前景广阔。对欧盟而言，此次加征反补贴关税源于保护国内产业、就业的动因，同时，欧盟也急需依赖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以实现其碳中和目标。因此，扩大市场开放，从全产业链角度加强中欧电动汽车在多个环节的合作，仍然是维护和促进该产业健康发展的主流方向。

（三）主动提出自愿出口和最低价格限制

2024年9月12日，欧委会将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联合提交的最低出口价格提案驳回，认为仅此不能消除其顾虑和担忧。我方应主动提出实施自愿出口限制，调节对欧出口量（以2023年出口量为基数），并要求给予一定增量（如5%～10%），同时承诺最低价格。同时，应以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和各汽车行业商会牵头，协同国内各电动汽车企业形成行业自律，促进出口主动限价和数量限制，避免恶性竞争。

（四）充分调动外资汽车企业的游说能力

据欧洲运输与环境协会统计，在中国向欧洲出口的电动汽车中，特斯拉占比28%、雷诺达契亚占比20%，连同大众、保时捷等，西方品牌合计占比过半，而我国自主电动汽车品牌从年初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因此，这些外资汽车企业属于欧盟政策的最大受害者，同时其母公司也在本国以及欧盟具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我们可以尝试通过外商投资协会或欧盟商会等机构出面组织座谈与协调，以调动其游说能力，形成更强的舆论压力。

（五）推进产业整合，助力做大做强

欧方认为我国电动车产业产能过剩严重。其调查发现，我国电动车总产量580万辆，总产能918万辆，闲置产能338万辆，是欧洲电动车消费量152万辆的2.2倍。截至2022年底，我国乘用车总产能为4300万辆，工厂利用率只有54.5%，闲置产能2340万辆，可用于为欧盟市场生产BEV。虽然我方已意识到产能过剩，并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审批制度，但仍有新BEV生产商设厂增加产能。

目前我国200家企业获得电动车生产许可，159家投产，25家有出口资质。应吸取光伏等产业政策无序竞争导致的产能严重过剩及企业大量倒闭的惨重教训，鼓励新能源车企业通过并购做大做强，将重心从产能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以防范欧美对我国出口进一步采取更严厉的反倾销或特殊保障等制裁措施。

（六）鼓励对欧投资，促进共赢发展

增加对欧盟成员国新能源车投资，以投资换市场，实现共赢发展。目前比亚迪宣布投资匈牙利，吉利计划投资西班牙，德法意等国均欢迎我国企业前去投资。同时，鼓励企业加强与欧洲企业的技术合作，包括联合研发、产业链协同等，以此推动中欧电动汽车产业的合作深化、产业链融合，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现共赢发展。

（七）规范补贴

全面审查现有补贴政策和制度，提高透明度，尽快将补贴纳入WTO允许类，确保补贴措施符合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国有、民营及外商投资企业共享国民待遇。通过规范乃至逐步取消补贴，我国可获得更加公平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促进电动车产业的健康发展。

（八）加强中欧在拓展发展中市场的合作

欧盟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影响深远，其“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计划对绿色发展极为重视。鉴于欧盟大型汽车企业均驻足于中国市场，我国有条件和理由发挥协调作用，使之与本土企业形成协同机制，共同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我国电动汽车现已出口到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举有望将“分蛋糕”的压力转化为“做大蛋糕”的动力，降低因特定市场政策变动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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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受乌克兰危机等事件的影响，俄罗斯对德国天然气输送大幅减少，德国能源价格高企，制造业成本急剧上升，面临长期性系统性风险。对此，德国政府以稳定能源供给安全、推动能源转型为目标，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能源危机。

关键词：德国；制造业；能源转型

引言

作为欧洲第一大、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德国是全球制造业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长期保持在20％以上，高于美国、英国和欧元区国家。德国的汽车制造业、机械制造业、电气工业、化工业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这些领域注册的专利数量更多，创新能力更强。国际化程度高的大型企业、专业化技术水平突出的中小企业，构成了德国制造业的核心。此外，德国隐形冠军数量世界排名第一，全球占比近50％，其中80％从事制造业，平均存在时间超过70年。^[]

能源是工业的粮食，供稳价廉的俄罗斯天然气是德国制造业生产的有力支撑。早在1973年，苏联就开始向联邦德国输送价格优惠的天然气。俄罗斯作为德国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约占德国天然气进口总量的三分之一，排在挪威（约25％）与荷兰（约20％）之前。^[]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大幅削减对德国的管道天然气供应，加之德国关闭国内最后三座核电站，以及“北溪-1”和“北溪-2”管道遭破坏等因素，使德国天然气和电力价格激增。2022年德国通货膨胀率达7.9％，创该国统一以来最高纪录；其中能源价格同比增幅最大，达34.7％。^[] 能源价格飙升严重打击了德国制造业：PMI指数自2022年3月以来总体呈下降趋势，同年7月降至荣枯线下（49.3），2023年7月降至38.3，系2014年以来的次低值；^[] 制造业生产指数自2023年3月以来总体也呈下滑趋势；^[] 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也降至德国统一以来次低。^[]

能源价格高企对德国制造业的影响

（一）能源供给创历史新低

天然气和电力是德国制造业前两大消耗能源，分别占制造业能源消耗总量的30％和21％。

工业天然气价格方面，德国天然气2015—2021年供应平稳，价格震荡下跌，从3.46欧分/千瓦时降至2.95欧分/千瓦时。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大幅削减对德天然气供应，加之同年9月26日“北溪-1”和“北溪-2”管道遭破坏，价格突破7欧分/千瓦时，并上扬至2023年的7.75欧分/千瓦时。

工业电价方面。德国工业电价在乌克兰危机前总体保持在20欧分/千瓦时以下。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德国工业电价飙升至43.2欧分/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能源价格高企，导致德国2023年一次能源消耗量创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0791兆焦），同比减少7.9％，其中天然气消耗量减少4.3％。加之2023年4月15日德国最后三座核电站关停，核能发电量减少80％，本土总发电量减少10％，导致电力进口量增加，自2002年以来再度超过出口量（+92亿千瓦时）。

（二）产业安全遭受风险

能源价格高企对德国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打击远超制造业整体。2023年，能源密集型产业产值下降17.7％，高于制造业产值的平均降幅（1.5％）。作为德国能源密集型产业中专利注册数最多、最具创新能力的产业，化工业产值下降近18％，冶金业产值下降11％，均高于能源密集型产业产值下降的平均水平。^[] 就业人数方面，2023年，德国制造业从业人数同比增长0.5％，但能源密集型产业从业人数出现下降，化工业下降1.8％、冶金业下降1％、橡胶和塑料制品下降2.1％^[]。

有研究认为，虽然能源价格和盈利能力呈负相关，但对于制造业的整体影响并不显著。^[] 一项对德国制造业的1600种产品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产品不具备天然气消耗密集型的特征，只有300种产品消耗了90％的天然气。据估算，假设完全停止生产能源密集型工业品，与乌克兰危机爆发前相比，德国制造业产值仅下降2％，远远不及工业危机的程度。结果还显示，这300种产品绝大多数为中间产品，且进口可替代性高，可以防止供应链中断。该观点的问题在于：单纯从经济逻辑出发，片面认为能源密集型产品供给不足可通过进口解决，但忽视了安全逻辑和竞争逻辑。因为保障能源安全、提升本土产能、推动绿色转型，才是维护产业安全、稳定国内就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由路径，而非依赖进口。

宏观经济指标方面，能源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0.7％，从业人数占德国劳动人口的23.19％（见表1），人均增加值为12万欧元，高于制造业的9.5万欧元/人和全国平均水平7.7万欧元/人；能源密集型产业人均收入为6.73万欧元，高于制造业的6.08万欧元/人、德国全国水平4.86万欧元/人。^[]

表1 德国主要能源密集型产业部分经济指标  （％）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数据整理

从产业链视角看，德国能源密集型产业普遍占据上游位置，为下游产业提供重要中间产品。在德国非出口的工业品中，55％作为中间品供给制造业其他部门，而在能源密集型产业中，这一比例达到87％。^[] 这意味着，一旦有能源密集型企业迁出，相关下游企业也会不同程度地迁出，长此以往将对德国制造业产生长期性系统性的风险。以钢铁、铝、氨气和烯烃为例，这四种能源密集型产品是德国制造业中重要的中间产品。一是用途范围广。对制造业支柱产业贡献高，如车辆机器零部件制造、机械制造、电气工业、电动装备等。二是战略价值高。这些原材料是德国核心产品的生产基础。钢铁用于光伏组件、风力涡轮机、汽车电池安全外壳、汽轮机；铝用于生产汽车车轮的轮辐、轮毂罩、轮外饰罩、制动器总成的保护罩等；氨气是现代化肥的重要原料；烯烃用于生产塑料、合成橡胶、纤维、医药品原料、农药、涂料等产品。

鉴于德国能源密集型产业在供应链中的重要位置，能源危机造成的影响可在整个产业链蔓延，导致产能削减和进口依赖加剧的风险。经测算，如果能源价格翻番，能源密集型产业承受的成本压力将远高于非能源密集型产业，一旦能源密集型企业停产或迁出，将会导致产业链下游部分产能停产或迁出。员工数超过250人的大型能源密集型企业倾向于削减其德国本土产能，通过扩大海外产能弥补产能缩减。但测算显示，仅14％的企业通过海外生产弥补了本土产能至多一半的缩减，剩余的缩减产能则必须通过进口弥补。^[] 导致产业链进口依赖加剧。而只能在本土完成生产的中小型企业，只能面临减产甚至关停的风险。

（三）资本净流出创新高       

能源危机已经成为德国制造业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德勤在2023年9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投资他国原因”中，能源成本上升的得票率最高（59％）；德国经济研究所在2023年8月进行的一项网上问卷调查显示，^[] 受访的148家能源密集型企业中，约四分之三的企业表示，鉴于能源价格高企已经减少或正在考虑减产，仅四分之一的企业表示不会减产。德国工商总会的调查显示，能源价格高企对德国区位竞争力的危害程度排名第二。在“具备竞争优势”（分值为1）至“不具备竞争优势”（分值为6）的档位划分中，能源价格高企2020年得分为4，2023年得分降低至5。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德国资本净流出已呈现上升趋势，并且迭创历史新高。2022年，德国资本净流出达1250亿欧元，超过2021年的1000.31亿欧元，系1971年实行FDI统计以来最高值，在经合组织国家排名第一。2023年，德国资本净流出940亿欧元，虽然趋势有所缓解，但这仍然是历史第三高资本净流出值，在经合组织国家排名第二。^[] 2022-2023年，德国对我国的投资额连续两年创历史新高，而制造业为最大注资领域，且投资结构表现出明显的“能源密集型产业—下游产业”特征：汽车制造业、化工业、机械制造业位列前三名。

德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及成效分析

（一）完善法规体系，做好顶层设计

德国能源危机爆发后，联邦政府整体协同推动能源政策改革，于2022年7月第七次修订《可再生能源法》，同时修订《海上风能法》《能源效率法》等法律，并制定“海上风能区域扩展计划”“陆上风能战略”等政策。这套法规体系围绕供应安全、价格稳定、提高能效、保护环境四个方面开展改革，其亮点是突出科技研发的重要性，借助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趋势推动能源转型。

第一，发掘海、陆风能发电的创新科技潜力。德国政府于2023年1月和5月相继公布了扩展海上风能和陆上风能发电区域的计划，均强调了创新研发的重要性。海上发电方面，德国政府在波罗的海沿岸水域建立国家近海试验区域，测试创新科技的可行性，发掘能源转型的近海潜力。陆上发电方面，政府牵头设计土地规划标准原则与可行性方案，成立专家咨询组，起草为期3年的电网与风能兼容拓展的论证报告。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分析风力涡轮机和电缆卷筒等设备的水运网络和港口信息，模拟并对比运输路线，找到最优解，提升运输能力。

第二，提高数据中心余热的回收效率。数据中心是电力密集型的基础设施，随着德国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德国的数据中心数量大幅增长，2012—2022年间增幅约90％。目前德国数据中心年消耗量约16太瓦时，且呈增长趋势，其产生的余热可以作为制热或制冷的有效补充。德国目前约有3000家数据中心（连接功率超过500千瓦的约有300至500家），每年可产生130亿千瓦时以上的电能，^[] 热能转化潜力巨大。针对数据中心余热排放增长的趋势，德国大力发展余热回收及相关技术的创新研发，并加强对能源利用效率的监管。技术方面，一是开发升级浸入式冷却系统，较气体冷却法大幅提升了吸热效率，降低了经营成本；二是升级热泵技术，减少输入区域供热网络过程中的能量损失；三是通过芯片冷却技术为数据中心提供废冷，尤其在高性能计算领域的数据中心，芯片冷却技术已经开始作为标准配置使用，可在小空间冷却高密度分布的服务器。监管方面，德国政府于2023年通过《能源效率法》，系德国第一部提高能效的综合性法律，且首次将数据中心作为重点监管对象，并分阶段制定了监管内容，升级能效标准。

（二）多维度提供财政支持，稳固实施路径

为应对能源危机，德国政府围绕能源转型的关键环节，分别在国家和地方层面推出了不同的补贴计划，呈现出多主体多维度的特点。与此同时，相关审核部门对提出补贴申请执行一道或多道审核，进行事前评估，择优选取享有补贴资质的企业或项目，并在事中和事后定期监测运行进程和成果转化质量。

技术创新是推动能源转型的关键因素。2023年10月德国政府发布第八版能源研究指导性纲领，将创新研发列为核心内容之一。研发政策以跨领域合作为基础、以快速实现市场化为目标导向、以阶段性评估为监管手段，围绕能源安全、供电和供热转型、可持续氢能经济、科研成果落地转换为任务开展技术创新研发，并配以多个层面的资金支持。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方面，短期着重应对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电价和天然气价格高企，允许企业至2022年底最多获得5000万欧元的天然气和电力补助。中长期注重促进能源转型，优化生产方式，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主要围绕一次能源消耗在2030年和2050年分别降低30％和50％的目标展开（以2008年为基期）。

基础设施方面，同样围绕推动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展开，具体的路径措施包括楼体和厂房的节能翻新、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的数字化。同时注重解决地区之间发展水平不平衡的问题（见表2）。

表2 德国对创新研发的主要补贴

资料来源：根据德国联邦政府相关部门网站资料整理

（三）推动家庭光伏发电，夯实大众基础

德国是世界上推广分布式光伏发电最成功的国家之一。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家庭光伏发电更受青睐。2022年，德国新增家庭光伏发电装置数量超过6.5万套，2023年近28万套，2024年上半年已超过15万套，同比增幅达50％。^[] 家庭光伏发电装置可使一口之家年均获得550千瓦时的电量，节省约218欧元。为推广家庭光伏发电装置，德国政府做出了以下举措：一是联邦政府取消产品增值税，多数地方政府也会在购置时提供数额不等的补助，可分3～5年还款。二是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优化光伏政策，取消配置双向电表的要求，允许继续使用原有电表，且电表在光伏供电时为倒转状态，以减少电费。此外，将逆变器功率从600瓦提升至800瓦、装机容量提升至2000瓦。

（四）可再生能源发挥引领作用，余热供暖形成规模

2023年，德国可再生能源消耗量同比增长2.3％，系唯一实现正增长的能源，^[] 也成为德国最重要的电力来源。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较上一年增长8.3个百分点，首次超过50％，达到52.5％，其中陆上风能发电增长15％，光伏发电增长1％。^[] 2024年第一季度，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继续增长，达到56％。科技创新是德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推手，2023年，德国风能发电技术专利数同比增长2.9％，全球占比达19.5％，居世界第二。^[] 光伏技术专利数同比增长32.7％，全球占比达19.5％，与我国并列第一。可再生能源发电推动了电力价格的降低与环境的改善，2023年，德国工业电价同比下降43.3％，2024年同比下降27％，制造业和能源部门排碳量同比分别下降13％、20％，^[] 此外，数据中心回收余热可用于35万户家庭的供暖，相当于不来梅市的家庭数量，供热量相当于法兰克福市（莱茵河畔）总体供热需求的20％。^[]

对我国的启示

（一）优化顶层设计，筑牢改革基础

德国能源危机爆发以后，根据实际情况对现有法规体系进行了近几十年来最大力度的改革，多部法律的修订与制定有序推进，突出了提升监管效能与促进科技创新并举的特点，同时推动了社会公众参与能源转型的进程。我国可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充分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第一，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充分发挥科技领军企业龙头作用，鼓励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密切合作，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协同培养科技人才。同时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促进自主攻关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

第二，增强立法的系统性、协同性，从多方面、多层次予以推进和实现，妥善解决《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之间的潜在冲突，协调陆上发电装置安装与民用土地使用之间的矛盾，以民生保障为基础推进环境可持续发展。

第三，试点推广家用光伏发电，科学制定让利补偿措施，让推动节能环保的意识根植于大众社会。

（二）依托数字化发展，推动能源转型技术创新

推动能源转型，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根本路径是科技创新，德国高度重视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依托产业数字化的趋势为能源转型赋能，在海、陆风能发电以及数据中心余热回收上取得了显著成果。我国风力资源丰富，服务器的数量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在挖掘有效需求、提升储能技术方面大有可为。

一是推动智能感知、大数据模型、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手段，将风力资源与大数据相结合，探索场端—终端—云端的大数据分布式监测的有效途径，将灵活的需求来源，如电动汽车充电和区域供热，转移至能源供给充足的时段。

二是依托“东数西算”的新型算力产业格局，联动规划数据中心集群与供热网络整体性分布，提升数据中心余热向供热网络的输送效率，优化分布式供热网络，满足高耗能地区的能源需求。

三是推动浸入式冷却技术、余热回收存储技术、跨季节储热技术等的创新研发，提升将能源转换为电力、燃料或热能的水平。

（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完善补贴监管制度

德国能源补贴体系的特点是，自上而下多方牵头，从推动能源转型整体入手，分领域和重点采取补贴措施，执行事前审查、事中监督和事后评估制度。我国对能源转型的补贴种类繁多，申请者数量庞大。对此，一是持续深入优化事前审查、事中监督和事后评估制度，确保项目遴选的公平性、补贴使用的精准性与合法性，防范圈钱之风和烂尾项目。

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等相关法律确立的框架基础上，结合我国的产业发展规划，从保障能源安全、推动能源转型的全局角度出发，优化补贴结构、突出重点领域，推动补贴政策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四）深化中德绿色合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更大贡献

作为全球两大绿色贸易国家，中德两国在多个绿色领域具有强大的互补性，如能源绿色转型、绿色低碳产业发展以及低碳零碳技术等方面。为了更深入地推动合作，中德两国应当进一步提升在能效和循环经济、气候变化适应、工业创新和能源转型等重要领域的合作水平，增加清洁能源和绿色技术的产品与服务供给，同时在绿色低碳技术等新兴领域扩展合作空间。构建有利于碳减排的产业布局，对促进世界经济绿色复苏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形成中欧合作的典范，为全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智慧。

（编辑 宋斌斌）

农村新型集体经济：榜样的巨大作用

2017年2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了“三农”工作座谈会，邀请了多位著名三农领域的学者和农村一线工作者参会。当时正值各地农村开展农民承包集体耕地确权工作，对此社会上存在不同的意见。有些人主张，土地确权后应允许农民将承包地流转出卖以增加“财产性收入”，而土地流转集中到私营大企业手里就可按照现代化农场模式进行规模化生产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反对意见则认为，农民之间承包地流转一直在农村自由顺畅地进行，用“确权”固化农民承包权的做法会鼓励一小部分农民把承包地当作个人私产，而村委会则丧失了对承包地块进行微调的功能，更多的担心在于，允许农民将土地一次性流转出卖与宪法规定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原则相违背。我们要坚持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况且目前农村之所以存在大量撂荒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村集体和乡村政府对耕地有效管理的能力受到削弱，农民土地承包固化后，撂荒地更难得到遏制和治理。

《塘约道路》一书作者王宏甲介绍了贵州毕节市塘约村在遭遇特大洪涝灾害时，全体村民在左文学书记和村党支部的领导下，重整村里的农田、房屋和道路，因势利导组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村民将自家承包权入股合作社，实行统一生产经营的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塘约道路”开辟了新形势下村党支部领办农民合作社、在新型集体经济下发展生产的道路。塘约村的做法得到与会人员的高度赞同。

在“塘约道路”的启发下，中共烟台市委组织部牵头并联合市有关部门，在全市范围推动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试点。截至2020年8月，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已占全市村庄总数的40%，入社群众达34.5万人，带动新增集体收入3.91亿元，群众增收5.01亿元。

严海蓉当时是香港理工大学教授（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她从社会学角度从事三农研究，对国外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有深入的研究，《乡村纪事》一书是严海蓉研究团队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严海蓉团队调研范围比较广。她们在南方重点调研了贵州毕节市塘约村、大坝村以及云南省的农村，在北方调研过黑龙江新兴村（以朝鲜族村民为主），在西藏海拔5000米的嘎措乡进行了数年跟踪调研；在中原调研了河南省土洞村，在东部调研了烟台市农村。她们所调研的乡村涉及农村几个主要产业类型、多个民族地区的农村现状，研究成果对乡村振兴、对广大农村工作者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体现乡村全面振兴新形势的应时之作

 2024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经过数年酝酿讨论，在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这意味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标志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法律地位不可动摇，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开展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带领广大农民群众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乡村纪事》这部书的出版，可谓是应时而作。

这本书重点总结了包产到户以来7个农村案例，这些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村庄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同时指出，当前影响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缺陷和短板是缺乏组织化、缺乏内生性，认为重新激活的村集体应该成为引领乡村社会发展的龙头，村庄的新集体化能够解决乡村的组织化和内生性问题。

从权责统一的角度来看，乡村振兴的龙头不是地方政府，而应该是村集体。地方政府需要提出地方发展的方向和战略规划，而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方法和决策，需要依靠村集体发挥责任心和能动性。

乡村振兴是多方面发展的统筹协调，包含社区、文化、生态、农民生计等方面，只有村集体能够兼顾多元价值，兼顾短期利益和长期可持续性。所以，乡村发展、乡村振兴的龙头和主体应该是村集体。而非资本和政府，多年资本和政府的实践都错置了乡村振兴的主体。

在以中国70多年的发展经验观察，中国乡村发展的制度特点和优势是什么？我国长期积累了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导制度特点，能够发挥组织化的优势，超越小农作为小生产者的局限性，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开发多样化业态，同时，可以更好地统筹和保护社区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多元价值。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多种功能，包括管理资源、统筹经济、保护农业、社会发展、生态恢复。

我们认为，新型集体化的原则在于公共性的丰富和扩大，其灵活性则在于不是一步到位，允许有探索的过程。

新型集体化实践的初心从哪里来？在乡村基层的土壤中依然留存着种子，而新型集体化便是这些种子发芽、开花、结果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集体重新被塑造，成为乡村振兴的发动机。只有提供新的公共性能量，创造“合”的条件，才能带动群众，让村民们逐步脱离“分”的惯性，创造新的集体经济。美国政治经济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贡献是在世界各地的“公地”维护中发现了多种付诸实践的合作制度，打破了私有化的迷思。从广义的农业资源（包括农、牧、渔）来说，中国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公地”，中国在农业“公地”的管理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对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扬弃，不仅关乎中国农业资源的未来、关乎乡村振兴的前途，也对世界“公地”的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的观点来自对农村深入调研的结果，来自对世界各国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考察对比，来自对人类发展史的回顾，更来自要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建设可持续和谐社会的理想初心。

下面分别点评一下书中的几个案例。

塘约村案例

王宏甲的《塘约道路》一书出版后，很多人前来参观学习。有关塘约村的新闻在互联网上也争议不绝。有人说这是当地政府用钱堆起来的假典型。

《乡村纪事》一书对塘约村2014年遭受特大水灾后政府的资金扶持作了一个全面梳理，作者走访了当年村会计，查看了有关账本，与镇政府等有关方面进行了核对，基本上弄清了塘约村所接受上级扶持资金的来源和数目。2015年上半年之前，塘约获得政府一般灾后救助和其他普惠政策，并没有特殊之处。合作社起步时缺乏起始资金，而银行信用社按政策规定，不对村集体经济组织放贷款。无奈之下，11位村干部以个人名义贷了114万元，合作社盈利了就作为集体贷款对待，赔了由村干部个人承担。

塘约村集体经济组织一旦运作起来，就有条件竞争政府的支农项目资金。比如修村里的道路，县政府有关部门要求村里用自己的力量修整好道路毛坯，县里施工队才进村施工铺路。其他村整修道路时需要对村民土地和房舍建筑做必要的微调整，因牵涉村民个人利益，工作颇费周折。而塘约村轻而易举地就把毛坯路修了出来，政府修村庄道路的资金自然首先由塘约村得到。其他村不服气地去镇上反映，镇书记马松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也有塘约村这样一个硬班子，能把村民组织起来，我们也照样支持你们。其他村无话可说。

塘约村左文学书记说，农村的发展道路需要“让真正的村集体组织成为主人，坚持自己的主人公地位”。他这样看待政府的扶持：要政府的“帮”，不要政府的“包”。政府在行政架构下的帮扶很有可能帮倒忙，个别项目可能只顾局部、不顾整体和长远，甚至影响村的持续发展。

塘约村当年的11个村干部，有的是老村干部，有的是老村干部和老党员的第二代，比如村支书左文学的父亲就当过多年村支书。所以，在特大灾害面前，大伙能够跟着村党支部走，组织起来重建家园，搞集体经济。此前，村党支部也曾组织过村民自力更生，整修了村里的道路桥梁和水利工程等。

塘约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之道是，坚持村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民主集中制原则，合作社和村里的重大事务在村民大会上作出决定，村党支部管理监督党员和村民，村民反过来监督党支部成员和村干部，村干部的工资是由村民打分，按得分档次来领取报酬的。

塘约村土地合作社的盈余按3:3:4比例分配，其中30%归合作社，30%归村集体（支付干部津贴和用作风险保障储备金），40%按村民入股数实行二次分红。平时村民参加合作社劳动，一般都按计件工资管理。虽然对贫困户有多安排上岗劳动的照顾，但也是按计件挣钱。合作社也采取村民以承包的方式包种合作社大棚、菜园等项目，超产部分按比例与合作社分成，村民占大头。合作社鼓励村民多劳多得，不养懒汉。

嘎措乡：雪域高原的人民公社案例

嘎措乡位于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双湖县，辖区面积2.74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900米。嘎措人民公社成立于1976年，目前共有123户，578人，分布在两个行政村。1982年，西藏推行包产到户改革，而70%的社员反对包产到畜，这样嘎措就成为全自治区唯一保持人民公社体制不变的乡。嘎措人均收入水平历年在双湖县7个乡镇中名列第一。2016年全乡人均可支配收入18494元，远高于那曲地区农村居民8638元的收入。

嘎措乡地处西藏高原深处，地广人稀，与最近的邻居也有几百公里的距离，放牧是唯一的产业。在这种生态极为恶劣的环境下，个体牧民一旦生病不能放牧，畜群不久就会散群走失，这家牧民也就破产了。因此，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团结互助共同生产，就显示出了优越性。

由于地理上的隔离，嘎措人民公社几乎处于封闭状态。而且全国人民公社除河南周家庄外都早已转制，嘎措人也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这反而促进了嘎措人自己去探索创新。嘎措人自己制定了嘎措人民公社189条管理细则，每一条都是来自生产实际，都是经过全体牧民反复酝酿讨论制定出来的，没有虚的东西。这就保证了全公社生产和牧民生活的顺利进行，真正体现了牧民当家作主。这是嘎措人民公社能够比全市其他乡镇搞得好、牧民生活质量高的前提。嘎措人民公社建成了牧民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也没有少”的世外桃源。

我认为以人民公社宪法之称的“六十条”是非常好的文件。但我对人民公社的弊端也有深切的体会。公社后半期政府往往违反“六十条”原则，过度干涉生产队的事务，政府不时下派工作组，队长必须听工作组的话，无视社员当家做主的权利。社员包工干活、劳动定额管理被批评为没有突出政治，搞工分挂帅；社员多养几只羊、几只鸡也要被割“私有尾巴”；有的地方把社员自留地收归集体。搞水利工程会战，即使本队不受益也要派工出资，这本来是违反“六十条”的行为，但有的生产队长提不同意见却被扣上思想落后、反对学大寨的帽子。在官僚主义的指挥下，很多水利工程发挥不了作用，纯属劳民伤财的花架子工程。这种剥夺生产队自主权的官僚主义做法能搞好人民公社吗？

集体经济组织自有其坚韧旺盛的生命力，世界各国都有成功实践的案例。比如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基布兹”“莫沙夫”，个体移民在自然环境恶劣的沙漠干旱地带只有通过互助合作，才能生存和发展生产。2013年以色列有274个基布兹，工业产值占全国的9%，农业产值占全国的40%。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党的基本路线。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这是办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前提。左文学说，集体经济组织“要政府帮，不要政府包”。这是出自切身经验的感受。严海蓉团队在本书中为我们提供了嘎措人民公社这个成功而且稀缺的案例。

山沟里的华西村——大坝村集体经济发展案例

贵州安顺市大坝村与塘约村相距几十里，该村集体经济领头人、村党支部书记叫陈大兴。与左文学一样，他父亲也曾当过村支书。

我与陈大兴在一次开会中认识，多次聊天，对大坝村的事有所了解。大坝村重搞集体经济是由一项林业新科研成果促发的。

贵州省安顺市林业科学研究所，从省植物园引入种源进行无子刺梨的栽培育苗经营中，发现了金刺梨品种。该所于2009年在《种子》杂志发表“贵州蔷薇属一新变种——光枝无子刺梨”一文，介绍了这一品种。光枝无子刺梨为攀缘灌木，高4-6米，冠幅2-3米左右，分布在贵州省安顺市、黔西南州等地。无子刺梨的果实可生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人参皂苷，味甜于普通刺梨，鲜食加工均宜，是重要的经济树种，也是治理石漠化的先锋树种。陈大兴本人就是农民技术员，是最早一批引种试验示范金刺梨的人。他起初通过出售树苗获利几十万元，后来与几个村干部一起流转了林场失火废弃的林地种植金刺梨，使大坝村成为当年繁育推广基地。为了帮助本村村民共同致富，2012年，大坝村党支部带头成立了金刺梨种植合作社，大坝村有3个村民小组，150户，其中有120户以承包地入股加入了这个合作社。2011年金刺梨每斤可以卖25-30元，后来种植的人多了，价格下降。于是合作社就在金刺梨深加工上做文章，建立了生产金刺梨果酒厂，加入合作社的村民也获得了盈利。但金刺梨是一个新产业，市场需要深度开拓。大坝村需要与大企业和旅游公司深度合作开发，才能把金刺梨产业做强做大，大坝村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奋斗。

陈大兴曾经去江苏省华西村参观，和吴仁宝老书记的深谈对陈大兴触动很大。2013年，贵州省实施“美丽乡村”项目，上级政府下拨专项资金供村庄“穿衣戴帽”规划使用（就是将民居的外墙和房顶进行统一装饰）。陈大兴和村党支部一班人不满足这种小打小闹，决心借鉴华西村的经验，利用“美丽乡村”和“危房改造”项目为契机，把村里大部分旧房拆掉，实行新房统一建设，分五期工程实施。全村宅基地统一流转到合作社，每亩面积统一计价为3万元，每家新房建筑都不能超出省里规定的宅基地面积。村民儿子成家分户可再申请一份住宅地。有的户原住宅面积超标的，多出的面积可从合作社领钱；原住宅面积不达标的，可以拿钱向合作社买地。用这个土办法一下子搞活了新房规划建筑。当时村民个人建房，每平方米成本是1000元，村委会统一雇用工程队，因为工程量大，建筑成本相对低。村委会与工程队谈成的建房协议是每平方米790元，村民和建筑队都满意。重新规划建成的大坝村，居民一式三层楼，底层可当作商铺，有10多户经营农家乐、餐馆。大坝村成为周边闻名的一个商贸小镇，被人戏称为“山沟里的华西村”。

河南新安县土洞村的集体经济之路

我与土洞村党支部书记郑向东常有联系，这是一位瘦小干巴的农村老者。他自1983年开始担任村干部，是一个忠诚社会主义事业的基层干部，精明强悍，很有商业头脑。

该村背靠郁山国家森林公园，与郑州市、三门峡市不远，到新安县城10分钟的路程，走高速前往洛阳市仅需半小时。该村党支部抓住小浪底搬迁调地的契机，做通村民的工作，将原本分田到户的土地重新收归集体，形成了土洞村特有的土地使用机制，村集体拥有村内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以及对郁山国有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村民保留自留地，拥有自留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但村民承包权服从于村集体对村内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农户听从集体对于土地的调整和安排。

这时，土洞村发现了晋代藏兵洞，土洞村党支部利用这一古迹和周边优美自然环境和大城市相距不远的优势，将农村旅游业作为一项基础产业来抓，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原来村里的煤矿实行股份制，其中郑向东也有股份。他带头退出煤矿股份，说服其他股东也退出股份，改由村集体经营。村里还新建了好几个加工企业。

郑向东说：“群众不富我不富，民穷我富是耻辱”。土洞村领头人具有这样的胸怀和境界，能搞不好集体经济吗？如今土洞村已经是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建设成村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彩云之南的新岐村

2021年，我到贵州省毕节市农村调研，发现当地农民用网围栏圈住一块山林，散养跑山鸡。我问，散养鸡不怕被野兽吃掉吗？当地陪同人员告诉我，当初林地也分到了户，因为农民穷，没有钱买煤，就砍树烧火做饭，很快把山林砍光了；甚至有村民刨草根生火。这样方圆上百公里的山地不见了树林。后来国家对毕节市重点扶贫，一系列惠民措施的实施，才改变了农民砍树搂柴生火做饭的陋习。同时乡村组织建设得到了加强，使砍树之风得到了有效地遏制。现在我们看到的森林，是近七八年恢复过来的，当年随着森林消失，野兽也灭绝了，现在森林虽然恢复过，但吃鸡的野兽还没有出现。

严海蓉团队在《乡村纪事》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鼓舞的保护林木的正面案例。

云南省腾冲市新岐村，1982年实行包产到户时，顶住上级政府要求划分林地到户的压力，保留了全村三分之二的集体林地没有分，继续实行集体管理的模式。这些林业资产成为新岐村走上新集体经济道路的起点。集体林场的可观收入，使新岐村有财力为村民办了很多公益事业，修建了进村油路，使该村成为周边地区的商贸中心，发展起了旅游业，成为当地一个欣欣向荣的富裕新农村。

《乡村纪事》一书还记述了黑龙江省的两个案例，其主要做法是，村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动员村民加入合作社。实行“五统一分”经营模式，“五统”即土地统一、技术统一、种植品种统一、农资统一和统一销售。“一分”指分户经营。这种做法在社会上具有普遍性。组织起来的农民具有移山倒海的力量，全国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改天换地的伟大成就，祖国山河面貌焕然一新，全国人口增加了60%之多，一扫农村90%以上文盲的局面，青少年普遍接受了初等教育，这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创造了物质和高素质劳动力的基础条件。一盘散沙成不了气候，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力量大，这是历史的经验。《乡村纪事》所提供的鲜活案例告诉我们，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才能够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战略，才会实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于2025年5月1日实施，这标志着农村集体经济会有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何搞，《乡村纪事》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批成功的范例，可供各地参考。

（编辑  碣石）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要在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上下功夫。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这一意蕴深厚的科学结论，已经有不少学习宣传成果。近期，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复旦大学四位中青年学者孟捷、强世功、白钢及鄢一龙，共同写作出版了《关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下称《关键》）一书，围绕百年党史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间的多维度关系、党在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以及党的领导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等，在学理化阐释这一科学结论上进行了十分有益的尝试，为更好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提供了坚实的学科支撑和学术表达。

“比较同异，叅量古今”。‌比较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方法，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关键》‌一书广泛采用了比较政治学与比较经济学的视野，对中西政党及由此决定的国家性质异同与经济发展道路差异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西方政党概念源自拉丁语“Pars”（部分），其代表社会中某一部分人或某个特定利益集团利益”，国家“也因此成为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舞台”。而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利益的，超越了西方政党概念的局部、私利与偏狭。也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国家，融合了“政党国家、民族国家、文明国家与人民国家”于一体。与此对应，西方经济发展是以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为动机所驱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共益性市场经济”，服务的是“人民福祉最大化”；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是始终对全体人民负责到底的有为政府，而不是什么西方经济学所谓的“有限政府”。通过《关键》一书中的比较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在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中必然、也必须承担起最为关键的角色。

树立大历史观，把握历史大趋势，才能更加深刻地研究和阐释理论。《关键》一书以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近现代中国史、百年建党史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为研究对象，纵横捭阖，出入裕如。作者认为，中华文明根本特质之所以在近现代历史波澜中得以维系，“有赖于一个先觉教后觉、先进治后进之精神，熔高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于一炉，学习自新、行健不已的先进性团体”，这个团体就是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从中国传统中生发出来的，是对于自我传统的创新性转化与改造中展开实现的，是中华文明传统在现代历史境遇出呈现出的新形态。新时代反复提到“斗争精神”不是偶然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始，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哲学与中国人民作为政治主体的历史建构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作为历史主人的斗争史。这种斗争精神不仅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主体哲学，更来源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君子自强不息”的中国文化精神。无疑，正是《关键》中这种极富历史底蕴的论述，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奋斗接续奋斗的力量之源与使命所系。

对新时代创新理论的学理性阐释，必须坚持不忘本来，这是一个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型政党。要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开辟中国道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角色，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作为最基本框架来进行阐释。《关键》一书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同时，突出马克思主义这个魂。作者认为，自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始，始终存在一个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传统相融合的过程。新时代的建党思想，以共产主义信仰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生命力，使中国共产党能更好担负起“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思路，源自列宁及毛泽东同志关于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思想，这也决定了党必须推动国家不断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实现生产力不断解放；中国共产党不是精英党、选举党，而是先锋队，这一理念源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实践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亦是这一马克思主义传统理念，一方面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时刻冲锋在前、在历史大潮中始终领导前进方向，另一方面也要求党必须时刻能经受住严峻考验，保持自身先进性，始终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可以说，《关键》一书，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深刻理解，科学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为什么成”这一时代之问。

最后值得一说的是，《关键》一书之所以有说服力，之所以在学术界引发好评与讨论，还在于很好地处理了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关系。作者一方面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对党的创新理论真学真懂真信，另一方面，又勇于解放思想，敢于探索创新，善于使用新概念新观点新框架，在明经究理上下功夫，在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相互转化上下功夫，最终形成了融通国内外学科资源、遵守当代学术规范、符合创新理论要求的话语体系，为学理化阐释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提供了鲜活的样板。

（编辑  碣石）

网络直播开启了全新的社交网络交互方式和电商销售模式。2023年1月至10月，网络直播销售额超过2.2万亿元，同比增长58.9%，占网络零售额的18.1%。但行业主播良莠不齐，带货产品“李鬼”横行，打法律“擦边球”等乱象丛生。平台、机构、头部主播凭借强势地位构建一系列不平等、不合理规则，网络直播带货行业权责失衡、监管缺位、法律错位日益加剧，亟待强化治理和纠偏。

直播带货行业乱象横生、危害极大

在MCN（Multi-Channel Network）机构专业的内容创作、运营管理和商业变现模式下，头部主播凭借庞大的粉丝基础、强大的市场号召力和高度的品牌效应，直播“吸金能力”越来越大，也不断滋生新的问题。

一是直播带货是以“低价+信任主播”为内在逻辑、以流量为驱动的新型电商模式，易于滋生新问题。第一，网络直播带货具有流量经济、社群经济、信任经济的特点。主播通过与观众互动，建立情感联系，打造粉丝群体，壮大流量。产品的销售量往往与主播的流量成正比，主播流量又增强了平台的地位，易于形成MCN机构、主播和平台的共谋。第二，头部主播收入畸高。主播在直播带货中占据核心地位，主流盈利方式是“坑位费+佣金”。头部主播的佣金高达20%以上，远远超过了许多企业的利润水平。小杨哥以32亿元位列2023年网络主播年度净收入榜首，辛巴、李佳琦以30亿元、22亿元紧随其后，让市面上95%以上的实体企业家望尘莫及。第三，主播门槛低，直播业态的马太效应明显。据艾媒咨询数据，2.16%的头部主播占据市场近90%的营业额，但从业人员专业性不足，法律意识、道德素质堪忧，因而频现种种无底线行为。

二是头部主播、MCN机构、平台凭借强势地位构建不平等、不合理规则。第一，头部主播利用信息优势误导消费者。以“图书论斤卖”等低价噱头引流，或刻意隐瞒商品关键信息“打擦边球”。因价格低、退货运费高或证据缺失、维权繁琐，消费者往往自认倒霉。第二，头部主播和MCN机构凭借用户号召力获得规模优势，掌握定价权。商家为推广产品只能接受头部主播和MCN机构的平台最惠待遇条款（PMFN），丧失定价权、承担让利成本并给付高昂坑位费和佣金。头部MCN机构对品牌商具有极高“权威”。例如，2023年李佳琦所在的美ONE公司就有一招商专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商家“好处费”百万余元被判刑。第三，带货方往往以“带货、发货分离”为借口，通过所谓“免责声明”将责任全部转移给商家，规避罚金、“退一赔三”等惩罚性赔偿。第四，平台通过内容分发与用户流量掌控话语权。平台利用直播间付费投流模式获取利润，同时为了最大化商业价值会积极扶持优质主播和MCN机构，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市场地位，这可能损及市场公平。

三是直播带货领域强势规则背后潜藏极端操作。第一，用“黑话”等各种套路规避监管。例如，有的主播售卖所谓“防癌”化妆品，不提“癌”字，而是称“让你的家庭再也碰不到这个字，两个点、一个广、三个口、一个大山的山”；有的使用多个账号同步直播、随时切换，以防止直播间突然被平台关闭。第二，以恶意破产规避责任。部分机构、头部主播注册小公司，选择高利润低质量商品，做好用破产方式规避赔偿责任的打算。第三，虚假成交数据严重损害商家利益和竞争生态。批量刷单，炮制虚假成交数据，还蓄意制造“为粉丝把价格打下来”的假象。部分头部网红强势要求上游商家提供超长周期全网最低价，同时以“踩一捧一”“恶意比价”等方式损害同类商品的竞争优势。为增加实时销量（GMV）和流量，平台对刷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严重破坏商业诚信和社会责任。第四，以“行业慰问金”之名进行代赔。有主播以监督的名义“赔付”其他主播的粉丝，可能会引起借赔付之名进行流量垄断，过度赔付或不当赔付会对行业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四是强势规则造成严重危害。第一，侵害消费者权益，消磨市场信任。低价优势往往牺牲产品质量，导致假货泛滥、“李鬼”产品横行。直播带货投诉举报量逐年上升，5年间增幅高达47.1倍，主要集中在购买到“三无”产品、货不对板、售后维权困难。第二，伤害商家利益，生产者被迫放弃对产品质量的追求。据某洗发水品牌透露，国货产品要求40%佣金起步，国外产品的佣金是20%起步，这意味着产品成本不能超过10%。第三，挤压商家生存空间，线下销售商生存环境恶化。2023年5月，因某主播带货榴莲销量大，导致批发市场“封柜”。第四，竞争生态失衡，恶化营商环境。店铺自播或中小主播难以冲破头部主播带来的注意力垄断，商家和主播之间陷入无序内卷，恶意比价、恶意代赔等乱象，不利于行业长远健康发展。

网络直播带货乱象治理仍存在难点堵点

尽管我国《民法典》《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已建立起对直播带货行为的规制框架，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意见规范直播带货行业的发展，但直播带货的监管仍存在大量难点堵点。

一是新技术发展给监管带来新挑战。第一，直播带货信息内容海量增长、迅速传播。不断扩张的直播间数量带来庞大的数据量，信息受众广、门槛低，监管难度大，不良内容的影响被放大。第二，算法推荐机制形成的信息茧房，加剧了直播的羊群效应和从众效应。平台通过大数据和算法向特定人群推荐商品，粉丝在直播间购物时存在盲目、不理性。第三，直播的即时性和互动性提升举证难度。主播表述的促销信息不明确、促销页面保留时间较短，口头承诺、商品展示、价格说明等许多交易行为和广告宣传活动没有固定的证据，给消费者维权及监管部门查处带来困难。

二是法律规定模糊。第一，行为定性存在矛盾。我国《广告法》对于调整范围与商业广告认定条件的规定主要是基于对传统媒体广告的认识。若主播凭借粉丝对自己的信任感、影响力来带货，实质是类似广告代言的行为。但根据《广告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单就外观形态而言，消费者难以识别直播带货的广告属性。第二，主播的定位不清晰。主播的身份可能涉及我国《广告法》里的广告代言人、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电子商务法》里规定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里规定的经营者。当主播为自己的店铺带货时，其兼具主播及经营者身份，应当对产品质量问题承担售后责任；大部分主播都是为第三方带货，实为广告商身份，售后问题由商家解决。但粉丝往往是基于对主播的信任才下单，且销售动作发生在直播间内，主播的业绩也与销量紧密关联，若将主播带货界定为广告行为而免责，不仅对粉丝而言在情感上难以接受，而且使主播的获利和担责严重失衡。第三，责任分担不明确。直播带货涉及生产商、销售商、平台、MCN机构、主播等多个主体，主播又分为独立主播、商家主播、机构主播。现行法律未对不同直播场景下的商家、主播、机构责任界定予以划分，对平台的法律责任缺乏明确规定，如将仅提供信息服务时与提供流量支持时的责任进行区别。

三是相关部门监管缺位。网络直播主要在注册地交税，头部主播机构往往得到了注册地保护。第一，相关监管部门没能主动作为，特别是一些地方监管部门对本地企业态度宽松。第二，罚款力度与带货方违规所得收益相比低得多，难以达到震慑效果。李佳琦的关联企业两次因发布虚假广告仅受到2.5万元罚款，而辛巴的关联电商公司因虚假宣传仅被罚款90万元。第三，一些商家“反监管”意识越来越强，使得监管部门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监测和取证工作面临极大技术挑战。

四是平台监管滞后。第一，平台大多是在问题曝光后才进行处理，未能从源头上对头部主播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和约束。第二，平台有时难以捕捉和界定违规行为。一些涉虚假宣传的头部主播，常常不能及时受到平台惩罚。第三，直播平台通常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对主播的违规行为采取放松监管甚至默许的态度，对主播的惩罚力度不够，对于主播的信用监管明显不足。第四，平台往往对消费者维权采取敷衍态度。根据《电子商务法》规定，如果平台明知商家或主播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却仍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实际上，不仅平台的赔偿责任难以落实，而且平台的退款常常延迟于消费者退货一周甚至一个月之久。

对策建议

一是健全规制网络直播带货的法律框架。第一，明确法律责任。设定直播带货全过程全链条法律责任，包括商品选品、直播内容、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第二，主播虽与广告代言人有明显区别，但宣传商品的行为应当归入广告行为，应当受到《广告法》的规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头部主播应该承担比普通商家更严格的进货查验义务，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第三，落实平台责任。如果直播平台参与到广告行为的商业链条中，能够被认定为广告发布者或广告经营者，对明知或应知虚假的宣传所造成的损害，应与广告发布者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是提升相关部门监管效能和执法力度。第一，明确各部门监管职责，发挥市场监管局的牵头作用，联合网信、公安、税务局、广电总局等部门形成联合监管，确保监管责任覆盖到位。第二，加大属地监管力度，对虚假宣传、价格垄断、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直播乱象精准监管，并针对食品等产品开展源头治理和加强日常监管，坚决打击、依法追责，形成有效震慑。第三，建立直播带货分级监管模式，将头部主播作为重点监管对象。对于头部主播的违法行为，采取限流、禁播等各种处罚和限制措施。第四，建立线上争议解决途径，完善第三方投诉举报制度和相应奖励机制，畅通舆论、社会监督渠道，最大限度释放外部监督效能。第五，使用区块链技术进行固证。有条件的司法机关利用区块链技术，破解直播带货领域监管取证难的问题。

三是健全平台内部监管和处罚机制。第一，在事前阶段，对入驻商家进行严格资质审核，并定期对主播进行培训，提升他们对法律法规的认识。第二，通过引入第三方质量评估机构，对头部主播带货的商品进行事前筛查，避免和减少问题商品进入市场，预防潜在的质量风险。第三，在带货阶段，平台需要实施实时监控和开展抽检，可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及时发现异常问题并迅速介入处理。一旦主播带货的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或虚假宣传，平台应当采取措施，如下架涉事商品视频、限制其带货权限、暂停其直播资格。第四，对于有过“翻车”历史的主播，平台可以设立流量和推广的限制，增加对其推广商品的审核力度。第五，通过技术升级持续优化监测水平，对经营异常、投诉严重的经营者予以重点跟踪。第六，建立消费者反馈和保护机制，及时了解并解决消费者面临的质量问题，及时介入纠纷并给消费者退款赔偿。

四是加强行业自律管理。第一，推动《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适用，加快制定行业标准，进一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直播带货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第二，推动成立直播带货行业协会，引导主播和平台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第三，建立主播信用体系，引入行业黑名单制度，行业协会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第三方机构对主播的行为进行监督和评估，并定期发布信用报告。第四，建立带货主播的准入机制，提高准入门槛，要求职业带货主播必须经过有关部门或行业机构组织的培训，只有培训合格才可以给予认证带货资格。第五，推动直播带货行业的第三方抽检机构发展，不断提升直播选品质量。

（编辑  宋斌斌）

特朗普再次赢得大选，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回顾特朗普上一任期间的施政表现及本次竞选期间发表的种种政论，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转型方面的态度和政策主张，与民主党政府有着显著的差别，并带有极端性倾向，将会对全球能源气候治理带来新挑战。需妥善处理好中美之间在能源气候问题上的合作问题。

特朗普上一任期能源气候政策回顾

特朗普上一任期间，在能源气候政策方面主要体现了其“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

一是力推传统化石能源的主导地位，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解除了煤炭开采临时禁令，降低了油气开采甲烷排放限制。期间，美国的油气产量快速提升，能源对外依存度持续下降，2018年超越沙特成为世界最大的原油生产国，并于2020年实现了石油净出口。

   二是政府直接干预或间接影响石油市场，将能源“武器化”。对伊朗、委内瑞拉等国实施制裁，限制其石油出口，同时大量输出本国石油以填补全球市场缺口，并要求中国从美国购买更多石油和LNG，以削减中美贸易顺差；多次公开敦促OPEC增产降价以降低美国国内汽油价格。特朗普执政时期，国际油价明显低于后来拜登执政时期。2016-2020年，布伦特期货均价约58美元/桶，剔除2020年新冠疫情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布伦特期货均价约为63美元/桶，而拜登上台以来的布伦特期货均价约为84美元/桶。

三是降低对新能源的支持。废除了奥巴马时期的《清洁电力计划》，在联邦预算提案中削减能源效率与可再生能源部门的资金，针对风能、太阳能、电动汽车的补贴及资助项目被缩减或被取消。

特朗普否认气候变化是由人类活动引起，认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是一个政治机构而非公正的科学机构；拒绝《京都议定书》议程，退出《巴黎协定》；反对奥巴马执政期间出台的一系列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和政策，甚至把清洁能源和气候议题称之为“精英主义骗局”。认为奥巴马政府发起的监管措施，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带来了最低的环境效益，特朗普上台后直接废除了奥巴马提出的多项遏制气候变化的倡议。

特朗普对可再生能源也不屑一顾。当时他选定的能源政策顾问凯文·克拉默是个著名的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强烈支持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副总统迈克·彭斯在任印第安纳州州长期间拒绝实施奥巴马推行的应对气候变化计划——该计划要求降低火力发电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特朗普上台后选定的国务卿人选是埃克森·美孚的董事长兼CEO雷克斯·蒂勒森。

特朗普在上一任期间，单边发起了中美贸易战。中美双方经过多层级的密集磋商，在2020年初签署了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其中，液化天然气（LNG）贸易是为数不多进展顺畅的合作领域，为维系中美经贸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自2016年以来的中美LNG贸易，除2019年中美贸易战和2022年俄乌冲突造成进出口异常之外，中国自美国的LNG进口量一直在增加，2023年比2017年增加了1倍多，占到我国LNG进口量的4%左右，占美国出口LNG的7%左右。截至目前，我国三大石油公司及二梯队企业与美国签署LNG长协总量超过2800万吨/年，预计未来美国LNG在我国LNG进口体系中的占比将进一步提升。

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相关施政纲领

特朗普自正式参与新一任总统竞选以来，多次承诺如若当选，将改变目前美国的能源气候政策方向，重申以化石燃料为中心的立场。其中涉及能源方面的主张表述从2016版本的“支持一切无需补贴的可交易能源的发展”，改变为2024版本的“全面提高能源产量，简化许可程序，终止对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扭曲市场的限制，使美国能源独立；反对绿政，取消电动汽车补贴”。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保障能源独立之间，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更加强调美国能源独立，支持传统能源发展，放弃气候相关政策、限制新能源发展。在支持传统能源方面，承诺放开对国内油气开发的限制，鼓励继续增加国内油气产量，支持扩大天然气出口，重启被拜登政府暂停的新增LNG出口许可证审批，把能源特别是石油的价格降下来；在限制新能源方面，主要是不认可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及ESG，反对激进式转型、过多投资新能源和价格补贴，但并不反对清洁能源、提高能效、发展能源技术，追求务实、稳健的能源政策。

特朗普扬言要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并表示将结束拜登的电动汽车支持政策，特别是放弃对电动汽车的7500美元购买补贴，计划将《通胀削减法案》的剩余资金用于化石能源补贴，并呼吁增加化石燃料钻探，减少环境监管。特朗普将美国国内的高通胀、高油价归咎于民主党的能源转型，承诺要让美国成为全球能源成本最低的国家。在电力领域，承诺大幅度增加美国的供电量，以适应人工智能行业高电力消费的需要。    

特朗普新一任期能源气候政策预判

2025年1月特朗普正式上任后，预计其第二任期间的相关政策调整会比第一任期间温和稳健，而且可能会在国内外遭遇较大的阻力。特朗普将设立新的“国家能源委员会”（National Energy Council），负责协调各政府机构的能源政策改革，加强私营部门的投资和创新，减少长期存在但完全没有必要的监管，致力于开创一个新的“美国繁荣与全球和平的黄金时代”。提名的能源部部长人选是页岩油巨头克里斯·赖特（Chris Wright），他是美国页岩革命的先驱之一，对能源转型持消极态度。初步分析，特朗普新一任期的能源气候政策调整将会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将放慢能源转型步伐，放开国内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限制，加快油气钻探许可证审批，加大对页岩油气、海上油田以及联邦土地油气资源的开发力度，进一步提升油气产量，提高战略石油储备，巩固其在全球能源市场的主导地位。

其次，很可能取消甲烷法规，设定新的发电厂排放标准等，从而利好天然气发电，进一步带动美国天然气产量和消费量的增加。之前拜登政府暂停审批的LNG出口许可证大概率会重启，更多LNG产能加快释放，并扩大出口和国际贸易量。

再者，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力度，包括石油、天然气管道和电网系统，加速审批通往宾夕法尼亚州、西弗吉尼亚州和纽约州的马塞勒斯页岩气管道，重启Keystone XL输油管道项目；推动新的跨境能源项目建设，如美加、美墨间的能源管道和电力互联项目，以提升北美区域能源合作和市场整合水平。

2023年美国原油及凝析油日均产量达1290万桶、天然气年产量达到9212亿立方米、LNG年出口量9120万吨，均居世界第一位。如果继续放开增产，预计2030年美国石油产量水平可望达到2000万桶/日以上，LNG产能还要净增加1200亿立方米。2025-2035年美国在全球油气市场的份额可望达到最高水平。

另外，特朗普政府会继续把能源作为“武器”，加大对伊朗、委内瑞拉等国的经济制裁和石油出口限制，并进一步延伸出更多花样的二级制裁，掀起更多经济战、贸易战、科技战等。同时，如果特朗普上台能够成功调停俄乌冲突，欧洲在实际利益驱动下可能重新接受廉价的俄罗斯油气资源，中东、中亚油气向欧洲流动趋势弱化，全球能源贸易格局或将持续调整，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怎么看特朗普第二任期能源气候政策可能的调整。比如《通胀削减法案》作为推动美国清洁能源产业加速发展的重要纲领，在4370亿美元的支出中，清洁能源投资占比超60%，拉动清洁能源制造投资超80%分布在“摇摆州”和“红州”，创造超7万个工作岗位，其中佐治亚州、密歇根州（摇摆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红州）新增就业岗位数占比超过40%。由此，特朗普要废除该法案将面临巨大压力。特朗普对待清洁能源很可能实施“重市场、轻政府”的策略，对内不再给予太多支持，对外不承诺转型进程，废除电动汽车和风能补贴政策，减少对清洁能源技术研究和开发的资金支持，放弃拜登政府2021年提出的“3550”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案，甚至可能退出全球气候能源治理，但也不会为国内清洁能源发展设置过多障碍。

中美关系在能源气候上的展望

（一）统筹斗争与合作，以底线思维准备应对能源武器化挑战

特朗普会继续掀起经济战、贸易战、技术战，特别是能源战，即以能源出口、关税、船运、价格、结算等为手段，对其他国家进行打压和制裁。我国在与美国的贸易斗争中已经形成了比较丰富的反制裁经验，包括构建借助“去美国化”的贸易、金融、航运闭环等。下一步应加快构建政企协同的反能源金融制裁体系，着重打破“部门隔阂”“信息孤岛”，明确能源和金融主管部门的制裁应对职责，并依托已遭制裁的贸易、航运和金融实体，建立健全面向高风险国家的专门业务单元，以代理人等方式逐步构建“反制裁”企业网络，强化应对美能源“武器化”的能力。

（二）重回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逐步扩大从美进口LNG

按照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扩大自美能源产品、工业制成品等进口，未来两年的进口规模至少比2017年增加2000亿美元。特朗普明确提出希望中国“履行”之前与美国达成的协议。近几年，我国自美进口LNG虽然有所增加，但占我国进口和美出口LNG的比重偏低。2023年我国自美进口的LNG仅占总进口量的4%左右，占美LNG出口量的7%，低于2017、2018年的水平。目前，美国的天然气产量和LNG出口量分别占到全球的大约25%和20%，出口规模和潜力较大。我国扩大从美国进口LNG，有利于联合美国LNG生产商和出口商，共同抵制特朗普的关税战。

（三）以传统能源企业之间的合作为抓手，逐步向多领域延伸

中美传统能源企业之间合作历史悠久。特朗普上台，将重新恢复传统能源行业的投资发展信心，双方在陆上、海上、非常规资源、传统能源清洁化利用等领域，都有合作的潜力。美国没有明令禁止中国企业投资美境内能源行业，但传统能源作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关键行业”，一直受到严格的投资审查。近年来，美国已多次否决中国企业的投资并购。因此，我们应争取在资本和技术的引进方面有所突破。目前，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分别超过70%和40%，国内油气资源丰富，但增储上产难度大，有必要扩大对外开放，引入国际大公司的资本和先进技术。同时，加大在第三国的合作，特别是在非洲、拉美地区。

（四）坚持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领域的合作交流不停步

特朗普不支持激进的能源转型政策，不认同新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但并不排斥新能源技术（包括电动汽车、新型储能等），而且美国社会客观存在着支持清洁能源的民意。所以，有必要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领域保持接触合作。2023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发表了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其中就“能源转型”提出，两国支持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宣言所述努力争取到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增至三倍，并计划加快两国可再生能源部署，以加快煤油气的发电替代。双方同意重启中美能效论坛，计划重启双边能源政策和战略对话，推动二轨活动，加强务实合作。两国争取到2030年各自推进至少5个工业和能源等领域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大规模合作项目等。

（五）在应对重大油气地缘政治风险上保持沟通合作

能源安全是国际性问题。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是能源孤岛，供应安全与需求安全相互依赖、相互制衡；资源国、进口国、石油公司相互协同，形成了紧密的安全链条，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全局。长期以来，地缘政治风险几乎都与能源（油气）有关，像中东、中亚－里海－俄罗斯、非洲（北非、西非）、拉美，以及马六甲、北极、南海等地区，凡涉及油气资源地、运输通道等，能源安全形势都异常复杂，需要借助大国能源外交的斡旋。当前，重点是用好中国作为能源进口大国的优势，平衡好与美国、俄罗斯、沙特、欧洲等的关系，争取在调解中东、俄乌冲突上有影响力，在非洲、中亚问题上有话语权。

（六）加强民间交流，发挥好智库及非政府机构的作用，推动建立多层次的合作关系

美国的能源产业分布比较广，目前有15个州的最大电源是煤电、23个州是气电，石油产量的70%来自10个大州，60%的天然气产量来自三个大州；从州政府到企业都对能源问题十分关注，愿意直接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可鼓励其基于自身经济利益与发展战略，自主寻找合作机会。例如，西弗吉尼亚州是美国的煤炭主产地，对煤炭清洁化利用、CCS或CCUS等合作十分感兴趣；加州作为清洁能源基地，对开展光伏、储能等技术合作有需求。智库、研究机构、高校及产业联盟、协会、商会等各类非政府机构，在推动能源气候合作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有利于推动构建稳固“由上扩下、由下促上、上下合力”的多层合作模式。

（编辑 尚鸣）  

美国大选，特朗普胜选，保守派在联邦最高法院占据了绝对优势。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将实现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三权合一”，但其具体施政受制于美国自身四重结构性矛盾，必将“内病外治”遏制中国，并强推中美经济全面脱钩，试图把中国推入“产业空心化”陷阱。

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四重结构性矛盾

特朗普急于在国内推行全面变革，但其身处四重结构性矛盾，导致其政策难于迅速落地。

第一，中心区坍塌趋势与边缘区补血不足之间的矛盾。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以“民主”国家的美国为中心，其他盟国在其周围，形成“中心-边缘”的圈层结构。跨国垄断大资本持续增强其对全球的控制力，打破了该圈层结构。从经济数据来看，中美差距正在缩小，但美国与中国之外其他国家的差距正在扩大。从实力构成来看，受困于“经济金融化”“产业空心化”“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等，美国的硬实力在不断萎缩。

大发战争财是美国赢得世界霸权的重要原因，发动战争、挑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冲突和操弄金融潮汐等是美国维护霸权的重要工具。自1991年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发动多次战争的成本远高于收益，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长期化对美国形成消耗，美国对其霸权体系边缘区的剥削掠夺并不能增加其自身的实力。

特朗普上任后，对外政策的首要问题是处理好巴以冲突和乌克兰危机问题，这两场地缘政治冲突正在加剧美国的中心区坍塌趋势。

第二，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之间的矛盾。

美国是“散装”移民国家和精致利己主义者的集合体，世界各地移民来到美国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长期以来，美国需要塑造强大的外部敌人，以强化内部团结、再造自身实力，推动自身制度改革。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时不再有强大的外部挑战，国内劳资失衡、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等矛盾加剧。美国社会结构从20世纪70年代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纺锤形，迅速变为双金字塔形：上面小金字塔里的人越来越少，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却越来越多；下面大金字塔里的人持续增多，中产阶级沦为草根；两个金字塔之间的通道越来越窄。“机会平等”“社会流动”等美国政治正当性叙述矛盾激化，现实产生了新的矛盾。

美国统治精英绝对禁止使用阶级政治框架分析其内部矛盾，于是使用身份政治横向撕裂美国社会，用身份标签把人们区隔为不同群体，刺激各群体对立争斗，以“群众斗群众”维持“乱而有序”。特朗普领导的“MAGA”运动属于身份政治，无法缓解阶层矛盾，反而加剧社会撕裂，不利于凝聚美国社会共识。

第三，党派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

作为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国家，美国政党利益高于整体利益，这是两党政治的天然缺陷。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长期是利益共同体，分别扮演不同角色，部分共和党建制派早已和民主党结盟反对特朗普。民主党正在进行政治重组，但不会回到以中下阶层为基本盘的老路，而是坚持“精英党”路线，用左翼身份政治抵制特朗普。

美国各州和地方保有相当广泛的自主权，两党分别主政的州和地方很难贯彻统一的国家战略，特朗普第一任期曾反复出现联邦和州的权力博弈。2024年大选后，共和党控制了27个州，但另外23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经济总量更高。特朗普政府要兑现其经济发展承诺，离不开这23个经济发达州的配合，但已有加利福尼亚州等民主党主政州，计划通过法律手段抵制特朗普的施政计划。

身份政治将朝左右翼激进方向发展，政治极化和两党党争不断升级，这将导致特朗普的政策实施效果存在巨大不确定性。

第四，共和党内部三股力量之间的矛盾。

2024年大选前后的共和党已经被特朗普进行了实质性改组。目前该党有三股力量并存：第一是归顺特朗普的部分建制派；第二是特朗普领导的“MAGA”运动；第三是马斯克代表的新兴力量。在共和党主政的27个州里，直接由“MAGA”运动控制的只有8个州，意味着即使在共和党内部，特朗普也需要和传统建制派进行一定的交易和妥协，以推动其施政计划落地。

未来两年内，美国民众如果没有在经济上有明显获得感，共和党就可能在2026年中期选举失去国会多数，也有可能输掉2028年大选，更不可能实现“MAGA”运动领导美国12年的梦想。共和党内部的三股力量之间存在各种矛盾，围绕政治分肥的各种争斗在加剧，特朗普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整合三股力量。然而，特朗普誓言清理共和党内反对派，其内阁成员选择等都在引爆共和党传统建制派的愤怒。

特朗普政府对华遏制的聚焦点

上述四重结构性矛盾决定了，尽管特朗普了解最大敌人在美国内部，但是特朗普无力在短期内将其制定的系列政策执行到位，甚至有可能产生反向作用。2024年共和党政纲由特朗普主导，虽然该政纲明确要更关注美国内部发展，但中国是该政纲唯一提到的外国，明确提出“抗击中国”。因此，“内病外治”，集中资源对中国进行遏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必然选项。

第一，短期内没有对华全面热战的意愿与能力。

2024共和党政纲强调“通过力量回归和平”“保护美国家园”，这说明短期内美国没有与中国发生直接全面军事冲突或对抗的意愿。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证明，美国领导的盟友体系的军工生产和维护能力不足以同时支撑三场战争。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对我国进行核战争讹诈，但其背后的大资本会权衡成本收益和风险等，大概率采用代理人战争或制造我国周边地缘政治冲突，对我国进行消耗。

第二，将决绝地与中国进行经济脱钩并对中国讹诈。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政策将更加关注摆脱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依赖”，包括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逐步停止进口必需品，并阻止中国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工业企业，阻止进口中国汽车，加速进行脱钩回流，“将关键供应链带回家”，加强“购买美国货”和“雇用美国人”等。特朗普的全球关税计划有可能使美国经济陷入滞胀，但会坚决推行对华高额关税。虽然美国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中国产能的国家与地区，但可以此对我国进行讹诈，迫使我国进行让步。

第三，以“中美脱钩”为手段将中国推入“产业空心化”陷阱。

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两党的反华立场是一致的，“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政策也将是连续的，迫使中国产业向外转移。其结果是，中国的经济数据不是特别难看，但是就业岗位大量流失，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中年人收入降级，老年人缺乏安全感，不利于我们内部安定团结。美国两党对华经济脱钩的延续性，正在推动我国步入“产业空心化”陷阱。

对策建议

针对美国自身结构性矛盾和对中国遏制的战略意图，建议：

第一，谨防被美政策推入“产业空心化”陷阱。

美国体制对科技创新环境更宽松，对试错的包容能力更强，有利于吸引科技人才。中国的优势在于，科技创新变为产品需要有完备高效的产业体系，有赖于优秀充足的工程师和产业工人。但是，中国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已经凸显。

为了避免落入“产业空心化”陷阱，亟待加强国内大循环，改善产业工人培养机制：一是改善制造业中小企业工作环境；二是提高劳动要素话语权，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收入分配要素中，劳动要素过于弱势；三是提升产业工人收入待遇福利水平，推动产业工人更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四是限制对一线产业工人和工程师的“减员增效”，强化政府有关部门和工会系统对产业工人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技能培养等的主体责任。

第二，谨防特朗普政府与美国高科技资本联手用加密货币改造金融霸权。

美国硅谷资本在2024年大选与特朗普结盟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发现美国的科技创新更多地与金融捆绑，而中国的科技创新更多的是垂直应用，与生产生活相结合。从长期看，中美科技创新应用路径差异将不利于美国硬实力发展。因此，他们希望通过加密货币重塑未来的全球金融秩序，保持美国金融霸权，并以此限制或掏空其他国家金融主权。

第三，谨防“中国产能过剩论”变为“中国抢走全世界工作机会论”。

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问题根源在于资本全球扩张获取超额利润。对华舆论战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论”，意在炒作“中国抢走全世界工作机会论”，将全球经济低迷、多国产业工人生活困苦等问题归咎于中国，对此应进行全面深入揭批。

（编辑 尚鸣）

这次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相对于拜登的优势，是在2023年的第三季度形成的，之后一直维持下来。正是由于这一优势不可逆转，民主党最后做出了一个反常态的、反常规的做法，就是不顾初选的规则，在民主党大会之前逼着拜登退选，这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看到的选举结果，与民调预测相比还是非常接近的。民调显示，民主党最少能拿到226张选票，7个摇摆州的93张选举人票全部被特朗普拿走。

美国民调与大选结果

    很多人说美国的民调不值得看。我认为，民调依然是我们判断美国选举最重要的依据。应该说，这次民调还是成功的，至少在7个摇摆州的认定上非常准确。特朗普的民调结果还是具有特别意义的。如果不讲选举人票，特朗普得到的全国选票比哈里斯多了2.1%。从1992年到现在的九届选举中，这是共和党第二次在全国选票中领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数字，上一次还是2004年小布什借着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余威，取得了全国投票的领先局面。

   我认为，整个美国的氛围并不一定是有利于共和党的，但是民主党的内部确实出现了老化、官僚化的问题。最致命的一个问题是所谓的“拜登经济学”。“拜登经济学”被很多人夸赞，但它所造成的通货膨胀是致命一击，这一刀砍在民主党身上是伤痕很深的。民众对通货膨胀带来的生活体感，是无可弥补的一个损伤。通货膨胀是对底层民众最无情的剥夺，不管宏观上数据多好看，只要出现通货膨胀，民众一定是受害最重的，他们的反弹也是最厉害的。

    在美国政治生态中算最左的一派——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纽约州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 昵称AOC）是著名的“网红议员”。AOC在跟她的支持者交流的时候，她的支持者居然说，我们投的是特朗普的票。左派的支持者最后投的是特朗普的票，这是很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民主党的最左翼最后反过来去投特朗普的票？我觉得经济问题是最关键的因素。

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大方向的三个主要维度

    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从2018年到现在的对华政策具有一致性。2018年10月4日，当时的副总统彭斯举行了一次对华政策演讲，这个演讲奠定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大方向。这个大方向经过特朗普从2018年后期的一系列政策到拜登的4年执政，再到下一届政府，我相信会呈现出非常一致的三个主要维度。

    第一，技术领域的限制。技术领域限制就是美国所说的“小院高墙”，其特指的政策导向，指的就是对华出口管制，尤其是技术出口。在美国高精尖的技术开发上，直接的技术领域和相关的产品，比如说对华为的限制，对高端的芯片，像英伟达产品的限制，都是“小院高墙”政策，主要涉及的是出口管制。

第二，“大院篱笆”。这是贸易政策，它可以时紧时松，而且所用的手段显得不那么锐利，但是时不时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就是以一些关税和非关税的手段来限制中国先进产能的溢出。2018年还表现得不明朗，当时主要是“小院高墙”，现在看来“大院篱笆”的政策可能会产生越来越多的限制，主要就是对我们的出口限制。

    “大院篱笆”针对的是我国对美出口。目前，最突出的是拜登政府对我们电动汽车的限制。电动汽车还没有规模化进入美国市场，对美国而言还仅是潜在的威胁，所实施的关税是一种预防性关税。美国的贸易政策是，即便上海特斯拉也不许进入美国，这就是他们的贸易政策。

    另外，还有各种各样非关税的壁垒政策，蓬佩奥在2021年1月19日发表声明，称中国新疆有“种族灭绝”行为。之后美国政府不断使用“种族灭绝”这一指控来限制中国产品的对美出口，比如限制太阳能产品和纺织品。任何一个产品怀疑涉及新疆，甚至企业雇用一个维吾尔族人，他就会说你是“强迫劳动”，这实际上是强迫维吾尔族人不能参与任何劳动，一参与劳动，就是参与中国政府的“强迫劳动”。在限制中国产品对美出口方面，关税政策和非关税政策都会使用，目的就是限制中国先进产能的溢出。这是我们观察美国对华政策的第二个维度。

    第三，中国的周边安全，包括利用我们的内政问题——台湾，这是美国能够打的牌。现在看，在中国周边主要有三个问题，从南海来讲是菲律宾，往东海是我们的台湾问题，再向北是日本。

    我觉得特朗普政府从本性来说，他不会用菲律宾问题来进行更多的挑衅，因为这个对他来说不合算，这张牌他会继续打，但他不会打得很猛。台湾问题很难预计，因为2016年特朗普当选后还未上任就打了台湾牌。现在，他还会利用台湾问题来跟我们进行博弈。如果台海爆发危机，那么马上就会出现日本问题。美国如果要介入，那一定要借助日本和韩国的基地，最重要的是日本的基地，我们该如何反应？所以台湾问题必然涉及日本问题，这是我们要认清的一个大势。

现在可能有一个涉及芯片产能的“时间差”问题。美国在这几年突然意识到，他们在芯片产能上所有的优势似乎在几年时间内都转移到中国台湾去了。现在美国市值最高的两家公司——苹果与英伟达，苹果手机和电脑的芯片、英伟达的主要GPU芯片都是在台积电生产的。这是拜登时期急于在美国亚利桑那建厂，急于要台积电迁到美国的原因。

判断在美国能够形成大规模量产7纳米及比7纳米更先进的芯片产能之前，台湾海峡两岸不会有大的冲突，这是一个“时间差”。最近，在亚利桑那的台积电工厂发布了一则新闻，说他们生产的良品率比在台湾本土还高4%。但从另外一个新闻渠道听到的消息是，2025年台积电要在亚利桑那形成的第一批产能是苹果公司的A16芯片。我查了一下，A16是苹果已经淘汰的芯片，是苹果iPhone14所用的芯片。现在市场上的苹果手机已经是用A18了。A16芯片应该是苹果最低端、3000元左右的那种小手机所用的芯片。通过这个消息，我觉得台积电和苹果之间有一个默契，他们并不想很快地推进亚利桑那计划。

    拜登执政时期通过《芯片法案》来鼓励台积电将部分产能迁往亚利桑那，有消息称，2024年年底前台积电应能拿到60亿美元的补贴。但是特朗普所说的话又是另外一番景象。特朗普说，台湾“偷走”了我们的芯片技术，台湾还不给我们交保护费。所以等明年1月20日以后，特朗普很可能会说，芯片法案中的补贴都是无效的，这是非常可能出现的事情。

    所以，在中国台湾问题上，我觉得芯片也是台湾当局跟美国博弈的一个手柄，是美国对台局势判断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按照近期的股价算出来的市值，台积电直接相关的几家美国企业——苹果、英伟达、AMD，包括台积电自身也是1万亿美元的市值，这几家公司加起来差一点就达到10万亿美元市值。美国全部的市值现在大概是55万亿美元，这几家公司差不多是美国总市值的五分之一。可见，台积电现在对于美国的重要性，这可能也是双方博弈的一个关键点。

    对内政策方面，特朗普上任以后，退出《巴黎协定》是肯定的，最近已经有风声了。另外，在立法上取消《削减通胀法》中有关绿色转型的大多数条款，相信也是必然的。估计特朗普会把《芯片法案》中的补贴大幅取消。特朗普会直接用威胁的方式，逼着台积电留在亚利桑那，甚至加快步伐。

（编辑 尚鸣）

本文聚焦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美国对港政策的变化。

美国对港政策的变化脉络

我们把历年来的《美港政策法》年度报告进行了梳理，从中可以看到美国对港政策的大框架。在2019年之前，包括特朗普1.0前期，美国对港政策在经济上重视全球化带来的在港商业利益，对香港带给美国的贸易顺差都非常重视。在政治上，主要推动“双普选”，希望改造香港政治制度，扶植亲美势力掌权。

2019年，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后，特朗普政府对港采取了两个政策：一个是在政治上制裁，主要制裁特区政府高官和中央负责香港治理事务的官员，包括他们不准使用美国的金融服务，冻结在美资产，不准入境美国等；另一个是经济上的胁迫，包括不再承认香港是独立关税区，把香港制造视为中国制造等。

拜登政府延续了对香港的政治制裁。由于受到制裁不准入境美国，特首李家超赴秘鲁参加APEC会议，不能从美国转机，必须绕路从欧洲的西班牙转机。经济胁迫方面更是加码，例如限制美国长期投资基金投资香港恒生指数股等，严重影响了香港IPO市场和股市的交投。

值得注意的是，从2023年10月开始，美国国务院通过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提出对港“策略性接触”的新倡议。与此同时，美国驻港总领事提出美国对港政策的三分法，即政治上对香港继续施压，经济上继续在香港赚钱，同时在文化、教育、社会层面继续加强美港交流，以影响香港主流社会和青年精英。

以上是美国对港政策从1992年至今的变化脉络。

美国政府交接期内可能炒作香港议题

我们需要高度关注在美国前后任政府的过渡期内对港政策的变化，眼下必须面对两个具体议题。

一是将在11月中旬登场的两宗国安要案，即“黎智英案”和“35+颠覆案”。其中，“35+颠覆案”已判乱港分子有罪，11月19日要宣判具体的刑期，而当天又恰好是香港举办今年的国际投资峰会，一批华尔街人士要来参加；次日是“黎智英案”的续审。美国反华势力和乱港组织业已确定当天在华府举办研讨会，声援黎智英，发酵他的自辩，形成舆论压力，迫使美国政府作出回应。

二是美国国会正在审议《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案》。众议院在今年9月初以大比数通过，参议院也列入待办议程。这个法案是参众两院、共和民主两党都支持的，通过的可能性比较高。参议院一旦通过，下一步就是拜登是否签字的问题。而这个法案的主要推动者正是被特朗普提名为国务卿人选的卢比奥。他不仅是这个法案参议院版本的提出者，而且在2019年推动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与在美国的乱港势力过从甚密。

在美国两任政府的过渡期内，这两个具体议题的政治炒作和发酵，将会令香港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提早凸显出来，受到特朗普政府的关注，甚至公开回应、施压。

特朗普政府对港政策的初步观察

需进一步研究特朗普政府的对港策略。由于下届政府的人事安排和政策尚未最后形成，目前只是一些初步的观察。

（1）就美国对港政治制裁来讲，如果卢比奥担任国务卿，政治制裁不仅会延续，而且会变本加厉，很可能针对香港今年通过23条立法和审理“黎智英案”等国安要案推动新的制裁，不排除会将香港法官和检控人员列入制裁名单。与此同时，特朗普大概率不会延续美国民主党政府在香港推动的所谓“民主化”、双普选，他对此既没有太大的兴趣，也不会投入力量和资源。

（2）美国对港金融政策有几个层面值得注意。美资这几年持续撤离香港，一方面减少在港的地区总部和办事处，这是导致香港商业地产目前出现较高空置率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减少对香港资本市场的投入，转向日本、印度市场，令香港市场整体的融资表现下滑，包括风险投资都在减少。特朗普在美推动减税和产业发展政策，有可能会令更多的美资企业回流，这是需要持续跟踪的。与此同时，美资可能受到美国内“政治正确”的影响，进一步减少对香港资本市场的参与。

不过，与此同时，美国应会继续维持香港作为亚洲区美元交易的中心，短时期内应不会冲击联系汇率，也不会不允许香港继续使用SWIFT系统。

较新的动向是双方可能围绕加密货币出现争夺。香港锐意发展虚拟货币、数字货币，正酝酿推动一些新监管制度，也聚集了一些从内地过来的加密货币业者。这些业者过去十分关注香港的政策发展，近期则对美国市场在特朗普上任后推出新政策尤为期盼。

（3）就美国对港贸易政策，我们需要关注香港在这方面的特殊地位。美国很可能会继续要求把香港制造改为中国制造。不过，香港毕竟是美国顺差最大的来源地，而且香港是美国农业出口的重要目的地，目前美国农业署驻港办事处在香港推广美国农产品，包括牛肉、蔬菜、葡萄酒等等。因此，美方会继续重视对香港的出口。

同时，美国对华加税之后，香港转口港地位发生微妙的变化。今年以来，香港的进出口表现不俗。上半年，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较2023年同期上升12.2%。其中，输往泰国的出口货值飙升32.1%，输往越南急增23.5%。转往东南亚的出口货值飙升，这与中国企业受到美国加关税政策的影响转往东南亚设厂有关。而在这种生产链、供应链的变化中，香港经济从中受益。这方面值得做一些深入分析。

（4）就美国对港科技政策方面，美国的基调仍会是制裁和封锁。美国高度关注中国的科技产业发展，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与香港之间的科技合作与突破。美国詹姆斯顿基金会始终紧盯内地新型科技产业的发展，关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重点产业。该基金会的负责人孟佩德曾在CIA从事反间谍情报，也与卢比奥有反华乱港工作的交集。相信美国有很多类似的外围情报组织，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会密切合作，为他们制裁中国企业、封锁美国技术对港出口等“递刀子”。

美国对港科技政策关系到国际高端人才在香港的汇聚问题。从2018年以来，在美国受到“猎巫行动”打压的华裔科学家不断回流，既有自然科学人才，也有社会科学专家。但是，在我国明确提出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情况下，特朗普2.0时代很可能在针对华裔人才方面采取新的策略，不排除会进一步收紧对敏感技术领域人才到香港出差的管控，设置关卡限制华裔人才从美国回流。

（5）就美国对港社会文化政策。1992年美国通过《美港政策法》，专门把港澳作为独立区域来实施“富布莱特”计划，历年来安排大批香港学者专家、青年精英前往美国交流，并在香港形成类似同学会这样的机构，对香港社会形成了潜在的持续影响。不过，在特朗普1.0时代，他终结了“富布莱特”计划，这是他在这方面政策的具体体现。相信在特朗普2.0时代，他仍然没有兴趣与意愿去继续推动类似的民间交流计划，不愿像民主党政府那样维系美国在香港的影响力。因此，这方面的交流、渗透可能会弱化。

在意识形态较量、认知战层面，特朗普2.0时代会减少对自由亚洲电台、开放技术基金、国际媒体署等的投入，甚至可能削减人员。这将减弱美国这些认知战机器对香港的认知战攻击力度。

香港如何应对特朗普政府对港政策

整体来看，在特朗普2.0时代，美港关系的发展变化，对香港来说既是挑战，也带来机遇。关于应对策略的总思路可以提三点：避害、强己、清理。

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对港政策，特别是最初这几年的极限施压，香港首先要避害。首先是香港美国商会。在疫情之后连续两年，香港美国商会按照过去的惯例，前往美国华府开展“叩门之旅”，对美国政商界进行港美关系的游说。今年的“叩门之旅”还专门听取了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有关特朗普和共和党“2025计划”的介绍，对于特朗普未来的政策，香港美国商会在内部做了相当多的工作，缓和美港关系，促进商贸联系。

另外一个抓手则是美国对港的农产品出口。虽然农业在整个美国经济的GDP占比相对较少，但是对于美国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那些农业州。香港应利用这样一个优势，针对农业进口与那些农业州加强联系。

香港要尽快推动经济转型，从过去主要依赖欧美市场，转向面对东南亚、中东和全球南方。当务之急，香港要尽快加入RECP，进一步拓展东南亚市场，把香港自身的影响力向东南亚拓展，争取把整个东南亚作为一个中美之间的战略缓冲区。香港可以通过自己的商会、企业、同乡社团、NGO等，进一步往东南亚拓展，这需要有一个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形成系统集成和工作机制。

最后，在特朗普上台之后，整个美国将加速向右转，势必会清算民主党的各种政策以及背后的政治思潮，包括抛弃过去的经济自由主义，转而推动产业政策，也包括反思劳工政策和环保主义。这为香港清理内部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问题提供了一个窗口期。在中央的推动下，香港将有系统地启动去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不仅包括产业政策，也包括占据道德高地的环保政策和劳工政策，不仅包括西方民主，也包括性别政治。

（编辑 季节）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这个高度观察美国这次大选，可以说，美国大选的结果及其后续影响，都是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面的一部分。中国必须沉着冷静，积极进取，搞好战略谋划。

美国大选结果所反映的是美国内部经济与政治变化

过去我们说“大变局”，往往是对我们自己面对的变化比较清楚，面对的变化也多是指发生在全球的变化：从南南崛起，到全球经济重心转移到东方，再到多极国际格局逐渐形成。但是我们留意美国内部的变化还不够，即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一个霸权国家、最大的经济体，曾主导了过去近百年的全球大势，尽管现在仍然很具实力，但也正经历很严重的内部变化，而这种变化正影响着全球的方方面面。从美国大选投票后的这一星期看各国的反应，上述观察一点也不夸张。这次选举结果，实际上也是美国变化的一部分，而特朗普也只是这个变化的一个推动者，但还不是最后的领导者、主导者，因为他没有这个能量，他也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

美国出现目前这个政治局面，主要是两个因素起作用。一是全球化在苏联解体后的急速发展，更大的变动是中国在2000年加入了WTO，并且很快就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出口国，这就加速、加大了美国制造业流失的状况。这个状况虽然不是中国单方面造成的，但是中国加入WTO，的确进一步加快了美国制造业的流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第二个因素，是美国自身出现的一个变化，即高科技、互联网构成的新质生产力，催化了美国经济结构性转变，使其走向金融化与去工业化，并形成庞大的服务业。增长高度集中在高科技与服务业领域，由此带来了阶级、阶层的变化及生产关系的变化。这就是美国过去二三十年内部因素造成的这个状况。

具体地说，美国因为国内产业结构的改变，出现了新型生产关系，进而导致它国内的阶级、阶层情况的改变，对两个大党的群众基础造成重大冲击。民主党过去20年来回应这个变化的举措，就是支持全球化；在自由贸易的大旗下，放弃了对传统制造者及产业工人的关注，走向身份政治，企图吸引中产及一些小众的支持。这是民主党此次选举失败的重要原因。特朗普说台湾台积电偷了美国的芯片，大家如果看过《芯片战争（Chip War)）》这本书就知道 ，芯片制作这个东西不是台湾可以偷来的，而是美国人主动将其生产流程推向韩国、日本及台湾地区，因为这些地方才有适当的工人，有能力来处理复杂的生产过程。

实际上，美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到包括香港在内的亚洲地区，寻找更便宜的生产基地进行生产加工。美国将一些电子生产放到第三世界，不仅只是因为人工便宜，还因为生产这些高科技产品的整个过程，要求有高度纪律性、服从性的工人。因为其生产过程需要24小时不间断运作，如果出现事故，工程师在接到通知后必须在很短时间回到工厂处理问题，否则企业就会损失很大。这样的要求，在美国根本不可能做到。美国迫使台积电到亚利桑那建厂，是美国的一个战略考虑与要求，是一个安全战略，即美国国家安全部门认为，如果美国完全没有高端芯片本土的生产能力，只依靠台湾地区和韩国，当战争打起来的时候，军方怎么办？所以它逼迫台积电去亚利桑那建几所工厂，基本上是应付军方对高端芯片的需要，其生产能力绝对不能覆盖整个行业的需求。

况且，台积电在美国工厂的生产成本，估计将会是在台湾的两倍。因为美国根本找不到合格的工人及工程师，出很高的人工费也没法解决问题，加上工会的介入，将来在美国营运生产非常困难。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建了工厂，特朗普当年还出席了启动典礼，但目前基本上停工了，可能会不了了之。主要原因是他们找不到可用的工人，找不到足够的工程师。美国制造业工人现在每小时的成本是海外的十几甚至几十倍，台积电在亚利桑那要建7所工厂只能是空话。况且特朗普上台后，声称会取消这个计划。

应该指岀，在芯片生产过程中，台积电出卖的只是台湾的高服从、高纪律性劳工及充足的工程师。涉及的生产技术、工具及它们的知识产权，包括一些关键的物料，仍是操控在美国及其几个盟友的手上，台积电只是个代工者。这个情况反映了美国过去二三十年出现的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因此导致的社会阶级、阶层的巨大变化。美国经济及社会结构的变化在2000年之后越来越剧烈，而美国的两个政党面对此局面，正艰难地调整自己的政策，结果都不成功。包括共和党也没能很好应对，这才出现了特朗普。特朗普正是利用社会的不满，及新生产力（高科技行业）对放松监管的诉求，大卖民粹主义，成功地将社会上的不满凝聚起来，在共和党内找不出一个像样候选人的情况下，成功骑劫了共和党上位。特朗普并不是共和党的核心领导，共和党很多政策和基本取向，与特朗普是完全不一样的。特朗普应对这些问题的办法多是简单、肤浅、表面，做起来会有很多困难，有些东西根本落实不了，能否成功有效，尚待未来四年的表现。

特朗普再干4年之后，会不会解决上述这些问题？我认为这个过程将可能很长。特朗普在2016年第一次当选后就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从那时算起，到了今天，这个过程起码还要再走10年到30年，美国的政党才能调整过来。美国内部面对这一重大的政治生态转变，过程会很长、很复杂，很难看清结局。我们不仅要面对当前的特朗普政府，还要面对未来出现的美国政治10年到30年的大变化。这对美国、对中国乃至对全世界，都会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特朗普收缩政策将影响地缘政治及全球关系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将出现的最大变化，就是在地缘政治及全球关系上。特朗普的态度是要收缩美国的布局，要将发展重点转到解决美国国内问题上，以保持美国优势。当年基辛格在越南战争结束后，就曾提出过这一设想。基辛格认为，美国的摊子搞得太大了，和美国的国力已出现不相符，建议收缩美国在全球的摊子。当然，他的意见在长时间内并没人听。几十年过去后，当下美国的现实就是能力缺口越来越大，尤其是在中东、在阿富汗出现了非常狼狈的局面，就反映美国的能力已经不能维持其在全球庞大的摊子。

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实际上是回归本土，先处理自己的问题。他强势要求盟友负担更大的成本，不然美国就不再背负这些责任，这态度是得到绝大部分美国人认同的。但是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主流看法，还是要支撑美国在全球的布局。对他们来说，这也很困难和无奈。因为如果他们不维持全球这个摊子，美国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可能是，美元在国际上将失去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但特朗普根本就不将精力放于此，他就是要收缩美国在外的负担。这会造成全球地缘政治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政策转变的第一个影响，就是乌克兰危机。特朗普有能力叫停俄乌战事，因为美国就是这场战争最大的支持者。特朗普认为泽连斯基每次来就是拿钱，美国不断砸钱进去，但是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再打下去能出现什么局面？没人说得清楚。俄乌冲突最可能的结束方式，对各方来说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各方先停火再进行谈判，但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对欧洲来说是一个重大冲击，所以我认为，特朗普这个政策也不完全是共和党的政策。但特朗普这一政策所引发的波动已很难避免，欧洲方面已经非常担心，并且要重新考虑它和美国的关系。然而，欧洲内部太松散，没有一个强势的领袖，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但这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地缘政治上的一个大变化。

中国应以积极进取态度面对未来

关于特朗普上台后的中美关系，我们可能首先面对的就是加关税。但因为关税是双刃剑，对美国也有负面影响，所以我认为特朗普一定会落实对中国加关税的竞选承诺，但幅度不会是60%，可能是以20%～30%作为开始。然后可以慢慢再加，也可以后退，或者停着不动。这对我们来说，应付不会太困难。

 中美之间最大的博弈是科技竞争。科技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实力。科技实力事关军事与经济实力。美国认为，中国对其最大的挑战与威胁也是高科技领域。当然，金融领域竞争也会很激烈。特朗普应该不会改变拜登的做法，只会加大这两方面对我施压的力度。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

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度谋划，我个人有两点建议：

一是，因应地缘政治出现的转变，抓住机会扩展中国国际空间。对中国的全球关系来说，特朗普的收缩政策让我们在全球进取的空间进一步扩大，阻力也将有所减少。我们要抓住机会，加大“一带一路”及南南合作工作力度。必须意识到，“全球南方”对于中国变得更加重要。是我们外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里所说的“加大”，不是一两倍，而是五倍、十倍。如果我们现在花的仅是一分的力量，能不能加到五分甚至十分！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作为世界上的大国与强国，广泛的对外关系与足够的国际空间非常重要。历史与当下的欧美强国，其奉行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有与全球各地区及各国来往的方式。没有这些关系，它们也不会成为全球或地区性的霸权。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处理国际关系当然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不一样。我们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国家之间交往的互利共赢，在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要利用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在全球收缩战线这一机会，在国际上实行更加进取的政策。

二是，抓紧处理好台湾问题。我认为，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上台的影响是短期的，特朗普上任4年之后就不一定是这样。因为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地缘政治考虑，与目前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主流观点都不一样。他不认为台湾是美国的基本利益，他不同意什么“第一岛链”的想法，也不同意“不保护台湾就会失去民主国家对美国的信任”这样的说法。相反，特朗普扬言，“台湾对美国不重要，可有可无”“台湾偷了美国的芯片技术”“台湾必须给美国付保护费”等。还有，作为其竞选伙伴的马斯克要求其在台湾的供应商移出台湾，因为他认为台湾最后还是要被中国大陆所统一，这影响其产业链布局。

特朗普对台湾的看法，甚至与他所任命的国务卿、国防部长及国家安全顾问都有很大的分歧。从他委任的这几个人来看，他们很可能都不是这样看台湾问题的。因此，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朝野及政府内部在对台问题上预期会出现很大的矛盾。这是不是给了我们在处理台湾问题上一个机会？需要进行更深入探讨。总之，面对美国新一任政府上台后中国可能面临的重大的挑战，我们不能只是被动地考虑怎样应对这个局面，而要更多想想有没有可能利用机会，采取更积极更进取的办法来解决一些问题，改变一些局面，形成战略上的主动。

（编辑 鲁石）

分类改革和监管对应了国有企业不同的类型和功能，但对不同企业的行业特点和发展状态，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会有不同的特征和要求。一家处于投入期的企业，无论是战略投入还是研发投入，都会影响当期的经济表现，这与改革前期投入正在发挥效益的企业状态会有很大不同。

国有企业改革的两个“终极问题”

对企业进行分类，不但可以使国有企业的改革和监管更加精准和科学，而且可以在理论和实践上深化探讨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和定位，以及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最终的融合方式。

基于对企业的科学分类，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和定位应该是两个方面。

第一，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保障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基本条件。这主要是通过公共保障类的国有企业实现的。在中国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发育不足的现实国情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公共服务功能特别重要，是国有经济优先的、必保的领域。在这个方向上的机制应是公开透明、社会监督、政府和企业两方面的责任清晰，企业为实现公共服务造成的政策性亏损，政府有责任给予弥补。

第二，在优胜劣汰的基础上，在一些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提升国家的产业竞争力。这主要是通过商业类和特定功能类的国有企业来实现的。在这个方向上，基础性的机制是平等竞争、优胜劣汰。除了为完成政府特定产业任务而需要的配套条件外，政府没有责任为企业弥补经营性亏损，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失利也要破产退出。

基于对企业的科学分类，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最终的融合方式主要应是两种类型。

第一，那些承担社会服务职能的公共保障类国有企业，通过改革加监管的途径，成为市场经济中受到专门法律约束和社会监督的特殊企业。为此要建立符合每个企业功能特点的法律或制度框架，以及相应的社会监督机制及考核评价办法。

第二，那些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商业类和特定功能类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改制上市或吸收战略投资者，实现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这些企业应成为市场经济中规范的公众公司或股份公司，并通过资本市场或产权交易市场进行有进有退的布局结构调整。

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和定位、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最终的融合方式，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两个“终极问题”。这两个问题能够说清楚，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在国有企业改革目前的深度上，我们已经有可能把这两个问题看得比较清晰了。

（编辑  季节）

伴随碳达峰碳中和“30·60”战略目标的提出，百万亿元投融资需求之下，绿色金融再次被赋予强大的使命。

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下发以来，八年间，绿色信贷余额从7.5万亿元增长至35.75万亿元。

2024年3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行长潘功胜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时表示，在宏观层面，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筹划，持续完善绿色和转型金融的标准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市场，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强化以信息披露为基础的市场约束机制。

2024年10月12日，央行与生态环境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印发《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 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从加大重点领域支持力度、提升绿色金融专业服务能力、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强化实施保障四个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

可持续发展潮流下，全球金融体系进行新一轮迭代，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正在积极融入全球化发展。2024年10月16日，上海迎来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盛会——由中信集团与新浪集团联合主办的“2024 ESG全球领导者大会”。以“推动全球ESG合作、发展与共赢”为主题，探讨可持续发展的融合之道和全球变革的驱动力，共同谱写全球ESG合作的新篇章，共谋发展与共赢的未来。

中信集团董事长奚国华在开幕式上致辞时指出，ESG正加速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倡议支持更多国家建立符合国情、接轨国际的ESG政策体系、披露标准和评价方法，倡议中国企业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助力增强中国ESG体系影响力。中信集团正积极构建绿色金融综合服务体系，搭建对接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ESG服务机制，以“融资+融智”助力更多企业“减碳增绿”。

中信集团总经理张文武在主旨演讲中表示，中信集团成立45年来，坚持开放合作，在主动融入全球化和绿色低碳发展浪潮中，实现了发展质效的不断提升。中信将模范践行ESG理念，加强ESG国际合作，聚焦绿色金融、绿色产业、社会公益等领域，落地更多标志性项目，为全球绿色可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

政策助推绿色金融

2016年七部门颁发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将绿色金融定义为“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绿色基建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

除严格标准的绿色金融工具外，广义的绿色金融体系还包含转型金融、碳金融、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等领域。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2020年12月12日的气候雄心峰会，在“30·60”碳目标的基础上，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几项总量指标进一步细化：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2024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扎实开展“碳达峰十大行动”，提升碳排放统计核算核查能力，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扩大全国碳市场行业覆盖范围。

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依托中信集团碳技术及碳咨询能力，制定了《中信绿色金融综合服务方案》，助力“2024ESG全球领导者大会”达成“碳中和”目标，成为国内首个金融机构支持的“零碳大会”，助力子公司落地市场首单或最大单等标杆性项目21项，形成典型案例8个，并整合至《中信绿色金融综合服务方案》。

与绿色金融相比，转型金融涵盖范围更广，它不只支持在转型中受益的主体，也支持在转型中处于困境的主体。在中国现实的产业结构与能源禀赋下，转型金融被认为对绿色金融发展具有独特作用。

在2024年初，上证所、深交所和北交所分别发布《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征求意见稿）》，鼓励A股上市公司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或ESG报告。

在顶层政策不断驱动下，中信证券研究部从2021年起聚焦可持续发展的投资研究，从相关ESG理念基础研究出发，遵循“国际视野、中国智慧”原则，相继完成股票与债券通用评级体系建设、多行业评级体系建设、ESG权益投资策略应用研究工作等。

通用评级体系建设方面，中信证券已经从1.0版本迭代升级至3.0版本，A股覆盖范围从中证800提升至全A股覆盖，并覆盖478家H股。

行业评级体系建设方面，中信证券研究部参考国际评级体系的经验与全球ESG实践的行业优秀公司，相继实现了11个细分行业的本土专精ESG指标“解码”，为每个行业都打造了符合现阶段国情、特别是与双碳目标高度相关的ESG特征指标。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全面深化，债券与固收领域的ESG评价研究也逐步获得市场关注。2023年，中信证券研究部推出针对一般发债主体和城投债的ESG评价体系，大大扩展了ESG评价涉及的标的范围，在丰富ESG研究领域的同时，实现了股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完整体系建设。

显然，绿色资金的持续支持将至关重要，未来绿色金融政策有望与财政、税收、产业、环保等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释放推动生态环保建设的政策组合效应。

资金需求与商机显现

双碳目标是中国基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对于促进经济结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离不开庞大的资金支持。多项研究认为，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需要的投资规模在100万亿元以上。

2021年，央行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工具，采用“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向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

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中国金融机构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形成了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等多层次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

市场资金也纷纷投向绿色低碳领域，如碳中和债、蓝色债券、转型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绿色乡村振兴债券等先后获得发行。在各项政策支持引导下，绿色金融快速发展，成效卓著。

绿色信贷最为明显。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绿色贷款余额超35万亿元。央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三季度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35.75万亿元，同比增长25.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7.5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增加5.67万亿元。其中，投向具有直接和间接碳减排效益项目的贷款分别为11.86万亿元和12.04万亿元，合计占绿色贷款的66.8%。

从用途看，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贷款余额分别为15.42万亿元、9.38万亿元和5.0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9%、29%和21.2%，前三季度分别增加2.34万亿元、1.51万亿元和8010亿元。

从行业看，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绿色贷款余额8.35万亿元，同比增长22.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绿色贷款余额5.78万亿元，同比增长13.4%。

中信金控旗下各金融子公司在绿色金融方面的业绩也非常亮眼。截至2024年11月底，中信银行绿色信贷余额5903亿元，年增29%，三年增逾三倍，“中信碳账户”用户突破2000万户；两家券商承销绿色债券规模突破850亿元，位列市场第一；中信银行完成全国首单碳排放权质押自由贸易（FT）跨境融资，中信证券发行全球首单蓝色可交换债券，完成全国碳市场规模最大碳资产回购交易，中信建投证券发行全国首笔“碳中和绿色可续期债”，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成功落地湖北碳市场首批借碳交易业务，成为市场新标杆；中信信托绿色金融信托业务规模159亿元，年增21%；中信保诚人寿绿色金融投资规模达到175亿元，年增81%。

中信证券研究部分析认为，着眼未来，资本市场在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实现以及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中大有可为，具体可从三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完善资本市场各类绿色融资工具，引导资金投向绿色项目；二是弘扬绿色投资理念，奠定ESG投资体系发展的基础；三是依托碳市场建设，发展碳金融工具，并引导资本市场金融机构参与。

中信践行与产品创新

绿色信贷余额超过5900亿元，多年保持双位数增长；绿色债券发行规模超3500亿元，绿色股权融资服务规模超1000亿元；完成全国首笔组合碳资产回购交易、全国首例碳资产质押贷款风险缓释工具，落地全国首单可持续发展挂钩熊猫债券，打造行业首个贯通企业和个人碳账户的平台……

这些都是中信集团在“双碳”目标引领下，依托中信金控平台，围绕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推动中信银行、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信托、中信保诚人寿等金融子公司在绿色金融领域取得的新进展。中信金控总经理曹国强表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要加快产品和服务创新，加大对五大重点领域的资金投入和支持。

中信金控作为中信集团综合金融服务板块发展平台和主体，是首批获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牌照的金融控股公司。秉持“一个中信、一个客户”服务理念，中信金控整合金融全牌照资源，构建起“绿色融资、绿色投资、绿色咨询、绿色生活、碳管理”五位一体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探索绿色业务模式创新，加大对低碳经济、循环经济、节能环保企业转型升级和技术改造，以及绿色生态领域的支持力度，提高绿色金融业务占比，通过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最大限度激发金融生态建设倍增效应。

在绿色融资方面，中信金控旗下子公司组合运用各类融资手段，持续加大绿色信贷、绿色债券产品推广，推进碳资产及CCER（核证自愿减排）质押融资、气候投融资试点，扩展绿色租赁服务外延，在基础设施绿色升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能源等重点绿色领域持续加大融资支持。中信金租绿色租赁业务占比连续七年超五成，获评2023年度最佳绿色金融租赁公司。

在绿色投资方面，创新碳排放权收益结构性存款等财富管理产品，中信金控将绿色金融相关理财产品、基金纳入“中信优品”“中信创品”体系。中信银行累计发行挂钩绿色金融债券的结构性存款产品191只，募集金额超千亿元；华夏基金作为内地最早开展ESG投资的基金公司，已设立15只ESG主题和绿色主题投资产品，总规模超过300亿元。

在绿色咨询方面，各金融子公司依托中信智库研究机制，与外部科研院所、国际绿色金融合作平台等组织开展合作，面向绿色产业输出投研能力，并开展ESG评价咨询服务。目前，旗下证券公司的ESG评价体系实现A股全覆盖，并覆盖近500家H股公司，搭建了对接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ESG服务机制。

在绿色生活方面，中信银行推出国内首个银行个人碳账户——“中信碳账户”，不仅科学核算用户在日常生活中的碳减排行为，在行业内率先实现企业和个人碳账户的贯通，还围绕衣食住行等18个生活场景，让绿色行为数字化、可视化、资产化、价值化。目前该平台注册用户已超2000万人，累计碳减排量超16万吨，在同业中排名第一。

在碳管理方面，中信集团在三大财务报表之外，创新编制“第四张表”——碳损益表，以收入成本来度量碳排放产生的企业效益，用货币化方式来解决碳的外部性问题。旗下公司协同作业，聚焦大型集团、重点行业绿色管理需要，为客户提供全景式碳管理服务，涵盖碳核算、碳足迹、碳资产开发、碳交易全链条，已协同服务多家行业龙头企业。

2024年，中信金控制定了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实施方案，持续推动各子公司的绿色金融产品与实体经济需求相匹配。

在协同引领下，中信银行联动相关金融机构，通过提供“一站式”综合融资服务，满足不同行业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例如，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依托中信金控投行业务子委员会盘活资产工作组，发挥“中信联合舰队”的金融协同优势，联合中信建投证券、中信建投基金管理等，推动绿色金融资源与河北丰富的绿色能源和产业承接空间进行优势互补，落地首个以河北地区风电新能源为底层资产的公募REITs项目、全国首单陆地风电公募REITs及首单民营企业风电REITs——明阳智能新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为风电行业创新资本市场融资和资产交易模式探索了新路径。

中信证券通过提供资本市场解决方案，创设全国首例碳资产质押贷款风险缓释工具，填补碳市场空白。中信建投资本联动中信银行、中信投资控股等公司，设立绿色创新股权投资基金，获得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支持，基金规模30亿元，正在以“股债投保”联动模式，服务更多绿色创新企业，为绿色发展底色“提纯增绿”。

自然有绿，生命永远在更新；金融助力，经济持续有活力。中信集团将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发挥各子公司的特色能力与资源，整合打造绿色金融服务体系，为实体经济绿色发展积极贡献“中信力量”。

（编辑  杨林）

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理论武装，每逢重大历史关头，都要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全党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抓好理论武装，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机关党建为什么抓、抓什么、怎么抓、谁来抓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突出强调要在学习理论上有更强自觉、在学懂弄通做实上有更高要求，这些重要论述，构成了党的创新理论的“机关党建篇”。近年来，中信集团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不断深化对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规律性认识，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准确把握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的时代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新时代新征程，党的理论创新要继续及时科学解答时代新课题，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为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2023年以来，中信集团党委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注重总结经验、提炼规律，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中深刻领悟党的创新理论的时代要求。

（一）从以学铸魂中把握践行“两个维护”的时代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学铸魂，就是要做好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化、内化、转化工作，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以学铸魂，就是要锚定凝心铸魂筑牢根本、锤炼品格、强化忠诚的根本任务，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准时代脉搏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要求我们必须把“学思想”作为主题主线，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理解和把握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对策。主题教育期间，中信集团党委紧扣“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入行。集团党委成员带头在读书班或分管领域作领学、讲党课，党委中心组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等，开展16次集体学习研讨、2次专题研讨推进会，在深学细悟中把握遵循。集团层面举办三期读书班，组织集团党委成员、集团管理干部和直属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340人坐下来读、静下心悟；中信股份层面举办一期驻港澳分支机构读书班，把56名党员干部集中到境内，认真读书、扎实学习。全系统举办78期次读书班、1785次专题研讨、1869次专题党课。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更加深刻认识到，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从“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和“十三个方面成就”正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精髓要义，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从以学增智中把握增强过硬本领的时代要求

主题教育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以学增智”具体内涵，对党员干部进一步提升政治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担负使命责任中强化政治能力。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干好工作所需的各种能力中，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政治能力相较于其他能力，有着主导性、决定性作用，就是数字中打头的“1”和后面的“0”的关系。政治能力这个“1”立得牢，其他能力才有了“根”和“魂”。要善于从政治上认识与把握，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自身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当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干家、行动派。必须在把握科学方法中强化思维能力。推进新时代伟大实践，离不开科学思维的有力支撑。中信集团党委把深化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研究提出“一个深入、三个推动、五个突破”的深化改革总体思路，开启了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新征程。要秉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理念，坚持把党的创新理论作为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总钥匙”，将其转化为推动深化改革的科学思想方法，不断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必须在推进改革发展中强化实践能力。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学思想必须见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国有企业“六个力量”的定位，强调国有企业要做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排头兵、做创新驱动发展的排头兵、做实施国家重大战略的排头兵。中信集团党委始终心怀“国之大者”、扛起政治责任，发挥产融并举优势，做实做细“五篇大文章”，首批成立金融控股公司，以更全面的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服务覆盖率达73%，推出“中信财富广场”和中信优品、中信创品，服务近2亿个人客户，财富管理规模超23万亿元，以实际行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全力支持国家战略，做精特殊钢、高端装备等拳头产品，广泛布局智能制造、资源能源、种业科技等领域，全力保障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下一步，要进一步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找遵循、找思路、找方法，把所学所悟转化为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以“中信所能”服务“国家所需”。

（三）从以学正风中把握弘扬新风正气的时代要求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风建设是永恒课题，要标本兼治，经常抓、见常态，深入抓、见实效，持久抓，见长效。”以学正风，就是要聚焦廉洁奉公树立新风，在学思践悟中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作风过硬，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关键要把握好三个方面：一是处理好“三种关系”。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是党内同志交往必须遵守的原则。要珍惜党和国家赋予的平台，坚决摒弃“择权、择利、择钱”而交的庸俗观，坚决做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杜绝“一言堂”、圈子文化，同企业家打交道一定要掌握分寸，公私分明。二是用好手中权力。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为人民用好权。要公正用权，把公平正义作为权力使用的重要标准，坦荡做人、谨慎用权。要依法用权，严格按规则、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为民用权，时刻谨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为民谋福祉。要廉洁用权，始终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严守做人、为官、处事、交友的底线。三是抓好作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抓作风建设是一以贯之的，在正定工作期间，主持制定了《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六项规定》；在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强调凡利禄名誉“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主政浙江期间，要求领导干部“要拎着乌纱帽干事，不要捂着乌纱帽做官”；担任党的总书记后，以“八项规定”作为小切口推动作风大转变。中信集团党委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集团党委带头示范端正学风，采取“集中学习+领学辅导+集体研讨+个人自学”方式举办读书班，两次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党委书记讲党纪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各级党组织通过“三会一课”开展学习1.9万余次、主题党日活动1万余次，在强党性、正风气、促发展上取得实效。下一步，要持续强化作风建设，自觉纠“四风”树新风，认真践行“由我来办、马上就办、办就办好”责任文化，在弘扬清风正气中激发干事创业激情。

（四）从以学促干中把握坚持担当作为的时代要求

学为干之基，干为学之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匡正干的导向，增强干的动力，形成干的合力”。以学促干，就是要以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践行为民造福的宗旨，引导党员干部胸怀“国之大者”，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匡正干的导向，关键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政绩观是干部对待事业的根本态度，政绩观正确与否，不仅影响干部个人成长，更关系事业发展。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高质量发展，不搞贪大求洋、盲目蛮干、哗众取宠；坚持出实招求实效，不搞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数据造假；坚持打基础利长远，不搞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劳民伤财。增强干的动力，关键要提振精气神。在改革攻坚的关键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全体干部职工勇担新使命、新任务，面对困难不退缩、遇到矛盾不躲闪，越是艰险越向前。要深刻把握大局，主动融入大局，完整、准确、全面把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实质，把聚焦企业改革发展的问题想明白、想透彻，一步一个脚印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形成干的合力，关键要聚力抓落实。中信集团坚持“五五三”发展战略，锚定“十百千万”发展目标，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做好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世界一流企业建设、集团“十四五”评估总结和“十五五”前期谋划等改革任务有效衔接，2024年世界500强排名提升至第71位，综合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下一步，要深刻把握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统筹把握好工作的时效，抢抓瞬息万变的市场机遇，优化业务布局和投资选择，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对改革攻坚中遇到的困境与难题，敢想敢干、敢打敢拼，拿出“亮剑”精神攻坚克难。

提升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质效的实践探索

中信集团党委注重发挥党委中心组示范作用，聚焦发展难题、思想困惑明确学习重点，深化课题式研讨、对策式交流、互动式发言，持之以恒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中找到破解难题的“金钥匙”，推动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集团改革发展的实际举措。

（一）主题上坚持“三个紧跟”，增强理论学习的时代感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中信集团党委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修订党委中心组学习实施意见，提升党委中心组学习质效。各级党组织坚持把突出主题作为理清方向、把准重点的基本前提，紧跟理论热点、战略重点和形势焦点抓学习。一是紧跟理论创新步伐。各级党委中心组坚持突出主线学，做到重要讲话必学、重要会议必学、重要部署必学、重要时机必学，在学习中提升政治意识和政治站位；感悟成就学，邀请专家宣讲新成就、解读新思想，增进对创新理论的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延伸拓展学，组织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等；结合实际学，系统梳理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的重要论述，在学思践悟中汲取推进改革发展的奋进力量。二是紧跟国家战略布局。中信集团党委中心组注重在深化学习中向党和国家战略对标，围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专题组织集中学习，引导领导干部领会战略意图、把握战略前沿。各子公司党委中心组把学习把握国家战略作为重要内容，深刻理解国家战略是“风向标”，企业领导班子不能只拉车不看路，必须与国家战略“对表”，才能避开“雷区”、少走弯路，自觉做到国家战略拓展到哪里、具体业务就布局在哪里。三是紧跟形势发展变化。中信集团各级党组织坚持把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通过党委会组织专题传达、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宣讲、分层分类开展学习培训等方式，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重大原则、重大举措、根本保证，聚焦推动金融做优做强、推动实业转型升级等14个方面、40项重点改革任务作出系统安排，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二）方法上坚持“三个并重”，增强理论学习的创新性

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中信集团党委中心组坚守政治定位、突出理论底色、强化问题导向，不断增强理论学习的创新性。一是领导带学与专家讲学并重。发挥集团党委中心组示范带头作用，聚焦改革发展深层次问题、党的建设突出问题等组织集体研讨。注重带头学，抓“关键少数”，党委领导班子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带头领悟，层层立标杆、逐级做示范。注重专家讲，2023年以来，邀请中央财经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清华大学等单位专家举办8场高层次辅导报告会。二是内部研学与开放联学并重。坚持内外整合、研学并举，以学促研提升学习质量。内部研学方面，集团党委中心组成员坚持联系基层的优良传统，注重运用“深、实、细、准、效”五字诀，围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等专题开展领题调研，提出务实可行的对策建议。指导全系统8000多个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深化理论学习，突出“一竿子插到底”的鲜明导向，明确学习主题、开展抽点检验、定期列席旁听，带动集团约10万名青年职工规范学习形式、拓展研学方法、提升学习成效。开放联学方面，引导党员干部深入研读原著原文、深悟原理，不断提高理论修养。2023年以来，先后配发《习近平著作选读》等配套书籍作为自学资料，强化理论辅导、形成学习自觉。三是线上教学与实地见学并重。线上教学注重拓面提质、丰富形式、喜闻乐见，在集团内联网“先锋在线”开设中心组学习专栏，刊载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等系列论述学习资料，打造“指尖上的党校”。各子公司党委依托网络平台打造线上线下全覆盖的学习课堂，形成勤学善学的良好导向。实体见学注重学思践悟、参观见学、知行合一。举办劳模工匠、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先进事迹报告会，宣讲集团援藏干部王军强在4700米高原真情援藏，中信重工杨金安37年如一日为国家炼好钢，中信农业杨远柱扎根育种一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中信楷模故事，以有形的正能量、鲜活的价值观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利用中信井冈山培训基地等党建示范教育基地、中信特钢等党建学习示范基地，创新学习体验场景。

（三）机制上坚持“三个从严”，增强理论学习的约束力

坚持把建立健全学习机制作为管理学习、规范学习的重要保障，着力打造责任明晰、协调规范、考评严格的制度体系。一是从严制定计划。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中央金融工委要求，结合实际修订中信集团党委中心组学习实施细则，每年在党的工作要点和党建工作会议上对党委中心组学习作出专门部署。坚持改进方式方法，统筹好质量和数量、形式和内容，提升学习质效。提升自学质量，党委中心组成员通过列出清单、明确重点、研读相关资料，做到自己学、主动讲。抓好集体学习，把重点发言和交流互动结合，党委书记对发言进行点评和总结。拓宽学习渠道，组织专题读书班、报告会、党课等学习活动，利用红色资源开展现场学习。二是从严落实责任。把党委中心组学习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纳入巡视巡察内容。党委书记担任本单位党委中心组学习第一责任人，党委负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成员承担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党委成员按照职责分工形成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搭建理论学习交流平台，推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进决策、进战略、进实践。压实学习责任，健全学习制度，强化学习管理，提高学习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三是从严督促考评。坚持抓本级与带下级相结合，党委中心组成员带头把参加集体研讨、开展调查研究等情况，作为述职述廉和民主生活会的重要内容，对学习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剖析；结合党建考核、列席旁听等形式，重点了解分管子公司党委中心组学习主题是否突出、安排是否合理、流程是否规范，推进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化规范化。

（四）效果上坚持“三个转化”，增强理论学习的含金量

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推动学习成果转化，把党委中心组学习成果转化为领导干部引领企业发展的实际能力。一是转化为领导力。坚持把“学思想”与谋划企业发展融合起来，在学深悟透党和国家战略中校正改革发展方向。在复杂困难的内外部经济形势下，中信集团党委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认真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会议精神，全面推进改革攻坚，积极优化业务布局，稳妥化解重大风险，有序开展管理创新，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二是转化为创新力。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行业领域的前沿问题、防范风险的紧要问题，加强研讨交流、深化思想认识。探索业务一线学习机制，以典型指导和分类指导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深入推动党建指导、研学辅导、责任督导，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对分布点多线长面广的金融类子公司，加强穿透指导。对管理层级多、链条长的子公司，强化层级管理，传导责任压力，以点带面加强针对性指导。对组织规模小、党员人数少的子公司，直插一线，及时了解情况、督导解决问题。对生产制造类子公司，将理论武装与业务发展融合互促，营造真学真用的浓厚氛围。三是转化为凝聚力。中信集团党委发挥表率作用，召开年度民主生活会，严肃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委成员严格落实双重组织生活制度，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支部组织生活，自觉接受党员群众监督。督导基层党组织落实好“三会一课”、谈心谈话等组织生活制度，增强基层支部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防线。从2023年职工思想问卷调查看，99.82%的问卷调查对象对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充满信心，体现出中信集团在凝聚上下共识上成效明显。

强化理论武装的针对性实效性

从调研情况看，部分基层党组织理论学习不深不实、浮于表面。有的学习流于形式，完成规定动作；有的“不真懂”，满足于学几个概念、背几条“金句”，知其言不知其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的“不真用”，学归学、做归做，学习和业务“两张皮”。究其原因，没有意识到理论学习本身就是工作，而且是更重要的工作；没有意识到理论学习是推动工作破局、保持战略清醒的动力源泉。为深入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深走实，结合中信集团实践探索，要以“学研讲转”为主要形式，提升学习质效，强化学用转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一）原原本本“学”，在对标对表中真学真信

党委中心组成员根据学习计划，列出年度自学清单，把个人自学作为集体学习研讨的前置环节，研讨主题确定后，党委中心组成员安排一定时间认真自学。党委中心组成员强化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意识，经常性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著作、理论辅助读物，邀请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先进模范人物等作专题辅导或事迹报告，开拓视野、提升格局。常态化举办读书班，组织领导干部坐下来静下心，认认真真读、逐段逐句悟并进行交流发言，营造浓厚研讨氛围。利用企业自身红色资源、科创资源、文化资源，以及其他党员教育培训基地等，组织开展情景式、沉浸式、体验式、案例式学习。用好“学习强国”等教育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网上学习。加强对青年党员、流动党员、年老体弱党员理论学习，引导他们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涵养道德操守、严守纪法规矩，从原文原著汲取理论智慧和实践力量。

（二）聚焦问题“研”，在调查研究中见行见效

强化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加大研讨力度和交流深度。坚持以专题化研讨为主，采用学习会、读书班等形式，围绕明确的主题、安排充足时间开展研讨式学习，集体研讨在安排重点发言的同时，倡导随机式、互动式发言，确保研讨有深度、有质量、有收获。探索主题联学机制，倡导开展跨部门、跨地区、跨层级的主题联学、上下联学、内外联学、政企联学等方式，共享学习资源，深化研讨交流。落实中央金融工委等上级单位关于党委中心组学习的有关要求，组织党委中心组集体学习研讨一般安排不少于2名中心组成员作重点发言，每季度不少于1次、在每年学习总次数中的比重应当超过50%。把调查研究作为重要环节贯穿始终，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党委中心组每年至少开展1次专题调研，党委中心组成员每年至少撰写1篇高质量调研报告。

（三）创新方式“讲”，在宣讲辅导中落地落实

发挥自身优势，搭建培训、交流、协作平台和宣传教育矩阵，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宣讲工作同各领域工作联系起来，推动从“单兵”作战向“兵团”作战转变。注重发挥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引领作用，层层立标杆、逐级作示范，打造线上线下全覆盖的学习课堂，在全系统形成勤学善学的良好导向。党委中心组成员每年至少开展1次宣讲，采取党课辅导、主旨发言、体会交流等形式作辅导，示范带动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学习，充分发挥凝聚共识、集聚人心作用。基层党支部书记和支委成员结合实际工作讲好专题党课，把理论学习转化为带动广大党员学习党的理论、锤炼党性修养、提高能力素质的具体实践。通过组织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等形式，做好先进典型选树工作，用身边人、身边事，用群众的语言、接地气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讲深讲透讲活。

（四）结合实际“转”，在学用转化中笃信笃行

注重围绕中心抓学习，学以致用、以用促学，推动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引领企业发展的实际本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两个一以贯之”的重要论断、“六个力量”新的历史定位与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十六字”标准等重要论述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谋划进一步深化改革任务书，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鼓励各级党员干部聚焦企业战略和业务发展撰写学习心得和理论文章，提出推动发展的战略、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常态长效的机制，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建立重要成果转化落实督办机制，完善交办、督查、反馈、总结闭环，把学用转化。紧密结合企业改革发展实际，推动理论学习与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建章立制等重点措施有机融合，通过学习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站稳人民立场，不断提升政治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把理论学习成效持续转化为发展实效，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编辑  杨林）

对我国股市的基本认识

（1）新中国股票市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我国股市初期发展主要是承担解决国有企业融资的特殊功能；二十年后在“股权分置改革”的大牛市中，最后一批大型央企完成了（如几大银行、中石油和中石化）上市，股市进入了以民企融资为主的时代。国民经济在连续30多年高速发展之后，经济增速逐步回落，房地产引擎作用弱化，中国经济需要“启动股市，接力房市”。从短期来看，提振股市可以有效提振亿万股民的信心，从中期来看，可以刺激和推动经济复苏与发展，从中长期来看，可以打造房地产之后的资源配置枢纽平台，助力中国进入现代经济。（2）股市是筹资与投资的矛盾统一体。股市发展初期，筹资是股市功能的主要方面，而今，投资已取而代之成为功能主要方面，未来股市能否健康发展，取决于股市能否成为中国老百姓投资和财富管理的平台。因而“始于筹资，成于投资”，这应是股市投资者对中国股市功能定位以及成败的基本判断。

（3）股市进入“成于投资”阶段之后，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股市中，一级市场的筹资规模和筹资便利程度成为二级市场行情发展的结果。相对于一级市场，二级市场是“牛鼻子”：二级市场好，一级市场才能好。只有投资者在股市赚了钱，他们才会愿意冒风险向风险很大的初创高新科技公司投资；反之，二级市场不好，一级市场就不可能好，在高度不确定性投资环境中，没人愿意购买连能否上市都不确定的初次发行的股票，即使硬撑着发行也不可持续。因而，所谓“股票市场的风险是涨出来”的说法是错误的，如果监管部门依此作为对市场的判断和监管的标准，其结果是非常有害的。

（4）中国股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才有了今天的成就。最近几年，中国股市到了需要“全身体检，系统调理”的时候了，有必要对过去注重个案和局部应对的各种方式和措施进行梳理，减少其相互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增强其整体协调性。

（5）股票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公开、公平和公正。各类投资者应当平等，对处于弱势的中小投资者要有相应的弥补性保护，这样才能维护股市的公正性。公平与公正的前提是市场的透明和信息公开。“三公原则”体现在筹资者与投资者，投资者与投资者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上。遵循三公原则，是股市健康运行的基本原理，也是股市监管的应有之义，不能不遵循。但另一方面，股市的一般性原理和监管规则是我国股市开放初期被引进的，而这些原理和规则又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有所选择，有所强化或弱化。“遵循原理，立足国情”，应是中国股市健康发展，实现其未来期许的基本方法。

（6）股市的“三公原则”就是要避免部分参与者利用其在信息、资金和持股等方面的优势，甚至借助各种欺诈和造假谋取非法利益（甚至经济犯罪），损害其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股市各方参与者的逐利性体现在其行为上，表现在各项业务操作中。因此，“预期行为，着眼业务，针对操作”，应是中国股市制度和政策措施制定和执行的基本操作要求。世界各国资本市场无一不严禁并严处股市行为、业务和操作中的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虚假披露和各类金融欺诈等行为、业务和操作，中国股市决不能例外。

（7）经济形势和上市公司基本面欠佳，不能作为股市持续低迷的理由。过去17年，虽然中国经济名义增长率从10%以上降到了最近的5%左右，但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仍然遥遥领先。与此同时，中国股市却在3000点上下徘徊了17年，而其他国家的股市却是高歌猛进，屡创历史新高。从市盈率来看，中国股市在历史上多年维持在30倍以上，远远高于美日欧；今日，中国股市的平均市盈率约15倍，而美日欧达20-25倍。估值过低的症结在于投资者信心，而信心左右着投资者看什么、如何看；如果只是悲观地盯着负面因素，估值只能是低了又低。投资者对市场缺乏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市场运行的不满，感觉市场不透明，不公平，自己被别人当做韭菜割。如果能及时堵住现今股市中明显的诸多大“漏洞”，给市场以清明，给股民以公平，保守估计，中国股市的市盈率至少有50%的提升空间。这是我对中国股市价格的基本判断。

关于提振中国股市的建议

首先需要说明，股市制度政策规则和措施可以有不同的系统，世界上不同国家的股市制度没有两家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任何一个有效的系统都必须是自洽的，整体看内部是协调和统一的，这是我一直强调系统观念、系统性认识和设计的原因。许多制度性的政策措施和规则，孤立看都是合理有效的，但如果放在整个系统中就有可能是无效甚至有害的，因此要避免只取其一，不顾其余。

我对中国股市制度规则的建设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调节股市资金流出（调流）；堵住股市重大漏洞（堵漏）；开辟股市资金来源（开源），加强股市监管（严管）。

调节股市资金流出

股市的资金流出，是指投资者投入股市的资金从股市上流出，不再直接回到股市成为股市交易资金。具体地说，这是指股票初次发行募集的资金，上市公司再融资募集的资金，“大小非”股东减持所得资金的大部分，以及从股市上赚取巨额利润后都离开股市甚至离开中国的资金。

筹集资金是股市最基本的功能之一，绝不可偏废。在股市低迷阶段，控制IPO和上市公司再融资是不得已的应急“控流”措施。从理论上讲，大小非减持是大小非股东的应有权利，但从中国国情出发，应当说大小非减持的合理权利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小原始股东是有区别的，不能简单照搬。这方面的制度和政策规则应当与中国国情相适应。

至于从股市上获利后流出股市不复返的巨额利润，尤其是“润”到国外去的那部分，应当视其获利的合法合规性（这里涉及股市监管问题），制订出相应的对策。

股票发行时，不时采取临时性行政强制管控的状况不能成为常态，但一直还没有找到适当的替代方式。股市行情恢复之后，发行要回归正常，如果不能找到一种新的发行机制，新股发行不可能规避过去的困境。我们需要设计出一套机制，其中包括一部分明确而相对稳定的强制要求。

另一部分是上市公司及其控制人根据自身状况对于市场自愿作出的一揽子承诺，这些承诺涉及的内容，如公司上市后的治理和运营、投资者关系以及大小非减持等等。同时还应将股票发行和上市的主要操作者（如券商等）的利益与股民投资者的利益进行适当绑定，以促使其行为合理化。这一建议的基本前提是，在股票发行敞开大门前，愿意进并敢进的会进来，想进而不敢进的会望而却步，敢进但犹豫的会等待适当的条件和时机。

股票初次发行和上市的制度安排，应当考虑到当事人的合法合理诉求：一是要允许乃至鼓励企业创始团队在IPO时出售部分股权，解决公司创始人在创业期形成的债务负担以及公司上市后合理的资金需求和体面的生活水准，从而解决他们个人及家庭的后顾之忧，促使其在公司上市后不再有很大的欲望获取违法违规的不当利益，或者千方百计减持原始股变现走人，而是尽可能地投入上市公司继续发展的事业中去。二是要从退出机制和税收政策上鼓励财务投资者加快其投资周转，更快更多地将风险投资和股权投资因公司上市所得的利润再次投入实体经济中去，推动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上市公司再融资时，应当充分保护老股东的利益，坚决避免借着再融资的机会进行定向的利益输送，如“定向增发+融券卖出配套操作”等重大“漏洞”。我曾多次呼吁，不适当的再融资，不仅会毁掉一家伟大的公司，而且会毁掉整个市场。从股民对于上市公司圈钱的极大不满，以及上市公司再融资对于整个市场的负面影响来看，这并不是“杞人忧天”。我认为应尽可能避免定向增发，尽可能采取老股东优先的方式，如对老股东配股并发行自动上市交易的配股权证，同时，要对权证交易监管到位。

鼓励上市公司为收购兼并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收购兼并是提高已有上市公司质量，使其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做大做强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减少IPO申请数量和弱小差上市公司的有效途径，更是借助上市公司的筹资能力助力创业企业生存和发展、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举措。有些靠自身无法发展甚至无法生存的创新企业，被上市公司收购后，其成功的可能性会更高，其成就可能会更大。但另一方面，上市公司收购兼并也存在借收购兼并之名，行虚构题材操纵股价或者进行利益输送之实的可能，其中的各种“漏洞”不得不防。防范的要点是对收购兼并所涉公司运作、股价变动、主要投资者交易行为及其获利情况以及利润去向等的监管。

大小非减持，应当在不断完善和优化减持规则的同时，严格执行生效的相关规则。在要求大小非遵守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鼓励他们在上市时候自愿就减持时间、条件、方式、规模等做出进一步的承诺并严格履行，由市场对其减持行为做出鼓励或者否定的回应；并且，让他们日后的减持行为对于市场来说是透明可预期的，股民们可以在他们减持实施前做出继续持有并鼓励，或者用脚投票，再或者导致股价下跌使得其减持行为无法按承诺得以实施。

堵住股市各项重大漏洞

在通常情况下，股市部分参与者多得的利益就是其他投资者少得的利益，甚至是直接的损失。股市上不合法的“漏洞”和合法的“漏洞”为股市少数参与者损害大多数人的合法权益、为自己谋取非法利益提供了机会。如果这些“漏洞”不堵上，广大股民会成为“韭菜”被少数人收割。尽管他们可能不清楚这些“漏洞”所在，也不清楚这些“漏洞”是如何被利用的，但日积月累，他们会承受实实在在的损失，会对市场失去信心。在政府救市的时候，政府资金也会从这些“漏洞”漏入少数人的腰包，这种情况下，政府也成为少数人割韭菜的对象，救市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

这些“漏洞”中，一部分是“无底洞”，危害巨大，对于股市规范健康发展十分重要，甚至会决定重大政策措施的成败。但“堵漏”涉及利益巨大，涉及的少数人和机构都是重量级的，因此阻力很大，且充满风险。下面介绍在股票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中几个亟待堵上的大“漏洞”。

（1）股票发行方面。必须制止和惩处股票初次发行（IPO）的“伪IPO”。这是指取得上市公司身份以便上市后在股市上高价套现，或者，大股东在IPO前夕，以掏空式分红获取巨额红利并通过股市筹资弥补资金窟窿。在IPO发行认购和新股上市的过程中，对于券商为首的中介服务机构、公募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的上市前投资（pre-IPO）、新股交易、特别是转融通交易活动的规范和监管亟待加强和完善。涉及公司造假上市、用基民资金操纵新股价格并谋取私利、违法改变限售股的法定属性进入流通市场等各种“漏洞”和问题。

公司上市后，要制止并惩处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者关系户输送利益甚至行贿的再融资。尤其是，在现行制度规则下，可以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进行“定向增发+融券卖出”的组合操作，通常还配以市场操纵、内幕交易以及虚假披露等违法犯罪行为，让有些人实现“无成本、无风险”的利益输送甚至行贿，单个定向增发项目的金额可以高达数亿甚至数十亿之巨。根据我对2019年以来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情况的了解，差价10%以上的盈利总额近万亿元，30%以上的超过7000亿，超过50%以上的近6000亿。

（2）股票市场交易方面的“漏洞”更是比比皆是。而被查处和披露的案例却寥寥无几。在貌似平常的股市交易中的“漏洞”，绝大多数归类到“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虚假披露”和“造假欺诈”这几大类中。

A．内幕交易。有关股市和上市公司的所有重大措施和重大消息，都会对股价产生实质性的重大影响。必然存在内幕交易的风险。对于内幕信息的管控和对于内幕交易的查处是股市监管的常规和日常内容，不能松懈。以最近救市过程中的各项主要措施来说，特定控股机构和国有基金入市，上市公司回购、大股东增持、收购兼并、鼓励分红、上市公司市值管理、退市制度等等，都是提振股市的重要举措，构成重大内幕信息并存在内幕交易的可能性。在这些措施出台时，到处可以看到对这些措施的正面分析和宣传，但很少能够看到对这些措施的适用条件、无法避免的内幕信息和内幕交易以及借机进行股价操纵等风险点的关注和提醒。以内幕交易为例，对内幕信息性质和具体内容、内幕信息产生的业务过程和各个环节、内幕信息传播和扩散的渠道和范围、内幕信息涉及的人和机构，以及可能被利用来进行内幕交易的方式和场景、针对性监管的关键点、关键信息和关键证据以及重点人群等等，都需要做好事前分析、预判和预防，事中管理和监控以及事后调查和处理。然而，重大消息出台之后，这些提醒和防范很可能会被市场和主推部门忽视甚至禁止，成为重大措施出台和实施过程中的重大“漏洞”。

在救市过程中，某些国有资金买了股票之后公布相应消息，第二天广大股民争先恐后涌入，股价高开。殊不知在这之前抢先入市的“聪明资金”乘机兑现获利，股价在当天就持续下跌，救市措施反而套牢大量股民。这种救市的“一天行情”严重打击了股民的信任和信心。

B．市场操纵是股市的另一类重大“漏洞”。有些机构因其固有的市场地位，拥有信息优势、资金优势和持股优势，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对股市和特定股票价格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他们利用这些优势，影响股价，谋取不法利益，就形成了操纵市场的行为。这种操纵行为往往会结合内幕信息，并利用虚假信息披露放大操纵的效果。根据我的观察和判断，中国股市上存在市场操纵嫌疑的股票不在少数，往往都有上市公司主动配合和积极参与。很多股票甚或股市指数的价格、数量、时间和波动空间，都是被市场操纵者画出来的，这样形成的K线图欺骗众多的投资者，成为市场操纵者的割韭菜对象。

C．虚假信息披露和各种造假也是中国股市的顽疾和重大漏洞。其始作俑者和主要责任人是证券发行者（主要是上市公司），而审计机构、律师事务所、评估机构，甚至有些官方认证机构都有可能听任甚至纵容其造假，一些证券公司、投资分析机构和媒体有可能既听任纵容又是重要的传播者。

D．不少常见的市场制度和机制充满了争议。如融券融资、量化交易、T+1、衍生品市场等等。其实，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利弊得失，所得到的结论是不同的，对这些制度和机制以及产品，要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股市面临的市场状况来权衡取舍。有些在国际市场是好的，但在中国股市上就有可能成为有些人利用来谋取不法利益的“漏洞”，其结果是损害广大股民利益，伤害整个股市。

开辟股市资金来源

从股市的需求方来说，进入股市的资金量直接决定了股票价格的变动方向和变动幅度。社会储蓄总额中，通过股市配置的直接融资和通过银行中介配置的间接融资在一定的情况下是有冲突的，进入股市的资金成为证券公司在银行的保证金，减少了银行赖以获利的贷款规模。比如，在过去历次股价上涨到较高水平时，就出现了储蓄大搬家，紧接着就有“查处信贷资金违规入市”的说法，股价应声而落。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之间的矛盾，还体现在银行与股市风险的不同。最近有专家指出，在现实中支持上市公司回购和大股东增持的措施难以落地，是因为银行不愿意也无法承受以购买股票为目的的贷款风险。我认为，解决股市资金的来源问题，不应该通过在银行和股市之间直接的资金流动和消长变化来实现，而应当在社会储蓄的分配上形成新的机制，由社会公众决定其资金配置。股价与入市资金规模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股市涨跌直接决定了进入股市资金的增减。在股市过于低迷的时候，很难自动引发资金流入股市，需要借助外力引发股市上涨，进一步带动公众储蓄进入股市，形成良性循环。

基于以上判断，建议在金融稳定基金的大旗下，设立“股市稳定与发展基金”。这是一个体现国家意志的、长期的、使命明确的、专业的战略性机构，类似于养老方面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这个基金封闭运行，实现的利润留在基金内，不离开市场，在需要的时候履行其“维护股市稳定，支持股市发展”的使命，避免股市暴跌和股灾，真正做到“取之于市场，用之于市场，利之于市场”。这样的机构和机制，在股市暴涨时出货，不会被市场认为是获利走人、割股民韭菜、借救市发财。在目前这样股市低迷需要支持的时候，果断出手。这将是中国股票市场的压舱石和定海神针，能够显著减缓股市的暴涨暴跌。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不需要真正大规模的市场交易动作，而是运行态度，就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

这一基金运行过程中的各种信息，大多构成重大内幕信息，具有很高的内幕交易风险，同时，天量资金加上灵通的信息来源，也不排除市场操纵的可能性，因此，其管理机构必须具有很高的法律意识、职业操守和专业能力，要精简高效，接受“严谨审查、严格监管、严肃追责”。事实上，“股市稳定与发展基金”就是金融战场上的重武器，其管理机构就是特殊的战斗部队，可以让市场更加相信政府支持股市的决心和力量，能够极大地提高整个市场的信心，营造更加有利的市场氛围。随着股市回暖，会带动更多的社会储蓄进入股市，形成股市行情与进入股市资金的良性循环。

作为对比，如果救市资金和救市活动分散在各个机构，这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承担任何责任。这种模式的救市，涉及的主体多而分散，信息扩散得广，在这中间很难避免内幕交易、市场操纵和老鼠仓。从长远来看，这些救市机构是靠不住的，这样的救市方式“漏洞”（甚至不乏“无底洞”）百出，是危险的。这是我一直反对用行政指令调动机构和人员进行救市的原因。

建议在发起设立“股市稳定与发展基金”的同时，引入独立的“基金发起人”。在为股市“开源”方面，如各类公募私募基金、保险资金、养老基金等长期机构投资者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公募基金行业引入“基金发起人”这一法定角色是很有必要的。

从另一方面看，在股市低迷，投资者亏损严重，信任和信心受到巨大打击的背景下，基金业无法独善其身，广大基民对于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的诟病也日见增多。鉴于此，在发起设立基金的同时引入独立的“基金发起人”，它们有权发起基金并代表基金投资者选择、评价和变更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等相关服务提供方，并为维护其发起设立的基金的投资者的利益采取诉讼等法律行动。在收费方面，增加的“基金发起人”这个角色不应增加基金投资者的成本负担，他们收取的费用加上管理费、托管费等费用总额不得超过现行监管部门规定的费用总额，并鼓励他们降低各项费用。基金发起人的费用可以来自其选择更好的管理人产生的业绩提升以及打破基金管理人垄断而降低的管理费用。

 严格股市监管

股市是巨大利益场所，只有在严格监管之下才有可能规范运行。严监管应当积极预防和减少各类证券违法违规活动，必须严厉查处前面所说的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虚假披露和各类证券欺诈等犯罪活动。

严监管要在两个方面的配套下才有可能实现。第一，要有监管可实施的好的制度和规则。如果监管依据的制度和规则过于理想化，过于严苛，脱离市场实际，监管是无法实施的。应当避免“立法过严，违法普遍，执法必松，法外特权”的情况。但是，如果制度和规则过于宽松，那么监管没有实际意义，市场难以规范。再者，如果制度和规则相互矛盾，或者多个单独看合法合理的制度和规则，在配套运用时却达到“最终不合法或不合理”的“合成谬误”或“整合谬误”、使监管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

第二，要有适度的管制力度。管制与监管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监管是要保证现行制度规则的落实，而管制是在制度和规则内，限制或约束股市参与者的行动和业务。举例来说，是否允许转融通是管制的范围，而转融通是否按照生效的规则进行，则是监管的问题。再如，（机构）投资者是否遵守法律法规和交易规则进行交易是监管的问题，而监管部门以窗口指导的方式不许其买或卖，或者要求其保持净卖出或者净买入则是管制的问题。

对监管者要进行监管，这是股市监管中不能或缺的内容。从中国股市股票发行的历史事实来看，监管部门中主管发行的监管者出现的这么多触目惊心的违法犯罪案例，就是对监管者管理缺失的严重后果。自律监管主体也一样，如果对监管者没有有效的监管，对股票市场就不可能有效的监管。监管者对监管的可能“漏洞”了如指掌，他们在监管系统内有各种各样的联络和人际关系。整体监管的松懈，首先就是监管者违法犯罪的重要诱因，在一定的程度，他们违法犯罪也是充满各种“漏洞”的制度规则和整体监管不严的受害者。

制定监管规则和实施监管的过程中，要能够预期到拥有各种“权力”的人们的行为，要能够预期到他们出于自身利益有可能会在制度规则中留下“漏洞”，要了解他们面对这些“漏洞”会如何加以利用，如何设计各项业务，进行怎样的操作。对监管者的监管同样需要“预期行为，着眼业务，针对操作”的操作要求。只要了解各类股市操作的业务过程，熟悉其中的关键节点和要素，懂得各类调查取证的逻辑和程序，识别和查证形形色色的股市“漏洞”和犯罪事实并不难，难的是对于这些事实的定性和处理。更关键的是如何查，查后如何处理，并非仅为监管的专业问题。要真心搞好中国股市的规范发展，就必须在敢不敢查、懂不懂查和让不让查这几个问题上做出理性决断。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