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国崛起与政教关系（上）

 

   

关于欧美近代史上的大国崛起有很多论述，基本都是西方中心论立场，阐述西方各个大国如何勇敢、创新、文明地先后引领现代化潮流。非西方国家在论述大国崛起时，也接受了西方希望“落后”国家接受的观点，对西方的崛起顶礼膜拜。本文以政教关系的角度分析西方大国崛起，因为宗教在西方历史演进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们经常发现，外国人对中国要么不了解，要么误解。如果深究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外国人对中国的历史传统，严重缺乏了解。中华文明连续五千年，百家争鸣距今两千五百多年；而西方文艺复兴距今五百多年，启蒙运动距今三百多年。从黑暗的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再到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的断裂相当大。西方人不了解五千年中国传统就不能正确了解当今中国。同理，如果我们不了解西方历史以及其中宗教所起的作用，也很难正确理解当今的西方社会。

犹太教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基督教有两千多年历史，伊斯兰教也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发端于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导致宗教地位下降，使得我们在对现代化进程的认识中很自然地忽视宗教。当今中国是世界上无神论者最彻底的国家，然而宗教在世界各地仍发挥着程度不同的影响；如果我们忽视宗教的作用，我们就缺乏对整体世界的全面理解。我们习惯用启蒙运动后的无神论思维，在无神论视角下观察思考，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也就难以准确把握。

政教分离与政教合一

与欧洲文艺复兴相伴随的宗教改革运动（1517-）导致了长期的宗教战争。直到启蒙运动时期，欧洲才逐渐形成政教分离的观念，并经由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使政教分离成为普世原则。

必须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实行政教分离最早和最彻底的国家。若按“沙门不敬王者”的社会辩论和慧远的“不过虎溪”划分，政教分离原则在中国至少有一千五百年历史。[①] 直到今天，中国依然是全世界实行政教分离的典范，可以说，这也是中国对全世界最大的贡献之一。

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在宪法中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然而今天英国依然有国教，但一般仍将英国视为政教分离的国家，因为英国国教在现实政治当中起的作用非常小。辛亥革命后，康有为等少数人试图将孔教定为中国国教，其实是想学习英国，结果昙花一现。有些欧洲国家也有国教，但要么国教对政治影响不大，要么国家对世界影响不大。欧洲其他主要国家的宪法都确定政教分离；美洲除了哥斯达黎加，几乎都是政教分离国家；亚非及大洋洲的日本、土耳其、印度、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重要国家，都实行政教分离。可见政教分离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普遍原则之一。

与政教分离相对的是政教合一。人类历史上，大多数地区、大部分时间都实行过政教合一制。当今世界上依然存在实行政教合一的国家，例如中东一些国家，中国周边的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等。奥斯曼帝国灭亡后，土耳其实行政教分离，影响了中东很多国家跟随政教分离的历史潮流，其中包括伊朗。然而1979年霍梅尼领导伊朗革命后，伊朗回到了政教合一状态。这一变化刺激了世界上其他一些已经放弃政教合一的国家和地区，重新走向政教合一模式。

二战后，全球很多地方出现政教合一的回潮，除了伊朗，还有三个重要国家即俄罗斯、土耳其、印度。它们名义上依然还是由宪法确立政教分离，而现实中政教合一的色彩越来越重。例如俄罗斯有很多宗教，但目前东正教回到历史上高于其他宗教的地位，普京是十月革命后第一个进入东正教堂做礼拜的俄罗斯元首；东正教还承担了某些政府功能，例如扶贫、救济等。估计俄罗斯短时期内不会回到沙俄时代的政教合一状态。印度在莫迪领导下，政教合一发展迅速，而埃尔多安领导的土耳其在凯末尔确立的政教分离和政教合一之间摇摆不定。

政教合一制有两大主要形态。简单说，“政”就是世俗政权掌握武力和财力，“教”可以理解为拥有知识、传播知识、掌握真理。中国古书《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其中“祀”可以理解为宗教，“戎”就是战争。中国古代政教关系此处不论。借用伊斯兰教术语，政教合一有两种类型：一是苏丹制，二是哈里发制。苏丹制是指政权高于教权，哈里发制是指教权高于政权，而且，其中的“教”是唯一的、排他的。之所以借用伊斯兰术语，是因为政教合一的两种形态在伊斯兰教那里才彻底成型。

宗教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一般来说，苏丹制更为普遍和常见，即政权与某一宗教紧密结合，但政权居于主导地位，教权服务于政权。犹太教早期两者没有明确区分。以摩西为例，他集宗教和世俗首领于一身。印度电影中很多男主角武力值和歌舞值都超群绝伦，这是某个历史传统的现代映射，即国王、大祭司合二为一。实际上是从苏丹制到哈里发制的过渡，哈里发制开始孕育并寄生于苏丹制，柏拉图“哲学王”是对这一政治模式的理论呼应。古罗马帝国和基督教镇压犹太人后，犹太人长期没有世俗权力，犹太社区内部基本都是宗教首领拉比掌权。因此，犹太教在很长时间里大致可以看成是分散化的、互不隶属的小哈里发制。以色列建国改变了这一状况。

在7世纪，伊斯兰教真正确立了大范围集权的哈里发制，政教合一中的教权至上成为一种历史定势，某种程度上将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变成了现实。哈里发制在伊斯兰早期特别有效和强大。奥斯曼帝国确立苏丹制后，哈里发制逐渐式微。然而进入现代社会，尤其是1979年霍梅尼革命，使得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重新大张旗鼓地走上历史舞台。此后，很多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几乎都受霍梅尼的鼓舞，在原教旨主义驱动下，迈向穆圣创设的哈里发制。IS国（伊斯兰国）是其中典型，明确实行哈里发制。可以说，现代社会凡主张发动“圣战”的，基本都是哈里发制的拥护者。被中国定义为“邪教”的亦属此列。[②]

从古罗马帝国到中世纪

哈里发制并非伊斯兰教独有。伊斯兰阿拉伯帝国迅速崛起后，哈里发制也影响到以罗马为代表的基督教世界。七世纪后的罗马教会史可以说就是在全欧洲努力实现罗马哈里发制的斗争过程。罗马教会为实现哈里发制而顽强拼搏的历史，以不同方式影响了欧洲各国。

一般认为基督教进入欧洲后，在罗马帝国曾经遭遇几百年迫害。这个说法是基督教修成正果后对过往历史的定性。所谓基督教在罗马帝国遭受迫害，本质上是那个时期的宗教对抗或宗教战争。基督教获胜后，便将其宗教敌人描绘得无比邪恶。其实基督教当时迫害多神教同样残酷，只是没有记载在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中。启蒙运动排斥宗教后，希腊、罗马多神教被定性为神话故事，似乎是文学创作，而淡化了其宗教本质，使后人在对历史做全面理解时，缺失了重要维度。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272-337年）是第一个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后来迁都君士坦丁堡（现伊斯坦布尔）。四世纪后期，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等于把多神教信仰废除了，而政教合一制度不变，从多神教到一神教，换了一套真理解释系统。此后蛮族入侵导致东西罗马分治，但基督教没有分治，东、西罗马教会依然尊崇东罗马皇帝。东罗马皇帝高于东罗马教会，这一传统延续到沙俄和奥斯曼帝国。然而到476年，西罗马灭亡，导致欧洲不再有统一政权，当时很多进入西罗马的日耳曼蛮族先后皈依了基督教，但依然延续苏丹制。

西罗马灭亡约一个半世纪后，伊斯兰教在七世纪初创建，穆罕默德（570-632）确立了哈里发制。他去世后，伊斯兰教进入了四大哈里发时代，由此在欧洲家门口出现了一个教权大于政权的政治体系，这对于欧洲基督教是一个非常大的刺激。由于世俗政权已经一片混乱，西罗马只有教会权力独大，从那个时候开始，西罗马教会一心想借鉴伊斯兰方式实现哈里发制，要把教皇变成高于一切世俗政权最高权力，却一直没有彻底实现。

西罗马教会为了实现哈里发制，最大的举动是长达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罗马教会自己没多少军队，便发出号召，要求所有基督徒都应该去巴勒斯坦，把耶路撒冷从异教徒那里夺回来。借助上帝和耶稣的名义，欧洲各个世俗君王听从了教皇命令，带着自己的军队长途跋涉到巴勒斯坦去消灭异教徒。长达两百多年的过程，先后七次东征浪潮，罗马哈里发制的努力最终功亏一篑，或只在欧洲部分地区初步实现，从而影响了欧洲后来的大国崛起。

西班牙：哈里发制的受害者

西班牙成为统一国家的时间不长。1492年西班牙征服了穆斯林统治下的半岛南部格拉纳达，标志着西班牙真正统一。同一年，西班牙国王批准了哥伦布航海出发。这两件事情不完全是巧合，如果不征服格拉纳达，西班牙很难有精力和财力资助哥伦布远航。

在1492年西班牙征服南方格拉纳达之前，有将近800年时间，整个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都被穆斯林统治。[③] 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去世后，伊斯兰教进入四大哈里发时代，其中倭马亚王朝被灭后，唯一的幸存者逃到西班牙，756年建立后倭马亚王朝，[④] 史称阿卜杜拉·拉赫曼一世，他在西班牙继续实行哈里发制。欧洲把西班牙的穆斯林称为摩尔人。摩尔人统治西班牙时期，西班牙是当时欧洲最富裕、最繁华、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

现在西班牙的北方边界大致是比利牛斯山脉。在将近800年内，穆斯林对西班牙的统治边界一直或南或北地推移，最强盛时甚至跨过了比利牛斯山，只在现今西班牙北部比利牛斯山附近还有一些基督教小王国、小贵族靠着山地形势维持一些据点。法兰克王朝为了抵御穆斯林继续向北推进，也投入西班牙战场，使得穆斯林和基督徒边界在西班牙维持着动态平衡。

1492年格拉纳达被基督徒攻陷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西班牙南北不断拉锯的局面终于结束，穆斯林统治势力彻底离开西班牙。同年哥伦布出海向西寻找印度，而葡萄牙航海比哥伦布还要早。1493年由罗马教皇主持，让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签订条约，划定了“教皇子午线”，这条线以东归葡萄牙，[⑤] 以西归西班牙。不过，由罗马教皇为世俗君主分配权力、瓜分世界，影响毕竟有限。后崛起的欧洲国家纷纷侵入葡萄牙的东半球、西班牙的西半球，西葡两国虽坚决反击，但成效不大，说明罗马教廷的权威并不能覆盖全欧洲。

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被后人反复批判，而宗教裁判所最严厉的地方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就是尊奉罗马教皇的司法机关，其权力甚至高于国王。穆斯林统治西班牙期间，某些时候部分基督徒还能与穆斯林和平共处，甚至会寻求伊斯兰统治者的保护。然而，基督教圣战在西班牙获胜后，宗教狂热情绪急剧上升，对异教徒的妥协被认为是污染，必须加以清除。除了屠杀、驱逐、强迫改宗外，宗教裁判所还是清除非基督教的精神污染的重要手段。当时西班牙一个主教为宗教裁判使用酷刑辩护，他说：如果上帝站在受刑者一边，上帝一定会给予他力量，让他能够忍受这个酷刑，所以他是无罪的；如果受刑者忍受不了酷刑，说明上帝没有站在他那一边，所以他就是有罪的。此外，天主教创建了很多修会，很多修士都是西班牙人，由此可见，作为与伊斯兰斗争第一线的西班牙地区的宗教狂热程度。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英国、法国、荷兰、德国、意大利，都出现了很多思想家、理论家、科学家，创立了很多新的理论和思想。而西班牙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则很少。《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大概是西班牙近代最具全球知名度的人物，这部著作嘲讽了战胜摩尔人之后的西班牙的精神状态。可以说，由于在精神世界高度信奉罗马教廷，使得西班牙的精神创造力严重受损。

西班牙从崛起到没落，大约为300年。其间，西班牙从美洲攫取的财富大概有10万吨白银、2500吨黄金。而当时除西班牙之外的全欧洲所有黄金总计只有2000多吨。今天美国黄金储备为全球最多，约8000多吨。也就是说西班牙那时是欧洲首富。为何它没搞成资本主义，没有出现工业革命？因为它尊奉罗马哈里发，到处镇压宗教改革中出现的“异端”，在欧洲四面树敌。宗教裁判所不够用就开战，同荷兰打，同英国打等等，在大西洋上与欧洲各国海军和海盗打，这些海盗后来很多成为各国英雄，例如英国海盗直接变身皇军海军。欧洲海盗在大西洋上和美洲抢劫西班牙财富，没有一个觉得内心有愧，因为西班牙顽固的宗教狂热使得各种异端都成为敌对方，海盗就是各国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发起战争产生的。所以西班牙搜刮了那么多财富，而今天只是中等国家。

西班牙凭罗马教会的庇护大发其财，然后替罗马教会到处镇压异端，成了罗马哈里发制忠诚的打手，树敌太多，最终把自己的财富耗尽，因而西班牙成为罗马哈里发制的受害者，风光无限的崛起最终葬送于维护罗马哈里发制的战争。

法国：壮志未酬苏丹制

西罗马灭亡后，很多日耳曼蛮族进入原来西罗马区域，建立起各自的政权，其中有一个在今天的法国地区建立了法兰克王国。最初法兰克王国由墨洛温王朝统治，后来墨洛温王朝的首相矮子丕平751年篡位，建立加洛林王朝。罗马教廷支持丕平篡位，目的是要利用丕平打败伦巴第人。754年矮子丕平攻打意大利，战胜了伦巴第人，并将意大利中部一大块土地送给教皇，以回报罗马教廷支持其篡位，史称“丕平献土”。由此形成欧洲历史上著名的教皇国，面积有几万平方公里，一直存在到1929年。在漫长的历史中，教皇国面积时常变化，直到1929年与墨索里尼达成协议，教皇国最终缩成了今天的梵蒂冈，只有0.44平方公里，但承认它是一个特殊的主权国家。

教皇支持丕平篡位，丕平献土建立教皇国，已经显露出罗马教会试图控制世俗君主，实行哈里发制的意图。768年，丕平去世，其儿子查理曼加冕。查理曼帮助教廷镇压不听话的日耳曼蛮族，积极抵抗西班牙的穆斯林。800年，罗马教皇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头衔赏给了查理曼，史称查理曼大帝。查理曼大帝死后，到他孙子辈时，法兰克王国分裂成三块，分别成为现今法国、德国、意大利的雏形。此后的历史中，罗马教会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更多给予了实力更弱的德意志君主，并且想方设法架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仿佛越是野蛮落后的日耳曼君主越是容易被操控。

早在四世纪末，古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罗马帝国，但最初基督教会还维持着形式的统一。到十一世纪中期，基督教会彻底分裂为东正教和天主教。东正教继续奉行苏丹制，天主教则在致力于实现哈里发制的道路上不断折腾。到十四世纪，西罗马的天主教会自身发生分裂，这次分裂是由法国主导的。查理曼大帝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不再属于法国，而出任教皇的人很多都是意大利人。法国发现教会很赚钱，因为全欧洲的基督徒要到罗马朝圣或向罗马教会进贡，法国国王就想把教皇改成听自己话的人，以便名利双收；于是便在法国南部阿维尼翁再建了一个教庭，由法国人出任教皇。于是，天主教出现了两个教皇并存的局面，欧洲各国按自己的利益分别选择效忠对象，这样法国的苏丹制基本成型。这一分裂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由于欧洲很多君主并不愿效忠法国，法国阿维尼翁教廷不得不撤销，教廷再次回到罗马。法国在欧洲实现类似拜占庭苏丹制的雄心最终夭折。但这一分裂导致罗马天主教会的威望严重受损，此后十五世纪开始了文艺复兴，罗马教会的哈里发之梦也走到了尽头。

启蒙运动之后，法国于十八世纪末爆发了大革命。革命的法国在排斥天主教的同时，设立了新的宗教，取名“理性教”，试图以标准化的世俗理论统一世界。1804年，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加冕，头衔之一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拿破仑的皇冠不是教皇给戴的，而是他自己戴的，然后拿破仑又亲自给皇后戴上冠冕。这个细节表明，拿破仑依然是想做一个大苏丹，令教会权力在君主权力之下。世俗的《人权宣言》《拿破仑法典》是法国新苏丹“理性教”的重要内容。拿破仑颁布公制度量衡，试图将法语通行世界，显示了他想把自己变成欧洲乃至世界的“秦始皇”的雄心。最终他征服欧洲的行动在英国顽强抵制下失败了。

顺便说一下法国葡萄酒。葡萄酒是天主教非常重要的宗教仪式用品。基督教早期用的葡萄酒是巴勒斯坦的，或者是意大利的。罗马搞宗教旅游、朝圣经济，光是卖意大利葡萄酒就能发财。高卢最初引入葡萄树栽培时，罗马教皇为了不让自己的生意受影响，下令把高卢的葡萄树全部砍了，禁止与罗马抢生意。法国天主教势力壮大后，葡萄酒庄园大都在法国教会控制中。当法国与罗马教会争夺教皇控制权时，便将法国葡萄酒认定为世界第一，法国葡萄酒神话就是争夺利益的虚荣产物。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制定了法国葡萄酒的标准向全球推广，波尔多、勃艮第之类葡萄酒神话才真正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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