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于2015年12月召开座谈会，主题是“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与中国道路的未来”。本刊上一期发表了有关全球治理核心模式变化及西方主要的治理核心内容。本期重点正如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在开幕词中指出的，座谈会的主题体现了问题导向的思路，目前研究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正是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环境和背景。关注中国在国际秩序和中国内部治理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两极相联”的全球新秩序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格局发生变化，从未来的长周期来看，全球的秩序是什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鄢一龙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指出，欧洲的工业革命及其市场跟中国是密切相连的。这个“两极”概念可以用来描述未来全球的秩序。
第一，现存的全球秩序具有两重性。目前它是一个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多边体系，全球的经济活动都依托于这个体系，所以它具有进步性的一面。但是这个体系又存在着内在的不平等性，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中心—外围”[1]的体系，特别是一个以美国霸权为主的体系。实际上，中国很难再建立一套新的霸权来挑战现有的这个霸权。现有的霸权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积极意义，就是实现了所谓“美国之下的和平”。
第二，从一个长周期来看，全球确实是处于两极的消长期，美国的霸权本身存在一个内在的危机，使它已经处于一个长周期的衰落中。而中国则在制造、创新及金融等诸多领域不断兴起和发展。
第三，中国在这个全球体系中的角色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中国是这个全球体系的受益者，中国是二战的胜利国、联合国安理会的理事国；不但加入了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国际组织，而且都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中国实际上是目前全球体系的赢家，同时也是一个庞大的保守力量，不可能去颠覆这个体系。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中国不可能完全被“中心—外围”的全球体系所吸收。
鄢一龙认为，从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双重性来看，中国所能选择的最佳策略基本上有两个：一个策略是继续积极融入，融入后再去改造这个体系；另一个策略是建立一个新的体系，如“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对现有的体系进行补充。
鄢一龙指出，中国兴起之后，它作为一个能动的力量，以主导国家的身份加入全球体系之后，有可能形成中美“两极相联”的一个新体系。这个“两极相联”的体系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两极相联首先是两极竞争。可以预见，未来几十年，中美将围绕诸多领域开展竞争，包括在中国周边地区军事主导权的竞争，全球金融治理主导权的竞争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一带一路”的战略竞争，就是其中最新的一个竞争。
第二，中美两个体系可以形成互补。因为美国治理有其自身的缺陷，实际上很多东西它都不能关照到。而中国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比如像亚投行的投资，它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对那些附加很多政治条件的投资是一个补充。不仅在投资领域，在其他很多方面也都是如此。
第三，中美可以携手合作。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两国达成气候共识，最后推动了巴黎协议，形成多边共识。所以说“两极相联”从根本上强化了多边体系，为解决多边体系中的困境或者僵局提供了一种机制。
警惕传播领域中的市场化陷阱
国内传播领域的治理现在面临两个比较大的压力，一个是网络信息的舆论爆炸和复杂化；另一个是媒体转型，即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转变。而目前主流的治理方式，是以市场化、资本化开发注意力为手段，寻求传播渠道的主动权。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维佳认为，这种治理模式忽视了整个媒体运行当中运营方式、管理方式、操作范式、从业者价值认同等复杂问题对全社会文化认同的直接影响，错误地认为对注意力资源的开发可以直接带来文化动员能力的提升。
王维佳分析说，注意力资源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它追求普遍性的到达率或者收视率，或者发行量等等，这是它的基础面。第二个层次是注意力资源本身是有层次的，比如说不同影响力的人群，不同消费能力的人群，他们的注意力资源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当你放手去让媒体做市场化开发的时候，那么它会主动地和那些影响力更强、消费能力更强的人群产生一个文化政治的黏性。
王维佳认为，媒体经常将舆论监督权称之为“第四权力”，但实际上在西方政治体系当中，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这些权力，都有一定的民主授权的机制，唯独媒体这个权力是没有民主授权的，哪怕是形式上的民主授权机制都没有。媒体是以伦理（比如说媒体的责任感）或者专业主义等方式来塑造它在社会上垄断舆论权力的合法性。但是这种垄断实际上是以注意力资源开发和商品的逻辑来展开的，而并没有民意的基础。
王维佳进一步指出，媒体市场化带来的后果是，媒体运行最后会和社会主导力量更强或者消费力量更强的群体形成一个文化政治黏性，与此同时丧失了基层治理的能力。这几年来我们看到，在基层治理上实际遇到越来越多的困境，包括我们这几年来提到所谓的乡贤建设等等。许多地方甚至不得不把基层治理的主导性让给资本能力比较强、商业化能力比较强的阶层，进而导致媒体挟持行政资源的结果。因为媒体力量的介入和主导，可能会造成行政资源的重新布置，或者行政议程的重新组合。这些问题集中发生在那些与城市中产阶级生活关系密切的领域，以及重大危机事件频发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卫生领域、药监领域、环境领域、治安领域、市政交通领域等等。
所以，媒体在注意力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商业化逻辑，或者说与一定群体产生的文化政治黏性，往往会导致一系列媒体所产生的舆论倾向。因此，在实践中要特别警惕传播领域中的这种市场化陷阱。
探索有示范效应的基层党建
区域化党建是这几年基层建设过程中发展的一种模式。区域化党建的主要内容，就是把党的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三者结合起来，共同推进。在实际的社会管理中发现，原来那些为了党建而搞党建效果并不好。所以，有些基层开始尝试将社会治理和社会公共服务结合起来搞党的建设。比如在北京平谷的两个村，一个村旅游业非常发达，但是它提供不了餐饮业；另外一个村没有旅游资源，但是它可以提供餐饮服务。于是乡镇就出面建立一个联合党支部，统一了两个村的管理和建设，一个村发展旅游业，另外一个村发展餐饮业，彼此互补；中间的往来业务，用党组织这个渠道来进行沟通。这样就把当地的发展和党组织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这种实践现在也越来越多了。“十三五”规划提出来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整体功能，正是把握了基层党建的新趋势。对基层党建的这个新趋势，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室主任田改伟谈了如下看法：
首先，区域化党建是适应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模式。过去是“一加一帮扶模式”，尤其在农村，党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帮助农村的穷困家庭脱贫致富。所以提出干部要联系一个党员，一个党员联系一个家庭，帮助贫困家庭脱贫致富。那种模式是改革开放初期兴起来的，到现在也并没有完全终结。后来发展“网格化”党建，就是把党支部建立在社会治理的网格之中，来发挥党组织的这种作用。区域化党建突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通过区域基层党组织在整体和系统中的中枢作用，来统筹各种社会事务，解决各种矛盾。所以说，区域化党建是应时而发展的新模式。
其次，区域化党建有中央政策的支持。党中央一直强调发展基层党建，从服务型、学习型、创新型，到现在对基层党建提出要在基层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实际上，中央一直不断在发文件，要求在实践中基层不断充实党组织，在基层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中央政策的支持是非常强大的动力。
第三，区域化党建做实了乡镇政权。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政府很多权力出现了虚置。实际调查表明，农业税取消之后，乡镇很多权力深入不到农村。现在通过区域化党建把乡镇的政权进一步深入到村一级组织。具体做法是，几个村共同成立一个党总支，而这个党总支的负责人往往由乡镇领导兼任，一般都是副乡长、副书记，甚至是乡长和书记亲自兼任。这样的话,就把乡长和书记的权力和职责很明确地落实到村，乡镇的政权一下子就做实了。
边疆治理的新问题与新思路
边疆治理问题是以民族问题或者宗教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则滥觞于经济社会变迁的机制。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刘晨光认为，当代引起边疆问题的机制，是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结构性力量。市场化是改革，全球化是开放；我们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带来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边疆地区以一种重叠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有时候又伴有极端的民族和宗教的问题。这是现代边疆治理的一个基本特征。新形势下边疆治理的新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民族团结问题。民族团结问题现在基本上是共识，尤其2008年之后，包括西藏、新疆的干部也都形成这样一个共识。边疆地区已经开始淡化原来那种盲目重视GDP的发展模式，但是并不是不发展。而民族团结成为比较突出的工作重点之一。
第二，是基层治理问题。边疆的稳定关键还是在基层，包括基层干部的建设。目前来讲基层的治理问题，可能最多的还是基层干部的问题。需要培养那些真正能够懂得当地语言、宗教的干部。
第三，是发展的问题。有的人会觉得，边疆地区不需要发展，搞好稳定就行了，这当然是错误的。因为发展和稳定是辩证的，没有边疆地区真正的发展，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就没有边疆地区真正的稳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发展，而在于怎么样发展，这个是关键。边疆发展的基本思路就是发扬本地资源禀赋优势，考虑当地生态环境的承受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这涉及到如何帮助当地发展产业的问题，仅仅靠当地现有的水平和能力是不够的，必须要靠外部援助。而这个援助可能需要国企将之作为一个政治任务而不是经济任务承担起来。
第四，是援助机制问题。这些年对边疆地区的援助，基本上是以资金项目为主，就是财政拿钱。所以搞基础设施建设，西藏并不缺钱，但是直到今天为止，藏区基本的水、电、路在很多偏远地方还是不完善，中央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去援助，但最主要的还是要帮助当地建立自我发展机制。资金项目肯定要上，但是没有好的机制，这些资金项目可能也得不到很好的应用。
关于边疆未来的发展思路，刘晨光还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真正落实人民民主，具体细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二，政治统一和文化多元相结合，政治上的统一包括政治上的整合和文化上的多元，要具体赋予其内涵，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三，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是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追求的根本所在。不能简单地把边疆看作落后的地区，单纯搞援助就行，这种方法行不通。要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认真贯彻到边疆地区。
第四，在体制机制建设方面，要注重提高本地的自我发展能力。要将外部援助机制与本地发展结合起来，两方面同时并进。
在“一带一路”这个大战略背景下，边疆地区是比较关键的地方，特别像新疆。因此我们要转换思路，改变传统的“中心–边缘”的思考模式，将边疆地区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中心，而不再是原来的单中心，在全国实现均势发展，使边疆地区和内地、周边都形成互动。
全球化时代的群众路线
关于群众路线，邓小平曾说过，“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所谓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在过去所取得的成效是比较突出的，它主要强调中国共产党和国内人民群众的关系。在全球化时代，群众路线是否还具有另外不同的意义，也就是说能否走出一条国际化的群众路线，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现在很多企业“走出去”投资的时候，马上就会碰到外国群众的社会运动，很多事根本就没办法再往下进行。
1960年肯尼迪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提出建立“和平队”（Peace Corps）。和平队的主要使命就是以志愿者的方式，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教师、医生、护士、各种技术人员等“中等人力资源”，通过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发展，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展现美国文化的精华，改变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不良形象，增强美国对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吸引力，并以此向这些国家传播美国的文化及价值观念。和平队的志愿者必须是美国公民，一般都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他们通常在接受几个月的培训之后，在美国境外服务两年。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对此分析说，美国和平队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的特殊意义，但是实际上它解决了好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情报问题，和平队到了这么多国家，人撒出去了，必然有情报；第二个是民间外交问题，和平队和相应的国家进行“民间外交”，这一点跟我们的群众路线很相似。群众路线首先要能发现群众，只有人进去之后才能够发现群众，然后通过人的作用把这些群众进行整合。所以派人进去特别重要；第三个是干部力量储备问题，就是可以借机培养一批具有全球经验、善于和基层群众打交道的一批人才，他们在未来就可以成为干部的储备。
章永乐进而分析说，反观国内，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说大学生当“村官”等诸如此类。但是这些做法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也许更多的是作为解决就业的权宜之计，还没有被看作一个长远地培养干部的机制。在全球化背景下，内外结合可能很有比较必要。
国内某些大学在这方面的投入有一些基本的储备，比如说最近北外设置了几十个国家的语言要进行开放式学习；政府也有一些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构建孔子学院。但是像和平队这样将整个人才都撒出去，然后与相应的国家形成民间的紧密联系，可能还是一个有待展开的工作。
章永乐说，中国正面临全球治理格局变化的局面，一方面观念上需要进行整合；另外一方面则需要一批既有中国经验又有全球经验的人才去参与，逐渐开辟中国道路。现在也许还暂时看不到一个非常强有力、已经成形、内外完全整合起来的思想体系，但是有了这些基本的路径，有了这些基础设施，坚持顺着这个路走下去，也许在未来就可以走出一条中国道路。对此，我们应该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章永乐博士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大家热烈的讨论。
黄平认为，群众路线过去是我们胜利的法宝，战争年代没有财政能力，没有技术支撑，没有军事实力，靠的就是群众路线。今天中国在世界上开展那么多项目，比如“一带一路”的投资，在非洲、拉美的投资也越来越多。若要将这些投资真正变成扎根基层的项目，还需要把原有的资源激活，用新的语言讲述，让人更易于接受。
北京大学潘维教授特别赞成国际的群众路线道路。他说，据研究，美国一个和平队队员的平均成本在20多万美元。他们还有自己的一套组织系统，诸如把人放在哪儿、如何生存，都是有规矩的。而中国出去的人才是有名额的，拿了那个名额出去以后，还会发现安全没保证，对接机构没保障，资金没保障，但是类似孔子学院的项目成本极高，而且人只能待在孔子学院。这种项目涉及到专项经费，在具体的操作技术上还有很多问题。
潘维强调的是在基层组织的基础上搞群众路线，群众路线能够贯彻的核心是要有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可以做到以点带面，就是毛主席讲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种以点带面的网络化的方式，其实过去共产党这么做，社会运动也是这么做的。
利弊权衡 实事求是
孔丹在发言中强调，30多年来，中央的很多政策都是利弊权衡的一个决定，既不是百弊无一利，也不是百利无一弊。根据情况变化加以调整，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比如当初的包产到户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在那个时代如何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再比如说，有人说文革可以防止腐败，但是让文革搞下去，国家会怎么样？孔丹认为，历史的问题就应该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关于中国道路和全球治理，中央政府有一个框架，我们应把这个框架通过时间和理论来加以推动。
（编辑 迟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