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真正摆脱现在的困境，必须要釜底抽薪，不能再扬汤止沸！”那是2015年7月初的一个夜晚，刘廼强老师带领“正思香港”研究团队，在京城大厦顶楼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会面。作为团队成员，我第一次聆听孔总阐述釜底抽薪的治港之策。
推动解决香港困境的深刻洞察
当时，无论在香港社会还是在两地的研究圈子中，从未有人提出过类似见解。我相信，很多研究香港的学者，第一次听到“釜底抽薪”这一主张，反应可能都和我一样感到惊讶，因为这一主张完全打破了香港人一贯的思维范式。但是，在此后对香港事务的实证研究中，特别是当香港治理遭遇重大挑战和危机，面对着政治现实，我愈发能够体会到这一主张对香港困境的深刻洞察。实践证明，这一见解是推动香港拨乱反正、“真解决问题”的实招、大招，后来得到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成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香港研究领域里的重大建树。
当晚会面的话题围绕香港展开。孔总讲述他当年刚刚到港在光大工作时的种种经历，包括打赤膊在仓库里盘货的场景，由此阐发对香港社会特性的观察与分析。刘老师和研究团队成员讲述了当时香港社会的乱象，特别是乱港议员在立法会捆绑否决政改方案之后，街头社运规模不断扩大并日趋暴力。大家为香港出现的失序失控深感忧虑，建议中央加强对香港治理的主导权。孔总闻言沉思良久，然后他先从在港工作期间参与“洗楼”、为爱国阵营助选的经历说起，反思当年在香港治理中的一些认识误区，尤其是对选举迷思的深刻影响。由此他强调年年搞助选犹如“扬汤止沸”，而香港要根本改变困局，唯有“釜底抽薪”。
2015年初夏，刘廼强在香港注册成立“正思香港”，专事香港研究。“正思香港”团队与中信基金会结缘，刘老师后来被聘为基金会的顾问，而我则成为基金会的研究员。
在孔总和中信基金会的支持、帮助和指导下，“正思香港”作为一支健康力量在香港开展在地研究，针对香港真实情况，积极建言献策，并参与香港舆论斗争，一步步走来，不断成长，逐渐发展为中信基金会平台上从事香港研究的有生力量。
“偏师”中的“偏师”
“正思香港”之所以能进入孔总和中信基金会的视野，首先要感谢邵善波先生。邵先生原来并不认识孔总，当时他还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偶然看到财经评论家水皮先生对孔总的访谈对话，孔总的观点让他产生共鸣（须补上一笔的是，水皮本名吕平波，亦是一波），便萌生与孔总直接交流之意，嘱托时任“中央政策组”顾问王卓祺教授联系孔总会面。
2015年五六月间，孔总到港调研，邵先生相约聚叙，并邀请刘老师作陪，自此写下这段香江佳话。
结识孔总后，刘老师深感振奋，很快安排“正思香港”团队到京，向孔总和基金会当面汇报。返回香港，刘老师即安排团队撰写《求谋破解香港困境之策》，向中信基金会提出解决当下香港困境的短、中、长期方略建议。此即“正思香港”参与中信基金会香港研究之发轫。
初创的“正思香港”和刘老师同时统率的新媒体团队，在运营上面对着两大难题：一是缺少有效渠道向中央反映香港实际情况，建言献策；二是缺乏稳定资源支持团队开展研究和新媒体运作。刘老师对香港形势有独到之见，他推动研究团队监测、分析乱港势力和外部势力的勾连，在香港整体工作中包括研究序列中尚属“偏师”。乱港势力固然将刘老师和他的团队视为眼中钉，部分香港建制力量对刘老师的所思所为也并不完全理解。刘老师不喜欢也不善于商业运作，无法募集足够的资源支撑团队的生存与发展，导致营运资金常常捉襟见肘。为压缩运作成本，公司在观塘旧区租用由老工业厂房改造而成的办公室，团队上下班搭乘货梯，与打赤膊的装卸工人同进同出。即使如此，整个团队也一直面对着解散的压力。原本说好的资助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而告停，自有的储备金也即将用罄，刘老师甚至一度准备抵押自己的房产来借贷为团队发工资。
在艰难的坚持下，孔总和中信基金会的出现，让刘老师终于看到事业发展和团队存续的曙光。
2017年初，基金会与“正思香港”签约，一方面委托香港研究课题予“正思香港”，另一方面开始订阅“正思香港”的香港研究周刊《舆情透析》。这不仅给“正思香港”的运作注入活水，更重要的是，孔总亲自拍板将刊物改名为《港情透析》，报送给有关领导和主管部门，让“正思香港”的研究成果能够放在香港治理决策者们的桌面上。
但是，令人扼腕的是，一年之后，刘老师的癌症病情加重。2018年11月19日，他邀约孔总到香港家里见面，尽管只能虚弱地躺在床上说话，但是他紧紧抓住孔总的手，期望孔总和中信基金会继续能给予“正思香港”更多的指导和支持，让这支“偏师”在香港研究的道路上能够一直走下去。刘老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没有考虑如何安排自己妻子和孩子的未来，始终牵挂不舍的是爱国事业和工作团队。两天后的下午，刘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
2018年12月14日，在刘老师的灵堂上，邵善波伉俪坐了许久许久，和一批批前来吊唁的刘老师友人们倾谈，一同缅怀刘老师。“廼强和我认识很多年，我们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我也帮过他一些忙，但是他从来没有像在认识孔总这件事上这样的感谢我”，邵先生对我感慨地提到刘老师和他与孔总、中信基金会之间这一难忘的缘分。
2019年5月，基金会在当年的年会上，专门向刘老师颁发特别贡献奖，赞扬他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是一面令后来者为之景仰的爱国旗帜”。正是孔总、邵先生和刘老师结下的这段特殊的香港缘，为中信基金会发现、培育了一支青年研究队伍。孔总将基金会视为“偏师”，而在一线较量中经历考验而成长起来的“正思香港”团队则是“偏师”中的“偏师”。当香港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之际，这支队伍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建言“一法定香江”
2019年，特区政府推动修订《逃犯条例》。香港本地乱港力量与西方反华势力勾结，裹挟这一议题，在海内外进行恐惧动员，掀起“反修例运动”。6月9日，他们在港岛组织了大规模的街头游行；12日，激进暴徒包围立法会，悍然攻击维护秩序的警队，以阻止议员进入议事堂对修例草案进行二读；在特区政府宣布暂停修例之后，乱港势力仍不罢休，先在6月21日包围警察总部，再于7月1日闯入立法会大肆破坏。暴徒非常猖狂，不仅将暴乱迅速从港岛蔓延到全港各区，而且在7月21日晚上悍然包围中央驻港机构——香港中联办，并发射墨水弹污损了庄严的国徽……
在此之前，“正思香港”的《港情透析》经过差不多两年多的积累和磨练，不仅保持着每周一期的出版节奏，而且以在地直击的观察，紧盯香港政治、社会形势，坚持以国家立场进行分析，保持着独立、客观性，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在“反修例运动”爆发之后，我领导研究团队，向上反映乱港势力与海外反华势力的各种部署动态，《港情透析》因而成为相关工作部门掌握香港敌情、社情、舆情、网情的重要参考资料。
面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如何尽快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成为香港治理的关键所在。面对这一问题，无论在香港还是在内地都有着不同的意见。在各种意见纷纷扰扰的背景下，2019年7月下旬，孔总在基金会办公室约见我，长谈数小时，细致了解香港的实际情况，推敲破解之道。他在谈话中再次强调，香港必须要“釜底抽薪”。他解释说，“釜底抽薪”并不是要把桌子掀了，也不是把锅打翻了，而是要让锅里的温度真正降下来。在目前的局势下，要做到“釜底抽薪”，中央必须直接出手制订香港本地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而不能再等香港自己来完成23条立法。
根据孔总这一思想，我在8月3日前后完成策论《建议尽快制订<香港特区国家安全法>》，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基于香港当前的政治、社会现实和维护国家安全的紧迫需要，建议采取以下方案以完善香港的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根据《国家安全法》第70条‘国家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要求，考虑到香港特区的实际情况，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订《香港特区国家安全法》或《国家安全法（香港特区）》，再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并由中央政府指令香港特区政府实施这一法例。”简言之，就是由中央主导制订《香港特区国家安全法》，并指令香港特区付诸实施，采取战略主动，解决危害国家安全的心腹大患。这就是一份体现“釜底抽薪”思想的策论，孔总随即将这份报告呈报给有关方面。
同年10月底，中央召开十九届四中全会。引人瞩目的是，这一会议公报在涉及“一国两制”的部分指出，“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这是党的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如此表述，意味着党中央不仅要着手建立健全港澳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而且还要建立相应的执行机制。而从这一表述来看，并未将特别行政区作为立法的主体，意味着党中央决定在国家层面推动立法。
局势仍在继续恶化。同年11月24日，香港举行第六届区议会选举。区议会本应是服务基层的地区咨询架构，选举议题本应是地区治理的公共政策，但是在暴乱并未完全止息的情况下进行投票，将使这场选举高度政治化，投票率高达全球选战都甚为罕见的七成多。在香港历史形成的畸形人口结构下，乱港势力夺取了接近九成的议席，掌握了18区中17个区区议会的控制权。他们并未因此收手，而是试图进一步夺取立法会的过半控制权，进而通过否决财政预算案，来瘫痪、颠覆特区政府。
形势紧迫。同年12月下旬，孔总在北京再次召见我，听取我汇报香港的情况，分析香港形势的发展，明确要求我再撰写一篇治港策略，建议抓住窗口期，推进香港国安立法，为香港的政治发展设立轨道。
2020年1月7日，我向孔总提交了策论初稿，题为《把握治理窗口期 掌握香港主导权》。1月12日，孔总打来电话，在整体肯定策论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何采用更为合适的措辞，如何精炼地概括核心论述的修改意见。根据孔总的指示，我迅速修订完善这份策论，将标题改为《把握香港管治窗口期 掌控国家安全主导权》，并重写了最后一段。
这份策论判断认为，从元月到五月至七月中旬期间，为扭转香港局面的重要窗口期，“须要在上述窗口期内有所作为，立规矩，建轨道”。在具体建议中，这份策论再次提出“稳妥推进国家层面制订《国家安全法（香港）》”。根据孔总意见而补充撰写的策论最后一段，如是写道：“香港综合性危机可能进一步深化、恶化之前，把握治理窗口期，践行‘三个坚定不移’的中央决策精神，按照四中全会要求，逐步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建立之前缺失的执行机制，把香港政治的运作导入‘一国两制’应有的法制轨道，使之有所依循，从而在香港掌握维护国家安全的主导权，有效压制外部势力的政治干涉，避免敌对势力能够轻易触碰到中央底线。这是香港治理的釜底抽薪之举，而不再是跟随对方的节奏扬汤止沸，由此主动创造香港局势的转折点，稳住政治社会局势，与敌对阵营形成战略对峙，为进一步破解香港深层次问题创造更为宽阔的腾挪空间”。“釜底抽薪”的核心主张就是“把香港政治的运作导入‘一国两制’应有的法制轨道”。
孔总随即亲自另外拟函呈报这份策论，并建言“鉴于一段时期以来香港愈演愈烈的暴乱形势，对国家安全法在香港的实施，直接由中央立法的需要日益迫切，釜底抽薪，转危为机”，“针对香港治理架构历史性、结构性的缺陷，从制度和机制建设入手，把握转变的窗口期，渐次推动有关工作，为香港的政治生态和社会运行构筑底线，设置轨道”。
2020年5月，因疫情而延期召开的全国两会宣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着手制订《香港国安法》。6月30日，《香港国安法》正式颁布，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后立即在香港特区付诸实施。国安法一出，乱港势力顿成鸟兽散，香港政治、社会形势逐步得以扭转。
“一法定香江”成为香港形势实际发展的真实写照，雄辩地印证了“釜底抽薪”治港之策的大智慧，也成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涉港研究的里程碑。作为基金会研究团队成员之一，能够幸运地在这个大时代中参与、见证香港事务研究，尤其有幸在孔总的耳提面命之下，撰写治港策论，上书“釜底抽薪”之策，为香港从由乱转治迈向由治及兴做出一点贡献，深感与有荣焉。孔总高度赞赏我们团队在香港历史重大变革中，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甘为无名英雄的精神。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