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一次接受采访中谈到中美两国企业税的对比，认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约35%，由此税务话题成为网上关注的一个焦点。以后也有人对比了中美个人税，认为中国个人税也比美国高。去年，演员范冰冰偷税漏税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公众愤怒。美国总统特朗普实施减税政策后，许多中国经济学者认为，中国也应该减税。应该怎样看待中美税负比较和怎样进行税收改革，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话题。

税收改革的前提和标准

任何关于税收的讨论都应该明确两个前提，一个是税收的目的是什么？另一个是和谁进行比较，也就是参照系。

税收是政府存在的基础，政府要向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即维护国家安全、国内秩序和提供公共基础设施等，同时提供住医教养等社会保障，也就是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延伸，这是现代经济的基本人权保障。另一方面，税收还要避免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努力实现公平与发展的平衡。为了实现公平与发展的平衡，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化历史背景的国家，都将根据本国的特点制定税收的平衡点。总体上说，发达国家的税收总额高一些，发展中国家税收总额会一些；在发达国家中，欧洲日本的税收总额高一些，美国则低一些。这些差别，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国家对不平等程度的耐受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不同国家政府的不同政治倾向。

税收的目的是实现公平与发展。在本文中，我们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分析入手，分析中国税收的公平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发展迅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但同时，中国贫富差距迅速拉大，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政策的影响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处于不平等程度不断加重、两极分化越来越大的状况。达沃斯论坛已经几年把不平等问题作为世界的头号问题提出。

我国总税负的状况

税收是调节不平等程度的重要工具。现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实行累进税，尽管有香港等极少数地区实行极不平等的平均税、且相当数量民众因收入太低而不交税。所以，世界上通行的税收原则是“损有余而补不足”。

公平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准则。一种政治制度如果能够实现经济公平、社会公正，它就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公平的税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总税负是否合理，二是税负结构是否公平合理。

我们先来看总税负的比较。

表1比较了美国和中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各级政府的总收入、总税收、总支出、赤字和总债务水平。

表1 中美公共收入、支出、债务、赤字比较          金额单位：亿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部网站2017财年数据；美国数据是2015年财年数据，联邦数据源自白宫预算办公室网站，州与地方政府数据源自城市与布鲁金斯学会税收政策研究中心网站。

              表2 中美公共收入组成结构比较          金额单位：亿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部网站2017财年数据；美国数据是2015年财年数据，联邦数据源自白宫预算办公室网站，州与地方政府数据源自城市与布鲁金斯学会税收政策研究中心网站。

中国各级政府收入中84%来自税收，美国是80%，而联邦政府只有税收收入。中国财政总收入的非税收部分，主要包括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如土地出让金）。而美国的非税收入包括地方州府供水、供电、固废处理、下水等公共服务收入，地方政府收取保险公司、信托和卖酒店等的收入。

从表2可以看到，政府总收入占比国民生产总值，中国是29%，美国是33%，相差4%，和公共赤字差距一样。税收收入占比GDP，中国和美国差距为2%。但是美国的公共债务水平大大高于中国，中国占GDP的36%，而美国近120%。

所以与美国比较，无论政府总收入、总税收和总债务水平，中国都低于美国，而且总债务水平大大低于美国，仅为美国的不到1/3。所以，中国政府的收入、债务水平，总体上是健康合理的，无论是向下还是向上的调整，都存在着适当的空间。如此看来，中国税负水平基本是合理的。[1]

我们在发表于《经济导刊》2018年第12期的文章《健全和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中指出，中国和美国的总杠杆率（全社会负债/GDP）都是250%左右。上述数据进一步说明，我国非公共负债率过高，即商业银行贷款比例很高，非政府债券发行不足。相较于美国，我国银行系统承担了支撑经济发展的过重负担。在美国，支持小企业发展的联邦担保贷款是联邦财政支付，中国则是政策强迫国有商业银行承担低息小微贷款。这种状况往往带来了较大的系统性风险，非常值得政策制定者关注。

对比经合组织国家的税收占GDP比例，我国的税收负担还是比较合理的（见表3）。

表3  中国与美英法德日税收负担比较     金额单位：美元

数据分析来源：中国是财政部网站2017财年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美英日法德和经合组织平均值源自经合组织网站，税收占比GDP是2015年数据，人均税负担是2013年数据。

根据经合组织对全球80多个国家2015年的税收/GDP占比分析，50%的国家比值在20-35%之间，较低的比值存在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多米尼加、印度尼西亚、危地马拉和乌干达，税收占比GDP都低于15%。非洲大多数国家占比低于25%，平均19.1%。亚洲国家差别巨大，日本最高，印尼最低仅11.8%，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哈萨克斯坦在15%-20%之间。拉丁美洲平均为23.1%，古巴最高为38.6%，危地马拉仅12.4%。经合组织35个国家，总税收占GDP的平均值是34%，最高的是丹麦45.9%，法国第二45.2%。其他国家排名：德国（37.1%）、英国（32.5%）、日本（30.7%）、美国（26.6%）、韩国（25.2%）、土耳其（25.1%）、中国（24.5%）、爱尔兰（23.1%）、智利（20.5%）、墨西哥（16.2%）。我国税负水平低于韩国和土耳其，仅高过爱尔兰、智利和墨西哥；人均税负则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总体来讲，我国的税负水平是合适的，客观反映了我们处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状况。未来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税负比例也将进一步提高，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我国总支出状况

表4 中美公共支出结构比较                        金额单位：亿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部网站2017财年数据；美国数据是2015年财年数据，联邦数据源自白宫预算办公室网站，州与地方政府数据源自城市与布鲁金斯学会税收政策研究中心网站。

在对比中美政府支出的情况之前，我们需要了解，由于提供服务的价格差距较大，在相同政府支出的情况下，政府支出接受价格较低的一方，受惠的群众反而可能更多，也就是效用可能更大。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中美政府支出的情况：

在财政支出中，美国大大高于中国的支出项目主要有：国防支出，外交支出，教育支出，非社保基金的社保、就业支出，医疗支出，赤字。

有人仅看表面数字，批评中国政府的教育、医疗支出远低于美国，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美国的教育、医疗服务价格远高于中国，有几倍到十几倍的差距；如果计入价格因素，中国教育、医疗支出所提供的效用，可能与美国差不多，或稍高于美国。从占GDP比例的角度看，由于中国GDP仅占美国的2/3，中国政府教育、医疗的支出并不能说是不合理的。但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随着中国GDP的增长，适当增加中国政府在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是社会公平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

一般人对社保支出这一块会比较困惑，这是因为中美两国在社保支出上都是两笔账。

首先，美国有社会保障税（相当于中国的社保缴费），为个人工资的7.65%，同时企业按1:1也交一份社会保障税，被称为“工资税”，这笔费用与我们的社保基金一样是单列的。从今年开始，我国的社保基金也由税务部门征取。这项支出，中美都是全部公共支出的最大单项，几乎处于同一个水平（中国19%，美国20%），占中国GDP的6%和美国GDP的8%，美国稍高。如果计入价格因素，中国支出的效用会更高一些。

其次，非社保基金、由财政支付的社会保障和福利项目，中国占总支出的9.6%，主要是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最低生活保障、退役安置、各种补助、抚恤金救助金等；而美国高达18%，包括退伍军人福利与服务、退休与残疾人福利、失业救济、食品与营养补助、住房补助、政府雇员退休金与残疾人福利等。

再次，中国有一些单列支出是美国所没有的，有一些支出中国高于美国，这些支出都有一定的福利性质。例如公共援助，住房保障，文体传媒，农林粮油，城乡社区，节能环保等等，加上这些项目并考虑价格因素，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很可能并不大。同样，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太大，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总福利，也是公平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

中国的国防、外交支出远低于美国，差距在4倍左右，这说明中国政府着眼于解决中国社会的内部问题，不想当世界老大。当然，由于价格因素，差距也没有表面上看到的那样大。显然保持当前的比例是恰当的。

支出占比中国高于美国的项目，除了上面列出的一些产业补贴和社会福利支出，主要就是科技研发，但正像沃顿商学院院长指出的，美国的庞大军费支出，实际上掩盖了美国的科技支出。

由于赤字等公共债务，美国的利息负担相当重，在这方面，中国政府是相对轻松的。

还有需要探讨的。由于长期受到舆论的误导，许多人都想当然地认为美国是“小政府大社会”，而中国供养公务员吃公粮的太多。我们对一些统计数据进行了整理和比较，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表5列出了中美政府人员的比较分析。

表5 中美政府雇员总人数与收入比较 [2]

数据来源：中国人社部和美国劳工部统计局，除中国事业单位员工总数为作者综合调查预估。

通过上述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结论，中国政府的税收总额，支出总额和支出结构，总体上是合理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调整的空间。把中国政府办成一个效能政府，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中国的总税负和总支出虽然相对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分析中国税负的结构，会发现这个结构的主要问题是不合理、不公平的，主要表现在增值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这四大税项上，后3项中国到现在都没有开征，导致法律不健全和执法不严，并使收入不平等问题加剧。

税负结构的比较

                     表6 中国与美英法德日税负结构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基于2017年财政部数据；其他为经合组织2014年各国税负结构统计数据。

按照经合组织定义，消费税包括增值税、销售税、特种消费税（对特殊商品如酒、烟草、汽油等的税）、海关和进口税、特殊服务的税（例如对保险保费和其他金融服务的税）。按照国际惯例，增值税、消费税和销售税三者都列在消费税项下，经合组织在消费税下列出了总额。

表7将大消费税分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向企业征收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我们称之为小消费税）之和，一个是美国独有的向最终消费者收取的销售税。

表7 中国与美英法德日增值税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基于2017年财政部数据；其他为经合组织2014年各国税负结构统计数据。Consumption tax：消费税；sales tax: 销售税。

增值税和小销售税与销售税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这两个税赋被加在了出厂价格上，最终由消费者承担了，经合组织将这3种税合并计算列为统一税项是合理的，因为增值税和小销售税本质上是一种个人税而不是由企业负担的企业税。

有人可能会说，企业的营业税等其他税收最终都会进入价格，那么，为什么企业营业税不能最终进入个人税项？我们讲增值税是和美国独特的销售税相比较而谈的，美国的销售税是把增值税加到了最终销售环节，体现在价格上；而增值税则是把销售税加到了流转环节，体现在价格上。这两种税的本质是一样的，当我们比较税收结构时，像经合组织那样，把它统一算在消费税中，也就是个人和法人的最终支出中，是比较合理的。

在表8中，个人和企业的实际税负就一目了然了。

表8  中国与美英法德日税负中个人与企业承担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基于2017年财政部数据；其他为经合组织2014年各国税负结构统计数据。

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高于表中所列经合组织所有国家，企业所得税，中国比美国高出7个百分点，也比其他发达国家高得多，比经合组织平均高7个百分点；社保支出，中国比美国高出9个百分点，比经合组织平均高7个百分点。同时中国个人的税收负担总计低于表中所列经合组织所有国家，中国是45.9%，美国是64.7%，经合组织平均是64.1%。其中消费税中国比美国高出18个百分点，但比经合组织平均只高两个百分点；社保个人负担，中国最低，比美国低三个百分点，比经合组织平均低两个百分点。

从边际税率上看中国并不低，表9是中国和经合组织内发达国家的个人税边际税率比较表。中国的45%高于经合组织的平均值40.9%（经合组织中有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所以拉低了平均最高边际税率），和美德英同水平，远远低于法国的53.9%，日本的55.8%和瑞典60.1%，这3个国家在经合组织中排在前三位。

表9  中国与美英法德日最高边际个人所得税率与人均工资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基于2017年财政部税务局和人社部数据；其他为经合组织2017年各国个人税负统计数据。

中国个人所得税收缴比例如此低，原因之一是中国人工资低，经合组织平均工资比中国高6倍；但由于中国职工人数众多（比经合组织国家多4到十几倍），所以总数额差距不应该很大。原因之二，许多富人是企业大股东，只给自己发比较低的工资，其分红和买卖股票不交任何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更不会按最高比例缴纳社保费，而且许多个人花费都走公司的账目充抵成本，少交公司所得税，公私不分的现象非常普遍。原因之三是，所有发达国家都已开征的三大富人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中国至今没有开征。原因之四是中国富人偷税漏税严重。

这些原因迫使国家向生产环节征税，其实质是全国人民负担了这笔税。在中国许多分析税负的文章中，认为增值税是一种企业税，它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按照经合组织的标准，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增值税的问题，不在于它是企业税，而在于它的累退性和不公平性，我们在下面要进一步说明。

为什么增值税是不公平的

增值税本质上是消费税。除了美国，经合组织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使用增值税，经合组织平均值19.2%，英法德都是19-20%的水平，而日本和韩国仅为8%和10%，比中国的增值税的16%（制造业）和10%（非制造业）要低。美国没有增值税，采用的是最终产品的销售税，是州和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之一，由各个州自己制定，各州从低于1%到最高10%不等。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增值税和销售税的根本区别。增值税是这个产品只要被生产出来它就会被征税，而销售税是这个产品只有在卖出去时才会被征税。由于富人买的东西比穷人多，并且销售税是差别税，国家在生活必需用品上实行了免税或低税，因此增值税的意义，第一是对所有人无差别征税，第二是消费低的穷人为消费高的富人交了一部分税，这显然不公平。销售税是直接税，而增值税是间接由最终消费者买单的税。直接税较符合现代税法税负公平和量能纳税的原则，对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具有有效的调节职能。国际税务专家公认：增值税具有累退性，穷人承担多；会导致过度消费；缺少反周期机制；伤害新业务和微利企业的生存条件；在复杂的供应链体系中，需要为每一个产品和零部件计算增值税。

但是，包括多数发达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增值税。国际税务专家的共识是，增值税的税源大、容易增加税收，无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成本高低或者是否盈利，只要商品和劳务一经售出，税金即可实现，在税制监控体系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能避免直接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销售税等）的偷漏税行为。可见，增值税是一种不得已的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和富人的偷漏税行为无法得到监管。

增值税理论上对所有企业是公平的，但是由于政府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监管程度不一样，也由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激励机制不一样，相对来说，民营企业偷逃税款的程度比较严重，因此增值税也在无形中加大了国有企业的负担。

根据经合组织的估测，中国国有企业大约贡献30-35%的GDP，而民营经济大约65-70%。在税收上，2017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总计贡献了4.2万亿元税收和1.2万亿元资产收入，总计5.4万亿元，占全部政府收入的22%。如果加上国企贡献的社保基金税收，国企贡献约占政府总收入的30%。这个比率加上个人所得税的比率5.9%、加上个人缴纳社保基金7.2%，再加上16.6%的其他税的大约1/3，也就是5.5%，总计大约48.6%。剩下的51.4%，大约就是民营经济的税收贡献。这和政府表述“非公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税收比重超过50%，新增就业比重超过90%” 相一致。

也就是说，中国国有企业对GDP的贡献率与对税收的贡献率是相匹配的，而民营企业对税收的贡献率与其对GDP的贡献率相比低了约15%-20%。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到底有多少是正常的税收优惠，有多少是非正常的税收流失。

资本利得税的意义

在美国，资本投资收益如果是在12个月以内，资本利得税按个人所得税合并报税，而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为46%；如果是跨年收益，资本利得税为20%。实际上美国资本利得税的设计已经是大大有利于富人了，按累进制的个人所得税算，富人从资本市场的获益，要交高的多的税。资本利得税是最能体现什么叫“资本主义”的税种。在美国，收入低于3万美元的，实际税率是4.9%，5万到10万美元的，实际缴税率9.2%，收入200万美元以上的实际税率27.5%。但是实际税率的累进比例并没有成线性上升，最高的实际税率是29.3%（位于收入200万到500万人群），而收入1000万美元以上的实际税率降到25.9%。因为这些更富有的人群，其收入中按20%资本利得税缴纳比例比较高。也就是说，美国的白领和金领缴纳了最多的税，而真正的富豪缴税反而比较少。这就是巴菲特说他的实际税率要低于他的秘书的原因，也是巴菲特和盖茨主张提高资本利得税的原因。不过尽管它不合理、不公平，有总比没有强。

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意义：

首先，资本利得税的这一规定，惩罚了资本市场的短期投机行为，鼓励了长期投资行为，用税收手段规范了资本市场。

其次，资本利得税在个人所得税中占有相当的分量。根据2010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对1995年到2009年的个人所得税分析，在这期间，资本利得税平均占总个人所得税的9.2%，但各年浮动比较大，最高占比的是2000年11.8%，最低占比的是2003年6.3%。公司的资本利得税和其收入合并报税，使用一个税率，一起计入税前收入而纳税。

根据公布的最近年份资本利得税的数据，2014年个人资本利得税总计缴纳1400亿美元，大约是个税总额的8%，平均实际税率19.4%，所获资本利得收入占4%GDP。对其个人收税财富程度分析，200万美元以上年收入的富人占报税个人总数的1.1%，贡献了56%的资本利得收入，500万美元以上的占0.3%，贡献44%的资本利得，而1000万美元以上年收入的富人仅占0.13%，却贡献了36%的资本利得。

英国的资本利得税更加体现出富人税特点。资本利得税年起征点是1.17万英镑（合10万元人民币）。如果个人年应税收入在4.64万英镑（合40万人民币）以上，住宅交易的资本利得税是28%，其他资产如股票买卖是20%。而年收入4.64万英镑到15万英镑的人，个人所得税税率是40%，高于15万的是45%。收入介于1.19万和4.64万之间的，20%个人所得税，交18%的住宅资本利得税，10%的其他资产利得税。1.19万以下者，免个人收入税和资本利得税。对于企业或者信托，资本利得税是住宅交易28%，其他资产交易20%。

当一个国家考虑给企业减税以刺激生产，同时普遍工资收入低，对偷漏税行为的监管难度较大时，资本利得税是对整个税收水平的一个有益补充。资本市场的根本问题是基本制度和规矩没有建立起来，市场不能建立长期预期，投机行为严重，没有起到资源恰配的作用。

遗产税和赠与税是基本的公平税收制度

中国税收制度的不完善，不但表现在增值税和资本利得税上，而且体现在结构上至今没有出台遗产税和赠与税，发达国家这两种税都是专门针对富人的。美国新政之后遗产税曾经非常高，但是富人们很快就发明了家族信托基金这种形式来避开遗产税，例如沃尔玛的老板萨姆·沃尔顿就用这种形式交了很少的税。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推行有利于富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不断降低遗产税，加上富豪们的各种避税办法，除家族信托基金之外，还有将资产转移到避税天堂等做法，使得美国遗产税的实际缴纳额越来越少，这是美国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原因之一。

由于特朗普的减税政策，2018年美国遗产税的起征点是个人财富1118万美元以上，据此规定，目前只有2000人会支付遗产税。超出此起征点金额的部分也是累进税率，从18%到最高40%。

从历史数据分析，从1934到2013年，80年共计约1.02亿成人去世，而符合缴纳遗产税标准的成人仅170万，占1.7%，涉及总计2.6万亿美元遗产，扣除减免遗产税的金额，170万富人实际缴纳遗产税总计4710亿美元。2014年，美国个人遗产税总额为164亿美元，税前收入500万美元以上者占报税总人数0.3%，却贡献了97.5%的遗产税，而2000万元以上的人缴纳65%的遗产税。美国的遗产税本质上是保护资产阶级的财产，这也是美国前10%个人净资产值比例达到73%的原因。由于遗产税起征点非常高，其对税收的实际贡献微乎其微，从2000年的380亿美元降到2015年的200亿美元，虽然美国的最高边际遗产税率很高。

日本遗产税最严苛，它没有起征点；其最高边际遗产税率在经合组织里最高，达55%。韩国以50%排第二，法国45%是第三。光看边际税率不说明问题，要看起征点和最高档的适用金额。日本对所有遗产纳税、累积税率，60万元人民币以下10%，3700万人民币以上交55%。美国起征点是7600万人民币，是日本最高档金额的两倍以上。

法国对于政府和公司债券免遗产税，夫妻之间继承免遗产税；直系亲属继承的起征点是77.5万元人民币，比较低。英国超过32.5万英镑的部分缴税；如果给配偶或者捐给慈善机构，也免征遗产税。

赠与税也叫礼物税，美国的政策是每年每人可以赠与15000美元以下的免税价值的“礼物”，超过的部分需要缴税，或者递延统计计算到终生遗产税。赠与的科目包括个人之间现金礼物，给慈善机构的捐款等。2014年给出礼物总额1100亿美元，当年应赋税礼物总价值仅76亿美元，实际当年缴纳礼物税16亿美元，实际税率21%，年报税收入100万美元以上的个人缴纳了94%的赠与税，占申报礼物赠与税的0.5%。

资本利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通常被合并称为富人税，在所有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征收。征收富人税体现了公平原则，尽管富人税在不同国家实施的程度不同，对经济公平的作用大小也不同，但有比没有强。

关于税收不公平的反思

什么是公平？公平就是满足人的生活的基本需求，而且是有归属感和有尊严的满足人的生活的基本需求。马斯洛将这些基本需求归纳为经济的、安全的、归属的和尊严的，也有少部分人有自我实现的需求。如果处于社会上层的那10%的人群，这5种需求都得到了满足，而社会中下层的那90%的人群，连前4种需求都不能得到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应该被认定为是不平等、不公平的。

80年代后，发达国家不平等的程度大幅提高，说明经济发展并不能解决不平等问题。相反，不平等带来了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反过来又加重了不平等。发达国家在税收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也是政党政策斗争的主要内容。以美国共和党、欧洲保守党、自由党为代表的保守派阵营，一贯主张为企业减税、为富人减税，而为企业减税实际上是一种被掩盖起来的为富人减税的花招。以欧洲的社会党、工党和美国的民主党为主的进步派阵营，一贯主张降低中下阶层的税负，提高富人税负比例。

中国的税制需要以公平发展为方向进行结构改革。改革目标就是尽快清理现在存在的税费混合的状况，建立公平、合理、清晰的税目体系，尽快出台富人税，尽快堵塞各种漏洞，着手间接税和直接税的平稳过渡；尽快建立公平合理的税法体系提高违法成本，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编辑  季节）

编者按:本文紧紧围绕我国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这一主线，客观评估形势与挑战，在比较分析新兴市场对外资开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了“以我为主、循序渐进、可测可控”等开放原则，提出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需要达成的目标、逐步对外资实施统一账户管理、逐步实施集中统一的监测监控机制、风险可控前提下逐步放开外资交易比例限制、加强外资投资资本市场的交易管理，以及不断加强完善配套制度环境、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等监管措施建议。

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现状和主要问题

我国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命题，是贯彻“开放”发展理念，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是推动金融业和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作用的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取得很大成就。债券市场对外资开放程度相对较高，特别是银行间债券市场允许境外机构长期资金交易现券，以及基于套期保值需求开展债券借贷、债券远期、远期利率协议及利率互换等交易，没有额度限制和锁定期要求，实行备案制度。截至2018年5月底，境外机构持有境内银行间债券共计12088亿元，较2017年同期增长56%。股票市场开放也已迈出阶段性实质步伐，QFII、RQFII制度日益完善，投资额度逐步扩大，截至2018年5月底，累计获批额度分别达到994.59亿美元、6158.52亿元人民币；沪港通、深港通机制相继推出，跨境投资规模持续增加；外资参控股境内证券基金机构取得重大进展，允许外资持股证券基金机构比例突破51%，3年后全面放开持股比例限制，逐步放开业务范围，不局限于单一业务牌照；逐步放开符合条件的境外自然人投资者直接开立A股账户，等等。

党的十九大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工作要求，同时也提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积极稳妥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合理安排开放顺序，加快建立完善有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有利于增强金融有序竞争、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的机制”。这些都为我国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总体上看，我国资本市场仍处于新兴市场向成熟市场转轨的阶段。按照党中央要求，结合新兴经济体经验教训和我国现实状况，既要坚定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又不能简单照搬境外市场做法，而是要立足于我国现实需要，坚定“四个自信”，探索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有效平衡开放发展和风险防范，确保新兴市场向成熟市场转轨过程顺利完成的开放路径。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坚持什么样的开放原则，最终达成什么样的目标，以及如何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的研究即聚焦于外资进入我国资本市场的原则目标和监管问题，在总结近几十年来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立足于我国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面临的独特形势和问题，尝试提出我国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的原则和目标，重点围绕外资参与我国资本市场的账户管理、风险监测监控、投资比例管理、交易管理和牌照管理等方面，提出部分可能的监管措施，希望能在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的监管政策研究方面开展一些探讨，带来一些启发。

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国际上，一些新兴经济体在经济体制和金融体系尚未成熟时，碍于发达市场压力而盲目套用发达资本市场完全开放的经验，付出了十分惨痛的代价，对我国具有较强的警示作用：

一是受制于外部压力，盲目套用成熟市场经验规则代价巨大。近几十年来，新兴经济体大多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在金融贸易谈判中较易妥协，盲目照搬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来改革本国市场，付出了沉重代价。日本20世纪80年代先后签订“广场协定”和“卢浮宫协定”，放开日元汇率、降低国内利率，在国内泡沫经济的背景下，资本账户开放的5-10年内出现大规模资本净流出，国内金融体系变得极度脆弱。墨西哥为加入经合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经济社会关系尚未处理好且出现结构性失衡的阶段，贸然实施资本项目完全开放，催生股市泡沫并引发其后的金融危机，等等。

二是外资大规模进出资本市场催生金融危机的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国际资本流入急剧增加，1992年净流入的国际资本相当于这些国家GDP的6.4%，而同期发达国家仅为0.6%。危机发生后，国际资本迅速流出亚洲地区，1997年第三、四季度和1998年第一季度共流出632亿美元，1999年上半年流出增加至2705亿美元，给这几国的金融体系稳定造成巨大冲击。日本20世纪60年代起，逐步推进证券市场开放，外资大规模进入推高了股票市场泡沫，日经225指数先是从1970年的2000点上升至1989年底的38957点，但对冲基金频繁交易也对日本股票市场造成巨大波动，资本大规模流出更是加剧了泡沫破裂的速度，随后仅2年时间日经225指数骤降至15000点水平，之后陷入长期衰退。

三是新兴市场危机受成熟市场货币政策影响较大。从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18年以来新兴市场出现的货币危机来看，均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周期密切相关，反映了国际资本的投机性和顺周期性。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危机期间，为应对石油危机带来的物价上涨，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由4%调升至20%，使国际资金由新兴市场回流到美国，美元指数快速上涨1倍，而墨西哥、阿根廷等依赖外债借贷的国家经历了快速资本流出和货币贬值，导致外债难以偿还，国内货币条件愈发紧张。亚洲金融危机也是在美联储逐步收紧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引发，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由2003年的1%提高至2006年的5.25%，导致国际资金流向出现改变，由于泰国维持长期的经常账户逆差、高度依赖外债而出现了资本流出和货币贬值，经济遭遇重创。2018年以来的新兴市场货币遭遇了持续贬值，土耳其里拉兑美元贬值近50%，阿根廷比索贬值近40%，卢布贬值近20%，这与美联储自2015年底以来的渐进加息密不可分。

四是适当规范外资参与资本市场交易能促使本土金融市场回归平稳。从新兴经济体开放进程来看，对境外资本进行适当规范是保障本土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的重要前提。以我国台湾地区开放经验为例。1980年前，台湾地区严格限制外国资本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逐渐放宽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但仍对外国投资者进入本地市场设下许多限制：单一外国投资者最多持有本地企业股份的50%，所有外国投资者拥有本地企业股份最多不得超过50%，这些限制使得台湾市场中外资的比例不到总市值的4%，这些措施使得台湾市场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未受到太大冲击。2000年后，台湾开始解除对国际资本的管制，放宽进入门槛，然而受到科技股泡沫破裂、本土资金外流的影响，这一措施并未取得促进经济增长的预期成效。与我国台湾地区不同，韩国资本市场在1997年前已全面放开，外国投资者参与债券、股票市场均无限制，过度依赖银行体系和积累过多短期外债使韩国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侵袭。危机过后，韩国政府开始积极管制国际资本，降低外国资金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同时引进外国银行来加强国内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2000年后，韩国经济进入稳定成长期。2008年金融危机后，韩国金管局出台的政策专注于阻止热钱流入，以及抑制短期外债激增，促进了金融市场平稳运行。

五是外资机构的引入为本国金融机构同时带来动力和压力。一方面，适度引入外资机构进入本国市场，有助于提高本地金融机构的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20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资本项目开放后期，外资银行的进入提升了拉美银行业的竞争水平，促进银行业降低运营成本，简化运营程序和优化人力资源，提高信息和科技化水平。从盈利能力来看，阿根廷和墨西哥的本地银行在外资银行进入期间，盈利能力显著提升。韩国引入外国银行并购国内银行的机制也加强了国内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使得银行不再是政府产业以及偏好性贷款的工具，提升了韩国金融市场配置效率。

另一方面，本土金融机构也会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韩国开放证券市场初期，大量外资证券公司进入，而韩国本土证券公司的金融人才却不具备竞争优势，外资持股比例迅速上升，其交易方向与投资偏好开始直接影响韩国股市，导致2003年前，韩国股市基本看外资的脸色行事，这种状况2004年后才有所改善。可见注意增强本土金融机构经营水平和管理能力，提高本土金融从业人员能力素质，确保适应与外资机构的竞争，对于金融业发展至关重要。

我国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面临的问题与形势

我国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面临着一些自身特有的形势和问题，决定了不仅不能照搬照抄成熟市场现有开放规则，更不能忽略新兴市场业已发生的教训。

一是我国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的背景和过程逻辑都与成熟市场不同。近几十年来，成熟市场金融自由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基本是同步发展的，由于有长期的发展积淀以及成熟的经济制度、金融体系、法律环境和机构投资群体等为基础，同时美国还有美元的主导地位做支撑，在全球竞争体系下处于优势地位，有条件鼓励外资自由参与资本市场交易。资本自由流动即便是在本土市场出现危机或问题也有能力通过加强监管、调节货币政策等手段转化危机。而我国经济真正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是在2001年加入WTO以后，至今不到20年，在全球经济分工和金融竞争中仍处于弱势地位，人民币还不是主导性的储备货币。我国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是在现有相对严格的管控前提下逐步放开，与成熟市场“先开放，再监管”的过程显著不同，按照“稳中求进”的发展特点，必然体现出渐进性和适应性的特点。

二是我国资本市场适应外资大量进入的制度环境、投资者结构和监管能力相对薄弱。第一，体制机制和法律制度还不完善。注册制、市场化退市制度仍有待推出完善，资本市场欺诈发行、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时有发生，证券市场违法成本较低。第二，A股市场具备较强的散户特征，截至2017年底，个人投资者数量达到1.34亿，对市场交易量的贡献高达80%，使得市场换手率高、波动大。第三，证券基金机构对外综合竞争能力还不强，在固定收益、外汇、大宗商品以及场内外金融衍生品等领域的业务总体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投资机构顺周期交易特征明显。第四，资本市场适应外资进入的监管能力面临挑战，2015年以来股市、汇市、债市连续出现波动，说明资本市场监管能力建设还存在与金融市场运行不相适应的方面，特别是系统性的突发性危机应对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同时也较缺乏具有境外机构监管经验的国际化监管人才，等等。

三是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使我国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面临不小挑战。第一，随着中美经济实力对比进一步平衡、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等因素持续产生影响，我国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面临一定的外部政治经济压力。第二，随着A股纳入MSCI指数、富时罗素指数，以及外资投资A股机制进一步完善、投资额度进一步提高，如何既能有效吸引国际长期机构投资者，又能防止国际游资投机炒作行为，是我国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第三，成熟经济体经济发展如好于新兴市场，可能带来资本外流压力。据国际金融协会（IIF）数据显示，2018年前几个月，在美国经济复苏预期等因素影响下，投资者从印度、印尼、菲律宾、韩国、泰国、中国台湾地区等股票市场撤出资金达到190亿美元，创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快的资金外逃速度，近几年，我国外汇储备也显示出一定的下降压力。目前全球经济放缓的预期升温，各主要经济体都趋向重新评估既有的货币政策，一旦未来成熟经济体率先走出低迷，必将给全球资产价格带来压力，给我国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带来竞争压力和资本外流压力。

我国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的原则和目标

在吸取新兴经济体对外资开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结合我国市场面临的问题和形势，笔者认为我国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需要始终坚持几项重要的原则：

一是以我为主，重在本土。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工作重心应放在让外资机构进来，按照中国市场的游戏规则投资交易，投资比例和资本流动都要受到严格监管，而不是片面强调全面开放。中国市场有足够的体量，也有账户可穿透、交易结算相对集中、监管信息全等独特优势，完全可以满足外资投资和金融安全双重需要。要充分考虑本土特点，平衡好当前金融风险突出等实际问题，根据以我为主、符合国家利益的原则推进开放进度，维护好金融稳定。

二是循序渐进，水到渠成。我国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关系到经济金融安全，需要统筹考虑国内国际复杂因素，需要坚持渐进式的改革思路和开放路径。要坚持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为根本，不受制于外部压力，不盲目大干快上。要在投资比例和资本流动管控方面有序放开，走一步看一步，预留好政策调整和回旋的空间。

三是可测可控，监管适应。要特别重视外资投资资本市场规模、长短期资本流动等问题的监测监控，可提前做好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防控机制建设。尽可能对外资做到“看得见、摸得准、管得住”。“看得见”，就是对外资账户能够穿透式监管，确保外资进出资本市场的活动始终处于监管“眼皮底下”。“摸得准”，要对外资交易进行集中统计监测监控，始终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最新状况和风险动态。“管得住”，就是要确保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不对我国资本市场稳定带来负面影响。

推进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工作，需要把握几项重要的目标：

一是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增强。通过引入国际金融机构和长期投资资金，增加流动性和资金供给，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资源配置能力，推动直接融资体系不断扩大；提升资源整合能力和并购重组水平，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发挥更精准及时的作用。

二是资本市场体制机制、投资环境、法律法规不断完善。通过服务外资入市投资、监控外资投资活动的过程，倒逼我们加强资本市场体制机制的完善和投资环境的优化，以适应外资投资需求，督促我们自身不断加强风险监控体系建设和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以增强风险预警能力，提高违法违规成本，让外资投资活动始终处于监控之下，让违法活动无处可躲、无利可图。

三是资本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容纳度、适应性不断提升。运用我国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空间、长期投资机会来吸引外资进入，扩大资本市场容量，促进境内投资者的理性成熟，推进市场化改革和法治化建设，最终使我国资本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显著提升，对不同类型境外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的容纳度明显提高，对外资投资模式、手法和资本流动的适应性不断上升。

四是我国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综合竞争力得到增强。通过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加大市场竞争，倒逼国内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调整业务结构，全面提高综合竞争力，向为客户提供跨境、跨市场、跨期限、跨币种产品的全能投行转型。

五是外资积极参与资本市场交易与风险防范有机平衡。在欢迎和吸引长期资本投资的同时，还需要确保外资“为我所用”，不发生系统性风险，达成外资交易活跃与风险防控有效的有机平衡目标。

我国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的监管措施选择

结合上述的原则和目标，我们要在坚定不移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的过程中，从长期视角出发，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问题未雨绸缪、预作准备，这里提出部分可能的监管措施，以供讨论。

一是逐步对外资投资我国资本市场实行统一账户管理。目前外资进入我国资本市场的渠道相对分散、难以穿透监管。同一资金既可以通过QFII、RQFII投资A股，也可以通过沪股通和深股通，还可以外国自然人身份直接开立A股账户，难以合并监测单一投资者的资金流动。境外机构资金主要通过QFII、RQFII等模式进入我国证券市场，产品实际出资人结构和信息难以监控，难以鉴别资金的投资属性。从境外看，日本、韩国把外资作为非居民金融账户单独统计监测管理，日本要求非居民投资日本证券市场时，必须在日本银行开设海外金融投资资本账户，韩国对外资证券投资账户进行另类标识。我国可以适当借鉴这一经验，逐步探索整合现有比较分散的外资投资渠道，条件成熟时实施独立统一的外资账户体系。

第一，研究实施统一的外资证券账户管理机制，同一境外机构投资我国证券市场，只需要在境内证券公司开户，通过该账户进行集中统一买卖。账户应当填加外资标识，便于统计监测监控。

第二，可以要求外资机构以金融产品形式投资境内证券市场的，需要申报产品实际出资人信息，使同一出资人的持仓信息能够被掌握。

第三，可以保留类似QFII、RQFII等对单一外资证券账户的额度管理机制。

第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一旦发现外资账户存在市场操纵、扰乱市场交易秩序、洗钱行为的，可以对相关账户采取暂停交易、冻结或罚没等手段。

二是逐步对外资参与我国资本市场交易实施集中统一的监测监控机制。立足于外资统一账户体系，可以逐步建立独立的第三方集中统一监测监控机制，确保能够及时准确掌握外资投资资本市场的最新情况和风险动态，建立实施风险监测、预警、管理和危机应对机制，不断提高监管适应性。

第一，监测外资账户总体买卖交易数据，及时监测持续抛售或持续购买的情形，及时采取风险应对措施。

第二，监测外资账户持股总市值及其占A股市场总市值的比例情况，设置高、低预警阀值，一旦指标超过相关阀值，需要启动相关措施，保障市场平稳运行。

第三，监测外资账户的跨市场、跨品种、跨期限等交易行为。针对国际对冲基金惯用的高频交易、跨期套利、攻击汇率、沽空期货等手段，重点监测跨市场、跨品种、跨期限交易组合行为，防范市场风险。

第四，建立重点监测名单制度。重点监测交易规模较大、持仓市值规模较大的账户，追踪这些账户的资金流动情况，等等。

三是在逐步放开外资投资比例的同时实施事前申报和总量管理措施。目前我国证券化率偏低，A股总市值占GDP的比重仅为66%，远远不及美国市场的168%、日本市场的100%和韩国市场的89%，再加上散户交易占比高、机构话语权偏弱的因素，A股市场呈现高换手率的特点，增量资金进入后容易推高股指，形成价格泡沫的自我推动。在开放外资投资资本市场的过程中，可以考虑根据国际金融形势、我国市场容量、投资者结构特征等，在逐步放开投资比例限制的同时采取特定监管措施，确保风险可测可控。

第一，可以考虑实施透明的外资事前申报制度。如日本将外资收购国内上市企业股票且持股比例达到10%以上视为“对内直接投资”，并要求外资投资属于事前申报的行业前3个月，向日本银行提交投资申报。韩国要求包括外资在内的投资者，在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时，以及卖空股数占发行股本的0.1%以上的，或卖空金额在10亿以上的，应向交易所事前报告。我们可以借鉴这些做法，对于外资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大额交易活动，采用透明的事前申报制度。

第二，可以考虑对外资投资A股进行总量控制，视情况逐步放宽。如在市场换手率偏高的情况下，可以以A股总市值的一定比例为限管理外资投资A股总量，当外资持有市值超过这一比例，应暂缓外资账户新增买入A股，待该比例降至一定水平时，再恢复此类账户的买入。当换手率逐步降低，散户交易量占比逐步降低，机构投资者力量逐步增强，再逐步放宽该比例，最终取消该比例限制。

四是加强外资投资我国资本市场的交易管理。

第一，可以考虑专门建立外资投资我国资本市场产生的损益流动管理机制，做好与汇率变化的联动协调。

第二，可以考虑根据持有年限、市值规模因素，对外资在资本市场的出售规模进行管理，鼓励外资通过大宗交易平台出售，避免对二级市场带来直接价格冲击。

第三，可以考虑对短期投机交易行为征税。如根据持有年限，对于持有期限不满半年就卖出的，参照日本市场20%的资本利得税标准进行征收，征收税率在持有期每满半年的标准下逐次下调5%，鼓励长期持有。

第四，优先引进养老金、保险基金等长期机构投资者等。审慎放开外资参与投机性质的衍生品交易，避免国际投机资金对正常经济、金融活动的冲击，等等。

五是引导鼓励境内外资证券经营机构以服务我国居民部门为主。逐步放开外资证券经营机构全牌照的过程，要以促进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升金融行业经营效率和风险管理水平为导向，以主要服务我国居民部门为前提。

第一，外资证券经营机构在境内展业应以服务我国居民部门为主。外资机构耕耘于成熟市场，熟悉全球经济增长趋势，在证券估值、风险对冲、产业周期、量化分析等方面具备优势，应鼓励外资机构发挥特长，丰富我国居民部门的财富管理和对冲手段，让财富配置重心由传统的银行存款和理财向资本市场转移，促进直接融资体系与居民财富的良性增长。

第二，外资资金进入我国市场，从便利监测、风险应对、强化金融安全的角度考虑，应引导鼓励外资资金在内资证券公司开户托管，证券公司定期申报风险监测报表。

第三，鼓励QFII、RQFII等外资机构在境内证券经营机构托管交易。现有QFII、RQFII投资风格比较稳健、偏向于高股息大盘蓝筹股，为境内证券公司带来稳定的托管和交易佣金收入，日益增长的跨境对冲需求也推动了我国证券行业的跨境业务发展，要引导鼓励这些机构作为优质的客户留在境内证券公司。

六是不断完善配套制度环境、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增强适应性。

第一，进一步完善股票的发行、披露和退市制度。在发行方面，需要完善发行的市场化定价机制，并消除新股上市初期由于可流通股本不足带来的炒新问题；在披露方面，需要进一步鼓励上市公司及时披露，并加大信披违规成本；在退市方面，需要建立集体诉讼制度与民事赔偿规则，完善投资者追偿机制，贯彻一退到底的原则，净化市场秩序。在这些基础上，还需要加大违反证券法规行为的刑罚力度，对违法行为产生震慑。

第二，不断加强监管的适应性。进一步依赖大数据分析来跟踪境外资金的流动情况，及时调整监管政策；加强稽查执法队伍建设，将非法跨境资金转移、洗钱行为纳入监管重点；加强国际金融监管人才储备，做到监管制度框架设计在前、业务启动在后；加强国际金融政策的跟踪分析，及时对境外监管政策的变动作出应对；在执行跨市场宏观审慎政策上面保持及时性和一致性，消除跨市场监管套利行为等。

                                    (编辑  季节）

中美两国像一对隔大洋相望的冤家。1949年新中国建立不久，1950年两国间就大动干戈。1971年，毛泽东、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相互伸手握在一起，为1978年两国建交开启了历史的大门。冤家宜解不宜结，此后风风雨雨40年，两国关系保持了总体稳定。2018年岁末，耄耋高龄的基辛格在访华时发出叹谓：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要重新定位。看来，已届不惑之年的两国关系，正面临大惑：中美关系向何处去——通往未来的线索，常常就隐藏在历史和现实之中。

寻求合作：两国关系的开端与纽带

中美间由敌对走向合作，是基于两国利益的契合点。在冷战时代，为平衡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中美两国需要联手合作。可以说，寻求合作是两国关系的起点，也是维系中美关系稳定发展至今的纽带。

1890年前后，美国经济超过英国，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引领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建立了由其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主要包括关贸组织（其后的WTO）、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组织四大支柱，在其之上建立了美式全球体系和世界秩序。从20世纪70-80年代起，美国经济重心开始从实业转向金融，进行全球范围的产业转移，逐步建立了美国提供金融投资和高端技术、其他国家进行制造、制成品贸易的顺差，以购买美元金融产品的方式回流美国的全球经济环流。推动了美式全球化的进程。

20世纪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加入到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之中。当时主要从事制造业的中国在该体系中处于产业经济链的低端，而服务业占GDP84%的美国处于产业链的高端，通过提供资本和服务获取主要的收益。在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因垂直分工而形成的这种互补型经济结构，成为40年来中美关系的基础，也是两国维持斗而不破的原因。在一个体系之中的经贸联系，事实上成为了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毋庸讳言，在中美关系中，特别是在经济关系中，美国占据全面优势、是主导一方，对中国采取的是“接触”与“纳入”的战略。居于弱势的中国，一直努力在政治上争取平等地位、在经济上寻求“接轨”机遇，积极争取参与到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以推进自身的现代化进程。这种不平等的合作关系，是历史因素和两国力量差距所造成的现实。

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都十分重视彼此的合作关系。在两国关系破冰之初，毛泽东与尼克松就是从世界大势的角度观察和处理两国间的矛盾；邓小平与卡特也是从全球格局的高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建交问题。其后的中美领导人也在努力巩固中美关系，妥善处理矛盾，争取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1993年，江泽民主席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16字方针；在1997年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中国提出中美关系是“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2005年11月，小布什总统访华时，中国提出“21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2009年，胡锦涛主席提出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提出中美是“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2011年，中国又提出，建设“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方对中国的提议，总体上做到了相向而行。作为一种响应，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伦在2013年提出“构建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间的新型大国关系”。此外，美方有人还提出，中美是利益攸关方、中美应形成G2关系等提法。

2019年元旦，中美两国领导人互致信件，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表示要维持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发展合作和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这表明，寻求合作一直是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目标。

斗争与博弈是中美关系的基调

不是冤家不聚头。中美间现代国家关系的建立，始于在朝鲜半岛的不打不相识。从美国实用主义的国家哲学出发，只有打不败的对手，才有资格成为朋友。相互博弈是中美关系的本质特征。从中美“上海公报”的草拟开始，关于台湾问题的争论与博弈一直延续到今天。毋庸讳言，在中美关系的协奏曲中也存在着诸如炸馆、撞机、对台军售、南海自由航行、技术封锁、贸易战等等不和谐之音。斗争与合作的辩证法，构成了中美关系的主旋律。

在过去40年间，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同属于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里“一个相互连接的船队”，这构成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在这个阶段，中美之间是博弈式的共生的关系，博弈的焦点在美国是否尊重中国主权和能否保持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而如今，在美式全球体系走向式微的大背景下，美国不愿再让中国搭船，中美关系正在发生从美式全球化体系的“一个船队同行”向“两条船并行”的质变。从近期看，这种裂变无疑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稳定。

中美关系将进入一段危机频发的“动荡期”。从当下的国家生态看，美国是一个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虚拟经济国家，主要靠占有全球资本收益为生，其中最大部分是实体经济国家提供的国家剩余价值。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实体经济国家，是世界实际财富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也为美式全球体系的持续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长期以来，美国对华的基本经济政策是，将中国作为制造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但要阻止中国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遏制中国的发展，以维持和确保对美国最为有利的垂直分工体系，从中国榨取更多的利益。然而，由于美式全球体系无法解决国内的利益分配问题，导致美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政治对立。为迎合本土民众利益，特朗普政府采取包括贸易战在内的各种激进政策，以恢复实业并取悦民心。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发展实业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需要数代人付出巨大的代价。而特朗普要恢复的“美国制造业”，是要扭转近半个世纪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方向。脱虚向实，如由奢入俭，是美国社会难以承受之苦。向外、特别是向中国转移国人怨愤与转嫁危机，成了美国政客的基本策略。挑起贸易战、打压中兴、晋华、华为等中国企业，说明美国政府的产业“逐中”的决心已定、撕裂全球供应链的行动亦已开始。这些对中国极限施压的举措，与针对台湾、南海、西藏问题的跨领域打压组合，意在造成中国多方受压的局面而被迫做出更大让步，以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这一动向表明，中美经济体系的分手过程，将会是复杂而激烈的国家博弈，甚至具有美国所提倡的“混合战”的特征。

实际上，目前美国的制造业提供的利润无法达到金融资本所需的水平。美国金融资本获利的基本方式，还是要利用美国军事力量和政治霸权形成的“合法加害权”，驱动国际资本定时、定向、定量的流向美国金融市场。只有通过制造危机、造成全球经济不断波动，才能营造金融资本实现赢利的大环境。在全球制造危机，是美国金融资本生存和赢利的必要条件。华尔街资本通过对华盛顿政客的控制，把维持自身经济生态的需要，变成了美国的国家行为。为此，美国需要制造一场又一场“可控的危机”，通过危机驱赶国际资本，以实现在金融市场上获利。如果说，当年的产业资本主义意味战争；那么，如今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就意味着连绵不断的危机。

在今天的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本土集团与跨国集团正在进行激烈的博弈，严重冲击着中美关系的稳定。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产业资本及依附其上的政治精英，都把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作为打击对手的手段。内政决定外交，美国政客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不断给中国制造危机，就是要以此为手段，塑造全球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环境的预期，以保证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和世界其他不安全的地区流向美国；同时，要争取把中国逐出原有产业链，为制造业回归美国创造条件。在此基本面下，中美之间发生动荡与风波将成为一种常态。在中美垂直分工的老关系已经疏离，而并行共存的新关系尚未确立的阶段，是中美两国最难相处的时期。

做出重大调整的美国对华战略

几十年来，美国对华战略先后经历了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建交后的“接触战略”和新全球化时期的“纳入战略”。如今，美国对华战略正在经历重大调整。这一调整是美国政界精英根据全球格局变化、中美力量消长和美国生态及利益变化的谋定之变，也是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数年大讨论的结果。

从2017年底起，美国政府相继发布了5份战略报告，即2017年12月18日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年1月19日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1月30日的《总统国情咨文》、2月初的《核态势评估》、2月底的《全球威胁评估》等多个战略报告。这些报告的共同结论是，与恐怖主义相比，中、俄等大国竞争才是美国的主要威胁。在首份国情咨文中，特朗普总统明确提出，中国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主要“对手”。值得注意的是，“对手”（rival）的称谓，与此前更多使用的“竞争性对手”（competitor）有很大区别，其具有长期“敌手”的意涵。这说明，在经历了几年的大讨论之后，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国际战略学者们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作为挑战美式全球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中国是美国的长期“敌手”。特朗普政府所发布的系列报告，正式将这一共识以政府文件的方式公之于众。在美国政治精英看来，作为目前世界上最有能力挑战美国地位的国家，中国是美国的完美竞争对手。

除了美国政府官员之外，美国国会也加强对华施加压力。2018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部授权法案，其中有许多涉台条款，要求美国国防部加强与台湾军事合作、支持台湾发展现代化军事力量，鼓励美军参加台湾军事演习。这一举动与国会先前通过的“台湾旅行法”一道，在挑战中美关系的底线。美国国会于2018年11月连续发布两部长篇报告，一是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发布的116页的《为共同防御做好准备》，另一份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长达529页的《2018年度报告》。这两份报告以“中美竞争”为战略背景，从经济、军事、信息技术等方面对中美对抗进行了全景式的长期分析。2019年1月，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亚洲再保障倡议法案》，其中涉及许多涉台内容。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以往主张对华采取接触的“知华派”学者，也加入到对华施压的行列之中。2018年11月29日， 32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联名发表题为《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的报告，以213页的篇幅分析所谓“中国大举渗透美国，获取政治经济利益”的问题。该报告宣称，中国虽然未试图干预美国的选举，也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在美国社会制造混乱或挑起两极分化，但中国在众多领域的干预比俄罗斯“更为聪明有力”。通过巨大资金支持，中国“积极渗透美国的政治圈、教育机构与美籍华人社团”。美国民主制度的开放“成了一个漏洞”，让中国得以“挑战甚至损害美国的自由、规范和法律”。因而建议，对中国影响力的增强要“提高建设性警惕”。著名知华派学者夏伟甚至提出，为对冲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应实施对中国访美签证的限制。如今，在美国政界，恐华、反华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反华的声音越来越响、调子越来越高、例证也越来越荒谬，而理性声音越来越没有市场，主张理性处理对华关系的人士被戴上“拥抱熊猫派”的红帽子，渐渐在对华关系的决策圈被边缘化。

在战略上明确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同时，美国政府展开了对中国的打压行动。除了蓄意挑起贸易摩擦之外，美国通过军舰游弋南海、对台出售武器、渲染所谓中国间谍威胁、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阻止中国高技术企业进入美国市场、限制中国对美国高技术投资、对中国商品大幅征税、制定和签发《台湾旅行法》等多种举动来打压中国。凡此种种说明，美国政治精英把中国是长期对手的共识，变成了美国的国家战略，进而把这种战略演变为打压中国的实际行动。

美国行为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原因

美国精英把中国视为敌手的共识，是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思想和认识基础。但是，这一共识所反映的仅为全球力量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现实。从美国立场分析，导致美国对华战略大调整的主要原因，说到底是三个不适应，即美国原有的对华战略已经不适应全球局势变化、不适应中美两国力量消长的现状、不适应美国国内政治的需求。

美国对华战略已经不适应全球局势的变化

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框架，源自于冷战时期美苏对立的全球格局。在苏东集团解体之后，美对华战略虽经多次调整，但仍将中国视为其全球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华战略虽然存在打压的成分，但基调仍是接触与纳入。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主导的全球虚拟资本主义体系遭受重创，那种由美国提供金融服务、其他国家从事实业生产的全球分工模式对美国经济与社会遗祸深远，导致原有的美式全球化体系已经难以为继。

    “回归实业”成为两届美国政府的重要政策，也被视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经济根基。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逐步放弃了原有体系下的承诺、责任和做法，试图以美国本土为中心重构全球产业链。在此情况下，已经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的中国，自然成为美国恢复实体经济的最大阻碍。

在美国看来，具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如果加快科技发展、实现产业升级，就可能形成相对独立的，不再依赖美国技术、市场与投资的经济体系，不仅难以为美国提供超额利润，还会成为美式全球体系的终结者。因此，必须及时、果断地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为此，美国必须要改变对华的“纳入”战略，选择排斥中国、把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来打压的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美国主导世界的力量基础，扭转全球力量格局正在发生的不利于美国的重大变化。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调整对华战略，是基于全球局势变化和美国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抉择。即使是希拉里上台，或是其他什么人上台，美国对华战略都会做出类似调整。只是调整方式、实施步骤、具体手段上会有细节上的差异。就此而言，美国对华战略的大调整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中美两国力量消长迫使美国做出战略调整

作为全球霸主，任何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范围的崛起在美国看来都是威胁，不管是以往的苏联、日本，或是今天的欧盟、中国都是如此。在一些美国战略家看来，如今中国国家的综合实力已经超过了美国的60%，达到了成为美国全球挑战者的临界点。

中国继续发展、能力越强，对美国的威胁就越大；中国发展越快，这种威胁就越紧迫。更何况以独特模式发展起来的中国，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为全球化提供了多样化的前景；中国进一步的产业升级，冲击着原有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有阻断、甚至颠覆现有资本全球积累模式的可能性，危及到传统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既有利益，甚至危及到现代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存续，因而被视为是一种难以接受的异己力量。尽管中国曾经通过、并希望持续保持与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接轨来实现发展。但是，美国是根据中国的力量而不是中国的意愿，把中国定位为“挑战者”和“长期对手”。

原有对华战略已经不适应美国国内政治的需求

内政是外交的基础。目前美国国内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分裂与对立，以跨国公司和华尔街为代表的全球化美国，希望延续甚至是扩大全球自由经济体系，以赚取更多的利润；而以铁锈州为代表的本土美国，则希望发展本土经济、回归实业、更多实现就业。全球化美国和本土化美国的尖锐对立，导致美国国内严重的经济对立和政治冲突。“两个美国”的矛盾，是支配今日美国内政的主要因素。外交是内政的体现。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必然会反映到美国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战略之中。分裂的美国有需要共同的敌人，以团结内部。

一些美国政客和学者，把中国描述成美国就业不足、收入减少、经济停滞、贫困化的根源，通过攻击中国唤起民粹主义思潮，以赢得民意支持；有的人甚至通过著书立说宣传中国威胁而成了政府阁员。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是一只足以充分动员内部力量、不致遭受强烈反制甚至能够从中获利的“替罪羊”。而美国对华战略，成了被民意绑架和政客操弄的牺牲品。

美国调整对华战略，把中国摆在对手位置上，并不是对中国进入新时代或一带一路构想的回应，更不是对中国部分学者一些超越美国言论的反弹。而是基于世界格局、中美两国的国家生态、发展阶段和两国国力的变化，归根结底是美国维持其自身利益的需要。所以，无论中国如何表白主观上没有取代美国的想法，在行动上小心翼翼地避免刺激美国，却仍避免不了被认定是美国长期敌手的历史宿命。对中美关系的这种变化，我们要从历史趋势、世界格局、国家战略的高度去理解和把握，这是中国在复兴道路上必然会遇到的成长烦恼。

裂变与并行：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中美之间，将会因体系裂变与并行体系出现等等，导致形成中美新关系，中美关系裂变的主要原因，一是因美国国内生态分化导致的政治矛盾激化。金融资本控制的全球化美国与产业资本控制的本土化美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推举不同的政治代表、奉行不同的内外政策。存在尖锐矛盾的“两个美国”，都想通过打压中国来获取民众的支持。二是美国为遏制中国的发展，出现了把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赶出去的认识与行动。美国这么做，不但冲击和破坏了世界现有产业链体系，同时撼动了共存于一个经济体系的中美关系基础，基础的撕裂必然导致中美关系的“裂变”。最后，美式全球体系的式微与瓦解是难以逆转的历史趋势。即使中国全面让步、大幅放慢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步伐，美国也难以再把中国继续容纳在自己的船上。这是中国国家体量决定的结果。可见，中美经济基础的裂变，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将建立起独立于美国之外、与之并行的新体系。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赖自身完整经济结构和市场、正在进行产业升级的中国，在美国的打压之下，与其被动挨打，不如顺势而为，逐步摆脱在原有垂直分工体系下的底层地位，引领主要由一带一路国家构成的泛亚体系，在世界范围与美国主导的泛美体系、德法主导的泛欧体系并立并行。未来的全球图景，将是若干个区域体系共存与并行的世界。中美关系将拥有一个全新的基础。

中国在经济上将逐步脱美化

2008年危机爆发后，不断追求美国资本最大化增值的虚拟资本主义的模式难以为继，原有的美式全球化体系虽然可以为美国跨国资本带来巨大利润，却无法解决美国国内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国民收入下降、债务不断增加、贫富差距严重、族裔矛盾尖锐等大量经济社会问题。按诺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说法，“1%的人拥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是一切美国病的根源。据统计，近70%的美国人储蓄还不到1000美元；全美有1606万个家庭、即占全美20%的家庭没有一个人就业。美国社会充满了愤懑情绪，这直接推动了代表美国产业资本和本土利益集团的特朗普上台，对主要维护跨国金融资本集团利益的美式全球化体系进行颠覆性修正。修正的核心，就是要在美国恢复制造业、增加本土就业。因而，即使在贸易领域中美双方达成协议，也难扭转美国在本土和北美核心区重新塑造完整产业链的战略选择，无法改变美国排斥、打压、遏制中国和其他主要制造国家发展的战略决心与行动。

此时与其叹谓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不如细细分析两国关系的基础究竟在发生什么样的重大变化：由美国主导的单一国家体系转向多元世界体系的大势，正在坚定地推动中国乃至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脱美化进程；这一进程正在推动以往由美国主导、基于垂直分工经济结构的中美关系，转向在多元并行体系基础上的中美新关系。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能不自立。脱美后的中国经济，将会为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奠定基础。在新基础上，中美关系将出现积极的质变。

从目前看，中国的高速发展改变了原有中美力量的均衡，打破了两国关系的稳定。从历史上看，新兴大国经济体系取代传统大国的过程，通常要在新技术发明、推动产业升级、获得更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往往还需要战争充当最终的清道夫。从长远看，中国在不依赖美国市场和美国技术的情况下实现了持续发展，将表明中国模式的成功；中国发展的同时施惠于周边，不搞霸权、不搞所谓“掠夺经济”，对全世界就有说服力。中国自主的持续发展，能够以中国自己的方式搞好13亿人的小世界，拉动30亿人的中世界，影响70亿人的大世界。这有利于中美力量在新高度上实现新的均衡，有助于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也有利于世界新秩序的构建。从长期看，中美两个大国并行于世，彼此更容易相互尊重、平等相处。这种博弈式并行的中美新关系，会有更加稳定的未来。

从币缘政治的视角观察，目前在中美之间的确实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但不是平分秋色，也不是中国更依靠美国，而是美国对中国的依赖要更多些。美国实际是在和中国赌一把棋盘不被打翻的博弈。如果危机失控，导致一拍两散、中国将被迫脱离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固然对中国当下发展不利、对世界格局平稳过渡不利，但其直接后果就是美式全球化体系的骤然解体和美国全球霸权的戛然而止。美式全球霸权的两难困境在于，让中国逐步完成产业升级、似乎是在等死；而与中国全面对抗导致美式全球体系的即时分裂，这是找死之举。所以，尽管美国摆出要驱逐中国的逼真姿态，实质还是为谋取实利的虚张声势。由此，在中美在此轮战略博弈中仍存在“斗而不破”的基础，即中美两国都难以承受遽然分手的巨大代价。

中美关系将从斗而不破走向斗而并立

与美苏冷战时代处于扩张期的美国不同，引发全球危机并至今尚未摆脱困境的美国实际上处于战略收缩期。特朗普总统对承担更多国际义务、付出更多成本持否定的态度，从全球收缩是此届美国政府的基本政策走向。如今所表现出的张扬姿态，其中隐含着虚张声势、换取利益、以便后撤的策略。从大历史的眼光看，中美博弈的长期目标是走向“斗而并立”。中国不怕霸权也不求霸权、不追逐利益最大化，也真不打算取代美国当世界霸主，中国目前脱美并不是中国单方面的决定，也不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美国的战略选择和直接打压的结果。

美国表现出的咄咄逼人，既是特朗普的“交易艺术”，也是美国经济虚火太旺的表现，面对虚拟难持续、实体回不去的情况，美国只能通过不断挑事的方式把虚火发泄出来。在几番折腾之后，才会无奈承认全球霸权已是美国扛不动的负担。毕竟，一个主权国家充当世界霸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到那时，美国才可能愿意与中国平等相处、互利合作。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2018年世界经济整体增速与上年持平，但大多数国家出现经济增速回落。全球的失业率仍然保持在低位，各国通货膨胀率有所提高。国际贸易增速放缓，国际直接投资低迷，全球债务水平持续提高，金融市场出现动荡。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包括：美国经济下行的可能性较大，金融市场可能进一步出现动荡，各主要国家应对下一轮经济衰退的政策空间受到限制，全球贸易战可能带来较大负面影响。地缘政治风险和部分国家的社会动荡也将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关键词：世界经济 国际贸易 国际投资 国际金融

2017年世界GDP增长率从2016年的3.3%快速上升到了3.7%，提高幅度达0.4个百分点。2018年没有持续这一趋势。2018年，世界GDP增长率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约为3.7%、按市场汇率计算约为3.2%[1] ，增速与上一年持平。

当前世界经济六大特征

经济增速出现下行迹象

2018年世界经济增长没有持续上年各国强劲回升的势头，除美国等少数经济体的增速继续上升之外，其他大部分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出现了回落。

2018年，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美国GDP增长2.9%（同比提高0.7个百分点），欧元区增长2.0%（同比下降0.4个百分点），日本增长1.7%（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英国和加拿大GDP增长率同比分别下降0.3和0.9个百分点。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在2017年经济增速普遍回升，但2018年明显分化。2018年，亚洲新兴经济体GDP增长6.5%，仍保持世界最高增长率。除印度等极少数国家之外，其他主要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均有所回落。印度GDP增长率从2017年的6.7%上升到2018年的7.3%，而中国GDP增长率从6.9%下降到6.6%左右，东盟五国基本持平。新兴与发展中地区的经济增速，从2017年的6.0%大幅降至2018年的3.8%。其中土耳其因受经济制裁和货币危机影响，GDP增长率从7.4%降至3.5%。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从1.3%下降到1.2%，其中阿根廷从2.9%降到-2.6%，委内瑞拉从-14.0%降至-18.0%，巴西从1.0%提高到1.4%。中东北非地区的GDP增长率从2.2%上升到2.4%，俄罗斯从1.5%升到1.7%（受石油价格回升影响）。伊朗因受美国制裁，GDP增长率从上年的3.7%降至2018年的-1.5%。

失业率保持低位运行

尽管世界经济增速下行，但除少数经济形势严重恶化的新兴市场国家之外，全球总体上处于失业率相对较低的时期。这表明世界经济处于从繁荣顶峰刚刚出现回落迹象的阶段。

美国失业率持续下降。2018年9月，美国失业率为3.7%，相比上年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为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同期，美国失业人数为577.1万（同比减少78.5万）；就业人数1.562亿（同比增加170万）；私营企业员工平均时薪为27.25美元、平均周薪937.40美元（同比分别提高2.8%和3.1%），2018年美国的劳动参与率一直在62.7%至63%之间波动。

欧洲的劳动力市场也在持续改善。从2017年9月到2018年9月，欧盟整体失业率从7.5%降到6.7%，欧元区失业率从8.5%降到8.1%。和前期相比，欧洲失业人数和失业率下降幅度有所减缓。从2016年9月到2017年9月欧盟失业率下降0.9个百分点，欧元区失业率下降1.0个百分点；而2017年9月到2018年9月，欧盟失业率下降0.8个百分点，欧元区失业率下降幅度为0.4个百分点。

日本属于发达经济体中失业率最低的国家。2018年9月，其经季节调整后的失业率下降到2.3%，再创本世纪以来最低值。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失业率，分别从2017年9月的5.6%和5.5%，下降至2018年9月的5.4%和5.0%。

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差异较大。2017年9月至2018年9月，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从3.95%降到3.82%。俄罗斯的失业率从5.0%降到4.5%。阿根廷的失业率从2017年6月的8.7%上升到2018年6月的9.6%。南非的失业率保持在27%以上。土耳其的失业率则从2018年4月的9.6%上升到2018年8月的11.1%。

通货膨胀率稍有提升

美国季调后的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率，从2017年6月1.6%逐月上升，此后稍有回落，2018年10月为2.5%，季调后的核心CPI也出现了同样的变化，从2017年6月的1.7%上升到2018年10月的2.2%。美联储用于设定通货膨胀目标的个人消费支出（PCE）价格指数同比增长率，从2017年7月的1.5%上升到2018年7月的2.4%，至2018年9月PCE价格指数和核心PCE价格指数同比增长率均为2.0%。

欧洲总体物价水平稍有上升，主要由能源和食品价格上升引起，其核心通胀率相对稳定且略有下降。2018年10月，欧盟的消费价格调和指数（HICP）同比增长率为2.2%，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欧元区的HICP为2.2%，比上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而欧盟核心HICP的月度同比增长率从2017年8月之后在1.1%-1.3%之间波动，2018年10月同比增长1.2%。欧元区核心HICP月度同比增长率同期在0.9%-1.1%之间波动，2018年10月同比增长1.1%。

日本物价水平继续回升。2018年1月至9月，CPI各月同比增长率均保持在0.5%以上。其中2018年2月曾达到1.5%，此后有所回调，并在1.0%左右波动。至2018年9月，其CPI同比增长率为1.2%，比上年同期上升0.5个百分点。

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均有小幅上升。从2017年9月到2018年9月，俄罗斯的CPI同比增长率从3.0%上升到3.5%，同期巴西从1.6%上升到4.0%，印度产业工人CPI从2.9%上升到5.6%，南非基本持平。阿根廷从24.2%大幅提高到45.1%，土耳其从11.2%大幅提高到25.2%。中国的通胀率也稍有提高，CPI同比增长率从2017年9月的1.6%上升到了2018年9月的2.5%。

国际贸易增速放缓

2018年国际贸易表现出价格涨幅扩大、实物量增速下降的特点。[2]

2018年一季度和二季度，世界货物出口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4.3%和12.4%。其中价格涨幅分别为10.5%和9.2%，分别比上年同期增加3.6和5.3个百分点；排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世界货物出口总量同比增长率分别为3.8%和3.2%，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0.5和1.3个百分点。

亚洲地区国际贸易量增速回落幅度最大。2018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亚洲货物出口总量季调后同比增长率分别为4.7%和3.8%，比上年同期增速分别下降3.6和2.9个百分点。其中中国、日本和马来西亚的货物出口量增长速度下降最为明显。

欧洲整体国际贸易量的增速也有一定回落。2018年一季度和二季度，欧洲货物出口总量季调后同比增长率均为2.8%，比上年同期增速分别下降0.2和0.3个百分点。欧盟整体出口量增长率分别提高0.2和0.1个百分点。中南美洲出口总额增速快速回落。2018年第一、第二季度，该地区货物出口总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0.1%和8.0%，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9.5和3.1个百分点；实际出口量在二季度为1.8%的负增长。

美国对外贸易形势相对较好。2018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美国货物出口总量同比增长率分别为4.5%和7.1%，比上年同期分别提高0.1和2.8个百分点；出口额分别增长了8.0%和11.2%，比上年同期分别提高0.5和5.4个百分点。

全球债务水平继续上升

2018年全球政府债务仍处于较高水平。发达经济体政府总债务/GDP从2017年的104.5%微降至2018的103.8%，政府净债务/GDP从2017年的75.1%下降至2018年的74.4%。新兴市场与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总债务/GDP从2017年的48.7%上升到2018年的50.7%。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总债务/GDP从2017年的42.8%上升到2018年的44.1%。

美国政府总债务/GDP继续提升，2017年为105.2%，2018年约为106.1%。日本政府债务状况继续恶化，政府总债务/GDP从2017年的237.6%上升到了2018年的238.2%。欧元区政府总债务/GDP于2014年达到最高点91.7%，此后一直回落，2018年继续回落至84.4%。欧元区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债务水平有所回落，但仍有个别重债国的政府债务水平在继续上升。希腊政府债务/GDP在2018年达到188.1%，比上年增加6.3个百分点。2018年英国和法国的政府债务/GDP分别是87.5%和96.7%，分别比上年降低0.1个百分点。欧元区仍然存在主权债务风险。

新兴市场与中等收入经济体中，政府总债务/GDP超过60%国际警戒线且比例继续上升的有安哥拉（80.5%）、阿根廷（62.7%）、巴西（88.4%）、巴基斯坦（72.5%）和乌拉圭（68.1%）等。低收入国家中该指标情况相同的有老挝（66.7%）、莫桑比克（112.9%）、苏丹（167.5%）和赞比亚（70.9%）。这些国家隐藏的债务风险比较大。

各国居民和企业债务也不断累积。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估计，从2016年至2017年，全球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从234.4%上升到了244.5%，2018年一季度进一步上升到了246.1%。其中，发达经济体从2016年的264.4%上升到2017年的276.0%，新兴市场经济体从2016年的183.3%上升到了2017年的193.8%。全球债务总水平的持续攀升，正在威胁全球经济稳定。

金融市场出现动荡

2018年国际金融市场呈现两大主要特征：一是全球股市震荡，二是美元持续升值和其他货币不同程度的贬值。

截至2018年11月20日，以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公司编制的明晟指数（MSCI指数）来衡量，全球股指从年初以来下跌5.71%，其中新兴市场股市指数下跌14.69%，发达市场股市指数下跌4.46%。全球股票价格震荡与世界经济中隐含的风险有密切关联。

2018年美联储已经数次加息，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银行仍然维持负利率环境，美元明显升值。2018年10月相对于2017年12月，名义美元指数升值5.8%，实际美元指数升值3.3%。美元升值导致世界其它主要货币相对于美元均有不同程度的贬值。从2018年年初到11月16日，欧元兑美元汇率贬值了4.9%，英镑贬值了5.4%，日元贬值了0.1%。新兴经济体货币出现了更大幅度的贬值，其中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了6.2%，印度卢比贬值11.8%，俄罗斯卢布贬值13.4%。

影响未来世界经济的五个关键因素

美国经济下行的可能性

2018年除美国等少数国家仍在强劲增长之外，其他多数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均已经开始下行。如果美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有可能再一次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率回升；如果美国经济近期内出现增速下行，则世界经济有可能陷入新一轮衰退。因此，美国经济走势对2019年世界经济具有重大影响。

美国GDP季度同比增长率已经连续9个季度不断上升。2016年2季度的增长率为1.3%，至2018年3季度已达3.0% 。从采购经理指数（PMI）等景气指标来看，美国经济在短期内仍然非常强劲。但是，美国经济也出现繁荣到顶迹象。首先，美国失业率已经处于最低水平，劳动力已经被充分利用，工资已经开始上涨，且工资上涨幅度超过物价上涨幅度，企业盈利空间下降。其次，美国私人投资实际增长率，从2018年1季度的6.2%下降到了2季度的4.6%。再有，美国股票市场价格开始出现高位回落迹象。2018年9月，美国三大股指均创新高，但在10月初均同步连续下挫。

一般来说，微调型的货币政策能够延长繁荣时间，防止经济出现快速过热和过热后的硬着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加息周期是3年，即连续加息3年后经济会出现回落。这一轮加息周期是从2015年12月开始的，到2018年12月已经是3年。加息周期的结束将伴随着经济增长再一次明显下行。美联储预测联邦基金利率的长期值应该为3.0%，离目前2.25%的政策利率还有0.75个百分点的差距。再有2至3次加息就能达到长期值。可见，从加息节奏上看，美国经济增长出现下行的时间不会太远。[3]

国际组织纷纷预测美国经济增速在2019年会出现下行，它们对美国GDP增长率的预计：2018年在2.7%-3.1之间，2019年在2.5-2.8之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2.9%，2019年2.5%；世界银行2018年2.7%，2019年2.5%；经合组织2018年2.9%，2019年的2.8%；美联储2018年3.1%，2019年2.5%）。[4]

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程度

当前的世界经济面临三大金融危机的诱发因素，一是美联储加息缩表引起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贬值和货币危机；二是高债务国家出现债务违约风险甚至债务危机；三是美国实体经济增速下行或者进入衰退，引起其资产价格暴跌并向其他国家传染。这三类危机可能以个案的方式发生，但也有可能在一系列国家引起连锁反应造成较大影响，甚至可能三类风险叠加造成大面积深度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负面冲击。

美联储加息缩表引起的资本回流和美元升值，已经使土耳其和阿根廷等国发生了货币危机。未来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和缩表的可能性很大。对于那些具有经常账户逆差的国家，在资本流入减少而资本流出增加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一个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引发类似国家同样发生货币大幅度贬值的现象，这种传染效应可能导致大面积的货币危机和经济衰退。

全球债务水平持续上升已经困扰世界经济多年，再一次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增大。这一方面是因为一些重债的新兴市场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政府债务激增，容易引发主权债务的违约风险和债务危机，另一方面是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加息可能引起的全球利率水平上行，导致各国债务负担加重，以及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下降引起的偿债能力下降，有可能导致发达经济体出现债务危机。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危机会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的冲击。

美国股市也是一个重要的金融危机引爆点。从2009年以来，美国股市持续牛市，股票市值从2008年的11万亿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40万亿美元。美国金融危机以前股市最繁荣的2007年，其市值最高也没有超过19万亿美元。纳斯达克指数在2000年股市最繁荣的时候达到5000点左右，在2007年股市又一个繁荣顶点时仅达到2800点左右，而在2018年已经超过8000点。美国股市泡沫风险已经开始显现，2018年10月以来，美国三大股指均已明显下跌。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和缩表，以及美国实体经济下行产生的预期恶化，使美国股市未来仍将有较大下跌风险。如果美国股市价格暴跌并引发其他国家股价同步暴跌，则世界经济将再一次面临较严重的金融危机冲击。

应对下一轮衰退的政策空间

如果世界经济进入下一轮衰退，各主要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刺激经济的政策空间不如10年以前。这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方面都有体现。

美国在金融危机以前的联邦基金利率是5.25%，从2007年9月开始，美联储在15个月的时间内将利率降至0.25%，其降息空间高达5个百分点。而当前的联邦基金利率仅有2.25%，即使再有两三次加息之后美国经济才开始下行，估计也只有3个百分点左右的降息空间。英格兰银行目前的政策利率仅有0.75%，降息空间不足1个百分点。而欧洲中央、日本央行目前还是实行负利率的货币政策。如果近期出现经济衰退，则意味着这两个经济体还没有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又需要实行新一轮宽松政策。此时，欧洲中央和日本央行完全没有降息空间。

当然，在基准利率降息空间有限或者没有降息空间的情况下，各央行还是可以继续使用量化宽松政策。量化宽松政策产生效果的一个重要机制是通过降低长期利率来刺激消费和投资。然而，当前美国和日本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为3.06%和0.11%，欧元区10年期公债收益率为0.41%，[5]

长期利率进一步降息的空间也有限。另外，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会再一次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膨胀，使央行成为政府或者重要金融机构的资金提供者，从而扭曲金融资源的配置，降低金融体系在资金融通和金融中介方面的作用。欧洲已经明确规定欧央行持有的债券余额不能超过债券发行者债务余额的33%。量化宽松的空间也是受到限制的。

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债务没有明显下降，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债务均比危机以前高。各国财政扩张的能力受到高债务规模的制约，尤其是欧盟国家。欧盟国家普遍面临降低政府债务规模的压力，很难再通过扩大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日本的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是世界上最高的，日本政府的债务可持续主要原因在于两点，一是其政府债券的持有人主要是国内主体，因而不容易发生外债危机以及引发的货币危机，二是日本央行持有大量的政府债券。日本央行持有的国债资产占日本政府债务余额的40%以上，这也导致日本央行资产总额已经超过日本GDP的100%。但是这种由央行直接向政府透支的融资方式是否可持续以及会带来什么后果，已经引起疑问。

另外，在国际政策协调方面，当前的国际格局也不如10年以前那么有利。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宣称要实行“美国优先”的政策，国际政策协调不是其优先政策选项。危机催生的G20首脑会议机制，目前也难以发挥其在全球宏观政策协调上的作用。如果下一轮衰退来了，各国政策缺乏协调和约束，则以邻为壑的政策很可能成为个别国家的选项，并逐渐蔓延到多个国家。

全球贸易战的演变

贸易战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美国从2018年3月开始，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7月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9月进一步升级，未来还将继续升级；2019年年初还可能发动汽车贸易战。美国受影响的进口商品价值将达到8000亿美元左右，约占其进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受贸易报复影响的出口商品价值将达到3500亿美元左右，约占其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如果贸易战进一步升级，受影响的国际贸易还会更多。中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均已出现出口增速回落迹象。世贸组织已将2018年全球货物贸易实际增速预期由4.4%调低至3.9%，同时也将2019年增速预期进一步调低至3.7%（2018.9.27）。

贸易战打破了世贸组织营造的安全和可预期的贸易环境，给国际商业活动带来不稳定因素，降低了投资信心。美国发起的这一次贸易冲突还通过提高关税和原产地标准，阻碍中间品贸易发展，从而阻碍国际分工扩展和全球生产率的提升，这将对世界经济造成长期不利影响。

贸易战可能演变为全球经济规则的重新设定，也可能演变为金融冲突、政治与军事冲突等，如果是后者，世界经济将受到灾难性的影响。

当然，美国也可能和中国达成停止贸易战的协议，并和主要贸易伙伴达成钢铝和汽车关税方面的协议。但是，不管中美之间，还是美国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之间，达成终止增加关税的协议都需要经过艰难的谈判和妥协，未来的演变充满了不确定性。

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当前逆全球化的发展不仅表现在美国单边主义贸易措施上，而且表现在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上。由于制度安排具有长期影响，因此其对全球化的影响将更为深远。

一个重要的逆全球化的制度安排是，美国在2018年8月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该法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名义，赋予了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更大的权力去阻止外国对美国的投资，以及美国对国外的技术出口。该法一方面扩大了受管制技术的范围，将新兴技术与基础技术纳入技术管制清单，另一方面要求相关投资者向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强制申报接受审查。这一制度将阻碍外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和国际技术交流合作。如果欧洲和日本模仿美国建立类似的技术管制和投资审查制度，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技术合作活动将受到较大的限制。

另一个重要的逆全球化的制度安排是，2018年9月30日达成的美墨加协议。美墨加协议包含不利于跨国配置价值链的规定。该协议用提高原产地标准的办法来限制生产外包和跨国组织生产活动。协议第4章关于原产地规则的内容中，提高了众多制造业产品的本地增加值比例。比如，以净成本法计算，认定原产于美墨加区域内的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要求区域内价值含量达到66%，且以后逐年提高，到2023年要达到75%。该协议还规定，乘用车、轻型卡车和重型卡车的生产必须使用70%以上原产于美墨加的钢和铝，这些汽车才能被认定为原产于美墨加地区。过高的原产地标准不利于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价值链。协议生效后，美墨加区域外企业将更难以在区域内任何一个国家组装进口中间品再出口到另外两个国家。如果高标准的原产地要求推广到其他贸易协定中，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将受到制约。美墨加协议中还出现了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排他性规定。在一个自贸协定阻止协议方与第三方签订协议的条款也是不利于全球化的。这种排他性条款的蔓延将导致全球体系的分裂和世界经济的动荡。

2019年世界经济展望

2018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9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7%。其中发达经济体GDP整体增长2.1%，美国增长2.5%，欧元区增长1.9%，日本增长0.9%，其它发达经济体增长2.5%；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GDP整体增长4.7%，中国增长6.2%，印度增长7.4%，俄罗斯增长1.8%，巴西增长2.4%，南非增长1.4%。新兴与发展中亚洲经济体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GDP增长率为6.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预测，按市场汇率计算，2018年世界GDP增长率为3.1%。总体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2019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2018年持平。其他国际组织预测2019年世界经济形势与2018年基本一致。世界银行预测2019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8%，比2018年持平；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0%，比2017年下降0.1个百分点。经合组织预测2019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93%，上2018年提高0.11个百分点。

我们预计，2019年世界经济按PPP计算的增长率约为3.5%，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增长率约为2.9%。我们的预测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预测。较低的预测主要反映了我们对美国经济下行风险、金融市场动荡风险、应对衰退的政策空间受限、贸易战的影响以及逆全球化趋势等问题的担忧。

另外，我们预计2019年大宗商品价格将比2018年略有下降，全年原油平均价格将处于65美元/桶以下。

                                        （编辑  迟晨光）

今年达沃斯论坛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主要是由经济危机、逆全球化和中国这三个原因引起的。

算起来，我到达沃斯论坛来不下10次，从天气来讲这是最好的一次，没有雪，阳光明媚，气温也不太低。但从气氛来讲，可以说是最清淡的一次，而且大家的交谈，充满了焦虑。

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这是一个新的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新的变化呢？我想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发达国家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从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完全复苏过来。

从历史数据来看，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危机之前，长期以来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3%-3.5%之间。现在美国的复苏是最好的，去年即使在特朗普那么大的减税幅度之下，美国经济增长也只有2.9%，而且会持续乏力。按照现在的预测，美国明年的经济增长可能降到2.5%，后年可能为2%。从2008年以后，欧洲国家就在1.5%上下增长，日本从1991年以后就在1%上下增长。

危机已经10年了，为什么发达国家仍然没有复苏？因为发达国家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在过去的10年内，发达国家普遍用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把利率降到零或是零以下来支撑经济。本来这么低的资金成本是应当进入到实体经济去投资，提高生产力，创造就业。但是发达国家把这些资金拿去做投机了，投资到股票市场。

2008年6月，我到世界银行去当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当时美国股票市场道琼斯指数是12000点，世行的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还有其他从事经济研究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的股票市场指数太高，泡沫太大。直到现在，实体经济没有复苏，但是道琼斯指数高的时候可达26000点，现在是24000多点。为什么呢？那么低的利率政策，只不过鼓励把钱投机到股票市场去了。实体经济没有恢复，股票市场却翻了一番还多，如果说2008年的时候泡沫已经很大了，现在泡沫是不是更大？因而每当市场出现一些风吹草动，像惊弓之鸟一样，一下子就跌几百点。

    在这次论坛上，我听到很多人讲，可能要进行比较大的调整 。而这个调整可能在2019年，或是2020年发生，用“调整”这个词是不愿意危言耸听，用另外的话讲就是可能出现股市崩盘的危机，所以大家情绪上面比较低落。

    第二个原因是逆全球化。达沃斯论坛本来是推动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平台，来了很多跨国大企业家，很多政府领导人，都在倡导全球化，但是现在全球化受挫了。过去全球化是发达国家推动的，现在，反全球化的推力仍是来自发达国家。为什么？因为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不少问题。

    一个问题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很多工人的真实工资，三四十年没有增长，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本来中产阶级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但在美国，在一些欧洲国家，中产阶级的比重正在下降，并且收入分配急剧恶化。当这些问题和全球化同时发生，不少人就认为，发达国家出现这些问题是全球化造成的，把它的罪魁祸首归结为全球化。如果进行比较好的分析，经济学家不会同意这个观点。比如说，发达国家像美国，工资长期不增长，并不是说它那些工作被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抢走。因为中国或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卖到美国去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附加价值很低，是发达国家早就不生产的。现在工资水平没有上升不是因为工作机会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被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抢走，而是因为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高，企业就用自动化替代工人，这是主要原因。

    在这种状况之下，全球化对一般家庭还是有好处的。因为工人的工资没有增长，但是他买的消费品的价格是下降的，真实生活水平应该是提高的。

   另外，中产阶级比重下降跟收入分配恶化的主要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使很多财富利润集中到华尔街去，以及80年代以后高科技发展，创造了很多科技神话，让一些人转眼之间变成了亿万富翁。但一般人不在金融机构就业，也不在高科技产业就业，这种情况下，一般人的工资没增长，但是华尔街的金融家，以及高科技的精英，他们的财富急剧增加，造成了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比重下降，收入分配急剧恶化这些让人不满的问题。

    可是一般人不是经济学家，他们只是看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也感受到了财富分配不均、工资不增长的压力，有一些政客就煽风点火，利用这种不满情绪，造成了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反全球化逆流。它的结果大家也清楚，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新政，法国在闹黄马甲抗议，中美之间出现贸易摩擦。中国有句话：春江水暖鸭先知。达沃斯是一个推动全球化的论坛，感受到这种全球化的逆流的压力也就特别大。

    第三个原因，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每年全世界的经济增长30%来自中国， 2008年以后，中国是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来源。而中国在2018年经济增长出现了下行的压力。

    从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下行。2016年降到6.6%，2017年回升到6.8%。2018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经济增长为6.6%。

对这个6.6%的增长，可以从其它指标来佐证是相符合的，造假不了的。可是，大家对国际经济、对发达国家经济没信心。如果中国这个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也减速的话，就更增加大家这种悲观的情绪。

中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对中国来讲，前面讲的这些问题都存在。今天下午听了王岐山副主席的演讲，他指出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好了自己的事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也是对世界做了最大的贡献。

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必须去了解为什么从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以及为什么2018年下半年经济下滑的压力突然增加。对此问题，学者有很多分析，有的观点认为，是因为中国的体制的问题，比如国企的比重太高了，国企没有效率；有的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人口数量达到顶点，现在开始往下走了。

这些问题都存在，但都是老问题、长期的问题。人口老龄化也是一个慢变量的问题，它不可能在短期内有那么大的影响。

对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我做过不少分析，主要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问题。201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为何加速下滑？我认为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主动地进行了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以后，每个国家都在讲结构性改革，但真正推行的国家很少，中国是提出并推行结构性改革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结构性改革有什么内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但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做得比较多的其实是前面三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而这些都是压缩性的，都是把经济增长往下压的。而且不止如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民营企业会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去产能。主要是指属于上游部门的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煤炭等行业。产能适度调减以后，好的结果是供给量减少了，价格上升了，所以2018年上游部门的盈利状况是增加的，上游部门国有企业比重较大，2018年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改善了。但是，另一个结果就是让下游部门承受了更大的成本压力，而下游部门大部分是民营企业。

去杠杆。去杠杆信贷资金减少，可贷资金减少了以后，民营企业绝大部分是规模比较小的，在借贷上处于不利的地位。紧缩信贷，第一个感受到的是民营企业。再加上现在银行以盈利为主，下游的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了，获利空间小了，那么银行给它的贷款也就更少了。在这种状况之下，有些人讨论是不是中国政府采取了“国进民退”的政策，对民营的前景感到悲观。其实中国政府没有这个政策，政府一直坚持发展国有和民营经济两个毫不动摇，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民营企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政策总是要调整的。展望2019年、2020年，我觉得状况会有所改变，也就像王岐山副主席讲的，做好中国的事情，对中国来讲是重要的。做好中国的事情里面有一点，稳增长，稳就业，这是必要的。

在这种状况之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会继续推行，但将有所调整。因为前面的“三去”，基本上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不会继续加强，而是巩固成果。第四项降成本、第五项补短板，我觉得在2019年、2020年会在这上面下更大的力量。

降成本指的是政府的管理成本、税收成本，这一点其实政府已经在去年年底给中小企业大幅度减税，一年的营业收入在300万以下的这些中小企业，它的所得税率降到了10%。在100万以下的，它的所得税率已经降到5%。这是非常显著的降税，会有利于这些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

补短板。中国还有很多短板要补。我们有一些产业是产能过剩的，但是，这些产业是中低端的产业，中国还可以升级到中高端产业。我们的基础设施可以继续完善，尤其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是不足。我们环境绿色发展也要投资。中国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这一点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最大不同的地方。

发达国家经济疲软的时候也应该多投资，但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在世界最前沿了，当它出现产能过剩的时候，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不像我们发展中国家，好的投资机会到处都是。它的环境是好的，它的基础设施应该都齐备了，无非就比较老旧，但它城镇化已经完成了。

在投资这一点，中国的回旋余地较大。我们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还是属于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投资平台等等的负债都加在一起，也差不多就是GDP的60%，而且中国跟其它国家的财政赤字有很大的不同，其它国家财政赤字一般是用来支持消费的，中国的财政赤字一般是用来支持投资的，是有净资产的。如果用净财政赤字衡量，那么比前面讲的GDP 60%低多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出了一个报告，指出在讲政府财政赤字的时候，一般只看它名义负债，但现在要看净负债。如果政府的投资创造了资产，这笔净资产应该把它抵扣掉。中国可以用的财政政策的空间还是很大，货币政策还有宽松的余地。除此之外，中国的民间储蓄较高。有了投资，就会创造就业，家庭收入会增长，消费也会增加。

所以，我觉得在2019年稳增长、稳就业，完全可以利用我们的回旋空间、我们可用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标。我相信，中国在2019年达到6.5%左右的增长速度是完全有可能的。到底是高于还是低于6.5%，要看国际，要看国内。但是，我相信，不管国际形势怎么样，做好自己的工作，实现这样一个增长，而且是高质量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编辑  季节）

2018年，全球经济保持复苏，但分化态势明显，主要经济体增速接近触顶，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出现金融动荡。全球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加大，加息将成为2019年货币政策“主旋律”，美国经济增长见顶、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全球债务负担上升等可能成为潜在的风险，值得高度警惕。

2019年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展望

实体经济复苏进入转折点

全球经济在2018年之初呈现出同步增长的良好势头。但自4月以来，在全球贸易摩擦、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美元升值、全球美元流动性趋紧、地缘政治冲突、原油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下，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速接近触顶，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下滑并出现金融动荡，全球增长的下行风险逐渐上升。

我们认为，全球实体经济复苏可能在2019年进入重要转折。一方面，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存在。摩根大通全球综合PMI指数仍维持在53以上的水平（见图1），其中新订单指数、服务业指数均保持在53.5以上；制造业略有下滑，维持在52以上。全球就业状况持续改善，美日两国基本处于充分就业水平；在一系列劳动力市场改革措施的推动下，欧元区失业率大幅降低至8.1%，接近危机前最低水平。全球通胀率略有上升，但仍处于温和状况，有利于企业投资和提高薪资水平。另一方面，下行风险日益凸显。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连续三年下滑，其中2016年同比减少2%，2017年同比减少23%，2018年上半年同比减少41%，降幅创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高，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收缩国际投资。在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霾下，全球贸易增速明显下滑。根据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CPB）数据，2018年8月全球货物贸易量环比仅增长0.2%，较上月下滑1.3个百分点。如果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级，将严重打击商业信心，过去长期以来担当经济增长重要推动力的贸易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拖累。

未来全球经济增长是延续复苏态势还是掉头向下，取决于上述两股力量的博弈。目前来看，全球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加大，初步预计2018年全球GDP增速将达到3.2%，较上年回落0.1个百分点；2019年继续回落0.1个百分点，达3.1%。

图1  全球GDP与综合PMI指数对比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全球金融市场走势分化明显

2018年，全球金融状况有紧缩趋势，发达市场与新兴市场金融状况的差异增大。即使在发达市场内部，美欧金融市场走势也出现较大分化。

发达经济体金融状况总体上依然相对宽松，股市、债市持续增长，波动率虽有上升但仍相对稳定且低于历史水平。其中美国股市进入历史上最长牛市，虽然也经历了大幅下跌和波动，但表现仍优于其他地区，吸引了全球资金流入。美国股市风险偏好依然强劲，估值远高于历史水平；美国金融危机风险指标ROFCI出现波动，大体维持在安全区域内（见图2）。欧洲受到经济增长前景疲软的困扰，加上欧洲公司盈利弱于美国，并且许多公司对新兴市场有较大风险敞口，导致投资者对欧洲市场更加谨慎。

图2  美国金融风险监测指标（ROFCI）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新兴经济体仍易受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美元升值的影响。2018年，外部融资成本上升、美元流动性短缺、地缘政治风险增加、贸易紧张等因素导致多数新兴经济体金融状况有所收紧，金融市场风险增加。主要表现在：本币贬值，通货膨胀上升，外部融资难度增加；非居民资本流入增长放缓，资本流动逆转导致股市下跌；债市由于息差扩大仍吸引资金净流入，但增速放缓；外汇储备大幅减少。不过，在全球风险偏好高涨的环境下，到目前为止，市场压力仍集中于基本面及政策框架薄弱、政治风险及外部脆弱性较高、外部债务占比较高且缺乏充足储备缓冲的经济体，土耳其、阿根廷、巴西等国金融市场波动性远大于其他国家。

展望2019年，美国通胀若继续走高，市场将预期美联储继续甚至加速加息，导致金融条件趋紧，使得风险重新评估和资产组合重新配置，引发股票、债券、汇率市场急剧变动。欧元区周期性系统性风险较低但呈上升趋势，部分南欧国家公司财务状况不佳，公共和私人债务水平处于历史高位且进一步恶化，特别是部分国家的主权债务水平仍过高，这些风险相互交织，其中任何一种风险的显性化都可能激化其他风险，产生连锁反应。新兴市场的主要脆弱性在于高杠杆、大量外部融资需求、短期外币债务、不稳定的投资者和贸易风险。其中亚洲金融市场相对稳定，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新兴经济体经常账户盈余改善，外债降低，外汇储备增加，再次发生类似危机的可能性降低。未来主要风险可能集中于“双赤字”的拉美及新兴欧洲国家。

美国增长见顶、中美贸易摩擦、全球债务负担是未来主要风险

2019年，预计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波动性将显著上升，动荡和不确定性恐将成为常态，以下潜在风险值得高度警惕。

第一，美国经济增长见顶。2018年，全球关于美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讨论不断升温，在维持了长达9年的扩张后，美国正处于经济复苏的晚期。一方面，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继续加息，短期利率不断上行并引发10年/2年期国债利差倒挂。从过去40年的经验来看，每次经济衰退前都出现了这种倒挂。同时长期的低利率环境使得美国投资者风险偏好上升、股市估值偏高，金融市场脆弱性正在累积。国际清算银行（BIS）曾警告，美国下一场衰退可能是非典型的商业周期，可能与2001年和2008年情况类似，由金融周期崩盘所引发。另一方面，特朗普减税等财政刺激政策虽已实施，但其效果到2020年将逐渐消退。而且2018年中期选举后，民主党夺回众议院控制权，特朗普今后两年财政政策的实施将面临更多掣肘。同时，这种顺周期财政政策已导致美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不断攀升，会威胁到经济增长的潜力。因此，伴随着美国减税红利消退、货币政策不断紧缩，美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面临较大挑战，全球经济复苏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也会影响金融市场参与者信心，引发美股乃至全球资本市场的波动。

第二，中美贸易摩擦升级。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可能进一步显现。中美贸易摩擦是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不排除出现冲突升级和恶化的情形，一旦如此将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影响。一是阻碍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复苏。世界银行认为全球关税广泛上升将会给国际贸易带来重大负面影响，至2020年全球贸易额可能下降9%。二是冲击全球价值链。根据中国商务部测算，美国对华第一批340亿美元征税产品清单中，约有59%的产品是美、欧、日、韩等在华企业生产的；包括美国企业在内，全球产业链上的各国企业都将为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付出代价。三是损害金融市场的信心。自2018年5月以来，全球尤其是新兴市场出现大幅波动。中美贸易关系紧张将导致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如11月20日美股和亚太股市出现暴跌，与美国商务部拟定的针对关键技术和相关产品出口管制框架不无关系。

第三，全球债务负担上升。主要经济体不断加息将引发全球利率中枢的上移。目前，发达经济体非金融部门杠杆水平较高且不断上升，其债务总额已从2008年的113万亿美元（占GDP的200%）增加到167万亿美元（接近GDP的250%）。债务成本随利率上升将影响企业盈利和还债能力，导致信贷质量下降、银行惜贷。2019年也是新兴经济体债务到期最集中的年度，近2万亿美元债券和贷款将到期，并且非银行部门的外币债务占GDP比重已高达14%，仅略低于1999年的历史高点17%。其中美元债务上升到3.7万亿美元。随着美元继续升值、融资成本上升以及投资者风险偏好回落，那些大量借入外币的国家还债及再融资压力上升。全球贸易持续放缓则进一步减少新兴经济体外汇收入，扩大经常账户赤字，并增加高外债企业的再融资难度，本币贬值、债务负担及资本外流的压力可能持续上升，导致恶性循环。

加息将成为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主旋律”

发达经济体方面，美联储将继续渐进式加息，预计2018年12月加息1次，2019年加息2-3次。欧元区以稳为主，在2019年上半年不会加息，下半年若经济状况稳定有可能开启首次加息，考虑到核心通胀以及政经风险，加息举措将是谨慎而渐进的。日本通胀始终不及预期，预计日本央行会缓慢、小幅减少购债规模，加息尚待时日。加拿大、英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则已经或正在计划加息。新兴经济体方面，2018年已有多个央行（包括印尼、菲律宾、土耳其、印度、墨西哥、阿根廷等）采取加息或多次加息举措。未来随着全球流动性不断收紧，越来越多新兴经济体为对抗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将不得不被动加息。因此，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加息是为下一次潜在的危机留足弹药和空间，而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则是为了对抗实实在在的风险。

表1  2019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关键指标预测（%）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注：f为预测。

世界贸易进入碎片化时代

区域贸易协定出现新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但近年来，多边贸易遭受诸多挫折，越来越多国家将发展国际贸易的途径转向区域贸易层面。区域贸易协定（RTA）获得迅速发展，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逐渐成为国家之间开展经贸合作、发展政治关系的重要手段。

第一，签订区域贸易协定（RTA）的国家数量激增且协定签署进程加快。从1947年GATT签订到2018年初，全球已有456个RTA。其中，在GATT时期RTA发展较慢，从1995年WTO成立到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其数量新增了147个，危机爆发后的10年间则增加了210个，增速显著提升。从签订的效率上看，早期谈判双方态度谨慎、耗时较长，而近年来由于签订RTA的国家之间一般都有较强的互补性或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在谈判内容以及最终签署协定方面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第二，主体和合作形式更加多样化。RTA涉及的成员国不断增加，所有的WTO成员国均至少签订了一个RTA，且缔约成员多样化：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区域组织之间以及区域组织与区域组织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签订RTA的数量不断增加。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地位提升，参与RTA的意愿越来越强，试图在区域合作问题上争取主动权和话语权，从而使经贸合作更有利于本国的发展。在合作形式上，自由贸易协定为主要合作方式，其次是经济一体化协定。关税同盟以及优惠安排的方式日益减少。

第三，RTA涉及的议题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早期RTA主要内容是废除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而WTO成立以来，RTA内容范围越来越广泛和复杂，不仅涉及境外规则，还延伸至境内规则，涉及成员国国内经济与社会政策的方方面面，如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标准、金融监管、服务贸易、竞争政策、中小企业发展以及反贪合作等。

第四，经济因素在RTA中占主导，但政治因素的影响不断加深。现阶段签订RTA的目的已不限于降低交易成本、增加成员间贸易量，还有政治利益以及争夺国际经贸制定权的考量；在考虑资源、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优势的同时，也将国家安全、外交政策等纳入核心考虑因素。中心成员与其他成员所签订的RTA在部分条款上有很强的相似性，例如美国、欧盟与其他成员签订RTA时都有明显的美国模式和欧盟模式，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因素的影响。

第五，跨地区与多重区域经济成员兴起，不再受到地理位置的局限。早期的RTA通常在地理位置相近的国家之间展开，近年来跨地区的贸易协定增多，如美国与新加坡、欧盟与南非等。统计数据显示，全球RTA中有近1/3是在不同地区的国家之间签订的。同时，全球出现了众多既参与多边贸易制度又签署区域贸易协定的双重身份成员，全球贸易发展日趋复杂化。

WTO改革及全球贸易规则之争

当前，随着美国不断挑起贸易摩擦，区域贸易合作出现新动向，围绕WTO的改革日益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事实上，目前以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对WTO现行规则多有不满，不断崛起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呼唤更多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推动建立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已成为各方共识。

WTO多边规则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长期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一直处于全球贸易治理的主导地位，按照他们的利益诉求来设置全球贸易规则，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是被动接受国际经贸规则，在全球贸易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非常有限。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总额中的占比日益提高，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发展中成员实力和谈判能力的上升，使其不再完全服从发达成员的意志，现行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和代表性受到削弱。与此同时，WTO 谈判和决策机制本身在参与度、透明度和效率等方面的缺陷也不断遭到发展中国家成员的质疑和反对。WTO谈判最重要的决策原则是“协商一致”，每个成员拥有一票，在场并参加投票成员的简单多数赞成即获通过。当前，WTO成员已达164个，由于贸易协定内容高度复杂且涉及各国重大利益关切，上百个成员要达成协商一致，难度可想而知。多哈回合谈判原定于2005年1月1日前完成，但至今仍久拖未决。2013 年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WTO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巴厘一揽子协议”，在贸易便利化和一些发展议题上达成了框架性协议，但成员国并未在农产品和服务业开放、国际收支平衡、政府采购政策、碳减排和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全球贸易谈判仍然陷入僵局之中。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歧短期内难以弥合。2017年以来，以美欧日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多次表达了改革WTO的迫切愿望，并提出诸多建议。其中，美国试图另起炉灶，建立更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新规则。美国对现行WTO制度的指责包括：一是贸易谈判效率低下，多哈回合谈判历时多年成果寥寥，认为WTO不具备协调各方立场并达成一致的基本能力；二是争端解决耗时过长，运作不透明，因此阻挠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法官连任及纳新；三是认为“发展中国家待遇”界定出现严重偏差，部分国家利用规则，享有延长落实承诺的过渡期、更多的贸易机会、获得能力建设等特殊和差别化待遇。欧盟则于2018年9月18日率先发表《WTO现代化》法案，提出更新国际贸易规则、加强WTO监督作用和完善争端解决机制三大改革建议，使WTO更切合实际、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加强WTO的效力。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更新国家贸易规则，包括改善透明度和公开补贴信息、更好地监管国有企业、更加有效地约束导致贸易扭曲的补贴、建立新的规则来应对服务和投资领域的壁垒（如强制技术转让、解决数字贸易壁垒等）。其他国家如日本加快与欧盟签订《欧盟-日本经济货币关系协定》，加拿大提出《WTO强化及现代化》讨论稿。10月份加拿大、欧盟、日本和其他10个WTO成员贸易部长在渥太华发布联合公报，提出争端解决机制、WTO的谈判职能以及提高透明度三大亟待改革的问题。总体来看，尽管各国立场不完全一致，尤其是美国单边主义行为和“美国优先”的做法引起欧洲等国强烈反对，但发达国家在诸多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尤其在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产业补贴、国企行为等方面的关切度高度一致。

与此相反，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认为：第一，WTO改革不能改变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关税约束、透明度、特殊与差别待遇等基本原则以及贸易自由化的总体方向。2018年7月，在南非召开的金砖峰会上，参会各方均表示要捍卫WTO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完善现行多边贸易体制的法律框架。第二，WTO改革应以发展为核心，照顾发展中成员的合理诉求，各方应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进各项改革。很多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贫困问题困扰着许多发展中成员。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不稳定的情况下，经济发展、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问题，而是全球普遍关心的问题。WTO改革不应只由发达国家主导，而应顾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让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共同应对当前经济发展出现的各类问题。

短期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关WTO改革的分歧仍然巨大，难以弥合。但目前全球已认识到改革WTO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欧盟试图发挥中美之间的桥梁作用，一方面与美国、日本发布了三方联合声明，强调解决不公平贸易问题，另一方面也和中国建立WTO改革工作组，该工作组已经在布鲁塞尔和北京举行了多次会谈。

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影响和挑战

无论WTO改革走向何方，都会对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产生深远影响。未来全球贸易格局可能出现以下变化：

一是贸易体系面临重构。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愿意再引领多边贸易谈判，开始另起炉灶、推倒重来，以区域贸易协定制约多边贸易体制；发展中国家希望改变已有贸易规则，以全球价值链为纽带重新塑造世界分工体系，带来全球贸易格局的重组和洗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激烈博弈将成为未来的主题，贸易格局更趋多元化、碎片化。

二是贸易规则面临升级。尽管受美国的影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签约国由12国变为11国，《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已被搁置，但二者在包括劳工、环境标准等内容上提出了较高标准，构筑了一个以自由化为堡垒的市场准入屏障。刚刚谈成的《美墨加协议》（USMCA）标准也高于现有贸易协议，其包含的“毒丸条款”更是对后续其他贸易协定的谈判形成较大压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由于发达国家在全球贸易规则谈判中的主导地位仍不可动摇，这意味着上述协议所呈现的高标准很可能成为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的标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将不得不加快自身的改革，以适应新的规则。

总之，全球贸易治理体系正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当前的保护主义对多边贸易体制构成了巨大威胁，同时也为构建新的、更加公平合理的多边贸易规则提供了契机。各国应借此机会，加强对话与沟通，找到通往共识的可行路径，为推动国际贸易增长、维护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动力。

全球美元流动性变局的影响

全球美元流动性收紧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全球美元流动性供应增速下滑。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编制的全球美元流动性指标，用美国对美国以外非银行部门的美元贷款，以及非居民发行的美元债券来衡量全球美元流动性的情况。截至2018年6月，美国对美国以外非银行部门的美元信用（包括债券和贷款）规模达到11.5万亿美元，较去年增长6%，该指标自2017年四季度以来，增速连续两个季度出现下滑（见图3）。其原因是，作为美元流动性“总开关”的美联储持续收紧货币政策。

图3  全球美元流动性供应增速下滑

资料来源：BIS，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自2015年12月以来，美联储已经加息8次，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累计上调200个基点。2017年10月，美联储正式开始收缩资产负债表。截至2018年11月14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已经收缩7%。同时，随着全球美元融资成本攀升，全球获取美元流动性的成本和难度都在上升，会对美元流动性需求造成影响。自2017年四季度以来，国际美元贷款增速已从3.3%下降至2.5%，美元国际债券发行增速从10.8%下降至8.5%。未来，美联储仍将继续收紧货币政策，本轮美元流动性供应收缩周期尚未结束。

美国在全球资本流动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根据IMF国际收支统计的数据，2008-2017年，全球累计对外证券投资规模约为13.7万亿美元，总体上，全球对外证券投资呈现美国与欧洲“双轮驱动”的格局。其中，美国对外证券投资约占全球对外证券投资总额的20%，美国、欧洲合计占全球对外证券投资流出的67%。同时，美国和欧元区的对外证券投资表现出较高的同步性。由于美国金融体系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投资者行为变化会对全球投资者产生重要影响。如果美国收缩投资，全球对外证券投资或将迎来新一轮收缩。

新兴经济体外国证券投资由流入转为流出。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统计的主要新兴经济体月度资本流动数据，自2018年年初以来，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形势发生较大变化。2018年1-10月，新兴经济体累计外国证券投资流入1595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0%。其中10月份外国证券投资净流出76亿美元，较上月出现逆转；其中债务证券投资流入95亿美元，股本证券投资（股票投资）流出171亿美元；在股本证券投资中，中国流出17亿美元（中国因金融市场扩大开放对全球资本吸引力增强），除中国以外的其他新兴经济体共计流出154亿美元。

全球美元流动性收紧支撑美元走强

今年美元指数反弹超出市场预期。截至11月19日，美元指数已经较4月的低点反弹7.6%，较年初上涨4.3%。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前夕就抨击强势美元，认为强势美元打击了美国工业，而日本、中国和德国利用本币低估获益。一般认为，弱势美元政策与特朗普“美国优先”的理念相符，契合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有利于美国企业的海外资金回流。在2018年年初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美国财长姆努钦一改历任美国财长一贯的支持强势美元的口径，声称美元贬值有利于美国贸易，让市场认为美国即将改变强势美元的政策。二是美国“双赤字”会对美元形成拖累。近五年来，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重呈现扩大趋势，由2013年的2%扩大至2017年的2.3%，预计2018年将扩大至2.5%。同时，特朗普的税改政策、基建计划可能加剧美国财政赤字。三是欧洲经济可能会较去年加快复苏，对欧元形成支撑。这三大因素都会导致美元贬值。

然而，市场可能忽视了美元流动性收紧对美元的支持作用。2018年1月底至4月中旬，在特朗普明确表态打压美元后，美元在长达3个多月的时间里一直在89.5左右盘整；8月中旬至9月中旬，美元指数从96.7回落至93.9，一度走出“头肩顶”形态，市场看跌情绪浓厚，但是随即出现明显反弹，至今保持在96上方。美元流动性收紧、美元利率抬升可能是重要的支撑因素。从历史看，美元流动性增速下滑往往伴随美元升值，美元指数走势与美元流动性增速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套利机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年初以来，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与10年期德国国债收益率的差异从196个基点增加至260个基点。美国、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差异创20多年来新高，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当然，2018年美元超预期升值的原因还包括：欧元区经济增长不及预期、意大利预算僵局拖累欧元，地缘政治风险、贸易摩擦导致避险情绪上升，油价快速上涨加剧市场对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等。但是，今后判断美元汇率走势，不能忽视美元流动性收紧的重要影响。

新兴经济体饱受美元流动性周期之苦

在美元流动性周期作用下，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将随之波动。IIF追踪的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指标显示，新兴经济体经济周期性波动与美元流动性增速基本上表现为同频共振（见图4）。每当美元流动性增速下滑，新兴经济体都会经历痛苦的经济增长减速周期。2014年三季度至2016年一季度，全球美元流动性增速从7.9%下跌至2.4%，美元走强，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资本外流，主要新兴经济体整体经济增速从4.4%下滑至2.1%。

图4  美元流动性增速与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

资料来源：IIF，BIS，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囿于本国金融体系发展水平和本币非国际货币，只能依赖外国资本和美元流动性发展经济，如果管理不善，容易导致外债过高、货币错配等问题。美元流动性变化通过汇率、资本流动和债务渠道作用于企业和个人，导致新兴经济体经济随之波动。今年以来，美元流动性增速放缓、美元走强，已经造成阿根廷、土耳其发生货币危机，多数新兴经济体货币大幅贬值、经济增长前景下调。值得警惕的是，IIF数据显示，主要新兴经济体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14年二季度末的87%上升至2018年二季度末的94%，总体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86%上升至212%，而本轮美元流动性收紧发生在美联储加息叠加缩表的新阶段，或将带来更加剧烈的紧缩效应。

（编辑  季节）

要点提示

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

GDP增长6.6%左右，增速比上年降低0.3个百分点，实现年初预期6.5%-7.0%的经济增长目标，继续保持在中高速适当的经济增长区间。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继续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小幅回落，消费增速总体平稳，进出口增速显著大幅回升，贸易顺差基本稳定。CPI与PPI背离的剪刀差有所缩小，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77.1万亿元，名义增长6.5%，实际增长0.9%，总体保持适中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7.9%，基础设施投资增长5.1%，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9.5%，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成为稳增长的主要动力；民间投资增速将达8.6%，高于上年增速。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40万亿元，名义增长9.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1%，增速比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继续平稳增长。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78.2%，比上年大幅提高19.4个百分点，达到2001年以来最高水平。

预计出口和进口（以美元计价）分别增长12.4%和20.2%，增速分别比上年大幅回升4.5和4.3个百分点，全年货物贸易顺差为3313亿美元，比上年减少912亿美元。

2018-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不会发生硬着陆。

需要通过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协调货币政策和审慎监管政策、稳定流动性和风险预期；稳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继续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提升劳动力质量、优化投资结构，以及增加研发强度，改革科研体制等方面促进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从而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确保经济中长期稳定较快增长。

2018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及预测

经济发展基本平稳，延续健康发展态势。2018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通胀上升，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国际经贸关系渐趋复杂，国外有效需求放缓；中国抓住新工业革命机遇，锐意改革创新，着力促进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新动能成长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效，对稳定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就业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2018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长6.8%，连续12个季度稳定运行在6.7%~6.9%的中高速区间。预计2018全年经济增长6.6%左右，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

产业结构继续优化，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态势向好。2018年第二季度，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8%、36.7%和60.5%。1-7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6%，装备制造业增长9%，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8.6%，均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6%的增速，供给结构持续优化。现代服务业增长较快，比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保持了30%以上的增长，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投资结构优化。2018年1-8月份，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7.5%，增速已连续5个月回升；1-8月装备制造业投资增长9.2%，比全部制造业投资增速高1.7个百分点。1-8月份，社会领域投资增长12.1%，比全部投资增速高6.8个百分点；其中教育投资增长8.3%，卫生投资增长11.1%，文化、体育和娱乐投资增长18.7%。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政府在坚决有效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加大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稳定了有效投资。预测201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77.1万亿元，名义增长6.5%，实际增长0.9%，增速分别比上年小幅回落0.5和0.3个百分点，总体保持适中较快增长态势。在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中，预计制造业投资增长7.9%，基础设施投资增长5.1%，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9.5%，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成为稳增长的主要动力。民间投资增速将达到8.6%，明显高于上年增速，但依然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消费增速放缓，消费升级态势延续。受房价过高的影响，居民消费需求增速放缓。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由当年3月的9.8%缓慢回落至8月的9.3%。同时，升级类商品销售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服务类消费如电影票房、旅游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消费升级的态势仍然在持续。2018年二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78.5%，再创历史新高。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即将实施，并首次推出个人在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普通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支出6项专项附加扣除。这些措施将进一步促进群众多渠道增收，持续增强消费能力。预计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40万亿元，名义增长9.1%，增速比上年回落1.1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国际贸易不确定性徒增。工业产品出口增长加快，2018年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2.5%，41个大类行业中有33个行业同比增长。其中工业第一大出口行业的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7.3%。不过因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容忽视。预计2018全年我国出口和进口（以美元计价）分别增长12.4%和20.2%，增速分别比上年大幅回升4.5和4.3个百分点，全年货物贸易顺差为3313亿美元，比上年减少912亿美元。

物价基本稳定，就业较为充分。2018年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3%，比上月略微上升0.2个百分点。8月份核心CPI是2.0%，总体物价比较稳定。服务价格是CPI内部涨幅略高的部分，但服务价格受外部冲击有限，因而保持相对稳定。从政策环境来看，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也不支持物价出现大幅上涨的态势。预计全年CPI为2.1，比上年增加0.5个百分点。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0%，比7月份小幅下降；主要就业群体25-59岁人口的调查失业率继续保持在4.4%的低位，就业形势比较稳定。

新动能持续发力，经济效益继续提高。工业方面，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都保持了比较快的增长，其中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产品的产量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服务业方面，上半年战略性新兴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也都保持了15%左右的增速。新需求也在快速增长，1-8月份，网上实物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8.6%。1-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1%，上半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利润增长22.6%，增速有所加快。

无论是从供给侧看，还是从需求侧看，中国经济持续平稳的基本面不会发生变化，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向好态势也不会发生变化。但也要看到，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复杂，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

2019年中国经济预测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预测，2019年我国GDP增长率为6.4%，比上年减少0.2个百分点。从定性分析上看，这种预测结果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的现实情况相一致：

从供给侧角度来看，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我国劳动力供给自2012年进入拐点以来逐年持续下滑，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维持低位运行；资本存量增速也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减弱而下滑。以上诸多因素短期内很难显著改变，这意味着2019年我国GDP潜在增长率依然在适当区间内小幅下滑。

从需求侧角度来看，首先，2019年我国投资趋于合理和稳定。有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持稳定投资、保持投资增长的政策方向，按照既不过度依赖投资、也不能不要投资，防止大起大落的要求，稳住投资保持正常增长。二是我国基础设施投资仍有较大空间，2019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交通骨干网络特别是中西部铁路公路、干线航道、枢纽和支线机场、重大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生态环保重点工程、技术改造升级和养老等民生领域设施建设都要在2019年落地。目前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重点工程全面启动实施。水利薄弱环节建设加快，中小河流治理、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等加快实施，172项重大水利工程已开工建设130项，在建投资规模超过1万亿元。三是房地产投资趋于合理和稳定。我国城镇化发展对房地产有一定需求，随着我国房产税改革、房地产市场调控、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加快，房地产投资增速将趋于合理和稳定。四是推动合理有效的投资初见成效。全国意向投资增速回升，反映国家有效投资政策初见成效。从行业来看，受国家鼓励创新驱动系列政策的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最为抢眼，其新增意向投资额的快速增长，是我国动力转换及产业升级的反映。

其次，2019年我国消费形势相对乐观。一是消费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我国消费领域升级表现为教育、娱乐等高端消费增速明显。二是个税改革的促进。2018年下半年实施的个税改革方案提高了个税免征额度，个人所得税专项抵扣项目更公平简便地落实到居民身上，这些都势必增加居民消费能力。三是消费体制机制的完善，围绕居民吃穿用住行和服务消费升级方向，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得到突破，居民分层次多样性消费需求将会满足，消费新增长点将会形成。四是服务消费持续体制扩容，例如在文化旅游体育消费方面，深化电影发行放映机制改革，加快发展数字出版等新兴数字内容产业，开展全局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支持邮轮、游艇、自驾车、旅居车、通用航空等消费大众化发展。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实施，消费增速将持续平稳运行，并对经济增长形成重要支撑。

最后，我国出口贸易仍将增长，但增速回落。主要的有利形势是：第一，尽管国际上保护主义抬头，但我国继续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与欧日美及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将会更加深入。第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将逐步扩大。第三，出口贸易转型升级效果明显，我国出口贸易中现代生产服务业占比不断上升，如服务外包的出口规模稳步增长，并且朝着高技术、高附加值、高品质和高效益发展。第四，随着持续推进更高水平贸易便利化，以及降低进出口企业成本、完善出口退税政策、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加大对外贸企业信贷投放等举措，出口的制度红利将继续释放。

出口的不利因素：首先是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根据我国对美出口占出口总额的占比，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有限，但对企业的信心等间接影响可能更深。其次是中美两国对市场空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体现在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可能会在常规贸易战的手段之外，出现一些非贸易措施的限制。对于处于全球产业链中低端的中国来说，这对出口的影响仍然存在。

根据中国社科院数量技术经济所的中国经济先行指数（该指数由21个子指标构成），2018年下半年到2019年上半年，我国的经济增速呈现微幅平稳下滑的发展趋势。具体指标预测如下：

201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81.4万亿元，名义增长5.6%，实际增长0.4%，增速分别比2018年小幅回落0.9和0.5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分别为6.3%、7.8%、5.3%和5.7%，整体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在小幅下滑。

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43.3万亿元，名义增长8.4%，实际增长6.0%，增速分别比上年小幅回落0.7和1.1个百分点，下降幅度逐渐收窄。

2019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2.5，比2018年增加0.4个百分点，依然处于温和上涨阶段。PPI分别为2.6，增幅比2018年减少1.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19年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压力将进一步有所减缓。

预计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分别为5.4%和6.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持续九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2019年，我国财政收入19.8万亿元，增长6.6%，财政支出23.3万亿元，增长6.9%。

表1  2018-2019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预测表

总之，2018-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经济不会发生硬着陆。表1列出了2018-2019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预测结果。

（编辑  季节）

我是时代集团公司的总裁，时代集团公司是在中关村创办的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1984年我离开机械工业部，开始创办时代集团公司。1984年在中关村创办的一大批企业，现在还活着的仅有联想、四通和时代集团三家，只不过我们时代公司还是在传统的高配制造业中发展。

目前我除了任时代集团总裁外，还和很多中关村的企业家一样，是“集四个角色于一身”。四个角色，一是企业家，现在朝九晚五要上班；同时又是投资人，我是大河创投、大河并购母基金的有限合伙人（LP）。第三，我们也是创业者导师，每年都要免费认几个学生，帮助回答他们创业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第四是社会工作者。我现在头衔比较多，主要的头衔是两个，一个是中关村企业家顾问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主任委员是柳传志。大家比较熟悉的中关村企业像李彦宏、雷军、王文京，投资人李开复、邓峰、熊晓鸽、张颖，以及经济学家周其仁、杨斌等都是顾委会的成员。这个顾问委员会是市委、市政府聘任的，给我们“三个凡是”的定位：凡是涉及中关村重大政策出台之前都要经过顾委会讨论，凡是涉及中关村重大投资项目应听取我们的意见，凡是中关村重大活动都要参加。另外我还是中关村社会组织联合会的会长。活跃在中关村的136家协会组成了联合会，也就是“协会的协会”，下面覆盖会员单位大概有两万多家企业。因为我有这么多年参政议政和社会工作的身份，现在思考问题、讨论问题、认识问题，就不仅仅是从时代公司的角度，更多的还是从中关村这个区域的问题出发。

习总书记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

2018年11月1日，我有幸参加了习总书记召开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一把手都到场，大家都看到有关这次座谈会的报道了。座谈会共召集了52位民营企业家，其中10位有机会发言，我是发言者之一。10位发言者来自10个省市和10个行业，大、小企业都有。

第一位发言的是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他主要讲的是关于上市公司的分拆问题。他说全世界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分拆，都是由上市公司和投资人决定的，唯独中国是由证监会决定，证监会可能明天决定，也可能三个月以后决定。他提出如何能够更加市场化地解决上市公司分拆问题。

第二位发言的是万向集团总裁鲁伟鼎，他讲的中心问题是怎么继承先父鲁冠球的遗志，把万向办得更好。他发言之后，习总书记问他有几个兄弟姐妹，几个在万向，现在董事局主席是谁。鲁伟鼎说董事局主席仍然是先父，这个职位我们都不会碰，我现在是万向控股的董事长。随后习总书记说了很长一段话，他说，我觉得鲁冠球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给了八个字，“坚守主业，砥砺前行”，他非常推崇鲁冠球同志能够坚守实业，持续创新。

我是第三个发言，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讲的2018年去杠杆之后给我们中关村企业带来的困难，包括大企业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中型企业银行骗还贷的问题，小型企业的P2P整顿之后贷款无门的问题，政府的PPP项目停滞的问题，资本市场不景气问题等等，由此我们寻求资金的途径几乎没有了，给我们中关村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第二个问题讲的是关于大企业付款问题。第三个问题讲的是关于前一段民营企业遭受到的一些舆论的影响。习总书记重点对大企业支付这个问题给予了回应。他说，王小兰同志谈的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大企业也不能任性，大企业也不能店大欺客。

这个座谈会之后，各地都在召开相应的座谈会，也都在落实习总书记在会上的讲话精神，其中关于大企业支付问题，现在已经得到了很多部门和领导的关注。

    对座谈会上10个人的发言，习总书记当场回应了6个人。这次的发言用我们自己的话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说完以后，总书记第一句话就说，我知道你们的稿子可能都被磨平了，我马上说，没人修改我们的稿子，都是我们自己的意愿，这次大家谈的问题还是比较尖锐的，总书记也是有备而来的。

关注大企业支付带来的若干问题

关于大企业拖欠货款问题，我已经关注很久了。有数据显示，有近6成中小企业存着被大企业拖欠货款的问题，导致近五成的企业拖欠其他的企业账款，有近两成企业拖欠职工工资。比如说中关村，中关村的一批企业很多都是为电信运营商提供服务的，如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等，受甲方垄断地位的影响，拖欠企业货款的问题非常严重。还有一批中关村企业是从事软件业务的，主要为政府或者相关强势部门开发管理信息软件，甲方往往对需求事先没弄明白，开发周期很长，由于甲方对人力的投入和对知识价值不重视，常常拖欠软件企业的支付费用，而且对欠款支付不以为然。有一个生动的例子，我做协会的会长，有一家软件的企业跟我陈述，他说我为法院做软件，但是法院不按时支付我的货款，我不知道找谁，上哪儿告状去，因为他们就是为法院做的信息化软件。我说那很好办，你找司法部，或者找政府，有人会管。

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货款问题确实非常突出。为此我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连续三年写提案，呼吁关注这个问题，而且我的提案都被评为优秀提案。但是办理的部门的回复很傲慢。工信部中小企业局了解我们的情况，但他们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为此我和中小企业局一起研究了国外若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解决这类问题的法律。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出版了一本《国外防止延迟支付法律文件汇编》，今天我就将汇编中的主要观点和做法分享给大家，以共同推动中国的相关法律制定。

国外防止延迟支付法律有关规定

在《国外防止延迟支付法律文件汇编》里，收录了欧盟、德国、日本、韩国、法国、英国、印度这些国家和地区关于大企业支付方面的法律文件，我把这些文件当中的主要观点提炼出来，一共讲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店大欺客问题。大企业拖欠中小微企业资金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下容易出现店大欺客的现象。为此“必须用法律方式建立起市场公平交易的环境，建立起社会的信用体系”。这是欧盟法令中宗旨部分的原话。在市场经济下店大欺客是难免的，政府应该帮助弱势的中小企业用法律方法来解决跟大企业平等竞争的地位问题。在欧盟关于打击商业交易的有关指令中指出，这种延迟支付现象对供应商资金流动性造成了负面影响，并使供应商的财务管理更加复杂。当债权人由于被拖欠而不得不进行外部融资时，其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也受到影响，经济下行期融资更为困难时，这种负面影响大幅增加。这些指令针对性很强，跟现在的情况很吻合。这个指令的第一条指出，该指令目的是打击商业交易中的延迟支付行为，从而保障市场规范运行，进而培育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日本在防止拖延支付转包费法中、韩国在转包合同公平交易法中的第一条都表述为：本法意在确立公平的转包合同秩序，总包商与转包商在对等地位上互利共赢，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可见，各国对此类现象都有切身体会，为此都推出了相关的法律，真正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

第二，防止政府和大企业滥用合同自由原则。各国有关法律明确，商业交易的对象包括私营企业之间，国有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主承包商和分承包商之间。欧盟指令中更加明确：一般而言，政府部门相比企业受益于更安全、可预测和持续的收入来源；许多政府部门可以比企业以更有利条件获得融资；与企业相比，政府部门并不依赖于构建稳定的商业关系而达成目的。企业由于政府部门购买产品和服务有较长的付款期，和因延迟支付而产生不合理费用，为此对于企业向政府部门提供货物的商业行为应加以具体规定，并特别规定付款期通常不超过30日。这里要说明，一般法令对于大企业和小企业付款期的规定通常不超过60天，而政府因获得资金来源等各方面比一般企业容易，所以对于政府规定，它们付款期一般不超过30天。

此外，为了防止大企业和政府滥用合同自由原则，使债权人受损，在指令28条中规定了滥用的定义：任何明显背离良好商业实践、并违背诚信和公平交易原则的合同条款或行为，应当被视为对债权人的不公平。因为有人会说，我们之间的合同之间是双方自愿签的，这些小企业愿意跟我签90天，不是必须60天。而法令规定很明确，就是怕你滥用所谓合同自由原则，因此对什么叫“滥用”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而且还规定了很多具体条款防止滥用。

第三，明确在法律中规定大小企业的付款期。欧盟九国和日本、韩国、德国，包括印度，在法律中基本都规定大小企业之间的合同付款期一般不超过60天，有的规定的是45天。如果约定时间超过60天，除特殊情况外，可以认为对债权人是不公平的。欧盟鼓励各国在60天的基础上定更高的标准，可以定成30天或45天。在企业和政府合同中付款期限，通常都定的是不超过30天。

第四，法令监督按期支付款。在付款到期后，如果没有按期支付，各国法令会以不同方式提出不能作为不付款理由的条款。比如欧盟列举了10多种情景，当出现这样情形的时候怎么办，出现那样情形怎么办，把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全部闭环列出相关的法律规定。比如说，甲方认为你交的货有瑕疵，因为合同条款规定货到验收之后60天付款，所以不验货，这样60天的期限就无法起算。法律条文就明确规定，如果因为这些瑕疵拒绝验货，你可以找第三方进行鉴定，鉴定之后视同验收，到那个时候必须按照合同的条款来执行。同时还有禁止不正当退货、禁止中途扣减、禁止不当要求，以及对涉及变更原材料价格等，均有协调的方案。

第五，不按期付款的处罚。如果甲方没有按期付款，要交纳迟付利息和罚息，要交纳企业的追讨成本和律师费，而且这些支出项目不能税前列支。欧盟各国为此建立了快速的裁定程序。如果发生合同未按期付款的事实，你可以把合同交到公平竞争委员会，它有权从甲方的帐上扣货款加上罚息还给你，而且这家企业会被列入黑名单。欧盟鼓励各国建立白名单（按期付款的企业），而韩国设黑名单（惯犯名单披露制度）。一旦你这个大企业被列入黑名单，那么它今后做事就困难了。

第六，总包和分包之间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对发包方和分包方之间，日本有防止拖延支付转包费法，韩国有转包合同公平交易法。该法律意在确立公平的转包合同秩序，总包商和转包商在对等地位上互利互赢。为此，明确双方合同中必须载明的事项，重点是转包费用的付款日期，规定定价不能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不能随意增加转包商的责任及义务等等，共35条款。如果到期未付款，就交由公正交易委员会处理扣款，并且罚息。而且这两国的政府设有专门部门。日本的中小企业厅长官每年必须调查发包商的履约情况，对违反者给予劝告，并且进行公正性约束；如果违反，可以对从业人员或者代理人处以50万日元的罚款。韩国在转包法中有违法行为举报制度，同时还有书面调查制度，以及赔偿罚款的制度。

第七，明确规定政府合同当事者须签订公平合同。针对政府拖欠货款，日本专门制定了防止拖延支付政府合同费法。在这个法律中，明确规定政府合同的当事者必须根据在对等市场下达成的一致，签订公平合同，必须诚实守信履行合同。该法律对合同中的付款等条款做了非常清晰的规定，责令财务大臣对此法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必要时可以经内阁会议决议下达付款指令，对违法从业人员进行严肃处罚。规定中很明确，由谁来检查，由谁来督促处理。

第八，我们和国外中小企业法律不同。特别值得指出，韩国促进中小企业法和印度的中小企业发展法都不是宣示性的法律，是可执行可落实的法律。而中国中小企业法几乎都是宣示性的法律，只是鼓励你干这干那，没有一条真的能为中小企业讨回公道的条款。

韩国在中小法中第一条就明确：为巩固大型综合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共赢合作，以加强两者竞争力，以及解决大型综合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分化问题，实现共同发展，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特颁布此法。印度则在法中表明，本法意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增强竞争力。韩国的法律中规定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合作规划、技术合作、人力资源交换、大企业对小企业参股给予管理方面的合作，以及合作指数统计与发布、评选和补贴等等。印度在中小企业法中要求，买方（大企业）每年自觉对外公布自己尚未付款的明细，还欠谁多少钱。日本还有相应的大店法，对大型商场的开业时间、开业地点、货品种类有明确规定，以保证社区门店利益。比如普尔斯马特这样的大店，只能开在人口密集区20公里以外的地方，而且十点以后开门，下午五点就得关门；不能卖零售，只能卖五件一捆或者三件一捆的，其目的在于给社区小的门店留出经营空间。

国外的中小企业法，或者其他有关法律，明确地把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做了一个区隔。总之在市场经济下，公平竞争是唯一的法则，政府的作用就是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当前中国的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很大程度上不是中小企业没钱，是大企业不主动给中小企业付款。解决中小企业资金难的问题，如果不从给中小企业融资解困方面入手，这个题目永远无解。

为此我呼吁，企业界特别是法律界和政府部门，从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上高度关注建立中国的大企业支付法的问题，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更加健康的发展。

    （编辑  季节）

编者按: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只是手段，它具有贸易战的特征和要素，但主要目的是尽量阻止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的开放，尽快打开中国市场。

最近，中美要打贸易战的评论铺天盖地，美国是箭在弦上，大有不得不发之势。而中国的官方发言人、专家学者、智库也都异口同声地表示不希望打贸易战、但也不怕打贸易战。美国财长姆努钦最近又表示双方在谈判，如果谈得好，也可以避免贸易战。美国股市对中美贸易战的前景表示担忧，出现大起大落，也引发全球股市起伏不定。那么，中美之间会打贸易战吗？

2018年3月8日美国宣布要对中国的钢铝征税；3月22日，又宣布要对洗衣机、太阳能电池及对中国的600亿美元出口产品征税。特朗普在推特上说要中国2018年减少对美贸易顺差1000亿美元。这些举措确实有要与中国开打贸易战的架势。不过，我们不能只看这些表面现象，还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什么是问题的本质呢？

如果从中国的媒体、网站上搜寻中国各方人士对中美贸易战的看法，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认为中美之间确实要打贸易战，但中国并不怕打贸易战，一定会奉陪到底。

第二，大多数人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可以通过谈判获得解决。

第三，有个别中方人士指出，美国挑出的600亿美元征税产品是《中国制造2025》中的核心领域，是中国未来可能与美国竞争的行业。美国是为了阻止中国的竞争力上升，是大国崛起必然发生的“修昔底德陷阱”式的经济战。国外人士也有这种观点。[1]

应该说这三种分析和应对都有道理，而第三种认识更有深度。如果说美国真要与中国打贸易战，为何不拿美国进口额更大的成衣、鞋、日用品开刀，而它挑出来的产品无论是钢铝、洗衣机、太阳能电池还是600亿美元的商品，在中美50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中占比很小，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大，对美国的消费者也影响不大。因此，似乎不是要打贸易战。那美国如此大张旗鼓地摆出打贸易战的姿态又是为了什么呢？

先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次国情咨文中说了些什么，“美国终于结束了几十年来牺牲我们的繁荣，转移我们的工作、公司和国家财富的贸易交易。”他还说：“在全世界，我们面临流氓政权、恐怖集团和中俄等竞争者对我们的利益、经济和价值的挑战。面对这些危险，我们知道，软弱肯定会导致冲突，而无可比拟的实力才是保卫自己的可靠途径”。[2] 把中国与“流氓国家”及恐怖集团并列为美国的威胁。

再看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是怎样为中美关系定性的：

“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与繁荣”。[3]

“这些竞争（指中、俄、朝、伊朗、恐怖主义及跨国犯罪集团）要求美国重新思考过去20年的政策，这些政策是建立在与对手进行接触及将他们纳入到国际机构和全球商务体系中，就可以使他们变为无害的行为者和可信赖的伙伴的假设之上的。总的来说，这一假设是错误的”。[4]

“美国面对三个主要的挑战者——中俄修正主义大国、北朝鲜和伊朗流氓国家以及跨国犯罪组织，尤其是伊斯兰圣战组织恐怖集团——他们积极地与美国及我国的盟友和伙伴进行竞争”。[5]

总之，美国在这份报告中把中国列为面临的五大威胁之一，而且认为中国是通过不公平的贸易手段获取了竞争力，用违反知识产权的办法获得技术进步，与美国企业的合作取得了竞争优势。派留学生到美国侵占了美国教育的好处，美国要切断这些使中国获益的渠道。

2018年3月4月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合刊上刊登了题为《中国的惩罚》的文章。一位作者是库尔特·坎贝尔。他现在是亚洲集团主席，曾于2009年至2013年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另一位作者是艾丽·兰特娜，现为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研究部的高级研究员，2013年至2015年曾任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文中说：“胡萝卜与大棒都没能使中国变成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外交与商业的接触和包容，也没使北京的政治与经济变得开放。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地区平衡政策也没制止北京寻求取代美国主导的制度的核心内容。自由的国际秩序，也没有能像我们期望的那样有力地引诱或是限制中国。相反中国一直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进，在这一过程中使美国许多期望落空”。[6]

“现实说明，有必要重新思考一个清楚的对华政策”。[7]

“美国曾设想更多地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可以使中国经济逐步地，但是坚定地走向自由化。1990年，美国总统布什的国家安全战略说，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加强，对中国重回改革道路至关重要。这一观点在美国曾占据几十年的统治地位。这一信念驱使美国在90年代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在2001年支持中国加入WTO，2006年与中国进行经济对话，在奥巴马政府期间与中国进行双边投资协定谈判”。[8]

“然而，本世纪初期，中国的经济改革停止了。与西方的期望相反，在中国变得更加富裕时，北京反而加强了它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持续的增长没使中国变成一支更加开放的力量，反而是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及国家主导的经济合法性服务了。”[9]

“中国无可避免地滑向了更像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时期的政治气候，而不是80年代邓小平时期的政治气候。”[10]

“华盛顿现在面对的是现代历史上最有活力和巨大的竞争者。正确对待这个挑战，就要放弃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充满希望的政策。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用对美国战略上的假设提出质问的方式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11]

从上述文件和文章中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过去40年对华接触和发展商贸关系的政策，没有使中国朝着美国期望的方向发展，反而使中国巩固了共产党的统治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因此过去的对华政策失败了，需要重新制定对华政策。中国是美国主导的国际体制的挑战者，不是维护者，因此不能让中国继续占有这一体制的好处。美国“自由、公平、公开”的体制应该对应的是中国“自由、公平、公开”的体制。

从以上引述和分析判断，美国的对华政策要实现两个目标。其一，美国希望中国的政治制度应朝着美国希望的“自由民主”方向发展；其二，美国希望中国的经济和市场完全开放。也就是说，中国市场的开放度要达到美国的要求。美国知道第一个目标很难实现，因此第二个目标是底线。虽然不能改变中国，但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美国的商业利益要最大化。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美国要打的就不只是贸易战，贸易战只是手段，虽然它具有贸易战的特征和要素，但主要目的是尽力阻止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全面）开放。打开中国市场，使外国公司、投资者面对一个所谓“更加公平透明的中国市场”，在美国是两党、精英层、商人的共识，也是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共识，他们都在等待美国打开中国的市场，使他们可以同等受益。对这一点我们应该有清楚的认识。

如果仅认为美国是要与我们打一场贸易战，恐怕这种认识太肤浅了。因为贸易战是双输的，美国不一定愿意承担损失。这是过去几十年美国所采取的态度，所以中美之间一直没有发生真正的贸易战。而美国现在是要改变对华政策，要以中国市场的“全面”开放为目的，所以美国有可能是准备好了承担一些损失，不达到目的不罢休。这样，我们面对的恐怕不只是贸易战。我们还会在文化、教育、体育、外交等多个领域面对美国和发达国家的打击。今天发生在俄罗斯身上的事，不能排除不发生在我们身上。在美国看来，这是维护其主导权、霸权的生死之战，不能期望美国会手软。如果我们市场开放还不能满足美国的需要，上述情况就都可能发生，因为战后的体制是美国制定并主导的，如果有人要挑战，美国现在可能要把挑战者排除在这个体制之外。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把美国最近的这一系列举措理解成贸易战，这已经是主导权之争，道路之争。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呢？是否想好了怎么去争？并不是应付一下，多进口点东西就完了，而是要有一个可行的，长期的打算！

（编辑  苏歌）

以证券业为主的现代资本市场，是随规模经济的产生而产生的，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服务规模经济并促进经济的规模化。包括有限责任制公司的融资和再融资，以有限责任制手段将过度竞争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为非充分竞争的结构，从而获得规模收益递增，并进而获得解决企业的风险问题，长远发展问题和若干社会问题的基础。但是中国资本市场这一功能的发挥远谈不上充分。

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

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都与资本市场的功能缺失有密切联系，从下述几个方面可以体现:

其一，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早已定好路径，但是每当“大小非”有解禁消息时，市场都会暴跌，使国有企业改革难以推进。资本市场的容量无法承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实际上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在资本市场缺位的情况下，政府不得已而为之。

其二，中美贸易博弈的前景使得进口替代战略对中国经济的安全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农业和高科技产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国有基础性质的高科技产业很难从资本市场融资，使国家不得不出手，但这又成为被人诟病的原因。在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情况下，尤其需要资本市场和国家共同完成进口替代的任务，但是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基本指望不上。

其三，出口替代战略具有与进口替代战略同样重要的价值，从短期看，它的重要性更大。出口替代战略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是扩大国内市场容量，二是扩大国际市场容量。“一带一路”不但是中国资本和产能国际合作的现实途径，也是扩大国际市场容量的前瞻性战略，但是“一带一路”的实施同样没有得到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撑。

其四，民营企业问题。民营企业的困境由来已久，当前处于发展瓶颈。首先是经济信息化对落后业态的冲击，其次是供给侧改革对落后产能的冲击。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情况下，政府正在努力为民营企业解决减税和融资问题，这显然是必要的，却不是战略性的。

中国民营企业的根本问题是规模太小引起的过度竞争。在每一个细分产业都有成百、成千甚至上万家企业在竞争，这样的竞争将价格挤压到边际成本，超低利润使得企业既不能积累也无法融资，无力开展科研、进行高等级资本投资或升级产品结构，无力进行环保投资，也很难承担税负，当然无法给予员工更好的薪酬和福利。这样的产业结构，无论是减税还是融资，都不可能解决企业长久问题，不过是在延续落后，给处于传统生产经营模式的中小企业打强心针而已。

最近，石墨烯技术的领头人刘忠范院士在一个讲话中说，中国的石墨烯企业在做涂料、内衣和内裤，而欧美企业在做高科技。“中国石墨烯产业群雄混战，这个新兴产业有6000家企业进行低水平竞争，很少有人去做真正的、面向未来的研发，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调整产业结构是资本市场的重要任务。美国19世纪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洛克菲勒式的，由主导企业强行组建托拉斯。20世纪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摩根式的，由投资银行家选中标的，组织财团，通过溢价收购完成。从20世纪至今，兼并购买都是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主要业务。笔者在华尔街投行工作多年，兼并购买都是主要业务，上市业务没做过几单。

中国经济正处在向规模化转型的重要关口，一方面，效率的压力和环保的压力在推动经济规模化发展，另一方面，有效劳动力的逐渐减少和智能化发展使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转化，拉动规模化的发展。特别是，中美贸易战将迫使部分中国出口企业转向内销，在中国出口企业中，民营企业占45%，这些企业多为民营企业中的佼佼者。如果这些企业在转向内销过程中对产业进行适度整合，这将是中国经济“强起来”的一个重大动力和重大契机。

长时间以来，中国舆论界都有一个说法，中国现在是“国进民退”，应该“民进国退”，并且把这两种趋势看成是政策选项，这是完全不符合市场规律的。“国”也好“民”也好，都应该接受市场的选择，而不是由政策来决定进退。事实上，国有企业的格局已经大体上确定了，进也进不到哪里去。中国存在一个庞大的市场，民营企业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国有民营的关系，不应该是谁退谁进的分“蛋糕”式的关系，而应该是做大“蛋糕”，共同前进，或者说是“国进民更进”的关系。

中国如果有几百上千家华为、腾讯和阿里巴巴这样规模的民营企业，并且在4000到7000个细分产业的一些领域中能够形成一批符合产业规律的企业数量，这样的竞争才会是良序竞争，产业形成这样的格局，才能获得规模收益递增。解决民营企业规模化的关键是资本市场。从根本上说，资本市场发展滞后，是政府不得不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原因之一，反过来说，政府对经济的某些不适当干预和监管不到位，也是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

发展资本市场，扩展资本市场的功能，是用市场手段解决经济结构的根本出路，用市场手段做强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

中国资本市场的主要问题是容量不够和专业性不强

表1：中美两国股市、债券、贷款和总信贷的数额和比值

数据来源：BIS（国际清算银行），人民银行，美联储

表1中，截至2018年9月底，A股市值约48.7万亿元(约7万亿美元)，约为中国GDP的60%。美国股市总市值28.5万亿美元，约为其GDP的150%。这个数据并不十分准确，大体上说明了中美股市在经济中的分量。

中国债券市场规模达76万亿元，约为 GDP的 90%，而美国债券市场规模为GDP的200%。也就是说，股市和债市的总规模，或者说是资本市场容量，仅是美国与GDP比值的一半。

从信贷总量（银行贷款、债券融资和其他信贷融资）上看，截至2017年底，中国非金融行业的全部信贷总额与GDP之比和美国一样，都是约250%，这标志一个国家的总金融杠杆率。也就是说，我们的总金融杠杆率并没有高到离谱。

然而，不同于美国的是，我们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支持实体经济的银行贷款总额是总信贷的60%，1.5倍于GDP，而美国的银行贷款是其总信贷的20%，约为GDP的一半。

2018年1月-8月，我国进行了合理的信贷结构调整，高风险高杠杆不透明的委托信贷和信托信贷减少了1.4万亿元，银行直接贷款增加了11.4万亿元，比2017年底存量增长9.5%，超过GDP增长，占前8个月总社会融资净增量的93%。企业债券融资1.6万亿，而股本融资不到0.3万亿，资本市场仅占总社会融资增量的15%。也就是说，我们调整了金融杠杆的结构，减少了高风险杠杆，但也进一步提高了信贷水平，压缩了资本市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保持现有总杠杆水平（GDP的250%），银行贷款的增长不超过GDP的增长，或者还要适当降低银行贷款占比以降低金融系统的风险；在此情况下我们非常需要发展资本市场、扩大债券和股权融资能力，需要对资本市场做系统性改造，使之能够起到对经济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

表2：中美货币供应及其与GDP的比值

从中美货币供应的对比可以看出，我们的广义货币是GDP的2.2倍, 而美国是0.73倍，我们的货币总量与GDP的比值大大超过美国。

表1和表2对比分析说明：一方面我们拥有丰富的货币存量，另一方面，信贷杠杆率和美国相同，而债券和股票市场规模却大大低于美国，说明我们的货币存量通过资本市场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比率过低。或者说从总体看，我们的经济并不是没有钱，而是对经济发挥重要支撑和引领作用的资本市场没有钱。要进一步增强发展动力，健全和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当前的一个当务之急。

资本市场没钱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两个是主要原因。

一是其他资产投资回报过高，吸引和积压了大量资金。例如房地产市场，不但吸引了大量资金，而且由于形成大量空置房，造成大量沉没资本。因而遏制投机炒房同时解放沉没资本，不但对稳定房地产市场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提升资本市场容量也很重要。

二是资本市场的信用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一个没有信用支撑的市场，必然是一个投机市场。它会阻遏真正的投资者进入市场。美国股票市场年换手率大约100%，中国股市却高达700%，这充分说明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投机性质。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没有信用就不会达成交易，达成的交易难免带有欺诈性质。信用度低的经济，其交易成本会很高。高交易成本的经济，价格无法起到资源恰配的作用，那样的市场不是正常健康的市场。最近，《新民周刊》揭露几十家自媒体组成联盟，集体敲诈民营企业。这是一个典型的因法律和监管缺失而践踏信用、在自由竞争的名义下堕落成黑帮经济的案例。

中国资本市场在制度规范性和专业性上都存在诸多问题，在市场交易中，例如寻价、定价、交易撮合，融资和后续整合等整套服务方面也缺乏专业标准及经验。。这其中既有实践的问题，也有结构性问题，还有金融家的问题，但根本还是信用体系的问题。中国资本市场信用体系建设欠账太多，存在着巨大的信用陷阱，铲平信用陷阱是健全和发展资本市场的根基。

市场化的场内信用结构失灵反映了资本市场深层问题

资本市场的信用是由一个完整的信用结构、信用体系来担保的。

首先是场内信用结构，它由信息披露，信息评价和自律监管三个层次构成。以美国为例，一方面，这个场内信用结构起到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频繁的衰退和经济危机表明，信用结构存在结构性漏洞，而且这个信用结构是在场外信用结构的压力下发挥作用的。

信用制度体系的第一关是财务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这里的问题最多，也最受人们的关注。这个环节一直依赖企业和个人的自律。尽管在治理结构上设置了独立董事制度，在法律上设置了要求CEO和CFO对公司财务报表签署诚信证词的制度，但是信息披露造假和误导的问题仍然层出不穷。

信息评价机构也被称为中介机构，主要有信用调查机构、会计公司、评级公司、证券公司。以基金公司为主的机构投资者也需要为其最终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进行信息评价，因此也可以被列入信息评价机构。信用调查机构对个人和企业（主要是小企业）的信用资质进行独立调查；会计公司要对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审计；评级公司要对债券发行主体的资信等级进行评价；证券公司的分析师们则对上市公司的预期回报进行评估。然后，机构投资者的经理们依据公司公布的数据和各种评价，同时参考他们实地对公司的了解，把上市公司加入或排除出各种投资组合中。

信息评价机构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相互监督。按照经济学理论，竞争是最有效的制度安排。但是金融史证明，市场化的信息评价机构仍然漏洞百出。会计公司是由上市公司聘用，为获得更多的业务，会计公司有粉饰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激励，这和会计公司之间的商誉竞争相抵触。另外，会计公司的审计业务和咨询业务，证券公司的证券分析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也发生利益冲突。由于咨询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分别是这两类公司主要利润的来源，这也会激励某些公司为实际的和短期的利益去损害商誉的和长期的利益。一些评级公司也出现了许多问题。

在自律监管这个层次，在美国，证券交易所是行业自律性组织，和其他各种行业组织不同的是，其制定的规则具有强制性。证券交易所对其会员企业进行资信调查和监督，不够格的就不能入场交易，失去资格的会被停牌或摘牌。证券交易所还对信息披露、评价、市场交易建立许多详尽规则，以保证交易信用。2007年，由原来的美国国家证券交易人协会（主要监管纳斯达克及场外市场）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监管、执行和评判部门合并成立了金融行业监管局，这是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的、行业自律性质的机构。

中国资本市场场内信用结构严重失灵，一个原因是结构与功能不健全。例如中国几乎没有美国那样的市场化的信用调查公司，也没有台湾省那样的由政府主导的联合信用征信中心；中介机构内部利益冲突非常严重，内部隔火墙机制几乎不起作用。再如，在中国的独立董事制度下，请了大量根本看不懂财务报表和资产负债表的经济学家担任，这些人既不是企业战略和财务专家，也不是技术专家，对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和制度没有任何作用，对企业的信息披露没有实际经验又不担负任何责任。

另一个原因则是制度性的，例如，中国金融机构腐败问题严重，企业的治理机制不完善，新任领导对企业战略和内部监管关注不够；来自场外信用结构的压力太小，违规违法成本太低，造成金融机构自查自纠、自我监督严重缺失。

完善场外信用结构，完善政策法规体系的监管

资本市场的场外信用结构，由政府职能监管机构，法律系统和媒体（包括学术）监督三个层次组成。

从机构监管的角度说，美国的监管机构众多，职能比较混乱；中国监管机构则没有独立的执法权，这与法律体系的建设有关，但这不是金融财政主管部门能够解决的。在内容监管上，根据美国乔治梅森大学McLaughlin和Sherous两位教授基于2014年的监管数据库，按照监管科目数量计算，美国非储蓄信贷中介监管科目为16579项，储蓄信贷中介监管科目为16033项，两类合计为32612项。到了2017年，非储蓄和储蓄信贷中介两个大类相加的监管科目数量已高达63256项，其增长居各个行业之首。居第二位的是保险和职工公积金行业，其监管科目数量达55664项。以上将近12万项监管法律条规，还不包括证券行业，也不包括行业组织的自律规则和企业的自律规则。

可想而知，整个金融业全部监管条例和规则真是个天文数字。美国绝非某些经济学家宣扬的自由经济，其对金融和经济监管的全面、细致、深入和严格，远非中国能比，很可能是中国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

从行为监管的角度说，美国对消费者保护和金融从业人员的监管都非常严格。例如，2000年笔者进入华尔街某投行工作前，我们停止了在美国股市的所有操作，因为按规定，我们使用的交易商必须得到公司批准，我们的交易账号要报所在公司备案，我们每次交易，交易商都必须通知公司，个股交易必须提前申报并获得批准，还有其他许多严格监控，使我们很难进行有价值的交易。

2005年，一个朋友的企业上市，他愿意在他掌握的配股权中分一小部分按上市价给我们，当时笔者在另一华尔街公司工作，与上市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我们给公司写了报告，但仍未获准购买。

中国的金融从业人员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在股市上大捞特捞的情况相当普遍。某些金融家和经济学家利用自己的言论优势，公开操纵股民的购买意向。在美国，金融家和经济学家在公开发表意见时，必须说明自己利益的关联性，而在中国，这些都没有被纳入管控。

在消费者保护方面，美国有集体诉讼法规，解决股东太分散、维权成本太大的问题，而中国至今仍没有建立相关法规。

世界各国对资本市场投资收益都收取资本利得税，在美国，资本利得税的设置颇有深意。12个月内的当年收益与个人所得税合并报税，超过12个月的跨年收益，将征收20%的资本利得税。由于个人所得税的美国联邦税率最高为35%，这就会激励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而非短期炒作。在我国尚缺乏这一有利于长期资本形成的税制。

这就是说，我国在有关资本市场的法规条例方面存在许多不完善和漏洞，要尽快完善起来。媒体对资本市场也起着重要的场外监督作用。

违规违法成本太低，惩罚太轻，是资本市场乱象的重要原因

我们没有对比过中美两国有关金融的法律条款，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美国执法比中国严厉得多，犯罪成本比中国大得多。

下面是几个案例，非常能说明问题：

内幕交易案

32岁的华人科学家严飞利用其妻子王梦露在华尔街著名律师事务所年利达（Linklaters）工作的机会，了解到妻子正在从事的两个公司并购内幕消息，提前买入股票，获利近12万美元。2018年8月SEC最终判决，因内幕交易罪，判严飞15个月监禁，并退还所有非法所得11.9429万美元，另外还被罚款5.5万美元。两个原本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因为区区12万美元的收益，自毁前途。

摩根士丹利前固定收益部主管杜军，2009年被香港地区法院判刑高达7年监禁，并收缴非法内幕交易获利2330万港币，另外再向香港证监会支付93.3万的调查费用。这是香港历史上最大的内幕交易案例。证监会行政总裁韦奕礼先生（Mr Martin Wheatley）表示：“这宗个案的判刑带出十分明确的讯息，就是香港绝不容忍内幕交易行为，违规者一旦被定罪，将要面对沉重的监禁刑罚。”

最近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一个行政处罚案例，2018年9月14日讯，证监会对7宗内幕交易案件做出行政处罚，其中最大的处罚，潘勇内幕交易天成控股、银河生物案，没收潘勇违法所得1493万元，处以7467万元罚款，并对潘勇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这个潘勇实乃“惯犯”，2010年10月，自然人潘勇就有被证监会处罚的记录，当时也涉及内幕交易，当时仅对潘勇给予警告，并处以20万元罚款。

在美国和香港，内幕交易是“刑事犯罪”，而在中国内幕交易不过是罚款和一定期限的市场禁入，仅仅是“行政处罚”，谁的违法成本更高，一目了然。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造假和误导操纵案

2017年1月份，美国证监会SEC对纽交所上市的艾尔建(Allergan)开出1500万美元的罚单，只因为艾尔建没有按法规要求披露一个最终未完成的保密收购谈判，并没有影响公司股价。

2018年8月，著名的陶氏化学集团由于没有披露将几个高管的某些花费计入该高管的“总实际收入”科目一事，被SEC罚款175万美元，并要求陶氏化学必须雇佣独立顾问评估并修正其内部政策，改进相关部门员工培训，必须按照SEC规定把“有关花销”明确披露为“收入”。

2017年5月，联邦法院判处纽约资深股票经纪人、72岁的Petrossi高达20年的监禁，且要缴纳大量罚金和回吐违法所得，因为此人通过虚假信息让投资人购买某上市公司股票，涉案总额1.3亿美元。此案与中国的赵薇案有相似之处。而赵薇夫妻仅用6000万元的自有资金，撬动了一笔30亿元的交易，51倍的收购杠杆。2018年4月，中国证监会的最终判决认为赵薇夫妻等违反《证券法》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其交易中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赵薇夫妻共缴纳60万罚款，并被5年禁入市场。舆论普遍认为惩罚过轻。随着收购的缩水和泡汤，万家文化股价几近腰斩，无数散户充当了“接盘侠”。根据美国的证券法，赵薇案是典型的“操控市场罪”，而不是单纯的“信息披露”疏漏和误导。在美国，操控市场罪和内幕交易罪一样，要面临民事和刑事惩罚。

上市公司财务数据造假

佳电股份在2013年和2014年分别虚增利润1.58亿元、0.40亿元，分别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82.58%、446.15%，占当期净利润的93.48%、706.86%。这是典型的“会计造假”。

2017年12月，证监会对佳电股份的22名高管处以总计167万元罚款。2018年8月，证监会决定没收佳电股份的审计单位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收入150万元，并处以450万元的罚款（共计610万元）；对3位签字注册会计师予以警告和罚款。其中1人处以10万元的罚款；对另两人分别处以8万元的罚款。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国内前八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国内首批获准从事H股上市审计资质的事务所，也是财政部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集团化发展试点事务所。而佳电股份是哈电集团唯一上市公司，是我国特种电机的龙头企业，总市值约30亿。

可以对比的是，2001年美国安然案件中所涉世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的命运。2001年安达信被判决在“安然事件”中存在犯罪行为，包括在SEC调查中销毁相关文件证据等，安达信被罚700万美元，由于信誉受到极大影响，全球客户纷纷终止聘用安达信，导致该事务所事实上被解散。安然公司的高管因触犯联邦证券法，受到几十项指控，除了罚款，有些人被判监禁（包括公司CEO监禁14年），面临股东高达400亿美元的集体诉讼，安然公司资不抵债破产倒闭。

安然事件直接导致2002年的萨班斯法案，其全称为《2002年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案》，旨在重建投资人对资本市场的信心。该法案对美国《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做出大幅修订，在公司治理、会计职业监管、证券市场监管等11个方面作出了许多新的规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要求上市公司CEO和CFO签署公司的年报季报并承担法律责任，还有严格规定股票分析师对于利益冲突的披露和行为规定等。美国总统布什称“这是自罗斯福总统以来美国商业界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法案”。

反腐败

2016年美国SEC公布和摩根大通达成协议，摩根大通同意支付2.64亿美元的罚金，因为其违反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案》，在亚太地区为某些官员的亲戚朋友提供工作机会，以此获得一些公司的上市承销生意。在长达七年时间里，摩根大通为大约100名官员的亲属或朋友安排全职工作或实习岗位，这些雇佣不符合正常的程序和资质要求，却为摩根大通带来至少1亿美元以上的收入。

SEC认为摩根大通违反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案》关于反腐败、账簿和纪录，以及内部控制的条款。2017年3月，美联储对摩根大通亚太区两名高管——时任亚洲投行业务主管的美国人Fletcher和中国区非金融行业投行主管方方，做出终身禁入金融行业的处罚，另外对方方处以100万美元、对Fletcher处以50万美元罚款。

中国的证券法没有反腐败这一条，在层层笼罩的关系网下，利益交换和关联交易司空见惯。由于中国文化传统重关系和人情，中国的立法原则应该特别关注这一方面。中国的反腐败远没有深入到金融内幕，可用的法条恐怕也很有限。

如果一个券商不是靠专业、解决方案和公平竞争获得承销保荐角色，程序不正确，如何能够保证结果正确？保护资本市场的健康和公正？让投资人对资本市场有信心？

关于债券市场的信用评级

   我国的债券评级市场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评级不能反应真实的风险，债券在资本市场的价格扭曲错位。截至2018年9月底，前三个季度债券违约规模达到829.95亿元，共有80只债券违约，这是之前违约规模最大的2016年（384亿元）的两倍多；新增债券违约主体达到28家，是2017年的近3倍，非国企主体违约占比约80%。

2014年以来的违约债券，债券发行主体违约前的信用等级，主要集中在AA级。而国际上三大评级机构的违约债券评级主体信用等级在违约一年前，评级主要集中在B+级、B级和B-级，即垃圾债券。以标普为例，2016年违约债券主体75%首次评级是BB-以下。国内AA级债券目前已经被认为是“垃圾级”，主要因为违约者多为民营企业，这也造成市场对整体民营企业的不信任，因而民营企业在债券市场的融资渠道目前几乎被断送。

截至2018年5月31日，我国存量信用债市场有评级的债券中，被认为完全不可违约，相当于国债一样安全的最高等级AAA级债券占比竟达到42.6%（上半年还真有一个AAA债违约），AA+、AA等级占比54.2%，各种A类评级占比1.9%，以上总计占到了全部评级的98.7%，BBB类以下总计1.3%。这样的信用评级结构已经对债券的风险定价毫无意义。尽管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已与美国同类机构合资，却仍缺乏相当于美国伙伴的国际认受性。海外投资者普遍不信任中国信用评级机构，认为太宽松，太容易给被评估对象过高评级。建设有信用的债券资本市场，需要监管者加快改变评级机构的问题。

价格扭曲

2006年笔者作为保荐投行之一的项目负责人，参与了中国第一单A股和香港H股同时挂牌上市的案例（中国工商银行）。当时境内A股价格比境外普遍低15%，虽然证监会没有任何法规依据来确定其“定价”的角色，但在审批中，证监会简单地规定A股和H股要“同一个价格”，这是人为使得香港股价低于投资人能接受水平的15%。尽管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和笔者都通过不同渠道向证监会提出“不同市场不同价格”的意见，却不能改变最后决定。

时隔12年，在小米科技的首次CDR（境内存托凭证)和香港红筹同时上市的方案设计中，证监会再次规定两地价格：规定香港定价区间的低端是境内的高端，即人为压低境内价格、抬高香港价格（当时A股市场价格高过香港股市20%）。这导致海外预路演期间投资人纷纷撤单，无法支撑不合理的高价。最后不得不取消境内CDR同步发售，改为先在香港红筹上市。证监会规定上市首发股票价格不超过23倍市盈率，而美国和香港的股票价格是市场决定，这也使得高增长型公司（高定价）更愿意在境外上市，获得更高的价值。

监管部门制定价格将会人为扭曲价格，从而降低市场信用，产生道德陷阱。监管部门这样做的初衷可以理解，归根到底是对市场信用的担忧，在当前混乱的信用体系下，担心投资者会受到损失。这就产生了一个信用悖论：信用陷阱会产生价格扭曲，而价格扭曲会进一步加深信用陷阱。显然监管者用以填平信用陷阱的工具是错误的。

从更大的方面看，政府一再动用国有资金救市或抬市，也是扭曲价格的行为，加深了信用陷阱，这不是填平信用陷阱的行为。

自1900年至今，美国共发生了20次经济衰退和两次大的经济危机，平均每五六年就是一次，而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起到了淘汰落后产能的作用。中国政府救市是中国40年来始终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但凡事有利必有弊，没有衰退的调节作用，民营经济中的大量落后产能被保留了下来，中国的很多企业始终处于一种野蛮生长状态，这就迫使政府不得不常常出手来解决产业的结构问题。探索利用可控的经济衰退，来解决经济和金融业中间的优胜劣汰问题，是中国经济和金融的一个重大研究探讨的课题。

从根本上说，增加资本市场信用，填平资本市场信用陷阱，需要靠法治，而不是人为扭曲价格。

几点建议

美国金融监管的特点是，重大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之后，针对出现的问题出台一些法律，建立一些机构，颁布一些条例。这些法律、机构和条例是美国经济“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都有坚实的实践性。另一方面，由于美国两党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法律、机构和条例，又具有翻来覆去的特点，比较庞杂和混乱。

美国的实践经验都是美国付出了沉重代价后获得的，中国全面深入借鉴这些经验，会使中国经济和金融大大降低试错成本。另一方面，也应该对美国的经验进行甄别，剔除其中自相矛盾，过于繁复的部分。建议：

1.调集各监管机构的研究人员，聘请美国重要律师所的律师和投资银行专家，组成精干的研究班子，研究美国有关金融市场的法律法规和条例，按照企业、行业和法律三个层次进行梳理，为中国尽快形成政策法律体系提供参考和借鉴。2.加大金融系统反腐败的力度，完善金融系统的治理机制，建立巡查制度，督促企业建立并严格执行自查自纠和自我制衡的金融纪律和金融规范。把建立信用机制，填平信用陷阱，堵塞信用漏洞作为金融业常抓不懈的工作。

3.对资本市场场内信用结构问题，组织力量进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优越性，就是不受绝对化的政府或市场教条的约束，而是实事求是地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两个积极性，获得两种体制的优势。通过认真的研究，找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对策。

4.国有和民营企业共同创建若干产业结构调整基金，用溢价收购的办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发展规模化的大型民企。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根基，也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

习近平同志指出，金融业应为实体经济服务，其实就是金融业的产业政策，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信用体系，就是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重要内容。

                                           （编辑  季节）

现在中文的媒体、自媒体上，都在说美国各界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要借贸易战及其后续手段来遏制中国。我刚刚从美国访问回来，我对美国的印象则相反，美国现在恰恰是处于一个没有共识的时代。

美国处于一个没有共识的时代

我个人认为，目前的贸易战有它战略上的背景，有它的逻辑，但是更多的是特朗普和他的小圈子的个性化的选择。

中美贸易战会持续很久，还是过渡性的一个阶段？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在对外经济政策上，尤其是在外资、外贸等方面对美国的依赖，应该逐渐摆脱。贸易战也许在这方面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毫无疑问，中国今天的体量已经非常大了，我们现在按照名义汇率统计的GDP已经将近美国的65%左右。这样一个大的体量引起美国的警惕和关注，也是正常的。如果我是美国人，我应该也会有同样的担心，就是可能会失去排名第一的位置。奥巴马一再说，我们美国不做第二，永远不做第二。这个逻辑应该是承续下来的，特朗普也不会愿意做第二。绝大部分美国人在心理上也不会愿意做第二。

自主创新和自力更生的区别

我们从1949年建国以来走过的路，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建设方面，大体可以概括为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全面学习苏联；第二个是自力更生阶段，这是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我们不得不走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取得了“两弹一星”等重大成果，形成了自力更生的精神；第三个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进入了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引进、消化新技术和先进设备这么一个阶段。我们依靠我国的人力优势、组织优势，在技术上主要依靠集成创新，逐渐形成我们在组装终端产品上的优势，也形成了我们强大的出口优势。这都是开放的初期起步阶段。而目前我们需要跨越的可能是最艰难的一步，就是在开放环境中强调自主创新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并提高开放层次，即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现在的自主创新和当时的自力更生有重要的区别。有人说自力更生时期我们是闭关锁国，这是片面的说法。不是我们要闭关锁国，是我们被封锁，不得不自力更生。现在我们处在开放的环境中，我们执行开放政策，同时面临全球性竞争。在自力更生时代，我们在一些尖端技术产品方面是要解决“有和没有”、“能用和不能用”的问题。我看到一篇回忆文章，我们的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诞生的时候，一位领导同志到现场观看，说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就叫“有了”，这是“有和没有”的区别。但是在开放环境中，有和没有当然有本质的区别，但是更关键的区别还是你能不能获得市场。包括大家关心的集成电路，工信部的同志曾对我说，我们是有能力的，但是这些能力很难转化为市场，这是我们面临的困境。这个挑战目前也是非常严峻的。

把视野放得广阔一点，我们中国在近现代史上经历过两道难关，现在是第三道关。第一关是日本，从1895年的甲午战争到1937年的日本侵华战争，这是差一点让我们亡国的阶段。这个阶段我们浴血奋战，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民族的自立。第二道关是冷战关，在冷战阶段，尤其在上世纪60年代，我们曾经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况，当时我们同时与世界最强的两个国家处于敌对状态。到70年代初中美关系改善，这道关我们走过来了。

目前我们又面临中国崛起的一道关口，这就是美国关。我觉得这一关可能会比较难过。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一直有一个假设，那就是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基本上是正面的，邓小平同志说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流，这是正外部性。现在我们是不是有可能进入一个负外部性？因为美国毕竟是世界第一强国，这个负外部性一旦成立的话，我们的挑战也是巨大的。

我们要领会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和指示精神。今年5月15日，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主席提到，世界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在增多，机遇和挑战并存，我们要看到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风险和挑战。5月28日，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大会上，习主席再次提出，我们在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7月13日，习主席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强调，我们的科技发展水平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同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的要求还很不适应，所以要切实增强紧迫感和危机感。

前不久，习主席在黑龙江齐齐哈尔考察的时候，专门提到装备制造业的重要性。在考察过程中也提到目前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上升，逼着我们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这不是坏事，中国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美国不是全能，但是无所不在

9月上旬，我在美国访问时，问了很多美国人，我说你们都在说《中国制造2025》，你告诉我这个2025说了哪十个行业？结果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出来，但是这里面有些关键要素。例如，2025规划中十个要取得重点突破的第一条，就是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产业，包括集成电路及其专用设备、信息通讯设备、操作系统和工业软件。这是我们目前最短的短板。只要中国在这个基本的能力上能够保障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

美国现在的确有那么一批人，以班农为代表，竭力主张遏制中国。班农辞职后在接受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中国在五件事情上对美国造成致命的威胁，“如果美国不能阻挠中国完成这五件事，中国即将成为世界霸权国家”。他说第一是无线通讯的5G技术；第二是“一带一路”的“扩张计划”；第三是中国的2025规划；第四是要用人民币作为石油交易的货币；第五是中国的金融技术。金融技术指的是支付系统，即担心中国会联合一些国家，在SWIFT之外发展一个全球性的支付系统，这是现在美国以班农为代表的一批人所担心的。

我觉得我们对今天的美国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首先我们要认清，美国不是一个全能的国家，它也不是一个全知的国家，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掌握在美国手里。中国没有必要贬低我们在知识生产上的能力。

但是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美国无所不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美国的影响，尤其对中国而言。毕竟美国是我们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发动的贸易争端，对我们经济的影响和造成的问题是不可忽视的。

特朗普搞的是新孤立主义政策

如果对目前特朗普的政策追根溯源，可以认为，特朗普基本上是回归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路线，我称之为“新孤立主义”。客观的看，孤立主义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前，美国基本上是一个孤立主义的国家。

回顾美国的历史，从1776年美国13个州宣布独立，美国开国领袖就制定了“不干预、不结盟”政策。1870年，美国经济总量与英法德拉平，直到1912年，美国大陆48个州完成政治整合，这里面通过战争、通过赎买，以及各种各样的活动，可以说孤立主义是它完成政治整合的一个必要的条件。美国很好地利用了当时欧洲内部的纷乱，完成了自己的政治整合。

我们现在看特朗普提的“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这个口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威尔逊参与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提出的，它的含义是说，首先要照顾我们美国的利益，不去参与欧洲的战争。这是他当时对选民做的一个承诺。当然他当选之后，于1917年抛弃了自己的诺言，在大战的最后阶段参与了战争。

二次大战初期，“美国第一”的主张仍很流行，但“珍珠港事件”改变了一切，美国彻底参战，不仅参加欧洲战场，而且参与了亚洲战场。这是美国参与的最大的战争，也是迄今为止历史上最大的战争。此后美国彻底摆脱了孤立化的状态，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们看到了联合国、看到WTO、世界银行等等，这是一个美国主导全球化的时代。

进入后冷战时代以来，美国又逐步进入了一个再孤立化的过程。再孤立化不是从特朗普才开始，奥巴马已经是孤立化的一个前奏。奥巴马要搞两洋战略，一个跨太平洋协议，一个跨大西洋协议，大西洋协议要排除俄罗斯，太平洋协议要排除中国，这个已经是某种在WTO之外建立一个相对孤立的经济构架的努力。

特朗普上任没几天，就把TPP给取消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贡献。我们没有必要像美国一些人那样哀叹如何如何，对中国来讲，单独对付美国，比对付在美国主导下的一些国家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局面要好得多。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

我把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做了一个简单概括：对内叫“供给侧释放”，要释放美国的工业产能，特别是能源产业。在对外政策上叫“供给侧干预”。这是他发动贸易战的一个根本理由。他的供给侧干预有三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是广泛的贸易战。目前最大规模、最集中的当然是针对中国，已经成了热点。它对欧洲、对加拿大、对日本都还引而未发，现在墨西哥好像妥协了。

第二是在特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干预。11月份对伊朗的制裁开始生效，这里的一个要点，就是要限制一个主要的产油国的供给能力。

第三是削减大面积的政治和军事干预。特朗普现在还做不到为所欲为，如果按他的想法，那么应该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他认为这是赔钱的买卖，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有趣的是，特朗普上任快两年，发动了三个军事行动，两次在叙利亚，一次在阿富汗，其实都是非常节制的，没有造成大规模的人员伤害，在军事上他是非常谨慎小心的。

2017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是2.3%左右，今年第二季度预计达到4%。不久前特朗普在联合国说，他成就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届政府。这个话有一点过，因为没有一个总统可以拿一个季度的增长说事。但是在它的经济数据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这几天连续在3%以上，这对经济来说，应该不是一个好数字，它的影响可能还有发酵的机会。

在货币政策上，特朗普有一个异人之处，他在同时追求两个不相容的目标。今年初美元指数已经两次接近88.5的底线，也就是危机点。但是当时姆努钦财政部长说，低美元有利于我们的经济发展。而当天下午特朗普就驳斥他，说强美元才是美国需要的。所以目前美元的趋势是在95左右，这不是很低，也不是很高，比起去年102、103的幅度降了很多。

理解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有这么一个关键点，他打贸易战是希望维持一个较强的美元（不一定是强美元），同时加强出口。他不希望通过大幅度的美元贬值促进出口，而是通过政策性的、施压性的方式进行贸易干预，他不希望美元大幅度下跌。这也是目前贸易战的一个根本点。

关于特朗普为什么要发动对华贸易战，美国有一些比较权威的人士给了这样的解释。特朗普心中有四个基本的算数。第一，就是美国对华进出口为负值，对GDP的贡献也是负值。因而对华贸易消减的话，不会对美国GDP造成损失。第二，他认为非常容易赢得贸易战。赢得贸易战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对方的损失大于自己的损失。第三，美国白宫内部流行着一种制度优势论，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书正成为白宫里的“新圣经”，他们认为现在正处于犹太基督教式的资本主义战胜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关键时期，这是美国人告诉我的。第四，“中国崩溃论”的信念。白宫里很多人相信，这一场贸易战可以让中国的制度，从经济到政治都发生崩溃，从而中国不得不跪下投降。

是美国目前的几个算数，也是特朗普总统的几个算数。

                                             （编辑  季节）

贸易战的影响不能仅看当期

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意大利接受采访时说，根据他的研究团队的计算，贸易战对中国GDP增长的影响小于0.5%。

我觉得这个判断有局限性。如果仅仅从对贸易、对GDP增长的影响来说，从当期来看是成立的。但这个计算可能忽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投资的不确定性，贸易战对未来的影响将会涉及到多个方面。中美贸易总共有5000多亿美元，特朗普说要把中国对美国进口的全部数额都增加关税。这可能只是一个威胁，因为在他国内反对的声音也很多。但是不管怎么发展，在考虑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时，不仅要看它对当期贸易额和对GDP增长的影响，而且要看由于它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将对很多方面的投资产生影响。最近有一个报告，提到日资企业已经不再进行新的投资。所以从发展趋势看，“小于0.5%”这个判断恐怕是很不全面的。中美关系已经不能再用以前的判断“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而是正在面临一种质的变化。事情已经在发生，不能只是看当期。

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个贸易战没什么了不起，因为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全球供应链。1990年以后，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全球生产方式有一个大的变化。以前在讨论国际分工的时候，包括所谓比较优势理论，它都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国际分工基本上是多种产品在国家之间的分工。1990年以后，国际分工的格局产生了明显的变化，成为产品内不同加工环节之间的分工，而不仅是产品在国家之间的分工。比如苹果手机的制造，必须进行内部不同元件的分工，不同元器件在不同的国家生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成立。再比如半导体，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元件大量增加关税，其实等于美国对自己的企业增加关税，因为大量的半导体元件是在中国的中美合资企业生产的。美国的汽车零部件进口大部分来自墨西哥。

根据这种全球价值链的观点，一些人就认为贸易战并不可怕。他们认为美国不可能向自己的企业征税。确实美国很多跨国公司坚决反对对中国征税，这次美国政府征求意见时反对意见也很多。 

    生产方式的新变化带来的影响

奥巴马担任总统的时候，曾经对苹果总裁蒂姆·库克说，你为什么不把中国苏州的苹果制造厂搬回美国？苹果最大的生产基地在苏州。奥巴马说，希望你能把它带回加利福尼亚。库克说我不是不想搬回美国，但是如果美国能够有8万名现场工程师，我就搬回来。根据蒂姆·库克的说法，这个现场工程师不是说一定要有博士学位那么高深的理论知识，他是有技术操作经验和现场管理经验的工程师。这8万名工程师在苏州有，而在加利福尼亚就没有。这个产业链所需要的这么多种专业的技术人才，美国本土绝对不可能提供。20世纪90年代时，比较极端的崇尚全球化的人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就是全球的设计商，就是搞高科技设计，制造业生产全都移到世界其他国家，那么转移到中国当然是首当其冲。实际上生产方式发生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从原来的所谓福特主义转变到后福特主义。德国说的工业4.0也是一种后福特主义。其核心就是表明，复杂产品的设计、制造，包括销售等环节是有内在联系的，不能够完全分开。

比如说，如果美国只是一个设计中心，新的生产方式就要求设计和制造现场要经常互动，根据用户反映和制造中发生的问题，迅速地反馈到设计。当然即使在有关各方的距离很远的情况下，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做到。实际上这种生产企业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企业，所谓的科斯定理要把企业和企业的边界搞得很清楚，现在这种界限也不那么清楚了。现在后福特主义认为，实际上企业和周围大量的供应商、制造、设计等环节有紧密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他想把产业链转回去的努力，我认为不能够低估。这个产业链是否长期依赖中国？我们要充分注意到可能的变化。

全球供应链的转移还是中期的因素，比较短期的因素就是中期选举。特朗普一定要争取共和党的胜利，所以他要更进一步地威胁向中国全面征收关税。

在美国选举中比较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这个词已经不那么忌讳了。桑德斯2016年在竞选演讲中公开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现在这已经公开地作为选举演说词。比如几个月前，纽约有一个资深的民主党众议员，在民主党内准备作为替代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人选，结果在纽约州竞选时，被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孩给选败了。而且这个20多岁的女孩明确说，她就是社会主义者。从这里可以看出不确定性。

在“斗而不破” 中做全面准备

我认为中美关系正在发生质变，不是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但这个质变的性质，我认为它还是“斗而不破”。在这一局面下，我们要做多方面的准备。一个很重要的消息是，近日中国商务部正式批准埃塞俄比亚大豆通过了所有的进口检验，埃塞俄比亚大豆的质量问题值得一提，因为它原来主要是喂牲畜，就是作为饲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做好全面的准备，保持“斗而不破”，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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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中东等不少国家发动“经济战争”，将其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零和世界观”转化为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具体行动。这场战争渐从“嘴炮”演变为实际的“利炮”：关税战、技术战、货币战、禁运战乃至舆论战。总之，特朗普政府亟图赢者通吃：赢得每一笔经济交易，每一次外交博弈及每一次地缘政治对抗。

按照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的说法，2018年标志着“一场不同类型战争的开端”。英国牛津大学专家乔治·马格努斯认为，美中经贸摩擦绝不是一场普通的贸易纷争，未来或将继续加剧并波及更多领域。

美国发动“混合战争”的意图很明显：力图制造他国经济萧条、打压他国金融市场，迟滞他国经济增长、技术和产业的进步，进而将美国政府的利益观、规则观和安全观强加于各国，诱压对手遵循华盛顿的产业、贸易、金融及地缘政治规矩。

目前，“混合战”已波及产业、贸易、科技、金融、能源、投资、军火贸易乃至人文领域。美国在“混合战”中使用以下五类工具：一是利率、关税、汇率、补贴；二是制裁、拒签、连坐、驱逐；三是禁购、禁售、限入；四是退群、毁约、断援；五是捏造谍情、谣言及挑拨离间等。

关税战常与产业战相伴，目前关税战时打时谈，逐渐升级；货币战常与技术战和禁运战同步，汇率战漫天要价，虚虚实实。从美国政府的言行看，关税战是守城，产业战是攻坚，货币战是抽薪，能源战是断粮，技术战是去根。总而言之，不择手段，层层加码，全面封杀。

美国的打法是极限施压，猛击对象国的软肋、短板或命门、死穴，以将对手“逼入困境”，迫使对手签城下之盟，收最大政治经济效益。为配合“战争”，特朗普政府开发了不少“脏弹”与“烟雾弹”，大搞舆论战、心理战及谋略战。例如抹黑中国干预其中期选举，为实施新一轮制裁寻找籍口。其矛头指向关乎美国经济地位的先进制造业、高科技产业和金融命门，竭力将崛起中的“战略竞争者”扼杀于“将强未强”之中。

“混合战争”具有推动目标国变色易帜的政治性，是冷战之后国际政治博弈的新现象。其实质是大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它所认定的战略对手不论姓“资”姓“社”，只要科技创新与制造实力逼近或可能超越美国，在它看来就是威胁了自身的安全，就要全力遏制。9月20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被问及中俄孰对美国经济和战略利益构成更大威胁时，蓬氏毫不迟疑地回答：“若要论及谁威胁美国人收入、威胁到美国经济增长，难么中国肯定是美国最大威胁。”

美国媒体透露，特朗普政府为限制中国对美投资，正研究在“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之外，设立新的平行机制，以专门处理中企在美投资事宜。此外，特朗普或引用《国际应急经济权力法》，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经济紧急状态，以便于总统可以动用更大权力，限制中国企业对从航空航天到机器人等领域的美国企业的投资或收购。

部分美国学者也承认，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发生质变，出现“频谱偏移”；“决心在更广泛领域”，“多条战线加强施压”。其政策目的，“已扩大到要中国对其政策作出长远的结构性改变”。白宫鹰派“还有一个更大野心：将供应链从亚洲转移到美国本土，将中美经济体长期分割”。

御车者知地险，操舟者观水势。经过此次中美贸易投资及技术摩擦，并分析“混合战争”的动向，中国的学者应能从中体悟到关乎总体国家安全的真知。

一是跨国产业链千“环”百“链”，维护供应链安全任务艰巨。从中美国力发展竞争趋势看，不排除美国推动部分西方国家建立“巴黎统筹委员会2·0”的可能。

二是金融市场稳定不容小觑，新兴市场国家应加大对美联储退出“量宽”政策后遗症的诊断，增强货币政策主动。

三是夯实制造业基础乃货币稳定根本，应力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信息技术、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四是扩大资本和商品市场开放，以中国的长期增长潜力抵消贸易争端短期冲击，通过培育与美国竞争对手的经济关系，逐步降低对美国的经济依赖。

五是端正“心态”，坦然面对。明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这组关系何去何从，需再作历史性选择。

（编辑 碣石）

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特朗普？我有一个比方，从长期来看，特朗普对中国是一剂良药。良药苦口，刚开始喝的时候一定是非常苦涩，而且还会有一定的副作用，需要去适应它。但是面对未来的国际形势以及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他将让中国非常清醒，丢掉幻想，而且被逼着必须做最坏打算，做一些预案。这种警惕或者忧患意识，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不可能去淡化它或者装着没事。

中美关系的一些思路要修正

过去几十年来形成的对中美关系的一些观点、思路，现在看起来都有必要修正，甚至要抛弃了。比如说“经贸是压舱石”，或者是“斗而不破”，或者是“好不到哪去，也坏不到哪去”，现在看起来都得修正。中美关系从中长期来看，这不仅是一场贸易逆差的问题，也不完全是把制造业驱赶回美国或者是可以增加美国蓝领就业的问题。问题的实质，还是中国已经发展到了这个位置，然后表现出来的制度自信，以及对于区域和全球问题展现出来的有比较长远目标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美国人就受不了。美国觉得我们这个“老二”看起来有很大的机会，很大的潜力，甚至要取代美国的地位，至少已经开始平起平坐。为此美国宁愿牺牲短期的经济利益，不惜跟中国全面叫板。

本来，中美关系曾被美国学者比喻为“连体婴儿”。中国提供了大量价廉物美的制造业产品，让美国人民长期享受低物价、低通涨的好处，使美国的中产阶级和中下阶层能够维持很高的购买力。然后中国赚了外汇又来买美国国债，让美国长期维持低利率。美国在这样的一种关系里其实是占尽好处的。而它现在宁可割舍这些经济实惠，显然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算盘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战略围堵、战略遏制。所以我认为，中美今后从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可能它不限于贸易，也不限于投资、科技、金融、网络等等，乃至于在特别的战略敏感的议题上、热点上出现局部性的碰撞，包括南海，包括台海，看起来都不能排除。

现在美国的国会其实已经形成了对中国的一种类似宗教热的仇视和敌意，而且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是基本一致的。在国会只要有人联署这类议案，很快就都是两党共同联署。这个氛围已经非常清楚，就是把中国当作一个头号的对手，最潜在、最大的一个威胁，我觉得这样一个看法已经形成了。我们也不要对美国的中期选举抱有太多期冀。

过去对中国比较友好的人士，包括在华尔街和很多跨国企业有影响的人物，现在在这种大的氛围之下，当然不敢轻易表态。另外他们也很困恼，以前这些人一方面跟中国的高层有很好的沟通渠道，同时也能和白宫通气，在过去一年里也都断了联系。

中美贸易战不会短期收兵

总而言之，贸易战短时间之内就会很快鸣金收兵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在这样一种大的判断之下，我认为特朗普这盘棋不可能下得很好，他这个班子没有什么章法。但是从他的角度来讲，犯点错也没多大关系，因为国家大、底子厚，就是乱棒把你打昏、把你打错了也没关系。他基本就是这样的，非常强势。但他没想到，中国已经不像当年“广场协定”时的日本，吓唬他两下就退让了。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前，美国以前碰过的所有经贸对手没有不被他吓退求饶的，它还没有碰过真正的对手。

中国要有新的布局

美国自己也需要全面考量和认识，在这个过程里，美国经济有哪些环节是它的虚弱的地方。它在很多方面享受中国供应链中价廉物美产品好处的不同阶层的消费者和企业，它们的忍痛程度会有多大，这些都是一些变数。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要做最坏的打算，同时要继续推进、加强跟美国以外其他地区的经贸、科技等各方面的合作。第一个是以欧亚大陆作为依托的新的全球化布局。当然美国可能会从旁捣乱，不管是多边的合作框架也好，或者双边合作框架，在心理上要有绕过美国的准备，包括在金融、贸易、能源、互联网等方面。我们现在是要加紧脚步做这些事情，使对外经济打开新的格局。在美国手中控制的、对我们来讲是咽喉跟命门的要害环节，都要有应急预案和替代机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多边体制、全球治理体制中最重要的支柱之一，而且相对来讲是最牢靠的，这个作用中国要发挥得更好。关于WTO，美国想退又不想退，它想在里面对WTO规则做一个比较大的改变。退不退群是它的事，而中国要花很大的精力来做自己的事。要取得跟欧盟、日本、韩国乃至印度和金砖五国这些多边体制的一致性。不仅是WTO，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都面对一个潜在的危机，因为这一轮SDR的配额的检讨正在进行，它要检讨的方向、指向已经很清楚，就是美国和欧洲、日本必须减少配额比率，将更多的配额让出来给新兴市场国家，因为它的经济板块和份额，已经跟IMF中的配额和比重不匹配了，但美国一直从中作梗。

中国首先要把自己的体制做一些调整，要加强自己的软肋，保持自己经济增长的动能，有效控制各种金融风险，这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根本的。

我觉得中国体制有自己的一些优势，但各级的地方领导要有更强的胆识去推动地方制度改革的试验，或者对地方的经济发展做些更有力的推进。中国有很好的能够带动自己经济发展的体制优势，不要让它弱化。

另外，中国的金融体制和实体经济中存在很多脱钩与矛盾的问题。尽管央行常常不得不放水，但这些水最后是不是能够滴灌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实业上，或者让很多企业愿意进行中长期投资，进行升级，跨入新的领域？如果没有很好的融资机制做后盾，就很难支撑我们的经济向一个稳定的、有活力的高质量型增长模式转型。

最近我碰到一些台商，他们也在苦恼，因为他们的产品列入了美国下一轮2000亿美元出口产品征税清单。他问我该怎么办？我向他们建议，只要跟你的美国客户是长期供应关系，而且在你这个特定的产品领域里面份额很大，你可以放心，他的订单一时之间绝对转不了。他当然希望你吸收一部分关税，但是你应该坚持，因为按通常的国际贸易惯例，合约都是这样规定的：即关税由进口方（买家）承担。你应该劝他，可以通过涨价来吸收关税，而不是反过来剥供应商一层皮。关税本身和美国的很多物价以及通涨的作用关联很紧，传导机制很快，很快会在沃尔玛等大卖场反映出来。这会让美国很多过去切实受惠于中国的紧密经贸关系的利益攸关者，开始把他们的不满和反对态度表达出来。也许不见得马上逼着特朗普要改弦易策，但是国会就会帮他开后门，事实上国会已经开了很多后门。国会最近通过的这些关税法案给他们豁免的也很多，这样贸易战打起来就有一点雷声大，雨点小，这个对缓和形势也有帮助。

还有一些劳动密集型的、最后组装或缝制阶段的这些生产活动，也可以做一些好的规划，让它的一些产品分别出口到越南、印尼、印度、非洲等等。主动做一些规划，然后让类似的产业以及跟它搭配的这些厂商能够有序地往外多出口。而且贸易出口品种可以转型，国内厂商可以转而提供这些加工业所用的机械装备，或做高价值零部件的供应者。日本过去就是这样做的，把他的低价值加工环节转移到东南亚，但日本还是出口附加价值最高的部分，只不过利用他们海外比较低的劳动跟土地成本进行最后阶段的组装，这也避开了跟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

                            （编辑  季节）

混合战争理论的提出

1989年以来，世界上发生了十几场战争，这些战争实践令整个战争样式包括武器装备、作战样式等，都发生很大的变化。

1991年海湾战争，给人们带来非常大的震动，因为在这之前，打仗还是停留在大规模作战样式，还是二战时期那种情况。而海湾战争只有38天轰炸，最后100个小时地面战就解决问题，充分显示了现代化战争空中化的特点。

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美国军方给国会做了“航空兵与导弹兵1”的报告，战争完全变成空中化了。2001年“911”之后出现了全球性的反恐战争，其中有代表性的阿富汗战争，就体现出特种兵作战加上空中打击的一些特点。2003年伊拉克战争也是这种情况。

除美国以外，俄罗斯的几场战争也是很重要的战争实践。像俄罗斯“车臣战争”、“格鲁吉亚战争”、还有发自克里米亚的“俄乌战争”。

在“俄乌战争”中，西方研究者发现，俄罗斯出现了一些穿迷彩服的“小绿人”。他们不戴军衔，看起来不是正规部队，他们判断这是俄罗斯提前深入的特种部队。根据俄罗斯的战争实践，混合战的理论就更多地受到关注了。

在这十几场战争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比如说全球反恐却越反越恐，有很多的事情解决不了。第二个就是拥有超代次军事技术优势的一些国家比如美国或俄罗斯，对于比较弱小的国家却很难获得胜利，他们似乎能控制局面，但很难达到自己的战争目标，而且安全成本越来越高，超出了国家承受能力。这使战争实践推进有了进一步发展。

在战争实践中，也有一些思想创新。对于西方来说，“我们是如何赢得冷战的？”这已经有很多理论总结；另一方面“我们将如何面对今后的热战？”他们也有很多新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很多新的战争理论，比如信息化战争、网络中心战、第四代战争、远程精确打击战、震慑战、第六代战争、空海一体战、无人战争、多域战、混合战、智能战、动态战等。

提出这么多的战争类型，我认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技术突破为核心来冠名的战争思想，比如说信息战或者无人战争，它都是由信息技术或智能化技术支撑的战争，它更多是以技术突破来命名的，其特点是建立更具杀伤力的军事力量为目标。第二类就是以领域的组合扩展为特点来命名的战争思想。另外就是把这两类混合到一块儿的，通过融合不同技术、不同时空、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对抗方式进行战略塑造，设计战争，然后实现总体安全目标。大概是这么两类，再加一个混合。

美国传统的作战思想，在遇到各国军事技术和作战思想发展的情况下，他们就有所改变，设计出空海一体战。然后把军事的各个领域“陆海空天电网”组合在一起进行，称之为“多域战”。

兰德公司比较超前一点，它提出了“美国怎么打政治战”的问题。兰德公司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它说美国需要改变过去过于依赖军事战争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接连遭到失败，应该积极建构政治作战能力。比如非常规的政治、远程外交、包括像“颜色革命”之类舆论影响，包括秘密政治行动。

美国的困惑是，他们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但是仍然没法赢得战争。这就归结到战争为什么打的问题。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列宁把这个话普及了，但是现在遭到一些人的质疑。我们发展技术的时候，容易陷入单纯技术的迷思中间，就不知道为什么打仗了。实际上，任何战争背后都是有政治目的的。美国现在开始回归为什么而战的问题，这是他们的一个反思。又比如，美国国际战略中心今年提出一个报告《21世纪的冲突，从军事革命到军民革命》。报告提出，光是军事领域不够，要有更多领域、更多要素进入战争，战争的军事界限被打破，颠覆性的技术引发了军事革命，但是也把社会的力量、要素融入到战争中间去，这就会发生军民革命。这和以前鲁登道夫讲的总体战概念是不同的。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的想法，是把所有的社会资源向军事领域集中，而现在的军事思想是要把全国所有的资源集中，进行国家之间的博弈，包括军事资源也是所有资源的一个部分。这就是混合战的趋势。

什么是“混合战”？按美国人标准的讲法是“混合战争”。一般认为这是2007年由美国的一个军事专家弗兰克·霍夫曼首次提出的，这个理论认为，由于全球化影响和技术扩散的原因，传统的大规模常规战争和小规模的非常规战争，正在逐步演变成一种战争界限更加模糊，作战样式更趋融合的混合战争。就是模糊的战争、模糊的参战方和技术应用。

“混合战争”的定义反映出美军对近年来多场战争的总结，是美军近年推出的诸多战争理论之一，体现出美军对于未来作战思想的思考。“混合战争”反映出美军作战思想的一个趋向，就是突破领域的界限，融合多种手段。这个“混合战争”、“混合冲突”的概念已经被纳入到美国国家军事战略中，在2015年的这个报告中，就把“混合战争”写进去了。其直接原因是，他们分析，2014年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就属于一种混合战争，而且俄罗斯就是这种“混合战争”威胁的代表。在那个报告里，把常规战争、非常规战争及中间交叉混合的战争并列，介于常规战争和非常规战争之间。

弗兰克·霍夫曼分析了混合战争理论的四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就是弗兰克·霍夫曼和与他合作的时任海军陆战队中将马蒂斯（现在的国防部长）。为什么最近这一段时间美国军方对于混合战讨论的比较多，可能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个来源是我跟乔良1999年写的《超限战》，认为相对于美国在技术方面的优势而言，发展中国家可以用超限手段，将多种战争模式、力量结构、采用方法结合在一起，来克服自身现有的和潜在的军事劣势。他认为超限战是混合战争的东方版和亚洲版。他提及我们《超限战》中的一些话，就是利用各种技术在战场以外获得战场上的胜利。从2006年到2009年，美国海军国家实验室和霍普金斯大学的国家战略研究院连续四年开会讨论反超限战。

第三个来源就是俄罗斯。俄罗斯现在对于混合战争分为三派，一派是否定的，以原来的国防部长为代表。另外有两个比较激进的派别。一个是西夫科夫，他认为俄罗斯有强大的核威慑力量，因此针对俄罗斯的地面进攻是不可能的，俄罗斯所面对的威胁是混合战争。而且“混合战争”可以跨越核门槛，能够摧毁哪怕是在军事方面最强大、而且拥有强大核武库的一个国家，他是比较激进的。另外，他们总参谋长的看法是，战争的规则已经改变，利用非军事手段达成政治目标的重要性增加了，应该对此加强研究。相对来讲，他比较中性一点。在行动上看，西方普遍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用的就是“混合战争”的方式。而我们的看法，真正用这种方式最好的还是美国。

第四个来源就是美国“9.11”后的军事实践和安全实践。美国一位战略学家弗雷尔建立了一个观念：在混合规范的常规状态下自然条件总合起来，可能形成一种能力的结合，给美国的安全造成威胁。他把这些观念糅到了美国的一些国家报告中，就是采取非对称的研究方法，研究混合型的偶发事件对于美国安全会造成什么影响。

关于美国混合战的实践

我认为，美国在混合战方面，实际上是早已实施过的，搞垮苏联就是一次混合战的实践。只不过他们不说，或者说那个时候还不够自觉。我看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写的一本书，讲里根政府是如何搞垮苏联的。书中前言讨论：苏联是自杀的还是谋杀的？结论是谋杀的，一个大国不可能通过自杀就完全解体。这场谋杀是一场无声战役。书中详细罗列了里根政府是如何打击苏联体制的，一共讲了七点计划。

第一，隐蔽手法。1980年波兰的动荡，是有美国在财政、情报、后勤方面支持波兰团结工会，以确保反对派在“帝国”心脏得以生存。除了财政支持之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还请教皇的特使带了先进的通讯器材去波兰，送给团结工会。那时教皇是波兰人保罗，教皇特使入境是不受检查的。这样，当警察去抓团结工会的人的时候，他们事先得到消息就躲起来了。

第二，在财政和军事上支持阿富汗抵抗组织。书中专门讲到他们出口一种射程非常远的狙击步枪，让这些游击队员能够狙杀苏联的现场指挥官，打死了好几个将军。

第三，跟沙特阿拉伯配合合作，压低油价，减少苏联外汇收入。在制订这个计划的时候，他们请华尔街的金融家分析苏联的经济情况，做了一些设计。金融家认为苏联的经济情况很好，但不是没有缺陷。于是他们要金融家提交秘密报告，金融家在报告中认为，苏联经济高度依赖硬通货，因为苏联与经互会国家形成了一种伞形的外汇担保机制。而苏联的外汇来源非常单一，就是靠卖石油。所以影响它的石油出口就会影响它的外汇收入，进而影响整个经互会组织体系。然后他们又设计了操作方式，美国要求沙特压低油价。当时1985年石油是30美元一桶，1986年降到12美元一桶，这明显不是市场行为。这样，沙特的石油收入一年大约损失150亿美元。怎么给它补回呢？中央情报局答应向沙特提供美元外汇市场的情报，在调整美元汇率之前情报局先透露给沙特，这样沙特可以变动其美元资产来获得回报。通过美元汇率的情报，沙特赚得150亿美元以上的收入，填补了这个空白。

所以说，国家间的混合战没那么“市场”，它是违背市场规则的。我们讨论这些问题必须有这个前提。你说这“违背了市场规则”，但人家早违背了，你照着干就行了。

第四，就是发动一场“圆滑、精准”的精神战，以此影响苏联决策层。

第五，就是包括秘密外交在内的全球战，减少苏联获取西方高科技的可能。

第六，是发动假情报战，破坏苏联经济。比如当时苏联要修一条让从西伯利亚到欧洲的输油管道，中间需要加压站，加压站的叶片是从美国进口的。苏联一直想盗窃它的技术情报。于是美国故意泄露这些技术情报，其中大多情报都是真的，只有一个，就是叶片的角度的参数是假的。他们把这个东西塞到真情报里去，然后苏联就按这个技术资料去造加压站，结果加压站不起作用，使它的石油输送和出口受到巨大影响。

第七，实施一种进攻性的、高科技的国防建设，把对手拖入昂贵的军备竞赛，也就是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

这七条，散布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总统签署的一组国家安全决策指示文件中，具体的执行者是中央情报局的凯西，包括国防部长温伯格等。

上述是第一个例子，苏联解体基本上是被谋杀的，当然实际上更复杂一点，也有自杀的成分。

美国混合战的第二个实践，是金融战演习。2009年3月17日到19日，美国国防部在应用物理实验室进行过一场全球金融战演习，这是第一场，后面还做过。他们最初的想法就是审视全球金融活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寻找金融领域的“苏伊士运河”和“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金融的瓶颈所在，为此做了三年的准备。其中还特意谈到，《超限战》中说金融战以其动作隐蔽、操控灵活、破坏性强的特点，成为举世瞩目的超级战略武器。

演习设定的场景是，某国利用一批黄金在伦敦创办了一家新银行，然后以这笔黄金做抵押发行一种新货币，用于结算其石油天然气交易。分六方进行推演。其中提出三个课题：第一，俄罗斯利用这种方式攻击美元体系；第二，朝鲜经济崩溃对于全球金融的影响；第三，中国台湾出现支持台独的领导人，然后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对于世界金融体系的影响。演习中的金融手段，包括非法预先交易、搭建借壳公司、内幕消息、流言、误导性的“粉饰行情”、逼空、操纵市场、制造骚乱、抛出安全议题、施加军事压力等等。演习的结果，美元体系遭受强烈冲击，全球金融市场广泛混乱，世界经济出现危机，多国包括美国本身都发生严重骚乱。

此后，美国又组织过各种超越军事领域的演习，包括太空战演习，它都是跨领域的。

第三个可以作为实践案例的，就是最近班农透露的对华经贸战的超限战的信息。班农说，在特朗普上任之前，他告诉特朗普，中国一直避免跟美国进行动能战（主要是军事方面），但是中国却在跟美国进行信息战和经济战。特朗普同意他的观点，也决定要用里根在经济上拖垮苏联的方式与中国进行竞争。这也是我为什么介绍他们拖垮苏联的七条，特朗普在贸易战中一定会将多种领域的手段结合，以此赢得压倒中国的胜利。

                军事和非军事手段组成国家博弈新工具

讲到混合战，就讲到了超限战问题。我们发现，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的组合，能够成为国家博弈的新工具。我们在《超限战》第二章中间罗列了一些新形态的战争，然后中间讲到了贸易战。这是1999年写的。如果贸易战在1999年的时候还是一个形容词的话，今天它已经成了实实在在的、正为许多国家运用的非军事性的战争，特别是在美国人那里玩的得心应手、炉火纯青。比如说它的国内贸易法的国际化运用，贸易壁垒可以任意建立和打破，包括WTO也是一样的。信手拈来的贸易制裁、关键性技术的封锁、301条款、最惠国待遇等等，它给国家造成的这种破坏性效果不亚于军事行动。

因此，在国际政治领域中，贸易战与混合战是能打通的、跨越领域的博弈，这是已经存在的战争现象，正在成为国家和国际政治博弈的重要趋势。以前可能不那么自觉，以后会变得越来越自觉。中美两国之间的博弈，作为国际政治领域的博弈范围之一，也是跨领域的博弈。我们必须接受战争变化这种现实，认真研究应对方法。

孙子在《九变》中讲，“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你别管它会不来，一定要准备它来，“善战着，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2014年国安委的第一次会议，阐述了我们国家的总体安全观。其中提到十二个领域的威胁、五大要素、十对关系。我们应该以这种总体安全观来应对这种跨领域的威胁、应对混合战争的威胁。要避免单打一、简单化，坚持多手对多手，通过全面、总体、长期、复杂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安全博弈，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创造需要的安全环境。这就是我们基本的应对之法。

（编辑  季节）

精彩句子：

混合战争是全球化和大量新技术创新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战争形态。在核大战难打、国际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这种烈度相对低、效果更好的混合战争正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一种新方式。

美国目前的战略决策者对于混合战争有高度的认识，中美贸易战存在着发展成为混合战争的可能。我们在中美博弈中间，要以总体安全观应对，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以体系对体系，以混合战对付混合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