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与诸位讨论的问题，简单来概括就是“宣传媒体化”和“行政公关化”。具体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态，有越来越多媒体逻辑和公关逻辑的介入，从危机应对到舆情调查，从国家形象到城市品牌，从政府公关到新闻发布，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热词，也是近年来，尤其是奥运年之后，各级政府宣传工作的重点。当我们的行政部门日复一日地疲于应付舆论的挑战，或者乐此不疲地在商业媒体中拓展影响的时候，最好也应该冷静地反思一下这些势不可挡的媒体思维、公关行动，到底给我们的行政司法过程，给中国的政治生态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提到行政工作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曾经引发争议的小例子可以与大家分享。2012年，在微博的影响力达到顶峰的时候，有一个叫杨锦麟的电视主持人，也是微博大V，去杭州参加活动。他下飞机后叫出租车，据说被司机多收了钱，于是立刻发微博吐槽。由于粉丝量众多，这条微博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令人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些时候，杨锦麟的微博又有一条更新，说杭州市的某副市长亲自给他打电话，郑重向他道歉，并表示要立即协调处理。而且，杭州市的市委书记也对此事做了专门批示。

著名媒体人在微博上的几句牢骚，能惊动拥有近一千万人口大城市的主要领导，让他们放下手边关系民生安危的其他任务，专门问候和处理，如何去解读这样的现象？我用一句话来概括，不知道是不是恰当，那就是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媒体挟持行政资源的年代”。

有这么严重吗？如果说市长道歉和市委书记专门批示还不算对行政资源的挟持，那么可以看看很多更敏感的领域，比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领域、公共卫生领域，以及环境、治安、市政交通等领域，由于这些工作关切着城市中产的生活质量和安危，容易产生大范围恐慌，所以一旦出现危机事件，不管是真问题还是假新闻，都会牵动整个行政系统的力量和资源，几乎到了防不胜防的程度。当然，媒体舆论监督对于行政权力的正常运行和危机预警会有积极作用。然而，现在政府部门普遍面临的挑战是，真相还未确证、问题还未查清、处理方案还未讨论，就要面临媒体舆论给出的“结论”和接连不断的责问、审判。有一位长期从事公共关系培训的朋友对政府危机应对的时间压力有这样一段总结：“十几年前的培训班讲的是三天内给媒体交待，奥运会那年说六小时给媒体回应，现在是四十五分钟就要进入全面公开与互动状态”。

可以想见，在这样的压力下，媒体公关技巧和危机应急自然会代替调查协商成为公共事件中政府部门的第一要务。我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有些地级城市的领导班子，会因为一个环境污染的传言和媒体的后续报道，放下手中所有的政务，全面动员，第一时间赶赴事发地点，不计成本地参与“战斗”，甚至很多新闻通稿都是市委书记点灯熬夜、亲手拟定的。为了应对媒体，真正留给行政干部调查协商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稀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对媒体的认识都建立在规范性的职业伦理和社会功能角度上，比如，社会公器、舆论监督者、民意代表等等。然而，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传播，都有其自身的经济运营机制，在商业化程度如此之高，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我们凭什么相信行业伦理能够规范媒体和媒体人，让他们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而不是吸引眼球以获利的角度来行使权力呢？退一步说，杨锦麟们利用网络舆论监督市政运行，这或许有积极意义吧，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政府行为如此紧跟媒体的注意力，将对公众利益形成什么影响呢？

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政府部门在舆情监测和危机应对上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舆情监测行业、数据分析行业和公共关系培训行业都因此成了暴利行业。可以想见，杭州市副市长能够很快获知媒体人的遭遇，也许就是政府斥资搭建的舆情监测平台发挥了作用。更极端的现象是，有些网络营销公司和舆情调查公司已经逐渐勾连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上下游通吃，一边鼓动谣言、发动水军，借机营销；一边为政府提供监测服务和联系删帖服务。而在行政系统内部，那些掌管网络信息的部门由此也获得了巨大的权力，成了其他部门于公于私争相公关的对象。由此，一个制度性的舆论商品化态势逐渐形成，它对公共资源的损耗已经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

所谓“媒体挟持行政资源”，还不过是一个行政资源浪费的问题，而我今天想讲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整个行政司法体系的运行逻辑已经逐渐媒体化和公共关系化了。一个简单的现象，就是近几年来政府公共关系培训的火爆。这些培训有理论也有实践，既有案例传授，也会安排在摄像机前的出镜练习，还有演播室和新闻发布现场的亲身体验。我身在北京高校，对这项业务的蓬勃发展有切身感知。诸位来自部委机关，我想几乎没有哪位还没被媒体公关课程轮训过吧。绝大多数这样的培训课程，和我今天讲授的立意刚好相反，他们不是反思媒体化、公关化的问题，而是教给公务人员如何进一步把行政工作媒体化和公关化。有意味的是，他们又总是将亲近媒体的行为贴上“虚心接受公众监督”和“执政透明”的标签。这套思维教给你们什么呢？一个潜在的逻辑就是“媒体受众”等于“人民群众”，面向媒体就是面向群众，官员执政的要义就是要学会怎么应对和迎合媒体，处理好公共关系。正所谓官员要“牵着媒体的手，不离不弃往前走”，政府机构的“形象可塑造、声誉可管理、神秘不是福、沟通要改进”。当然，公共关系培训本身不是根源问题，根源问题在于政府部门爆发了如此大量的培训需求，在于把执政面向的对象从“群众”变成了“媒体”。这或许体现了如今政治生态中无法扎根基层民主，只会注重表面文章的精英化趋势。

媒体应急公关，多少还带有一定的被动性，似乎是一个跟随学习新潮流的过程，然而在当今很多地方政府那里，已经不是简单的应急公关，而是试图把整个执政行为媒体化。这一点最集中地体现在地方外宣系统的各种城市品牌营销和新闻策划上。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成都的宣传体系。无论是危机应对机制还是城市品牌营销，成都的外宣思维和外宣组织可能都走在全国前列。然而他们宣传体系的内部构造直到2012年底李春城落马才浮出水面。随着李被查办，他主政成都时的宣传部长何华章和成都城市形象顾问樊剑修也先后被调查。前者曾经是著名媒体人，《成都商报》的创办者，媒体运营的高手，后被李春城提拔为成都市委宣传部长并在汶川地震后担任城市形象提升协调小组组长。李到省里任职后，何华章又调任遂宁市委书记，最后在这一位置上落马。

让商业媒体创办人担当宣传部长，不知全国是不是只有成都这个特例。这也反映了执政者对宣传的不同理解。而更需引起注意的，是我刚刚提到的“城市形象提升协调小组”，这一机制的成立是一种全新宣传思维的体现。2008年汶川地震后，借着在中外媒体中高曝光率的机遇，成都市委宣传部引进了近十位来自成都传媒集团，具有丰富新闻从业经验的“中层干部”成立这一小组。而在这一临时机构里，除了新闻从业者以及成都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之外，还包括投促委，房管局、旅游局、成都文旅集团等市政府各经济部门以及知名公关公司、文化公司的专业人员。至少有几百名政府工作人员和各路专业人士在参与协调小组的工作，规模相当庞大。这其中，一家名为“阿佩克思达彼思整合营销传播公司”的公关公司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正是刚才提到的，随李春城落马而被调查的成都城市形象顾问樊剑修。他一手操办了“成都震后城市形象提升”、“熊猫故乡”海外营销、伦敦奥运成都主题推广和“成都全球招募熊猫守护使”等众多城市品牌营销案例，是成都外宣项目运营的核心干将。何华章、樊剑修的一路发达，以及他们随李春城落马而接受调查的事实，简直成为一个地方城市“宣传媒体化”、“执政公关化”的经典案例。有报纸在总结李春城执政历程的时候就用“左手施展改革，右手文宣造势”来概括，可见品牌营销、外宣策划已经多么深刻地与执政过程融为一体。我一直奇怪，为什么这个经典案例会被媒体研究者忽视，直到现在还在总结成都外宣的成功经验，而没有梳理贪腐案件背后展现出的重要问题，这真值得反思。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2014-），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副教授（2011-2014）。主要研究领域：传媒与当代中国政治，战略传播与国际传播。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缅怀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追思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风范，坚定不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一】陈云的贡献和生平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云同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就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领导的伟大事业。陈云同志的一生，经历了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是伟大、光荣的一生。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云同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顽强奋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他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投身工人运动，在实际斗争中成长为工人运动领导人。他参加了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

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支持会议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

抗日战争期间，陈云同志担任了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领导制定了“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的十二字干部政策，提出选拔任用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

解放战争期间，陈云同志参加领导东北解放。辽沈战役胜利后，他领导接收沈阳，创造了接管大城市的经验，并领导东北根据地率先开始恢复经济，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为我们党提供了由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宝贵经验。

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陈云同志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杰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同志受命主持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只用不到一年时间，就迅速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稳定了金融物价。他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执行，既注意学习苏联经验，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科学布局，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了经验。

在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陈云同志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创造性地提出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市场调节为补充等重要思想。

他较早发现“大跃进”带来的问题，积极建言，尽量减轻损失。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他参与部署和领导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农业生产，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走出困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3，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陈云同志为我们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卓越贡献。

1978年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和胆识提出，要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必须解决好历史遗留的若干重大问题。他的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积极响应，为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起到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积极支持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支持和推动农村和城市改革，支持从沿海到内地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意识地发挥和扩大市场调节作用，支持探索符合实际、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

他提出改革要不断总结经验，脚踏实地向前推进。他高度重视改革开放条件下党的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持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

他倡导干部队伍新老合作和交替，提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培养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队伍。他支持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陈云同志坚定维护邓小平同志在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同党和人民同心同德。

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陈云同志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确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立的功勋，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

同志们、朋友们！

【二】学习陈云的5种精神

在20世纪中国苦难而辉煌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一大批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优秀共产党人。陈云同志身上表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强党性原则、求真务实作风、朴素公仆情怀、勤奋学习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1，学习他坚守信仰的精神

——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学习他坚守信仰的精神。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陈云同志始终坚守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动摇。陈云同志入党时就认识到：“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要专干革命。”

他对自己选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笃信终生。他说：“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要“终其一生，为他的信仰的实现而奋斗到底”。他在解释什么叫做“奋斗到底”时说，就是奋斗到死。

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陈云同志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他反对“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的观点，明确指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应当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他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更加要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真理，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蚀。”

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得“软骨病”，就会在风雨面前东摇西摆。全党同志一定要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练就共产党人的钢筋铁骨，铸牢坚守信仰的铜墙铁壁，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

2，学习他党性坚强的精神

——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学习他党性坚强的精神。在延安时期，陈云同志就把“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作为共产党员的重要标准。他说：“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担任了9年中央纪委第一书记。他按照从严治党的要求，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加强党员党性修养的有效途径。他指出：“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今天，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全党同志一定要不断锤炼党性，不断加强纪律建设，坚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

3，学习他一心为民的精神

——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学习他一心为民的精神。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陈云同志始终高度重视的问题。他说：“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如果真是那样，群众就会把我们看成强迫摊派的命令机关。所以，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党脱离了群众，就成了光杆子的党，这样的党也是不能存在的。”

陈云同志认为，经济工作应该“首先考虑民生”。他说：“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他坚持“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的原则，强调“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无农不稳”、“无粮则乱”。

陈云同志把自己看成一名普通党员。他说：“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陈云同志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一贯反对特权，反对腐败，对同志公正公平。陈云同志常说：“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

我们的事业崇高而神圣，我们的使命艰巨而光荣。今天，面对艰巨繁重的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全党同志一定要坚持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百姓心为心，努力解民忧、办实事，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汇聚强大力量。

4，学习他实事求是的精神

——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学习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实事求是，陈云同志践行了一生。陈云同志说：“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延安时期，在同毛泽东同志反复探讨怎样才能少犯错误这个话题之后，陈云同志提炼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样一个带有鲜明特点的“十五字诀”。他总结说：“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依靠调查研究作决策，是陈云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每逢重大决策之前，陈云同志总要做大量调查研究，听取多方面意见。他脚踏实地，反对虚夸浮躁、急功近利。他常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

实践反复证明，能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成败的关键。全党同志一定要把实事求是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经常、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努力把真实情况掌握得更多一些、把客观规律认识得更透一些，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打下扎实的工作基础。

5，学习他刻苦学习的精神

——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学习他刻苦学习的精神。陈云同志出身贫寒，只读过小学，但他靠在长期实践中坚持不懈的刻苦学习，具备了很高的思想理论水平和解决问题能力。他强调“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读书，不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断改进”。

陈云同志一直倡导党员干部要学习哲学，认为学哲学是共产党员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少犯错误的关键。他说：“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在陈云同志身上，学习和创新是紧密相连的。改革开放以后，陈云同志不断提醒要解决好创新问题，他说：“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任务。学习是前提，学习好才能服务好，学习好才有可能进行创新。全党同志一定要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自觉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广泛学习各方面知识，做到学以益智、学以励志、学以立德、学以修身。

同志们、朋友们！

陈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他曾经说过：“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20年来，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团结奋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伟大的事业呼唤着我们，庄严的使命激励着我们。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也是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最好纪念。

 

历史是人的自觉奋斗的历史与自然演化的历史的统一，人类历史事件离我们越是久远，它就越接近自然。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既有人祸的内因，也有天灾的外因。张居正的政治浪漫主义改革造成的后果可视为前者，而骤然大幅降温的气象条件，可视为后者。从主观和客观、内因和外因、历史和现实几个方面的综合比较分析明亡原因，才较为科学。

一、张居正改革的教训及其历史比较

中国天气暖冷对其北方部落产生的生存空间的压力是巨大的。学界对气候变化对北方游牧部落的生存条件的影响已有规律性的总结，学者程洪认为：

历史上北方农牧交错带是农业文化与牧业文化多次交替的地区，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研究表明，如平均温度降低1℃，中国各地气候相当于向南推移了200～300km；如降水减少100mm，中国北方农区将向东南退缩100km，在山西和河北则为500km。¹

这就是说，“气候变暖变湿，意味着中国农区向北扩张，宜农土地增加；反之，使一些地区变得不宜农作物的生长，农区向南退缩，宜农土地减少。”²气温变化与粮食产量的变化也有一定规律可循。学者张家诚研究认为:

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年平均温度变化1℃或降水量变化100mm，中国粮食亩产将分别有10%的变化。³

天气决定收成，收成好坏决定国柞的长短，这是中国中世纪国运兴衰的基本线索。因此马克思说：

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象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⁴

“15世纪开始，中国气候逐渐转寒，东部海平面又复沉降。”⁵寒冻、雪冻天气大规模、大面积且长时段地铺天盖地袭来。对日益转冷的天气最为敏感是北方的蒙古瓦剌部落，为了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他们不断大举南下掠扰明境，1449年明朝军民在土木堡对其进行了最激烈的抵抗且取得胜利，史称“土木之变”。

此后，蒙古瓦剌部衰落，相互混战的蒙古诸部中，以鞑靼的哈喇嗔部勃来和翁牛特部毛里孩最强，毛里孩拥立脱脱不花的儿子马古可儿吉思为可汗。成化（1465～1487年）、弘治（1488～1505年）年间，达延汗⁶逐渐强盛，一度统一全蒙古。1543年（嘉庆二十二年），达延汗死，蒙古又分裂为四十几个独立的领地。其中以土默特部俺答汗最强。1548年（嘉庆二十七年）春，俺答乘黄河结冰进入河套。1550年又大举进攻明朝。六月，围攻大同。八月俺答下通州，直逼北京，大肆劫掠后退去。

除了外患还有内忧。规模较大的有1511年至1512年间的杨虎、刘六起义，聚众至数十万。他们转战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区，1512年（正德七年）击败京兵，转战安徽、湖广。年底，起义失败。总体而言，16世纪初的内乱还是可控的。

为了防备蒙古地方统治者的袭扰，明北还加长了北御鞑靼的长城。明政府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一线先后设置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在偏关）、固原九个要镇，称为“九边”，派驻重兵。又沿各镇修缮长城。成化时（1465～1487年）明政府修筑东起清水营（陕西府谷西北）、西至花马池（宁夏盐池西）长达一千七百多里，嘉庆（1522～1566年）及以后，继续在宣大、蓟东一带修筑偏东一段长城，以固边境。⁷“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战争。”⁸（参见图2）

北境及内地的短暂稳定与16世纪开始的中国气候变化有关。“1500年后，中国气候进入了一个相对暖湿阶段，长城以内的北边农垦再度兴成起来。”⁹隆庆年间（1567～1572年），中国东部气温略有上扬，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湿润指数大幅上升，从相对干燥转入相对湿润区间。（参见图1）其间北方屯田也大规模增加。从永乐后的原额屯田至万历初年（1573年）新屯田，北直隶各卫所新增3361420亩。陕西都司并行都司新增屯田12594732亩，辽东都司新增屯田1667266亩。¹⁰

外患内忧，迫使明王朝利用北方战事稍缓的间歇期起用张居正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明穆宗在位的时候，张居正（1525～1582年）因才能出众，得到穆宗的信任。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张居正得到大太监冯保与万历帝之母李太后的支持，取代了高拱。穆宗死前遗命张居正等三大臣辅政。穆宗死后，太子朱翊钧即位，这就是明神宗万历皇帝。张居正在万历年间连续10年担任内阁首辅（宰相）。为了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他从军事、政治、特别是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试图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危局。改革——除其严重的负面作用外——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赋以时输，国藏日益充”¹¹，国家财政收入增加，边境安宁，万历初年明朝一度有了中兴的景象。1582年6月（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对派重新聚集，指责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他们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改革失败。

与汉、宋两朝的王莽、王安石的改革比，张居正的改革还是比较幸运的，他的改革适逢中原气温和北边湿润度的上升时期，这为张居正改革提供了较好的自然环境，也使其改革避免了与国家双双败落的“王莽式”结局¹²。

史书称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不谓干济才”¹³，但改革毕竟还是失败了，此后明祚已近尾声。

关于张居正改革的正面意义，史家论述较多，其负面后果，则多是些“功高震主”¹⁴之类的泛论，也有人认为他败于财税改革¹⁵。笔者认为导致张居正改革失败从而明朝衰落的关键点不是财税改革，而是以财税改革为起点的金融改革：将已与生产资料形成稳定结合关系农民转绑在货币上，用与货币的关系取代农民与国家的关系，这是张居正改革失败的致命原因。书载：

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又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把嘉庆初年已在福建、江浙等地施行的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推广和实施。实施一条鞭法的显了均平赋役，它的主要内容是把原来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丁、粮派役，或丁六粮四，或粮六丁四，或丁粮各半，然后再与夏秋两税和其他杂税合编为一条，无论税粮、差役一律改为征银、差役俱由政府用银雇人充当。¹⁶

以土地为中介的农民与国家的直接关系转变为以货币为中介的国家农民的间接关系，国家和农民同时只对货币负责，这样的好处在“客观上促进了明中叶后商品货币经济的继续发展，也说明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比以前又有一定的松弛了”¹⁷，用现在一些人的话说就是打破了所谓“国家垄断体制”、“进一步扩大民间融资平台”，但问题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工业资本没有或尚未充分形成之前，将分散无组织的小农与国家分离并转交给手握大量货币、以放息为生的高利贷者，就无异于将农民交给吸血魔鬼。因为“一条鞭法”的改革中，“小生产者需要货币，却首先是为了支付（对地主和国家交纳的实物租和实物贡赋转化为货币租和货币税，在这里具有重要的作用）”¹⁸，而不主要是为了生产；土地所有者“由于特殊的或急迫的需要，而一时又别无有效办法来获得急需的货币时，只有把土地卖掉，以换取货币”¹⁹而“高利贷者除了货币需要者的负担能力或抵抗能力外，再也不知道别的限制”。²⁰中世纪欧洲受高利贷祸害至深²¹，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对更也有深刻的研究，他说：

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²²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象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²³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照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他就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而一旦落到这种地步，他就永远不能翻身。²⁴

“长年牧牛百不忧，但恐输租卖我牛。”此句出自明初诗人高启（1336～1374年）的《牧牛词》，其意是长年放牛无忧的农民最怕因交不起租而卖掉家里的牛。到了明中期，于谦（1398～1457年）眼里出现的就是“老翁佣纳债，稚子卖输粮”²⁵即老人去当雇工是为了挣钱还债，卖幼子是为了缴纳租粮的现实。张居正改革后，在灾变面前，江浙一带的农民已有了“易子而食”²⁶的无奈。明亡前夕，“走入他乡亦饿死，朝廷加派犹不止”²⁷，除了造反，农民已无路可走。

事后看来，张居正改革与其说解放了农民，不如说解放了长期在重农抑商政策中受到压制的金融力量。让金融摆脱对社会生产依赖并反客为主，它就会成为奴役农民和瓦解国家的力量。张居正用于“解放”农民的货币并不是近代工业资本而是比工业资本更古老的“商业资本”退而“生息资本”，由此可以解释，被货币“解放”出来的中国农民并没有象中世纪英国圈地运动后的农民那样转为产业工人、中国也没有象英国那样走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道路。傅筑夫先生说：

社会上存在有大量游资，它本身又要求‘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而社会上却又没有足够大的生产部门来吸收这些游资，使之转化为产业资本，从而促进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这时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土地则是最主要的生产手段。社会上既然没有其他更有利的投资场所，便只有购买土地来使货币发挥资本的机能，使土地成为生息手段。²⁸“

土地不仅可以生息，而且是财富最稳妥的一种存在形态，社会上既然缺乏其他有利的投资场所，遂群起抢购土地。所以土地买卖的开始，同时就是土地兼并的开始。²⁹

生息资本需要的不是农民生产而是农民对货币的需求，需要的不是农民而是身无分文因而对货币有强烈的终生需求的流民。大量的生息资本涌入生产领域既是张居正改革的恶果，也是造成中国历史上包括明朝在内的许多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总结一条鞭法时说：

春秋时代的井田制，这是后代中国人理想的土地制度之范本。但即因当时贵族阶级为求便利税收制度之简化，而终于把井田制度破坏了。……自唐代两税制以下，因于种种实际困难，逼得政府只在税收制度上着眼用心，而把整顿土地制度这一重要理想放弃了。

傅筑夫先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写得更明白：

在流通中大量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既没有足够发达的商品生产来与之相结合，亦即不能把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而仅仅当作流通手段来媒介商品交换，作衡量价值尺度，执行一些普通的货币职能，当它的积累数量超过了一定限度，作为商品的流通手段和其他职能也都成为不必要时，这个超过部分就不得不退出流通领域，当作贮藏手段，以货币形态的财富窖藏起来。但窖藏是不能增殖的，要使这种财富能够增殖，在古代的具体历史条件支配下，生息之道只有两途，其一，是购买土地，土地是农业社会的主要生产手段，土地对于土地所有者来说，既是一种有利的生息资本，又是保障财富安全的一个稳妥的途径，故手有余资的人无不想方设法去购买尽可能多的土地，这就形成了历史上永远无法解决的土地兼并问题，并成为一次又一次社会动乱和农民起义的总根源。³⁰

货币存在的前提是买者与卖者的分离，这种分离的距离越大，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就越大；而社会，不管是什么形态的社会，其生产一旦依附于货币，货币持有商就可以反客为主，成为控制社会和瓦解国家的绝对力量。张居正改革中除了田税、徭役、商税、手工业税、海关税大部分可用银折纳外，明廷官吏的薪水、国库的开支也用银支付。这种支付方式被制度化并导致政府从提供公共服务的角色转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角色，原来属于政府管理的大量工作被“简政放权”，断腕式地移交给社会资本（实则是手持大量货币的商人——现在叫金融家——承包），农民从为国家提供产品的劳动者转变为用自己的产品从货币商人手中换回货币的劳动者，朝廷和农民的、甚至整个社会的信用纽带为货币所取代，“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松驰，农民生产的产品与市场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了”³¹。这样，手持大量货币的商人和高利贷者反客为主——这有些类似今天华尔街银行家在美国的角色——成了社会的主人。商人一旦操纵了国家，其结果自不言而喻。孟子说：“上下交争利，则国危矣。”³²

社会已出现巨大的裂变危险，可明朝的学问人坐而论道的学风日益严重并使张居正改革负面恶果不能得到纠正³³。处士横议，是宋明两代知识分子的通病。造成这种“议论误国”恶习的原因可追溯至宋朝脱离实际的教育制度³⁴，元代大学者袁桷³⁵说：“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端，止于四书之注。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糜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³⁶钱穆先生更是痛陈：“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通病。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世闻名朝形成群龙无道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历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至于以议论误国。”³⁷毛泽东曾批评王安石变法：“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³⁸若将毛泽东这个评价用在张居正身上也是合适的。

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³⁹比较而言，张居正的改革和商鞅、王莽的改革一样都解放了农民，但张居正与商鞅甚至王莽不同的是，后二者将农民从贵族手中“解放”出来后交给国家，而张居正却是将农民从国家手中解放出来交给拥有大量货币的商人继而高利贷者。货币（这在今天叫“金融”）打倒了封建等级——这得到明朝农民的欢迎，但货币又建立起独立于国家和生产者之外的等级，它反客为主后又将国家与农民统统踩在脚下——这使明代农民比秦汉农民更加不幸，转用托尔斯泰的话说就是: 改革的红利历代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后果却各有各的不幸。张居正改革后，明国家与农民的信用关系随日益严重的货币短缺而更为脆弱。崇祯五年（1632年），国家与劳动者农民的货币链接近中断，浙江、南直隶等较富裕的八省秋季竟只能交上税银总额的14%，如表所示：

万历以后，西班牙银币每年输入中国达数百万之多，货币量的大规模增加，加速了社会商品和劳动力的流通，也加大速了货币屯积和土地买卖的势力。明中叶，土地兼并日趋激烈，皇帝、王公、宦官大规模置地，“数量之大，超过了以前任何时代”⁴⁰。与今天房地产市场相似，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和屯积导致用其他于交易的流通货币减少，并因此产生因货币不足造成的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用断裂，其结果对政府而言，就只有镇压一途；对农民而言，除了造反，则别无出路。

大凡改革者，都有一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⁴¹的担当精神，但这种精神一旦与脱离实际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无知结合，其结果也是很可怕的。张居正改革导致明末无钱交税抵租农民被迫求助利息竟达一倍至五倍的高利贷⁴²，农民因此很快失地并转为流民。大规模的流民出现并步入造反大军是张居正改革的最直接的恶果，也是此后明朝迅速转入结构性不可逆衰落的根本原因。

16世纪末，也就是在张居正改革后不久，全国起义暴动已成星火燎原之势。（参见图2）1588年（万历十六年），在今安徽、江西、湖北交界爆发刘汝国领导的上万农民起义；1589年李园朗、王子龙在广东始兴、翁源一带起义；1599年、1604年、1606年、1622年（天启二年）浙江、福建、南京、山东均有大规模的暴动。1627年（天启七年），陕北澄县饥民暴动，由此拉开了有李自成参加和领导并于17年后推翻明王朝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⁴³

1637年（崇祯十年）杨嗣昌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用“星星之火”来描述方兴未艾的农动起义，称当时的破产农民“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分之一股，各称十数万；合之股股，不啻百余万。而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东连庐、凤，西尽汉、延，幅员数千里之间，一任往来飘忽，生灵百亿万之命，尽遭屠戮伤残”⁴⁴。此前8年即1629年，明陕西户部侍郎南居益上疏中用“燎原之势”形容农民运动对明王朝将产生的冲击，称“九边要害，半在关中”，“皆缘饥军数数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数载以来，养成燎原之势”⁴⁵

二、伴随人祸的是天灾

万历之后的明朝廷真是祸不单行。紧随张居正改革之后的又是天灾。“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中国气候显著变冷，北方风沙壅积日甚，旱灾逐年增多，农业收成锐降”⁴⁶。与此同期，中原气温与北方农牧带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汉以来的最低点。（参见图2）关于这一时期的天气，史料有详细记载：

1600年浙江嘉兴、嘉善，冬运河冰冻。四川 什邡，冬，桃杏开花且实。

1601年畿辅八府及山东、山西、辽宁、河南荒、旱、霜。河南新蔡，正月初九，大雪四十日。浙江富阳、杭州，安徽石台，，六月寒气逼人，山中飞雪成堆，深山亦然。至七月始热，八、九月仍热如故，人民大病。

1602年中原多水，南方多冬雪。湖南浏阳，春大雪，民僵死。

1604年北京、保定、辽东、山东、陕西、凤阳报水旱灾。北京延庆冬大雪。河北香河，九月杏华。定兴、新城，冬十二月，雨冰，树枝多折。安新，冬，大雪连旬，平地数尺。清河，冬祁寒，树枝著冰，损折大半。河南方城、南召，十月，桃花盛开如春，牡丹开花数十朵。

1606年全国多水。江苏淮安等县，正月雨雪甚。海南 琼山，冬大寒，百物凋落，六畜冻死。

1607年全国多水。陕西西安、凤翔等地，五月申戌大雹。福建邵武，冬十二月，大雪，大树丛竹尽折。南京正月雪后池内冰结为花。安徽太湖，冬，水结冰。

1608年秋自江淮以北如陕西、河南等地，旱魃为虐，赤地千里。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云南 各地大水泛滥为灾。甘肃酒泉二月初二日起大雪，降深丈余。河北定襄、山东莒县，秋后桃花开。

1612年，是年山东、河南蝗。南方大水。河南淮阳正月寒冰，大折树木。江苏淮阴，元旦大雪，深数尺。四月，冰雹大如碗钵，地深五寸；涟水，雹杀麦，四月十六、十七日大雪。河南淮阳，正月雨水，寒冰，大折树木。

1615年，是年三月至七月，不雨，民情嗷嗷，多逃亡者。盖自京畿、河北以至山东三千里。南方多水。广东大埔又雪，摧木折枝。

1616年，是年春畿内、山东、河南、淮、徐，大饥。七月陕西旱，江西、广东，水。河南、淮南、扬、常、镇，蝗。七月乙未，时江西水忽涨；河南蝗蝻冰雹。广东南诏霪雨骤决。江苏六合、无锡，正月初三，天雨彩雪。浙江鄞县、慈溪、遂昌，，正月大雪，积雪坠空如倾封垛，一二尺或三尺许，山中坎陷平填七八尺，摧拉竹木无数，阴冻连旬，檐冰长短垂如银栅。安徽和县正月大（彩）雪。安庆、桐城、潜山，冬燠，桃李华。望江，春大雪，冬燠，桃李华。泗县，蝗食田苗，赤地如焚。当涂，二月，大雪弥月，深数尺，山兽落平原，人手缚之。夏，蝗蝻为灾。山西 大水。波阳，正月大雪，深四五尺。

1618年，是年全国天气由水转寒。河北清苑、容城，春三月，风雪异常，行人有冻死者。河南西平，坑冻，结冰花。汝南、上蔡，九月雪。山西 高平，秋九月，大雨水。至十三日酉刻，大雨雪，落树俱成冰城，折伤者无算，凛烈如冬，数日方燠。陕西四月二十二日，多处大雨雹，冻死各营骡驼一千九百九十九匹头只。山东滕县，除夕雨雪。上海嘉定正月十日大雪。江苏常熟元旦，雪深三尺。句容，冬雪成冰。淮安冬多雨雪。湖南汉寿，九月二十八日午刻至申，忽大风，雪雹如碗大，旋成雪砖，平地水涌三尺。广东从化、阳春、顺德，冬十二月，大雪，甚寒。⁴⁷

大寒天气的压力逼使东北女真诸部族聚集于努尔哈赤麾下并南转向明廷发难。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努尔哈赤建国号金。1618年（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随后攻陷抚顺，五月，陷抚安等十一堡，七月陷清河堡，辽东屏障皆失。由此拉开了后金与明朝决裂并最终颠覆大明王朝的大幕。此后中原气候持续下降，天下大乱，狼烟蜂起。万历47年(1619年)，应付北方战事的辽饷已与加派田赋持平，而到崇祯元年(1628年)，应付北方战事的辽饷竟占高于加派田赋130.34%⁴⁸。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明祚日益接近终点。史载：

1619年甘肃兰州、皋兰，冬十月树花悉开。江苏盱眙，大旱，赤地千里。冬大雪，平地丈余，淮河冰合。安徽颖上，大雪弥空，百鸟饿死。湖北蕲春，冬大雪，深四五尺。

1620年全国气温持续转寒，普降大雪，南北河冰，车马可渡。

1621年大寒持续。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普降大雪月余。汉水冰冻，，冰坚可渡。

1622年气温回暖，安徽舒城大雪，自冬历春深逾丈，穷民冻死者甚众。

1624年河北卢龙、迁安、玉田，秋八月望，大风雨，冻死人民甚众。平乡，春大雪。山西长治 冬，平顺大雪三昼夜，树尽折。山东文登、荣城，瑞雪三尺。

1628年上海松江连续三年见雪。陕西冬木冰，户县、周至，三伏无雨，冬大雪，牛羊多死。绥德、榆林、延安，十二月，草木冬华。江南多地大寒，冬，池河鱼冻死。湖北仙桃捡鱼者亦冻死。

1630年大寒，多地大雨雹。湖北广济，大雪雷；当阳，有虎噬人。

1631年大寒，雪雹冻死人畜无算。山西十一月，河冰坚可渡。

1632年天寒，南北多地大水。江苏镇江、丹阳，六月天甚寒，人多衣棉。

1633年北京 正月辛亥大雪，深二丈余。江苏高淳，冬树冰成甲胄，越旬解。江西景德镇，积雪自十月至次年正月，行路断绝，冻馁死者无算。河南冬十月，黄河结坚冰如石，丁卯（初八日）流贼二十余支，乘冰竟渡，若不知有黄河者。禹县，冬异雪弥旬。

1634年江西、河南、云南大旱。安徽野鼠数百万自北渡江而南。山东历城、昌乐、安丘、淮坊，春雨雪。临沂、莒县，九月大雪。江苏多县四月雨雹。浙江 大水。杭州 正月大雪。广东从化、韶关、乐昌、仁化、大埔、五华、兴宁，正月大雪数日；从化、韶关两地雪深一二尺。

1635年北旱南水，飞蝗遍野，多地大饥。山西十二月虎涧河结冰桥，河南开始黄河冰结如石。

1638年夏两京大蝗。两京及山东、山西、陕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海南，大旱、大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 大水。湖南大寒大冻。

1639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浙江，大旱、大蝗、大饥。八月，白水，同宫、洛南、陇西诸邑，千里雨雹，半日乃止，损伤田禾。福建、广东 大水。

1640年五月，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大蝗、大饥、大饥。浙江、三吴大饥。自淮而北至畿南，树皮食尽。

1641年全国大旱、大蝗、大饥、大乱，人相食。

1642年旱、蝗、水、疫。

1643年大疫，南北数千里，北至塞外，南逾黄河，十室鲜一脱者。山东、东上海、江苏、安徽、冬多雷震。湖南、云南大旱、广东大水。⁴⁹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造成明末天寒的原因除了自然气象变化外，也有今人说谓“雾霾”天气（粉尘）的因素。事实上，雾霾并不是今天的特有气象，而严重的雾霾可以造成天气的降温。17世纪前半叶，中国“雨土”频次与同期冬温指数形成极大的“剪刀差”，其间，“雨土”次数和冬低温指数都达到自1500年以来的最大值，张居正改革恰恰就发生在此之前，明亡恰恰就出现在此间。（参见图3）

第二，明末天气骤冷还与同期的太阳黑子变化相关。“当太阳黑子存在时，气温上升，太阳黑子消失时，温度便会下降。”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Will Soon博士研究发现：“从1645年开始，持续到1715年，这期间没有观察到太阳黑子。这就是著名的小冰期。”⁵⁰从1420年至明亡的1644年，全球经历了太阳黑子较少的“史波勒极小期”⁵¹和“蒙德极小期”⁵²，同期中国与全球气候一样变得越来越冷。张居正改革恰恰就发生“史波勒极小期”向“蒙德极小期”过渡“温暖”带上，而明亡恰恰就出现在后一个即“蒙德极小期”的最底端，此间为太阳黑子数量最少、气温极冷期，（参见图4）同期欧洲还发生了几乎欧洲主要国家都卷入其中且空前惨烈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称王于西安，国号大顺。3月入北京。3月19日，崇桢皇帝自缢，明亡。是年，明朝气温也近降至汉以来的最低点。此间，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也接近它的终点。汪荣祖先生从“天时”的角度对明亡的原因作出评价：

崇祯诚非亡国之君，诸臣亦未必深误其君。自然界之异变及其难以抵御之伟力，岂沧海一粟之人类所能旋转。⁵³

汪荣祖先生是在学术界过度强调明亡的社会性原因的背景下说出这样的评价的，有突出强调的成分。客观地说，天气降温是明亡的重要的因素，但还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解释在“蒙德极小期”（1645～1715年）以及相应的“明清小冰期”⁵⁴远未结束的气象条件下为何清人不仅建立而且还能坐稳天下，而细察中国统一条件下的王朝更替，在同一极冷期或说极冷期远未结束⁵⁵的气象条件下完成王朝变更的，似乎只此一例。

但崇祯毕竟是生不逢时，他毕竟是失败了。造成失败的很重要的原因前有张居正的以赋税货币化为主导的财政改革造成的人祸，后有主要是由太阳黑子活动减少造成的全球性大寒天气这一不可抗的自然因素，这两者在对自然环境依赖较大的牧农时代，其破坏性就更为显著。天冷压缩了北方部落间的生存空间，张居正改革将老实巴交的广大农民变为不可遏制的流民大军，再加天寒地冻的驱使，崇祯纵有五头六臂，也抵不住来自四面八方的“讨食”力量的消耗，此时崇祯的命运正如郭沫若形容商纣王时说的，是“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⁵⁶；唐人罗隐有“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⁵⁷的说法，后一句送给崇祯倒是很贴切的。

崇祯在历史词典中，已不是一个帝王的名子，而是一个王朝没落的符号，而这一切的开端当始于张居正力推的以税赋货币化为主导的改革。

三、以史为鉴，可知得失

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说：“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室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现的成熟，才把它们唤醒。”⁵⁸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将张居正连同明末这段历史从墓室中“唤醒”，也是由于现实“生活发展需要”。

在结束我们关于明末教训的讨论时，有趣且有比较意义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形势及建国后毛泽东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1930年初，毛泽东同志著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显然他当时也感受到明末同样的问题：国民党为了发展大量引进外资，“依靠外国输血”导致农业过早商品化及由此引发的农民大量破产并由此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这些与明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的结果几乎如出一辙。从三十年代土地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毛泽东对此体会最深、看得也最明白，因此建国初他下功夫最大的就是农民问题，他着力探索的是如何防止农民变为流民。

1953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后批示说：“这种单干制度长久下去，就要使农民的大多数成为富农、高利贷主和商业资本家进行剥削和投机事业的牺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⁵⁹毛泽东这时关心的不是改革而是改革结果。毛泽东将农民的组织化而不是分散化作为检验中国农业改革成败的标准。在当时组织农民只有社会主义合作化一途。1959年7月29日，针对国内外关于“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的置疑，毛泽东说：“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要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⁶⁰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警告全党：“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民问题就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是胜利。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跟头还是在农民问题上。”⁶¹1962年11月30日，毛泽东告诉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志说：“农民跟着我们走，民族资产阶级才不得不跟我们走。农民问题很重要，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才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孙中山也不能解决农民问题。”⁶²

最终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用集体所有制将农民组织起来。尽管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也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中国农民社会主义主义建设的生力军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可靠的阶级基础的性质始终没变。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明末、民国的反面经验和新中国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的成功实践，对于我们今天的农业改革都是值得研究的。

*本文刊发于《中国投资》2015年第6期。

对于高速飞驰的汽车而言，前方路上的一颗小石子往往都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者现在正面临着类似的局面。A股市场从2014年7月摆脱2000点的底部到今年5月攻克4900点，只用了10个月时间，股指飙升145%；创业板指数上涨更是超过160%，登上3400点。

伴随着火爆股市的是投资者“全民炒股”的热潮。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新增股票账户超过795万户，同比增长433%。4月13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登公司”）宣布自然人“一人一户”的限制正式解禁，网上开户量激增，直接导致中登公司系统出现故障。

为了给股市降温，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接连发文，呼吁投资者理性，要慢牛不要疯牛；4月16日以来，中国证监会在不到两周时间里4次提示市场风险。在加强宣传的同时，证监会加大了市场监管力度，5月初通报了2014年第四季度证券公司融资类业务现场检查情况，对存在违规的券商暂停融资融券资格。在股市内在调整需求和新股密集发行的多重作用下，股市在创下4572点新高后暴跌，5月5日至7日累计下跌近400点。中国股市似乎再一次走进暴涨暴跌的怪圈。

股市顽疾

暴涨暴跌一直是困扰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顽疾。最近的一次是2005年管理层启动股改试点，上证指数从当年6月1000点附近启动，至2007年10月股指突破6120点，涨幅超过500%。之后股市进入7年熊市，股指最低下跌至1600多点，万亿财富灰飞烟灭。 

证券市场的这个顽疾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市场参与者结构看，中国股市主导的活跃投资者主要由散户构成。虽然监管层一直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但截止2013年，个人投资者占比仍高达82.2%，以公募基金为代表的专业机构占15.3%，一般法人交易占比2.5%。散户交易占比处于绝对优势的状态，羊群效应和非理性特征非常明显。即使是机构投资者，基金经理们在短期考核的压力下，投资风格日益呈现散户化的特点。一项数据显示，其换手率从2004 年的平均113%提高到2013 年的334%，而美国股票型基金1980年至2013 年间的平均换手率为61%，2013 年的为41%。

从制度层面看，缺乏法治、监管不足从股市诞生之日起就长期存在。A 股市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及时性不够，上市公司承诺的事项难以履行、无人追责，退市制度有名无实，证券违法违规行为得不到及时处理处罚等等，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广大中小散户，都对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基本面缺乏了解和信心，长期价值投资无保障，短期投机理念大行其道。

审批制被认为是证券市场制度的核心问题。证监会主席肖钢表示，目前我国市场实施注册制的基本条件已经比较成熟，待《证券法》修订完成正式实施起，注册制即可落地。肖钢将注册制改革确立为2015年资本市场改革的头等大事，称这是涉及市场参与主体的一项“牵牛鼻子”的系统工程，也是证监会推进监管转型的重要突破口。

把资本关进笼子

资本市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功能，是通过发现价值而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此孕育并催生新的朝阳产业。但一个狂热躁动的资本市场不但起不到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还可能把经济拖进深渊。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进而演化成金融危机，“醉了酒”的华尔街将全球经济拖进衰退的泥潭。2005年至2007年中国股市的暴涨中，房地产板块是股市上涨的一面旗帜，受此指引，社会资本也大量涌入房地产行业，房地产泡沫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未消除，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转型。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个活跃的资本市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投资者也会在此过程中分享发展的成果。因此，“慢牛”才符合市场各方利益，而如何将资本关进笼子，甄别资本给出的信号，实现扬长避短，这是监管者需要长期面对的问题。

 

爱我中华，是炎黄子孙的心声，也是世间最感人的乐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林则徐以生命奏响的一曲不朽乐章。他是“高级干部”中伟大的爱国者。他为国家利益生死以赴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奋力前行。

一

1842年阴历7月，林则徐大病初愈，从西安出发，流放伊犁去当“戍卒”。亲人相送，依依难舍。林则徐轻声吟出两首“七律”，示意不必再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句便出自于此。此时的林则徐，正处在危险的政治漩涡中。

赴戍伊犁，是一年前林则徐在浙江接到的“处分”决定。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震动世界；接下来的一年，他又在伶仃洋、磨刀洋屡次挫败英国远洋舰队。但不久却被革职降级，派往浙江。这时候，在广东没得逞的英军正在浙江肆虐。而刚到浙江的林则徐却又被“从重”处分，“一撸到底”，罚以“戍卒”身份去伊犁“赎罪”。林则徐在离开浙江的一年里，虽再次立大功、却又再次受到无情打击。

林则徐刚离浙江，河南便发大水，洪涛汹涌，开封危在旦夕。听说黄河决堤，林则徐如同听到了开封父老的哀泣，他的诗里写道：“狂澜横决趋汴城，城中万户皆哭声。”紧急受命总办黄河河务的是大学士王鼎，他力请起用林则徐。林则徐是水利专家，有丰富的治水经验，朝野共知。于是道光同意林则徐助王鼎治水，但不给林则徐任何官职名义。林则徐深知，浙江战事已使政府财政拮据，治水乏费，而治水工程历来弊端丛生，他的差事极端棘手。但面对“狂澜横决”，他立即疾驰河南。《汴梁水灾纪略》道：“林公之来也，汴梁百姓无不庆幸。”历经8个月，林则徐“在河上昼夜勤劳，一切事宜，在在资其赞画”。1842年春，河工告竣。王鼎认为流放林则徐本来就是“莫须有”罪名，现有治河大功，足可“赎罪”。但王鼎上疏的结果，是一道严谕：林则徐不可耽搁，着即往伊犁效力赎罪！这个严厉打击，王鼎完全没有料到。

王鼎气极，在庆祝河工告竣之前，哭送林则徐。而林则徐对再次打击却相当平静。他写了两首诗安慰王鼎。第一首说：“幸瞻巨手挽银河，休为羁臣怅荷戈。”意思是：您总办河务成功，足以令千万人庆幸；您不可为我这个罪臣去扛枪戍边而惆怅啊。第二首写道：“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这是林则徐心境的自述。他虽被褫夺了向朝廷上奏言事的权利，但治河期间，无日不关心浙江战事。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多次阐述了对解决浙江问题的真知灼见，希望能有所补益。

当时在浙江主持大局的是“扬威将军”奕经，林则徐对这位腐败有余、战略全无的“天潢贵胄”相当了解。他在信中指出，英军的优势在水上，“本不能离水”，如今“所以狼奔豕突频陷郡邑者，以水中无剿御之人，战胜之具”。但这不是无解的。他把在广东力挫英舰的经验概括为8个字，“器良技精，胆壮心齐”。革职前，他多次上疏力陈船炮之事，却一直被忽视。他说，“若彼时专务此具，今日亦不至如是棘手。”他认为奕经昧于兵略，掌握不了“议战议抚”的分寸，不明白什么样的兵将才能“胆壮心齐”，又害怕百姓的力量，只顾从陕甘川黔各省调兵，劳师糜饷，虚张声势，“即再调数万之‘客兵’，亦不过只供临敌之一哄”。林则徐洞若观火，对奕经的预判不久后即被一一应验。奕经对浙江败局以及半年后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都负有直接责任。对“无耻无能”（咸丰登基时对奕经的痛斥）的奕经，林则徐实在着急。他给王鼎的第二首诗表明，自己即使投身豺虎也不可惜，最要紧的是群策群力去制敌！

王鼎深知林则徐的爱国之心，更知林则徐确有运筹帷幄、制胜千里的能力,眼见战事日非，栋梁流放，气愤莫名，回京才一个月便“暴卒”。王鼎是大学士，拥有“太子太师”的崇高荣衔，影响很大。当时盛传王鼎是在军机处自杀“尸谏”道光。显然，围绕林则徐被流放，已演变成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

处在漩涡中的林则徐，迭受打击，身心俱疲，到西安便病势沉重，不得不请假养病。病愈后立即赴戍登程。

二

林则徐这两首诗的题目是“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口占，即脱口吟出。林则徐从西安到伊犁，历经4个月，这期间的日记他名之为《荷戈纪程》。这两首诗便记在里面：

[其一]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时事难从无过立，达官非自有生来。风涛回首空三岛，尘壤从头数九垓。休信儿童轻薄语，嗤他赵老送灯台。

[其二]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说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诗的对象是“家人”，首先是写给他的夫人郑老太太，所以虽按律诗要求对仗、用典，但浅显生动，明白如话。用的典故也是有趣的“俗典”。

下面试用白话，仿“示家人”语气略释大意：

[其一]我大病已愈，出门远行，你们要笑笑才好啊；我心里宽敞着呐，不管到哪儿，我都会开心的。想要办成事，谁会不出差错呢；哪个高级干部又是生来显达、一帆风顺呢。船行大海，遇到风涛，哪还能看得见什么神仙三岛；可是尽管风尘拂面，也挡不住极目远眺，尽量往远处看啊。别听小孩子的轻薄话，什么“赵老送灯台——有去没有回”；这种歇后语，听之一笑可也，别信。

[其二]我能力有限，重任之下，实在很累很累；已是“再衰三竭”，快撑不住了。不过只要对国家有利，我定会生死以赴；我怎会因自己的生死祸福而躲避什么、趋附什么呢？免去官职，未尝不是皇恩浩荡啊；我不是事事明敏，该好好“养拙”了，当戍卒不是刚好合适么。算了算了，不说了，我讲过杨朴故事，老伴啊，你听过的；你也来首“断送老头皮”那样的诗送我，多好，呵呵。

“断送老头皮”是北宋典故。宋真宗时隐士杨朴，有诗名，真宗招来，问近来可有人写诗给他。杨答：有啊，我老婆就有一首。真宗诧异，忙问什么诗。杨答，老婆说“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大笑，放杨朴还山。后来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抓，妻子大哭。东坡让她向杨朴老婆学习，妻子被逗乐了。东坡乃随差役而去。

这两首诗的放达洒脱，很像东坡。“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并非空话。林则徐确乎是以“浩荡襟怀”踏上赴戍之路的。路上“狂风大作，几欲吹飞人马，雪又缤纷，扑入车内，欲停车则山颠非驻足所，欲下岭则坡陡有覆辙之虞”。林则徐这段日记，足以令人想见其苦况。但他坦然面对。不管是没处住而蜷缩在车上过夜，还是没处吃饭，找个避风地方啃干粮，他都泰然处之。（此语句与下文的衔接容易产生误解，将此语句移至下文）

而两首诗的点题之句，则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这14个字，不是坐而论道的书生空论，而是勤于践行的志士箴言。林则徐抱定这一信念，丹心铁骨无所惧，万里黄沙且徐行。就这样，林则徐开始了他的流放生涯。他的《戏为塞外绝句》一写就是10首。“短衣携得西凉笛，吹彻龙沙万里秋。”“风雨满城人出塞，黄花真笑逐臣来。”“天山万笏耸琼瑶，导我西行伴寂寥。”“前山松径低迷处，无翅牛羊欲乱飞。”无不充满生活实感，形象鲜明而境界超脱，从中不难看到作者的浩荡襟怀。

甘凉古道,一列不寻常的车队，顶风冒雪迤逦向玉门关外行去。那是林则徐赴戍的车队。他的千卷图书，足足20大箱，专门雇7辆大车装载这些书籍和大量纸帛。林则徐是书法名家，现在陕西、甘肃、新疆博物馆都藏有他当年西行的墨迹。一路上他每到一城，官员往往“出城二十里”迎候，请赐墨宝。请人写字，至少也要送几卷上好的宣纸。林则徐有求必应，半天就能写二十几张条幅，他携大量纸帛是必然的。他所携带的书籍也远愈常人，包括他在广州组织人翻译的大量“洋书”“洋报”的译稿，这是一般“俗吏”想都不会想到的。

然而，艰苦的戍途也严重摧残了林则徐的健康，有时读书一页，就什么都看不清了，但仍日日坚持。林则徐勤于治学，不过他“治”的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实学，“世事洞明皆学问”。他赴戍三年的信函和日记，保存下许多至今看来仍很有价值的见解。他治学严谨务实，如果他发现自己的观点前人已经说过，他就不再说了。如他行至塔尔奇沟（俗名果子沟），眼前景观令他惊奇，但立即想到祁鹤皋《万里行程记》的一段美文，于是从大车上找出参阅，发现所记居然与眼前所见一丝不差，便原封摘到日记中：“此处为奇绝仙境，如入万花谷中。今值冬令，浓碧嫣红不可得见，而延山松树重叠千层，不可计数。雪后山白松苍，天然画景，且山径幽折，泉溜清冷，二十余里中步步引人入胜。”一百多年后，史学家来新夏先生来此考察后说：“沿途所见，诚如《林则徐日记》所载。”林则徐之严谨可见一斑。

林则徐对政治、军事、历史、地理、水利、社情、民俗、器械（包括大炮、轮船、炸弹）等学问无不高度关注，悉心考究。而对边疆地区的农业生产，他更竭尽全力。从测量荒地，考察水源，制定开垦方案，筹措资金，到组织力量实施，他的新疆3年，踏遍八州，浚水源、辟沟渠、屯田垦地、教民耕作、合兵农而一，为国家节省开支无算，而边疆少数民族的民生也得到很大改善。著名的“坎儿井”，就是经林则徐改良推广而被广泛应用，后世人们为怀念他，又称之为“林公井”。

我们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如同看到一个坚强不屈的灵魂，一个无所畏惧的顽强生命，一个平实、淡定、自信、高尚的鲜明形象。他是那样高大，又是那样触手可及。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道出了“爱国”的真谛，道出的是不计祸福生死的、无条件的“爱国观”。

这两句诗虽是林则徐“口占”而得，却为他所特别重视。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有段文字很传神：“（林公）遣戍新疆，居恒常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二语不置，不知是公自作，抑古人成句也。”如此看来，林则徐在新疆时常独自反复吟诵这两句诗，但听到的人不知他在念谁的诗，还以为是前人旧句，但又查不到出处。这段侧面描绘，生动表现了林则徐的耿耿爱国之忱，其端敬淡然之风，宛在眼前。

林则徐的信念，深刻影响着他的亲人。清人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中说：林则徐到西安时，这里不少官员都为他鸣不平。有的是他的学生，来拜见林则徐时，见老师言笑如常，打抱不平的话始终不敢出口。到后面拜见师母郑夫人，学生们便忍不住了，说朝廷太过分，老师太委屈。但郑夫人连连制止：“可不能这么说。朝廷器重你们老师，举天下大局交付，现在和皇上‘决裂至此’，没杀掉已是天恩很厚了。臣子有负国家，流放算什么？”

郑夫人说的“决裂”，是“虎门销烟”以后的事。虎门销烟，击碎了英国掠夺中国财富的链条，但短视的道光以为这就解决问题了，要采取“封关禁海”政策来一劳永逸。而林则徐认为不可：一是“禁海”等于禁绝一切外贸，不利民生，况且禁鸦片与外贸是两回事。二是打击英国走私烟土，他国并不反对，而一旦“禁海”，就把其他各国都推到英国一边。三是“虎门销烟”使英国经济受损，英国必不甘休，加强备战才是当务之急。这些见解洞悉全局，但林则徐反复陈述，矛盾却日益激化。道光由最初的严斥，到在林则徐的奏折上蛮横地朱批“一片胡言”，最后干脆取消林则徐的发言权。郑老太太深知问题的严重性，惟恐学生们给老伴再添乱。看来老太太的政治水平，有时比一些官员还要高许多。

“决裂至此”的林则徐，无疑处于生命中最昏暗时期。他西行至甘肃时的家信中写道：“于十六日到平凉之白水驿，接到十二日夜寄来之喜信，知是夜亥刻，得举孙男，可喜之至。并知添养顺事，产后平安，尤深欣慰。计两三年来惟此一事令人开颜耳！”这封信写得很长，写了给孙子怎么取名，写了朋友如送礼，哪些可收哪些不可收，哪些要回什么礼，等等，琐琐碎碎，但热爱生活、关注生命的真挚情感跃然纸上，宛然一个普通的老爷爷。而“计两三年来惟此一事令人开颜”，读之令人心痛。看来“虎门销烟”后，还没有一件事让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开心过。

不过林则徐毕竟不同于普通人，即使在昏暗中，也不改积极心态，兢兢业业，多办实事，这正是“高级干部”的爱国本色。

三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绝不是林则徐身处逆境时的自我宽慰，而是很早就植根于他内心深处的信条。我们不妨把时间倒推4年，看看道光委任他当钦差大臣时的故事。

道光缺点很多，但禁鸦片出自真心。英国走私鸦片几十年，从中国掠走白银无算，而由鸦片导致官员贪腐、风气败坏等问题更是指不胜屈。为此，道光曾以“吸食鸦片罪”，革去“庄亲王”的王爵，但无济于事。道光征询封疆大吏们对严禁鸦片的意见，而收到的29份“复奏”中，赞成者8，否定者21,情况严峻。于是道光想派林则徐为钦差，去走私鸦片最厉害的广东根绝这一大害。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早就认定，鸦片一事关乎国家存亡。他收集各省有关禁烟的奏章，“逐件查核，凡可采者，均为录出；其别有见解，另为条议，以备拣择。”道光选林则徐，应当说是选对了人。

10月底林则徐接召见谕旨，晓夜兼程，11月10日抵京，11日道光即召见。时届隆冬，寒风刺骨，在暖融融的殿堂里，道光说了许多夸奖的话。正所谓“春殿语从容”，这种君臣际遇，无疑是大臣们梦寐以求的殊荣。但林则徐却对当钦差迟迟没表态。《清史稿》说道光召见林则徐19次，来新夏先生考订为8次。总之召见频繁实属罕见。原因是林则徐要以他的方式，力求最大支持。

林则徐在湖北已猜到道光意图。他的好友张际亮写诗送他说：“重臣报国心原悴，圣主忧时事可争。”他深然其言。若道光果真“忧时”心切，那么他就要“争取”到充分条件。但召见时，究竟“争”什么、怎么“争”，未见诸记载。有关的具体记载，是林则徐面陈治理水利事宜12条。大概广东禁烟一事牵扯到的问题复杂而敏感，属于绝密，不能让人知道。

从林则徐一个月后给友人的信中，我们可约略获得些许信息：“原知此役乃蹈汤火，而固辞不获，只得贸然前来，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惟时圣意亟除鸩毒，务令力杜来源。所谓来源者，固莫甚于英吉利也。待思一经措手，议者即以‘边衅’阻之，尝将此情重叠面陈，奉谕断不遥制。”（见《林则徐书札》）

这告诉我们，林则徐再三请辞未获批准，于是就“重叠面陈”，即就与英国开战的种种预案，包括许多细节，反复请示。但林则徐仍有很大隐忧。他担心一旦与英国打仗，朝廷内部必然议论鼎沸，穆彰阿、琦善等手握重权的显贵一定会找茬儿“阻之”，万一道光改变主意瞎指挥，怎么办？这是林则徐最大的担心。

林则徐不会忘记，几年前在江苏巡抚任上，道光对陈瑞一案的瞎指挥。陈瑞是江苏泗阳监生，因个人积怨，竟组织人盗掘黄河堤岸，数日间淮扬一带尽成泽国。林则徐立即从苏州赶去灾区勘查水势，加固水利设施，组织各级干部招回“逃灾”者恢复生产。但道光却要他立即全力捉拿跑掉的陈瑞。林则徐权衡轻重，认为抓陈瑞晚几天不要紧，而抗灾秋种则一天都耽搁不得。道光大怒，以逾期未拿获陈瑞为由，给林则徐“降五级”留任察看处分。同一年，林则徐还曾就严防鸦片走私上疏。当时长江口发现可疑英轮，林则徐让苏淞镇总兵关天培押其南行，但不久该轮又出现于山东沿海。林则徐推测该轮与走私鸦片有关。因为当时北方早有鸦片贩卖，宫中吸鸦片的老太监供述，30年来都是去天津购买。于是林则徐提出“密查船内汉奸”等对策。但道光“朱批”严告：不准“别生枝节，致启衅端”。道光怕“衅端”，不察实情、不分轻重的毛病，林则徐记忆犹新。

但道光天天召见，说尽夸奖的话，到第5天召见，索性把钦差大印摆在林则徐面前，把广东水师的指挥权也交给林则徐，还表明“断不遥制”，一切由林则徐全权掌控，林则徐还能说什么？

林则徐尽管不放心，也只能隐忍。所以他给友人的信里说自己是“贸然前来”。此“贸然”与现在用法不同，指的是眼睛看不清路，跌跌撞撞往前走。林则徐实在看不清与英国开战后道光能否保持清醒、不被穆彰阿之流所惑。所以他离京时，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色彩。

18日道光最后一次召见，林则徐即受命“陛辞”。第二天离京前，他向老师沈鼎甫辞行。《续碑传集》记其事：“（林曰）‘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不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辱。’相顾涕下，遂出都。”股肱，是大腿和胳膊，这里代指生命。林则徐向老师明志：宁肯牺牲生命，也不给老师带来耻辱。而“相顾涕下”，是因为彼此明白，此去岭南无异赴汤蹈火，恐无再见之日。林则徐严守政治纪律，不会向任何人说出“召见”细节和自己的担心。他只能把隐忧藏在告别老师的泪水中。有绝大担忧而不能与任何人“分享”，唯刚毅过人者能担当。

龚自珍是林则徐好友，写《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送别。林则徐匆匆出京，到了山东才抽空给龚作复。龚的“赠序”说林公此行是挽救国家颓势的“千载一时”之机，林则徐很认同。他在复信中称赞龚的赠序是“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林则徐正是意识到这是挽救国家颓势的“千载一时”之机，所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这种心境，在林则徐那幅著名的对联中表露无遗：“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是林则徐一到广东，便以端凝厚重的颜体大字书写的对联，他把这幅对联挂在钦差大臣的办公室，日日策励自己。他既以身许国，便置个人祸福于不顾，即使面前是随时可能粉身碎骨的千仞绝壁，他也毅然攀登。哪怕血染珠江，身首异处，他都义无反顾。林则徐绝不愧对国家、愧对历史，他有攀登千仞绝壁的充分心理准备！

这幅名联，是“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前奏。林则徐从新疆释回后，著名诗人梅曾亮以“绝壁重题想更攀”的诗句表达祝愿。他希望林则徐续写人生的这一感人乐曲。

是的，无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还是面临伟大的振兴，这一伟大乐曲都要由更多的中华儿女续写下去。事实也正是这样，一百多年以来，无数志士仁人，已经和正在谱写出更加恢宏壮丽的乐章！

 

 

[1]本文史料主要来源：来新夏《林则徐年谱长编》、《林则徐全集》、《清史稿》以及清人笔记。

 

如果新文化运动不是以打倒孔家店为主调的话，那新文化运动是没有意义的，也没有必要开这个会。严格地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不能并列起来。甲午以后每一年变化都非常大，从1915年新青年刚开始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间有很多可能性。1915年完全是帝制崩溃的一个反应，所以要做一些区分。新文化运动毫无疑问，根本的意义就是打倒孔家店，否则新文化运动那份杂志没有必要讨论，这是我个人看法。

我提出通三统，并不是说三通可以化为一统。这三统的张力非常大，但这这个张力可以成为比较健康的张力，也可以成为一个消耗性的张力，这要看整个社会的氛围。

无论是霍布斯鲍姆的“短二十世纪”还是阿锐基的“漫长的二十世纪”，这两种提法都非常西方中心主义。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中国的二十世纪，我认为是从1895年开始，从甲午中日战争开始。一是甲午根本改变了整个东亚局势，二是甲午导致整个中国惊慌失措，过度反应。其实大清没到非要推翻的时候。康有为的基本主张，就是帝制是不能推翻的，所以必须保皇，只有在整个君主制不推翻的前提下，中国才有和列强有充分打交道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康有为的认识比任何人都深刻，而且从未动摇。梁启超就差多了，对于重大政治问题，最核心的政治问题，梁启超是二流的。

甲午战争以后，事实上是有一个可能性的。整整二十年时间，列强在东亚的军事侵略都存在，所以说，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外部压力没有增大。如果康有为的改良操作得法的话，实际上是有可能成功的。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来看，我认为中国的二十世纪起点是1895年，而且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后的思考要有一个更大的空间。苏联虽然存在了六七十年，如果再过五百年，可能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无论学的是苏俄也好，英美也好，所有这些对中国来说，都是个手段，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回归中国。假如从这个角度来看，从1895年为二十世纪的起点来看，可能我们对历史的描述和想象都会不一样。1895年之后，整个士大夫对于中国传统文明彻底失去信心了。鸦片战争对于中国倒是没有那么大的伤害，对于士大夫来说，是个很局部的问题。但是甲午以后变动太大了，主心骨没有了。

我们现在看西方左派60年代的历史，强调偶然性，否定必然性。西方左派越批判资本主义，越变成资本主义的蜉蝣，基本上是在文化上为资本主义开道。文化的资本化基本上是西方左派完成的。我们要摆脱掉这种历史必然性。大家都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人类不能接受的地步，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是我们不断向资本主义作为历史必然性的一个投降和妥协。我刚才提出大清的问题，就是说是有这种可能性，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如果帝制不被推翻，中国仍然在一个比较有序的状态，并不是说没有另外一种历史可能性。苏联的意义就在于以社会主义来抵制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为什么会走向完全失败的道路？马克思最大的问题就是把这个东西完全变成历史必然性。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文化主体，是不是有一个足够的力量来抵制、消解或者说缓和西方左派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仍然要有更强的文化自信心。否则就是资本主义把全世界都毁灭掉以后，人类文明再重新开始。我认为，至少在理论上要摆脱这样一个历史必然性。

我们今天这个会是纪念新文化运动一百年，我们也意识到中国已经进入不断重新思考一百年的问题。再过几年，是五四运动的一百年，再过几年会是中国建党一百年。所以会有一个问题，怎么样来思考一百年？我个人认为要加上一个一百年，你要想想今后的一百年，也即如何看待以前的一百年，需要我们想想，一百年后的中国怎么样，也要想想，起码要想想一百年后我们自己期望中国怎么样。要有这样一个角度，我们才能比较好的、而不是就事论事地去谈从前的一百年。

不以宗教来奠定人类社会的文明，而且人口这么多，疆域这么大，这会对世界文明有极大的贡献。所以，文化、文明复兴应该考虑中国最基本的文明，尤其是儒家核心价值观念复兴的角度。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会议有两个主题：一是中国现代，包括新中国的正当性问题；二是中国的过去，特别是传统，包括儒家价值观念的正当性问题。

这两个正当性确实是有张力的，不能把这两个正当性当成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主张互不相容，对两边都是一个灾难。首先，在目前的情况下，在中国的现代，包括共和国的正当性，仍然是最吃紧的。儒家不是一个宗教，它要依附于一个政治的和文化的共同体。如果这个共同体被颠覆，那儒家价值的文明复兴是没有希望的。从历史的角度讲，一旦中国的帝制崩溃，毫无疑问中国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建国，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才有其他的可能性。建立一个自主的、独立的、能够对抗列强的一个新的国家，是所有人的焦点。谁能够解决问题，谁得天下。需要强调的是，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真正自主独立的国家是非常少的，中国是极少数自主独立的共和国。这是今天儒家文明和中国价值复兴的基础。如果一个自主独立的国家不存在，而是事事都要听西方的、听美国的，那么，传统文明价值要复兴是不可能的。

但另一方面，仅仅是国家的层面，远远不够。真正的价值要是个人能够安身立命，碰到巨大的灾难，个人怎么面对？这个是人生非常关键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也能看出，在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念上，我们仍然是困顿的。我认为在两个方面是比较重要的，一是现代中国的正当性问题，但从一个更长远、更深刻的角度，真正中国作为一个文明要立足世界民族之林，要对自我的、最核心的价值有重新认识，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奠基的基石。当然，这是很长远的一个工作。

二十世纪西方有两件事，一是德国的战败。在当时整个欧洲文明里面，德国从浪漫主义开始，就强调德国在当时最落后的，都还没有政治统一的一个民族。从荷尔德林开始，就是在强调德国是最有独特性的。最大的冲突就是一个历史文化民族和一个普世社会的冲突。德国的这些人，包括尼采、海德格尔、施特劳斯……都反对普世社会，只有一个没有文明基础的国家才会欢迎普世价值。尼采后来很失望，所以他后来转到他成为“老的欧洲人”、“好的欧洲人”上，其实仍然在强调有一个历史文化的实体，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全人类的普世文化。俄罗斯也认为自己是独特的，能够有一套更深的价值，而不是单纯的现代工业、科学革命这样一个世界。无论德国还是俄罗斯，都彻底完蛋了，并没有实现他们的抱负。这里面有他们自己文化和文明上的缺陷。尼采为什么后来对德国人那么失望？德国人的根本问题是新教问题，新教是全部的麻烦来源。

现在西方比较深刻的人都发现代西方的问题太严重了——完全的个人主义，只有权利本位，没有任何义务价值。严格说来，除了法律以外，没有道德的发展，非常危险。从长远来说，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立足于现实，儒家是唯一一个不以宗教立基的这样一个人类群体的构成，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这比较符合现代民族国家。尼采就批评，西方是虚伪的，明明上帝已经死了，应该走向一个非宗教的世俗社会。西方并没有人真心相信上帝，上帝只是个虚托，所以他觉得西方人虚伪。我们不一定同意他，但问题是这个问题。

 

他的一生充满意外，他的一生别样辉煌。

他叫约翰·纳什，刚刚因车祸和妻子一起意外去世。

纳什生于1928年，享年86岁。纳什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度完其惊心动魄的学术人生。纳什的一生，是数学、经济学、精神疾病、伟大爱情铸就的一生，而在这四个人生支柱中都充满意外，都达到极致和辉煌。他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15年刚刚获得数学界的诺贝尔奖——阿贝尔奖。他30岁时罹患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在天才与狂乱中辗转反侧，但在妻子艾里西亚伟大爱情力量的呵护下奇迹般康复。以他和妻子的传奇经历为原型的影片《美丽心灵》，获得2002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意外”的经济学家

纳什从小孤僻，天天钻在书堆里，不愿和同龄孩子玩耍。他的数学成绩很不好，小学老师常向他的家长抱怨其数学有问题。意外的是，1948年，大学三年级的纳什同时被哈佛、普林斯顿、芝加哥等大学录取，遭遇幸福的烦恼。当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主任感到了纳什的犹豫时，就立即写信敦促他选择普林斯顿，并为他承诺了一份奖学金。纳什来了。当时的普林斯顿是全世界的数学中心，爱因斯坦等世界级大师云集于此。不过，纳什很少上课，他坚持认为听课会毁了他的创造力。在普林斯顿自由的学术空气里，纳什如鱼得水，迅速成长。

1950年，纳什以《非合作博弈》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博士学位。他在博士论文中提出后来被称为“纳什均衡”的博弈理论。1958年，纳什因在数学领域的优异工作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新一代天才数学家中最杰出的人物。意外的是，后来，这篇仅仅27页的博士论文为他赢得的不是数学奖项而是诺贝尔经济学奖。

纳什在论文中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博弈：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他提供了两种对非合作博弈均衡的解释：第一种基于个体理性，第二种基于群体行为。诺奖委员会1994年评价纳什的工作时称：几乎所有的经济行为分析都可以用到博弈论，从垄断厂商到竞争个体，概莫能外。

博弈论不是纳什发明的，但他扩大了该理论的范围，实现了数学和博弈论的完美结合，为之提供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更有力的量化工具。如今，经济学家继续使用博弈论分析人们如何作出有关金钱的决策；生物学家用它来建立假说以解释适者生存的原理；人类学家使用它来研究原始文化，从而说明人性的多样化；神经科学家也加入了博弈论研究的行列，通过研究博弈者的大脑，试图发现决策如何反映人们的动机和情感。

“意外”的精神疾病

博士毕业后，纳什非常想留在普林斯顿，他的才华也足以让他留在那里。意外的是，普林斯顿当时并没有给他教职。这或许伤害了纳什的自尊心。这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学术水平不够，而是因为他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完全无视他人感受的傲慢态度，令同行难以忍受所致。他去了麻省理工学院。当然，纳什牛气冲天的自傲，在麻省也不受欢迎。

天才总是难以找到自己的生存土壤，灾难更常常与天才相伴。1958年，同为菲尔茨奖的候选人，别人获奖，但纳什意外地失之交臂。数学家们认为这触发了他的精神疾病。他是一个自傲的人，处处想要争先，总想在知识上高人一等，无法容忍这一失败。

一年后，纳什的精神状况迅速恶化，无法履行教书职责，不得不从麻省理工辞职，并取出所有养老金搬到了欧洲。他总觉得有人追杀他。妻子艾丽西亚跟着去了欧洲，后又把他带回美国。回到美国后，纳什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徘徊，用第三人称谈论自己，写一些奇怪的明信片，喋喋不休地讲数字命理学。

纳什那时，目光呆滞，蓬头垢面，乱发披肩，胡子犹如丛生的杂草，在校园里光着脚丫子晃晃悠悠，人们见了他都尽量躲着他。此时，纳什的博弈理论却越来越有影响力，不少曾经运用过他的理论的年轻数学家和经济学家根据他的论文发表日期，想当然地以为他已经去世。即使一些人知道纳什还活着，但由于他特殊的病症和状态，也把纳什当成了一个行将就木的废人。意外的是，幸运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纳什渐渐康复，悄悄从疯癫中苏醒。普林斯顿大学的宽厚幽静治愈了这位天才。

他的“意外”苏醒似乎是为了迎接他生命中的一件大事：诺贝尔经济学奖。1994年，诺奖委员会有意向给纳什诺奖。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教授哈罗德·库恩极力游说委员会，且力证纳什已经完全康复。为此，伟大的普林斯顿大学给长久没有工作的纳什，增设了一个“访问研究合作者”的职位。

纳什在诺奖演讲中说：“疯癫的25年是我人生中的一段假期”。普林斯顿大学是天才的度假天堂。疯疯癫癫的纳什游荡在无限宽容的普林斯顿校园里！长达25年！普林斯顿大学也由此创造了一个奇迹，解释了什么叫大学。

“意外”的爱情力量

初到麻省理工学院，纳什意气风发，被形容“就像天神一样英俊”。他的才华和魅力吸引了一个漂亮的女生，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仅有的两名女生之一——艾丽西亚。1957年，他们结婚了。两名女生得其一，显然是个小概率的“意外”。之后的漫长岁月证明，这份婚姻也许是纳什一生中，比获得诺贝尔奖更重要的收获。

纳什患病期间，艾丽西亚精心照料他。或许因为无法承受山大的压力，艾丽西亚离了婚，但是，意外的是，离婚后的艾丽西亚并没有放弃纳什，而且也没有再婚，而是依靠自己作为电脑程序员的微薄收入和亲友的接济，继续照料纳什和他们唯一的儿子。她做了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坚持纳什应该留在普林斯顿。因为如果一个人行为古怪，在别的地方会被当作疯子，而在普林斯顿这个广纳天才的地方，人们会充满爱心地想：他可能是一个天才。脆弱的天才，需要温暖的目光。

2001年，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艾里西亚与纳什复婚了。事实上，在漫长的岁月里，艾里西亚从来没有离开过纳什。这个伟大的女性用一生与命运进行博弈，她终于取得了胜利。纳什的天然、天才，妻子的执着、执行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爱情传奇。天然、天才，一切似乎天意；执着、执行，一刻不离执念。爱情和天才一样，都是世间稀缺物品，是小概率的“意外”。纳什与艾里西亚共同成就的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是人世间一个无与伦比的“美丽意外”。他们的逝世，更是一个令人心伤的“意外”。他们一起走了，手拉手。

纳什的辞世，引起全球经济学界、数学界乃至影视界的共同悼念。他的思想，他们的爱情是人类的永恒财富。普林斯顿大学在其官方网站上刊发公告，对纳什及其妻子在车祸中死亡表示震惊和哀悼。“听到约翰·纳什及其夫人艾丽西亚去世的消息，我们感到震惊和哀悼。纳什和艾丽西亚两位对普林斯顿大学来说都是非常特殊的人物。”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克里斯托弗·艾斯格伦博说，“纳什在博弈论研究的卓越成就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他与妻子艾丽西亚一生的故事感动了千万人，为他们面对人生巨大挑战时所展现出的勇气所惊奇。”(李才元    20150605)

 

今天演讲这个题目，我现在想不好是用治理，还是用改革或者革命来描述这个问题。这也是受到前一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小型的中信圆桌讨论的启发。

首先，我觉得更深的启发来自于我们今天知道的在社会科学领域和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主席主政以来，有一个词，大家在各方面都会用，就是治理。比较全面地阐释治理的问题是2014年的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民深化改革专题研讨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收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当中，题目叫做“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在这篇文章当中，总书记对治理做了非常重要和独特的阐释。自从有了治理这个说法以后，许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说我们很长时间都在谈治理。还有人说这个治理是我早就提出来的，治理说法是某某人说的。当然，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人势必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但是，我学习了总书记的讲话之后，我觉得有两点是跟我们学校里的人谈的治理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点，他是要从宽阔的历史视野去看治理。他说我们的治理经验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西方社会的治理经验；第二个部分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治理经验；第三个部分是社会主义的治理经验。我们应该从这三种治理经验和教训当中，从宽阔的历史视野来理解治理的问题。治理就是政治、经济、财政、司法，从这几个遗产当中去理解。这是总书记在讲话当中很鲜明的一点。他其中特别谈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他说“有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并不意味着就有很强大的治理能力”。反过来说有一个治理能力就未必有完善的治理体系。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并不是没有一个治理体系。当然，我们对治理体系缺乏系统的总结，以至于在日本发生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汲取了中国的治理体系——阳明学。当然，更主要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出了20多种版本，当时中国清王朝对这个东西的理解总结不够。我们到日本去，跟日本人交流，他们很直率地告诉我们，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不是日本单纯的学习西方的结果，主要是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中国治理体系的治理经验的结果。

我们在1840年以来并不是没有治理体系，而是缺乏对这个治理体系的总结。同时，这个治理体系没有转化为治理能力。反过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90多年的奋斗当中表现出强大的治理能力，驾驭战争的能力、驾驭经济的能力。但是，我们现在是否形成了有效的治理体系呢？从长治久安的角度来说未必是这样。

另外一个方面，总书记在北大跟大家座谈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他说“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会在鸦片战争以后陷入了积贫积弱？”原因是什么？他当时说“看来我们的治理体系不仅仅是在清朝的中后期出现了问题，恐怕在明代，1500年左右就发生了大的问题。鸦片战争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接着他就问林毅夫教授，“毅夫老师，你觉得是这样吗？”林老师说，“我当然觉得是这样”。他说“你认为这里的原因是什么？”总书记在后来给院士的讲话中，从某种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总书记在对两院院士的讲话中，他讲到清王朝并不是一概的拒绝科学技术。总书记自己去考察，他说“康熙皇帝曾经请了大量的传教士来学习西学，他自己关于西学的笔记就有几十本。在天文学和地理学方面，他的造诣都是很深的。而且，《皇清全域图》经过传教士的协助，是世界上最好的地图。就像鸦片战争以后魏源的《海国图志》没有在中国起到作用，在日本起到作用一样，这个地图没有在中国产生作用，反而在西方产生影响。总书记说“并不是因为不学西学，而是我们把西学当成一个上层社会的秘密的知识，藏之于深宫，变成了秘籍，而没有向全社会普及”。他讲到“单纯的科学技术如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将会是怎样的”。中国并不是没有博学的知识分子，而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与实践结合，是动手不动脑的阶层。在诸多原因当中，这是很重要的因素，使中国在近代落伍。必须是知识分子的转变、知识方式的转变和整个结构的转变。这是总书记谈历史的时候深刻的历史视野和对历史转换的非常独特的认识。

同时，他在谈治理的时候，与一般的学者不同的一点，他谈的治理固然是政治、经济、财政、司法，但绝不仅仅是这几点。他在今年两会期间，在贵州代表团讨论的时候，讲到王阳明。这不是他第一次。他在贵州视察的时候，他就跟贵州大学的师生讲王阳明，他讲到“治世容易治心难”，这是一般谈治理的学者不会想到的。什么是心？什么是仁心？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不是改革与革命，而是治理。

用王阳明的话来说，仁心是仁术的起点，没有仁心，仅仅流于术，这个治理就完了。什么是仁心呢？就是从一个国家、从一个民族最长远、最根本的利益去考虑问题，政治是这样，治理也是这样。它不是一般的政治、经济、财政、司法这些术的东西。这些术的东西当然重要。

前面的第一部分我要说的就是革命不如治理这个说法好，而我们对于治理这个词的理解是需要对照总书记的那些讲话，有所深化的。

孔丹在那次的讨论中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就是改革。据说考证最早提出改革的是管仲。管仲变成了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我后面将会说南宋伟大的政治家叶适曾经说中国的政治坏就坏在管仲上。

孔总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用改革和反改革这种词语来描述中国历史，可以吗？历史是这样简单的吗？我们是用这样一个线索来观察历史，用改革来观察历史呢？还是像总书记所说的那样，衡量我们的政治行动，应该是以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呢？我想这牵涉到我们刚刚说的治理与治术的问题。

在《资治通鉴》的开篇，司马光引了一段话，很有名，有人问孟子说“张仪、苏秦这些人，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纵横捭阖，像管仲一样，很迅速地使一个国家兴起，变成富强的国家。他们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大丈夫吗？难道不是伟大的改革家吗？孟子的回答说：“诈人也，圣人恶主”，圣人其实不与这些人为伍。什么是圣人？什么是君子呢？他说“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后面的话很重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为大丈夫”。他在这里谈了什么是政治的根本。

在清朝初年，有一个湖南人，反复抗清失败，躲在湖南的深山里写书，这个人是王夫之，也就是王船山，他写了著名的著作《读通鉴论》，也是跟《资治通鉴》有关。他也讲了这些问题，历史上那些能吏、大吏，在历史上的作用就是正确的吗？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王安石。他说王安石这个人是一个妄人，此人最大的缺点是不实事求是。大家知道，王安石说动宋神宗改革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宋神宗问他“您看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效法和模仿唐太宗呢？”王安石回答说“皇上，您怎么能这么想呢？您比唐太宗强太多，您应该效仿尧舜禹”，这个话是典型的忽悠领导。他为了推行他的主张，为了推行他的学说，不惜说假话。因此，王夫之说他简直跟我们本家韩愈有一拼。因为他告诉皇帝说您按照我的做，为什么呢？我继承了先王之道，您就按照这个先王之道来做。韩愈也说“文起八代之衰”，孔子的学说传到孟子，孟子的学说不传了，传到他，他们不知道先王之道是什么。

孔总有一句话说“纵观我们党在历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的决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先王之道。都可以说是艰难而痛苦的选择”。与其研究那个，不如研究中国共产党艰难的过程。我们的每一次决议都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一个真正的负责任的领导，或者王夫之说“大臣之道”，是什么呢？在给皇帝进言的时候，要把两面都说到，不要把事情说得天花乱坠，打保票。最后的结果往往出乎意料之外。

同时，他还说到一个真正的好改革家，他不能从于俗礼，批评了汉宣帝时的赵广汉，也批评了宋代著名的铁面无私的包拯。像包拯和赵广汉这样的人太短视，就是为了满足老百姓一时的冲动，而没有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的安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一个好的领导人、一个好的大臣，应该能够做到像谢安与王坦之抗击桓温那样，他们迅速地把桓温击溃。正像郭子仪困厄期间一样，被诽谤一样，而众不畏身。你不能说因为你自己的冤屈和清明，搞得天摇地动，要以社稷为重。这是很有意思的想法，他提出了很重要的政治伦理问题。一个政治家为什么要有仁心？除了有治理的经验和才能以外，还要有仁心，仁心是仁术的基础。这就是总书记经常说的，功成不必在我，我们在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当中，前赴后继地前进，一切的行动和作为都不是为了个人逞能，都不是为了邀名，不是为了扮演改革家，而是为了从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的长远利益来打算此时此刻的行动。我们每一个选择都是艰难的痛苦的选择。只有从这两个一百年和宽阔的历史视野的角度考虑问题，才能做到我心光明，才能放下这些改革与反改革、成功与失败，才能够勇敢地前进。

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从十世纪的“永贞革新”说起。我下面介绍的题目，每一个都要介绍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同时介绍他的一篇文章。

“永贞革新”给大家介绍很熟悉的柳宗元和他的《封建论》。毛泽东主席非常喜欢柳宗元的《封建论》，他给郭老写过一首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不但如此，毛主席对于柳宗元的命运，以及所谓“永贞革新”和二王八司马的命运都非常的怜惜和感慨。

为什么柳宗元的《封建论》那么重要，因为讨论中国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统一和分裂。在中国做治理者，摆在第一的问题，根本的底线就是国家的统一。无论什么样的原因、理由陷国家于分裂，那就是最大的失败和失职。柳宗元的《封建论》讨论了这个问题。

大家说建立一个大一统的统一的国家，这并不是唐代才出现的问题，中国的统一是从秦就发生了的。但是，历朝历代的治理者都在思考一个问题，秦如此富强，为什么如此短暂？隋如此富强，为什么那么短暂？汉和唐不然，原因是什么？中国为什么自秦以来还是反复的经过了战乱和分裂。

两千年来有两次最后的分裂，一次分裂就是发生在“永贞革新”之前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大概是前一千年的最后一次巨大分裂。还有一次就是清王朝崩溃以后中国所陷入的那个军阀混战的局面。

“永贞革新”就发生在这个时期，他在回答秦朝虽然用强力把一个国家捏起来。但是，秦朝以及后来还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使这个国家凝聚起来的办法。那个办法是到安史之乱以后成熟的。这个办法的核心是统一的中央财政和税收。这个问题是在安史之乱当中表现出来的。唐朝最大的问题，随着疆域的扩大，开始出现了各个地方的藩镇和刺史。藩镇和刺史最大的特点是有税收权。

到了安史之乱结束以后，唐德宗时代的宰相杨炎提出两税法的改革，这是公元780年。这个时候第一次有了中央的财政预算，就是会花多少钱。以前是需要钱就花。这个时候是一共需要花多少钱，才开始有了预算。有了预算以后，可以把预算摊派到各个州郡去，州郡长官的主要任务就是管理财务和税收，地方官员的主要职责就是这个。夏秋两季收税，是不是真正的落实有很多争论，但是免除了徭役。这就是完成了从徭役制的国家向赋税制国家的转变。我们知道秦朝崩溃的原因就是徭役。陈胜、吴广是因为服徭役起义的。当时的官僚系统命令层层加码，本来迟到了不会死刑，到了下面就说徭役迟到要杀头，人家干脆反了。因此，这个转变就使中央领导下的文官政治有了抓手，文官做什么呢？文官的主要工作，也就是后来宋朝所说的三司的工作，就是国家的税收、预算和财政。

“永贞革新”发生在唐顺宗的永贞元年，也就是公元的805年。唐顺宗是一个残疾皇帝，顺宗失音，不能决事。他的国家大事由王叔文和王伾两个人决定，就是二王八司马的二王。他们两个人是翰林学士，唐顺宗时代，翰林学士是负责起草诏令的。唐朝是三权分立的，中书、门下、上书三省。有负责给皇帝起草诏令的，有把诏令传给贵族院的，有同时负责贵族院的驳回的。翰林起到的作用和尚书令是一样的，就是可以起草诏令。

他们两个的出身是经济和财政官，都是做户部和度支起来的。因此，围绕着他们形成了一批从财政和税收的角度，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由专业化的官员构成的小团体，他们主要要做的就是把各个藩镇的财权和税收收归中央，这是真正的中央集权的开始。这个是“永贞革新”的实质。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也出现了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严重的不平衡。在那个时候，江泽民同志和朱镕基同志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有点像“永贞革新”时做的事情。

在这个当中，有两个我们中文系的人混在里面，一个是柳宗元，一个是刘禹锡。柳宗元不知为什么因为中文系出名，他祖上几代都是做大官的，是一个真正的干部子女。很年轻的时候在朝廷里做监察御史，吏部侍郎，类似于中纪委的工作。刘禹锡做的是盐铁转运的工作，纯粹是经济方面的工作。当时盐铁是国有企业。但是，他们当时认为唐顺宗虽然身体不好，失音，不能理政，可是他并不糊涂，应该支持他做这个重要的转变。

还有一批人，特别是各个藩镇的地方势力和宦官，他们认为这个不行。于是，他们很迅速地推了顺宗的儿子宪宗上台。宪宗上台以后，几乎是完全采用了“永贞革新”这些人提的改革，使一个徭役制的国家向赋税制和预算制的国家转变，加强中央财政。国家统一的基础是财政和税收的统一。这些战略他都采用了。但是，他非常恨这些家伙们，说你们竟然让我残疾的老子继续干，不让我上台。于是就把他们这些人远远地贬到很远的地方。刘禹锡最早被贬的地方是播州，就是遵义。柳宗元先被贬斥到了永州，因此就成了我们文学界的人，他写了《永州八记》。

柳宗元这个人和另外一个干部子女的性情大不一样，那个干部子女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王阳明。王阳明的父亲是南京的兵部尚书。王阳明也被贬，贬到很远，也是贬到贵州去了。柳宗元被贬到贵州以后，非常痛苦，时时刻刻想回中央，他就想不清楚。他认为自己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皇上也很清楚，他在用我的政策，干嘛惩罚我？他就不断地给他的关系写信说给个机会。有点像小平同志当年不断写信给中央一样，我还年轻，让我回中央工作吧。

十年以后，来了机会，皇帝准备原谅他了。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当时的首都南京。

这个时候，刘禹锡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们中文系的人是不牢靠的，他在元和十年写下《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于是皇上看了，把他贬到更远的地方。

在这个过程中，柳宗元写下了著名的《封建论》，他说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是统一，而不是分裂。他说秦朝之所以崩溃的原因是在治不在政。政治体制是好的，是统一的制度，治理方式是错的。原因是因为秦始皇太勤政，对下属的要求太严格。

他总结汉朝为什么出现衰落？汉朝乱的都是封国，州郡没有一个能造反和敢造反的。因为他们的委任状和财政供给是国家提供，只有封国的人才有财政和军事的裁度权。

唐朝的问题，不在官，而在兵。因为不能节制乱兵，不能节制乱民。官员有一个造反的吗？因此，他说寻找统一的办法，这个是中国政治的第一命题。他说封建是大司马，是为了饲其子孙。统一是大功，秦始皇才是真正的大功大政之人，他抓住了中国历史的命题。虽然他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命题。

“永贞革新”为什么从这儿开始？日本的学者说中国的政治从唐代和宋代发生了变化。京都史学派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国为什么是统一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讲到中国跟欧洲相比是气候不同的国家，相对欧洲来说比较干燥。因此，中国土地的耕种比较依赖大规模的公共水利设施的建设。如果离开了公共水利设施的建设，个人的耕种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在中国先天的不具备土地私有化的条件。大规模进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这就成了中国历代王朝最基础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终于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工程，就是大运河。正是这样一个公共的工程，把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沟通起来。中国长期大一统的原因，寻找唯物主义的解释就是由于大运河的开通。这是马克思说的。

日本的京都史学派认为唐宋之间发生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交通。中国的首都，逐渐从西安移向了运河南岸的城市。这是唐宋之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学者没有看到，恰恰是柳宗元揭示出来的。为什么从那以后，中国的政治稳定有了保障呢？宋代以后，中国的几个王朝长期维持了统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官政治真正的确立。因为文官知道做什么。他们很重要的工作不是过去的三省，中书、门下、尚书。中书、门下、尚书几乎就是民主制度。而是变成了所谓三司。国家治理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国家的财政、预算和经济、司法这些内容。这是很重要的转变。正是因为这些工作的转移，使中央的财政能够确立。

第二个问题，我跟大家讨论一下1608年的熙宁变法，也就是王安石的变法。首先从一个中文系的例子说起。大家都知道苏轼的著名的诗，“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大家的解释是这是怀念他的弟弟苏辙。对这首诗最准确的背景解释是这样的，王安石的改革很不得人心，正人君子都反对他，苏轼也是其中之一，他就被贬官了。他的弟弟苏辙当时在密州。就在写这首诗的时候，王安石受到了皇帝的申斥。这个消息立刻在朝野传开了，都说这小子要倒霉了，他要下台了。于是这些反对改革的正人君子，所有反对他的人都非常高兴，其中就包括苏轼。苏轼听到这个消息就喝得大醉，想他和他弟弟苏辙会不会因此又回到朝廷呢？于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政治方向是怎样变化的呢？那个时候他们是官员，不是我们这种纯文学工作者。他写的诗完全是政治化的。“我欲乘风归去，但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你要乘风归到中南海里去，是不是很孤独呢？

王安石的改革在整个宋代产生的影响，不仅是列宁把王安石称作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在发动改革之前，他担任的职务，恰好是三司度支判官，就是财政官。他要改革的心是早就有了的。他在上任三司度支判官的时候就研究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献叫《上仁宗皇帝的言事书》，是万言书，早在宋神宗的爷爷宋仁宗的时候。他在当中提出的思想，也就是后来经常被大家传诵的，放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点离经叛道，宋朝要把历代财政官员副长官的名字题在墙壁上，他为这个墙壁写了一段话，“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杰大而后能如是，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很显然，他把财政、税收、国家的预算看得很重，没有钱是办不了事的。大家都讲三代之治，三代之治，大家都很穷，没钱办不了事。

因此，在《上仁宗皇帝的言事书》中，开头就说到，宋代最大的问题，皇帝是一个好皇帝，你简直可以比尧舜，比尧舜还辛苦。为什么国家治理这么一团糟呢？原因就是国家没人才。每天这么多的人才在考试、选拔，怎么就没人才呢？他说不对，因为我们选拔人才的方式不对。人才的教、养、取、任皆不得法。

怎么叫教不得法呢？他说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国家是财政、税收、司法和军事。可是，我们现在教的都是科士文章，学的都是经史词赋，让一帮中文系的人来治理国家，这非完蛋不可。他们会写材料和诗，但是，他们不懂政治、经济、财政、司法。所以说教不得法。

养呢？他认为也不得法。他说实际上我不知道国家为什么用那么多官员，文武分开了，官吏也分开了，没有像宋代养这么多官的。当然，你不能说宋代的官员都没有才能。后来有人说高俅不是挺有才能吗？他虽然不读书，但足球踢得挺好。他说这么多官员，国家又没钱养他们。官员的薪赋很低，官员也是人，他也要嫁女、娶妻、葬老人。那么点钱，根本就不能做个体面人，实际上他就不是个体面人。在这样的状况下，你不逼着他贪污吗？所以就是养。

取，他觉得也很有问题。他说历朝历代都是能够选拔有能力的人，一切都是按程序走，每一个职务都要干过。实际上每一个都没干会，干一段时间就调了。最后到了50岁，就把他调到首都去了。结果这个人什么都不会。他什么都会一点儿，什么都不会。所以取也不得法。

任，他觉得也不得法。对官员，没有一个考核办法。我们用什么考核他？科举考出来的人中文系的，治国理政怎么考察呢？因此，他认为宋代的根本问题是在顶层，干部队伍不够专业化。如果说改革要做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要进行专业化。我就想起小平同志当年讲的一段话，他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干部，但从人数来说也不是很多，我们的问题主要是不够专业化。不够专业化怎么办呢？当然就是学习喽。

第三个跟大家分享的政治家和他的文献是南宋时期的政治家，叫叶适，他是永嘉人，也就是今天的温州，这个地方出了很多的人。

这个人在南宋非常危机的时候，不断地出来做事。他先是做平江，也就是苏州的官员。在苏州期间，他写了很著名的政治作品，就是《外稿》（观察者网注：收入叶适《水心别集》）。我们大家研究中国治理的时候，往往不注意叶适这个人。后来他做了工部侍郎兼国用参济官。南宋北伐的时候，他提出很重要的想法，就是到江北去开辟武装根据地，建立堡坞来安置流民。

他有非常多重要的见解，举一个例子。他首先给皇帝写了《名实之辩》。他说三代都是重实的，这个实是什么？就是指仁心和民心。跟三代观点不同的就是管仲，管仲是中国政治上很大的变化，他开始重财，他认为的实就是理财。而汉宣帝就继承了管仲的想法。汉武帝和秦始皇就是王霸之道。所以汉代的时候就有了一点变化，到了魏晋，江左是重名，这个名就变成了重词赋。宋代也重名，是重法。法是什么呢？就是程序。所以宋代简直是（名实皆诗）。我记得朱苏力老师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们不能什么事都迷信法。他的观点跟叶适很像。他说我们改革开放那是法治的结果吗？是小平同志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又画了一个圈，就改革开放了。如果按照祖宗的法，一切按程序来，哪会有改革开放呢？宋代的问题，所谓重名，也就是重法，一切都是按照程序。

他说帝王不重视民心，而重视财富，他认为是舍本逐末。“言利起于春秋，国税起于五国，秦皇汉武之强确实是强在财政制度”，但是，他的失在于人心。隋朝是很富强的王朝，但这是一个无心的王朝。秦也是这样，是无心的，统治者也无心，无心是天下。他失去的是民心，并不是他不富、不强。“隋何以强而短，唐何以贫而长”，核心就在于人心。所以他批评王安石的政策。叶适也是很能干的人。

他说王安石的治国就是理财的说法，这种说法特别是起于唐代中期的“永贞革新”，到了宋代最盛。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一大批病民的胥吏。这里提出一个问题，王安石也提到了，但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官员队伍。王安石虽然说要改变官员，把他们这些非专业化的人转变成擅长财政、经济、司法的，但这根本没有推动。原因是这些官员本身不必知道这些。而知道这些的人是胥吏，是官员的幕僚和助手。中国的干部队伍是由官和吏构成的，所以人数很多。官员是公务员，他可以逐渐地升迁，只要不犯错误。胥吏呢？不是公务员，他就是事务员，就是管财政、经济、司法等等这些事。实际上这个国家是由谁治理呢？不是没人治理，就是这些胥吏。《水浒传》当中最典型的事务员就是宋江，宋江不是官，他就是办事员。他非常了不起，告诉一个信息，刘唐就跪在他面前，给他送一百两黄金。真正的问题是官员在不断地调走，而胥吏永远在地方，永远不动，而且师徒相承、子孙相继。浙江就是出胥吏的地方，鲁迅的家乡绍兴就是出师爷的地方。

这个政治制度的分裂，在叶适的文章当中叫做“胥吏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最肤浅的事都不干，专从事于奔跑进取，“其薄书期会，一切为胥吏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处。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若他曹外路从而效视，又其常情耳。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就是办事员的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官员是不断调走的，吏却是永远在那里的，中国封建的原因是在这些吏。今天有一个词“小官大贪”，他的权力太大了，是直接办事的。

毛主席谈到《红楼梦》的时候，一回是“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糊涂案”，贾雨村为什么听门子的，而门子说出了《红楼梦》的真谛，就是你要知道你是怎么上来的，“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门子就是胥吏毛主席指出中国的制度就是这样，由于那个官员对治国理政这一套是不知道的，就是走程序，真正的办事员不是官员。这样的二分就造成了所谓官无封建和吏有封建的问题。

接下来探讨朱子和陆九渊在宋代的作用。儒家的思想当然是一个整体，到宋代以后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在朱子手里完成的。他完成的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使儒家深入到了中国的基层。我们知道朱子有很多著作，比较著名的是《朱子家训》，儒家怎么在基层扎下根。这个问题在中国的政治中是很重要的。

当年刘邦取天下，进入长安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与父老约法三章”。项羽兵败垓下，他说了一句话“无颜面见江东父老”。彭丽媛同志当年唱一首歌《父老乡亲》。父老是什么？父老就是中国基层的那些乡贤问题，成系统的乡贤就是朱子思想倡导的。就是今天中国农村的最美乡村教师等等这些人。他们在中国农村做的一进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义学，给没钱的孩子办义学，办义仓、修义渠、修路等等。这些可以替代胥吏的做法。同时一边教育农村的子弟，一边把基层组织起来去做事。理学传统的根基是儒家思想的基层化，就是朱子最厉害的一点，比孔子厉害的一点，孔子是鼓励学生都去当官，北大有位领导说“你上了北大，竟然没当省部级干部，那就是失败”。可是朱子的方向是反的，他是要深入人民群众当中去，做他们的教师，帮助他们办公共事业，这是朱子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乡规民约。

到了农村去做父老，要像父老对自己的子弟一样去对待乡村的人们，要像老师对待学生一样对待那些子弟。这种想法，经过很长时间的改变，在晚清的后期极大的影响了中国的乡间，特别是影响了中国湖南的学者。钱钟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写过一本书《近百年湖南学风》，他就是讲朱子的思想怎么在湖南的基层得以发展。这个发展最终在曾胡左彭手里焕发出来，怎么做到“朝出鏖兵，暮归讲道，上马杀贼，下马读书”，把自己乡里带出来的人叫做子弟兵，曾国藩写了“克复金陵者”。

毛泽东主席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这个思想的影响，就是起于乡里。他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像朱子家训，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如果说“永贞革新”的转化使中国的政治聚焦在财政、司法上，除了这种向现代社会的转化之外，王安石提出了人才的顶层设计的问题，那么朱子之学，这个新儒学完成的是中国基层的设计，它的基础设计是源远流长的。因此，我们千万不能说中国基层的老百姓是不懂法的。所谓乡规民约就是中国最基层的法制。

在这一点上，我又得提一下朱苏力老师，他写过著名的令中文系叹服的文章，《秋菊的困惑》。他分析电影《秋菊打官司》，他说秋菊要的是天理，并不是王法。我们一定要知道天理和王法是不同的，法律一定建立在基层的文化和习俗的基础上。离开了文化和习俗，法律是两张皮的，推行不下去的。

《朱子家训》这是中国政治的非常好的文献。

接下来要推荐的是王阳明和他的《传习录》，王阳明和柳宗元都曾经被发配到很遥远的边疆，都发配到贵州去了。柳宗元当年写信给他的上司说：有一个人掉在深沟里，他呼号，他抱屈，没有人听到，听到的人都不理他，或者经过的人，手里也没有绳子，不能搭救他。可是，恰恰您从这儿走过，您同情我，您手里恰好有绳子，这是最后的机会，您救救我，您把绳子垂下来，你把我从沟里拉上来”。毛主席每次读到这儿的时候，每次都感慨，二王八司马是人才，年纪轻轻的不能不给机会。

王阳明恰恰相反。王阳明在很高的位置上，几乎到了兵部侍郎的位置上，因为反对刘瑾，被发配到龙场。他到了龙场悟道了。王阳明是真正的干部子女，他最大的特点是狂。怎么狂呢？他15岁就是精于骑射，跟他父亲三出居庸关，回来以后就给中央写报告。他爸看到了，他爸说你太狂了，你怎么能给中央写报告。他一路很顺遂，一路做到兵部侍郎。他跟柳宗元恰恰相反，他很得意，他悟道了。他把陕西梁家河当做修行于墨林。“子欲居九夷，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他在那个时候写了诗，“身在夷居何有陋”，他在龙场被贬了五年之后，被重新启用，做都御史，正好赶上朱生豪判乱断，只手平朱生豪判乱，很迅速地把叛乱平了，而且把朱生豪抓了。大家都在恭贺他，他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就是总书记说的“治世容易治心难”。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当时的明武宗听说他抓了朱生豪之后，他说这不行，得把他放了，得我亲抓。他就反对，这个事可以说是皇上抓的，如果把他放了，他祸害老百姓，抓不回来怎么办呢？他几乎要被第二次抓起来，好在很多人给他说话。还好武宗很快死了，他的儿子世宗上台以后，他被封为新建伯。

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行动，大家说他狂，他敢干。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叫做三个自信。怎么解释他的狂。王阳明他一辈子是高度的自信，即使被贬到龙场，他也是高度的自信，真是自信到家的一个人。因此，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敢于去作为，敢于去行动。所以他著名的话叫做“知者行之始，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第二个就是他说的“我心光明”。他自己说“天下知人心，皆吾心也”，怎么做到我心光明呢？就是你始终把自己当做天下人，跟天下人始终同心同德就对了，你的心就光明了。他认为你读那么多的书都不如做一点事。

王阳明为什么被称为圣人呢？蒋委员长对他的阐释很好。他说王阳明有足够的理由看不起所有的知识分子的。你做过事吗？你看我做过这么大的事，平暴、经济，样样做得好，你们读几本破书就解决问题了？他又看不起所有的俗吏，你有理想吗？你心光明吗？我是中文系的人，我想起王阳明来，以前看《红楼梦》看不懂，读了王阳明以后，我就看懂了。《红楼梦》里写了很多心不够光明的领导干部。《红楼梦》里的改革家，讲探春，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红楼梦》里最能干的干部是王熙凤。贾府倒台也是非常偶然的因素，就是王熙凤逞能，她管两府，太棒了，太飒了。我看王熙凤断两府的时候，我就想起朱镕基。给每一个人一个任务，按照牌，有计划。她说这几个人昨天迟到了，本该算了。但是，他也迟到，明天也迟到，也许后来就没人了。虽然是老人，也原谅不得，拉出去打五十。结果上上下下，都服她服得不得了。混乱的贾府让她治理的有条不紊。她很偶然的犯了一个错误，最后奠定了贾府倒台的原因，她办大事之后，到庙里去修行，老尼姑跟她说有一家是长安的副书记和政法书记，两家都看上一个女孩子，都不想让，您帮着说句话，让他们让一让，不就解决了吗？王熙凤开始回答为什么要管这个事？这个事是犯规的，这种小事会惹出大事，我又不缺银子。她很坦诚，也很讲原则。这个老尼姑说了一句话，击中了她这个人不够光明的弱点，是她的痛处。她说“我知道奶奶是不管这种事的，只怕我回去回复人家没法说。我跟人家说什么呢？人家还以为咱们贾府没这能耐”。她说“别说了，你拿三千两银子来，我五天之内给你了了，这银子我一分都不要，还替他把事了了，而且倒贴钱”，她是为了逞能。

我们有很多干部非常有能力，为什么说“我心不够光明呢？用我们的话说，是不能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考虑，是为了逞一时之能。这是王阳明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我又想起了薛宝钗。薛宝钗这个人一切都是讲名声的，有损名声的事不跟，这个人的名声非常好。这个人的心里也不够光明，她也不是从长远和根本来考虑问题。王阳明说的第一是行，第二不是胡行，怎么才能做到不是胡行呢？就是仁心是仁术的起点。要从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考虑问题。

我刚刚说是不是能干的人就好？或者说什么都不干的人就是好呢？从薛宝钗和王熙凤的例子，我们看王阳明的《传习录》，这个作品对毛泽东主席有很重要的影响。

最后一个跟大家讨论和推荐的作品是魏源的《圣武记》。推荐这个作品的原因是魏源这本书的特点，一是他的核心，是中国的边疆问题，西藏、新疆、东三省、蒙古，以至于琉球、朝鲜、越南、缅甸，这些是他讨论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同时还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观点，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我们把它叫做“一带一路”，他认为中国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存在着。

因此，他首先是对于亚洲腹地的描述，对于清王朝，为什么先有了东三省，东三省作为中国真正的行省，新疆、西藏真正进入中国，就是中国的康乾。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为什么是中国的？因为这一条是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变迁。他这个战略视野非常了不起，他认为如果控制住中国的西北地区，就等于控制了世界的核心。

他举了例子，他说我们不仅仅要注意海上的问题，一定要注意廓尔喀这个国家。因为英进攻军攻清王朝的军队是从印度出发的。当时印度并不统一，是从孟加拉出发的。早在这之前，英国人就被谁打败过呢？被廓尔喀打败过。廓尔喀打败了英国之后，到中国来报捷说我们打败了一个国家叫批楞，你们一定要警惕批楞，我们帮你们打批楞。当时我们的翻译有问题。廓尔喀就是尼泊尔，尼泊尔和中国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尼泊尔在乾隆时代多次侵入西藏，乾隆多次打到加德满都，使尼泊尔变成中国的属国。因此，真正可以遏制英国和印度的地方是尼泊尔，一定要重视这个国家。

他说我们要注意甘肃和青海附近的回族。因为他们当年就是突厥的后裔。是特别骁勇善战的，是出将才的。一定要注意回族之间的教派是不同的，他们自己之间的教派是不断地在仇杀的。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反对中央，而是他们自己在仇杀。

他说我们研究西藏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西藏并不是佛国，西藏的佛教是文成公主进藏才带去的。四世达赖早就说过，达赖传到五世、六世就不再传了。乾隆皇帝认为不传有一点不太好，以后就由中央任命。实际上中央有罢免五世以后任何一世达赖的权力的，根本不用征求他们的意见。

对于中国西部边疆的认识，我们依然可以得到重要的宝贵经验。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一方面是从基层起来的。另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长征是从江西出发，沿着少数民族的根据地，一路铁流滚滚，从苗族走向纳西、藏族，铁流滚滚融向了西北的回族地区。中国的边疆，少数民族的家园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立身之地。西北地区，我们今天所谓的“一带一路”。中国的西北地区是接近欧亚大陆的心脏。一千多年的世界史就是欧亚大陆的主导民族，包括汉族、匈奴、突厥、鲜卑、满清、蒙古，他们向四处扩张，缔造了世界史。只是到了后来，像魏源所说的那样，西方世界才从边缘的地方，从海上到来。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重视西北，越要重视新疆、西藏的问题。如果新疆和西藏、东三省、蒙古这些地区从中国分裂了，那么中国的版图就变成明代的版图，中国就会非常被动。这是清王朝非常重要的贡献，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巨大的版图。

关于海上的问题。魏源提出来非常重要的是你要注意日本一直从中国学到的，日本一直想经营欧亚大陆，这是日本的设想，是从中国学来的。日本一直想经营欧亚大陆的想法，这很奇怪。我们有“一带一路”，美国也有各种各样的关于欧亚大陆的战略，比如麦金德。这些想法，在《圣武记》里都有。

日本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早在日本的丰臣秀吉时代就有一个大陆计划，他就希望以朝鲜为跳板，把北京作为天皇住的地方，他自己住在杭州或者温州，从哪儿发兵征服印度。

因此，他认为朝鲜的问题对于中国，其次就是琉球的问题，以及台湾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海上的问题，而是海上必须有这三个重要的支点。如果中国没有琉球、朝鲜、台湾这三个重要的支点，中国就会丧失海上的力量。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战略对冲的道理，你越重视海上，就像晚清李鸿章他们那么重视海上，就要越重视大陆。越重视大陆，就越重视海上。只有把两个平衡做好，才是重要的。因此，他立足于欧亚大陆的视野来看中国，从中国边疆的视野来看中国，治国就是治疆，这是他提出来的。

林林总总，大概给大家汇报这些内容。我认为是存在一个治理体系，总书记说我们要系统地总结中国的治理体系，我们是有这样一些治理体系的。大致形成我对于十世纪以来的所谓治理体系的看法。这是粗浅的，不成熟的点到为止的看法。

 

为期两天的第14届＂香格里拉对话＂昨天落下帷幕。会前咄咄逼人的美国防长卡特看来比较失落一一他所期盼的＂群狼战术＂远未实现；那种一呼百应、群殴中国的＂场面＂，被证明只是他自己的一个＂美好的梦想＂而已。

＂香格里拉对话＂正式名称为＂亚太安全峰会＂，是由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新加坡国防部协办的一个对话论坛，该论坛2002年开始毎年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举办一届，故名＂香格里拉对话＂。中国2007年开始参加这一＂对话＂。除2011年由国防部长梁光烈参加之外，其他各届峰会，中国一般都是派中将銜的副总参谋长参会。这个论坛尽管是由英国智库主办，但以往每年，都是把讨论美国在亚太安全中角色的话题摆在首位。十分罕见的是，今年的会议日程中，＂中国在确保亚太和平稳定中的角色＂，被列为议题的第一位一一有西方媒体评论：这种议题设置，有点儿＂请君入瓮＂的意味，言外之意为：＂中国是亚太不安全的罪魁禍首＂。

这次峰会，中国摆出强大阵容：一改历届派出陆军中将领队的＂惯例＂，这回代表团首次由海军上将、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孙建国副总参谋长领衔一一顺便提一句，作为一个大国的高级将领，不能只是战术专家、战役专家，更应该是战略方面的专家，这方面我们需要向美国学习一一代表团成员的规格、人数、总体专业水准、英语水平等等，也都比往届有了相当大幅度的提高。

这次会议之前，在日本，在夏威夷，甚至在飞往新加坡的飞机上，美国防长卡特都对中国的填海扩岛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指责。但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强硬派防长在对话会上的发言，调子却低了许多，只是在发言的最后部分讲到填海造岛问题，要求中国及＂各有关国家＂立刻并永远停止填海造岛工程一一菲律宾、越南等国填海造岛、大建机场、大肆移民几十年，这是美国第一次提到让它们也＂停止＂一一关于卡特会上＂降调＂这一现象，有人认为，他是想避免去年对话时哈格尔和安倍晋三公开指责中国引起中方点名批判的窘境；有人认为，他是为了争取众多小国的人心；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美国国内对此问题的意见尚未协调一致；还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卡特本人之前＂吓阻＂中国的强硬＂试探＂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5月30日上午卡特第一个发言后，中国军事科学院的一位科研人员赵小卓大校立即对其发言提出质疑和反驳。紧接着，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和外交部发言人对卡特的讲话进行了强有力的驳斥，批驳美方对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说三道四＂、＂挑拨离间＂，要求美国不要挑衅。5月31日会议安排孙建国做＂压轴＂发言。

孙建国讲到中国的外交理念，讲到与世界各国的和睦相处，讲到构建＂命运共同体＂在南海问题上，孙建国明确指出：＂中国的诉求不会改变，中国的立场不会改变，中国的目标不会改变。中国和中国军队历来不怕鬼，不信邪，服理不服霸，信理不信邪，绝不要指望我们会对歪理邪说和强权霸权屈服，绝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针对从希拉里到卡特的无理指责，孙建国指出：南海的航行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今天没有问题，今后也不会有问题。

这次卡特没有想到的是，在对话会上公开与其＂一唱一和＂的，只有日本的防卫大臣中古元。几天前美国的侦察机P－8A抵近中国岛礁并让媒体CNN大肆炒作，其目的之一，就是为这次香格里拉峰会作铺垫。但是从这两天会议的实际情况看，卡特的如意算盘部分落空了。当然，卡特和美国的强硬势力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一定会谋划在南海掀起更大的风浪。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国力和军力的增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的大幅度提升，美国的心理越来越不平衡，自信心越来越不足，越来越担心自己的＂领导地位＂会被取代。在这种氛围下，美国＂下意识＂的思维和举动，就是想办法拖住中国，使其不成为美国霸权的威胁。

多年来，美国在世界各地保持＂领导地位＂、维持霸权的主要手段，就是利用矛盾、制造矛盾、保持矛盾，使矛盾的双方（或多方）都离不开＂调停人＂、＂领导者＂一一山姆大叔一一美国在中东是这么干的，在欧洲是这么干的，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是这么干的，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也是这么干的。近几年来，美国感觉＂对付＂中国，仅有台湾、钓鱼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制造新的矛盾，开辟新的＂乱源＂。

2009年，新加坡的李光耀访问美国，他促请美国强化在东南亚的＂存在＂，要求美国＂平衡＂中国。这一＂建议＂对奥巴马而言，可以说是正中下怀。奥巴马立刻提出美国要＂重返亚太＂。紧接着，2010年希拉里高调宣布要介入南海事务。奥巴马后来把＂重返亚太＂改称为＂亚太再平衡＂。

介入南海事务之初，美国号称对各国主权爭端＂不选边站＂，其盘算是通过支持越南、菲律宾等主权声索国＂闹事＂，通过拉拢东盟等方式牵制中国。但是没有想到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等经济合作、互利共盈的方式，中国同东盟的多数国家，包括一些南海岛屿主权声索国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另外，针对越南、菲律宾违反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定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大肆进行填海扩岛、大建机场等军事设施、大肆移民的＂不良行为＂，直到一年多之前，中国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开始填海扩岛、扩礁。一贯以自身利益为依据实行双重标准，从来没有对越、菲填海行为发过声的美国，这次可坐不住了，从国务院到国防部的高官，直到拜登、奥巴马，纷纷出来喊话、指责中国。可是我们要问问这些美国人：既然认为填海造岛不对，那么你们前些年干什么去了?越南、菲律宾填海，你们难道看不见吗？另外，美国至今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却总是说中国违反了《海洋法公约》，要求中国执行《公约》，真不知美国遵循的是什么逻辑。据来自台湾方面的信息，最近美国有关人员正在同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私下＂谋划＂，企图以支持蔡英文进军2016年＂总统＂大位为交换，让台湾放弃对南海岛屿主权和＂九段线＂的坚持，以便给中国大陆造成维权的＂法理困境＂据有关人士分析，与李登辉＂理念＂相近的蔡英文，为了自身的利益，还真有可能做出这一＂卖国＂之举一一当然，届时精明的蔡英文一定会做出某种包装，以掩盖其卑劣行径。 

 

“新文化运动”迄今100周年，这场20世纪的启蒙运动再度引发知识界的关注。本月，一场以“何为启蒙，何为文化自觉”为主题的研讨会集中了不同思想背景的学者，他们从不同层面就“新文化运动”展开了讨论。本文为汪晖教授2012年的演讲整理稿，讨论的也是文化自觉问题。在知识界回溯重思新文化运动的今天，本文的角度和观点依然具有独特的价值。

20世纪文化政治传统：超越原有民族国家身份         

看到这个题目时，我想起美国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这是冷战结束前后影响最大的著作。

亨廷顿批评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认为美国错误地把阿拉伯伊斯兰作为对立面，并重复了文明冲突论的看法：未来的社会，能够对美国构成挑战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美国一贯的外交政策传统，要有实力。阿拉伯没有实力，有潜力构成挑战的是中国和欧洲。第二点，欧洲在文化上属于西方文明，跟美国一样，不构成文明冲突。但中国不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又具有挑战美国的实力，所以美国的对抗重心是中国，而不是伊斯兰世界。这当然是基于美国的政治文化保守主义脉络上的讨论：冷战之后，怎么看待当代世界。

我不赞成亨廷顿的看法，但是这样的看法，在一定时期的政治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原因不在于他是不是准确描述，而是他引导人们重新理解世界。

有知识分子批评亨廷顿，主要角度是“全球化”——世界已经是平的。但较少人谈论另一个角度：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20世纪的文化政治的传统。

当我们讨论文化，往往会想到儒家、道家、宗教等，但其实这也是重要的文化传统，看起来不同的人站在一起形成共同的目标，这种政治文化的传统，是20世纪留下的重要遗产。别的时代并非没有这样的因素，但只有19、20世纪大规模的国际主义运动，产生了这种文化。人们已超越了自己原有的民族国家的身份。

现在，这种政治传统是逐渐消失的传统，很少被重新记起、提出。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在“文明冲突论”成为一种论调论式的时候，还可以用什么角度去理解和回应变动社会中的秩序。实际上是希望从这儿出发重新理解20世纪遗产对我们的意义。

新文化运动：反思传统重提价值         

过去的二三十年中，一般的思考，更多的是对20世纪的批判、否定。由于20世纪发生了很多悲剧，对这个时代进行批判否定，有合理的部分。我在这里举个简单的例子：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他著有多卷本世界历史著作，而对20世纪所起的标题是：极端的年代。很多20世纪重要的知识分子、作家、科学家对这个世纪的评价、看法，都是比较负面的。

《极端的年代》写的是一个“短的20世纪”：起始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是1991年苏联解体，由大战开始，至冷战结束，并不是100年。在这个极端的年代里，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穿插了无数的暴力和冲突，这在人类史里是罕见的。

另一方面，20世纪对中国来说，包括对很多国家、地区来说，又是不可绕过的时代。整个中国的现代转型，离开20世纪是不可能理解的，这是一个变动的世纪。100年前我们还在进行科举，留辫子，穿长袍马褂，处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中。站在这里回想100年前的事情，有时觉得不可思议。

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重大变迁，就需要理解20世纪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文化自觉这个命题，在20世纪是尤其突出的命题。

“五四”提出觉悟，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共和危机，有非常深的关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把西方的一切看成我们的模式，要学习西方制度，建立现代国家。但“一战”爆发后，中国发现这样学习是有问题的，仍然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处境，得从头想起。陈独秀在1916年1月的《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一九一六年》，里面说“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讫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这段话表示，从1916年起才是现代，要跟过去的想法决裂，所以提到“自觉”这样的问题。那时的知识分子忽然意识到，中国人寻求变革，寻求半天，但寻求的方式有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提出觉悟。

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不仅仅是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包括相对保守的一批人，那时候也重新思考文化、文明，所以发生东西论战、反传统运动。在文化上重新提出价值的问题，设定出新的出发点，认为原有的模式要重新改过才有可能获得新的未来。

我为什么提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正像是我们所处的现在——同样处在普遍危机中。2008年以来的世界性金融危机，1916-1919年同样是世界性危机，整个世界战争和社会危机同样爆发出来，今天的状况和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比，危机内涵不同，但也是处于世界性的危机里面。但我们看知识领域，看国家、媒体，人们与那时候面对危机的方式完全不一样。2008年以后有各种各样的具体方法、经济对策出台，但很少出现文化讨论，很少思考危机背后文化的根源是什么。我们只是想经济的原因，比如信贷危机怎么传播到全世界，很少想到文化和人们的信念到底是什么。实际上，讨论文化问题与拯救经济危机的方式不是没有联系，虽然两者有区别。1916-1918年也要讨论战争贷款，知识分子不是不关心这些问题，但他们还是去讨论文化问题，因为这样的政治模式本身需要从根本上进行再思考。修补是不行的，需要彻底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的问题，文化运动和文化自觉在一战整个过程当中，成为中国知识领域中的重要问题。

20世纪文化的意义在于创造政治能动性         

20世纪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之间有一种特殊关系。文化扮演创造性职能，创造新人和新的政治。过去常常说被政治决定，政治不是我们的创造物，而是决定我们命运的事情；到了今天，市场、利益、经济活动决定我们的选择，只有在这个背景下确定人生的战略目标。大部分情况下，无论我们多么聪明能干，都没有真正具有能动性、能创造主体性的，我们其实是被政治或经济决定的。

而20世纪曾经产生过这样一种文化，在特定历史时刻，给我们自我创造的机会，创造自己的政治，自己介入社会，不是被动的，不是经济的政治的动物。简单地说，政治包含两种不同的含义，第一个含义，只要在社会关系中的人都是政治的，从各自的思考出发，能动地介入政治，这是每个人所具有的政治能力。第二个，也就是通常说到的跟国家、政党，跟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政治，在这个意义上，能动性没有了。20世纪文化的意义，在于创造政治能动性。

大家都知道最近钓鱼岛问题变成新的危机，但现在的情况跟40年前不一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保钓运动是在冷战格局下发生的。台湾海峡对立，美国控制了周边区域包围中国，共产主义阵营跟资本主义阵营激烈对抗。不同阵营的社会里，对人的身份有强烈界定，政治性、身份论、阶级成分……跟另一个阵营发生任何关联都是危险的。但保钓就是台湾去美国的留学生中首先爆发的运动，诉求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爱国主义运动。去年清华开过一个关于保钓运动的讨论会。40年后(从保钓运动算起)这些台湾留学生到大陆来，年纪很大，其中有人发言说，他们这些人大多数是国民党后代，很多人的父辈都是高官，而恰恰在保钓运动里面，他们重建了跟自己祖国、跟大陆的血肉联系。这是他们超越了冷战身份，创造了不同于冷战政治的政治。

新文化运动产生出了新的政治，创造出不同于机械界定的社会身份的一种人。这是文化跟政治之间最明显的互动。这种文化政治的力量，在今天变得越来越珍贵。越来越开放、流动性越来越高的社会，自己决定的能动性、创造政治的能力，却未必高。

改革有现代传统的内在脉络         

在我看来，20世纪以战争与革命为最重要线索，一个重要开端是辛亥革命，离开辛亥革命这个变动，很难理解20世纪。

现在很容易把“五四”时期或者上世纪80年代看成文化高峰期，思想自由，新说迸发，但重新阅读历史，可以发现文化讨论并没有中断，并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运动，政党政治内部也是。简单的例子是跟改革有关，改革从1978年开始，理论基础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学经济的人应该知道，改革很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孙冶方提出的价值规律。但价值规律理论是什么时候被正式提出的？孙并不是在改革时提出的，而是在1959年。而顾准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在1957年。这些理论脉络，在中苏分裂后已经在孕育，没有中止，上世纪70年代中期再出来。

为什么“五四”时期跟上世纪80年代有相似性？原因很简单，新文化要拒绝军阀政治、政党政治，创造不同的新的政治，读《新青年》可以看到里面的政治领域，包含妇女解放、劳动、劳工问题、文化、教育、家庭……这些都是政治，新的政治，同时也是新的文化。20世纪发生的很多事情，最为重要的成就，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没有这样的新政治，也没有后来的进步政党出现、土地改革、妇女翻身、阶级解放……上世纪80年代有相似也有不同，一代新人诞生，在政党政治之外产生文化，但文化运动的空间不再严格控制在政党结构下，创造了不同的文化空间，是在另一个知识分子与文化的空间下出现。

20世纪有悲剧也有遗产

在我看来，现在经济危机、社会分化的情况，不仅在中国、不仅在第三世界，而是全世界都出现。

从政治角度，需要政治改革，没有人对此怀疑，但是要什么样的政治改革？要是有人觉得他可以给出一个特别自信的答案，最好不要相信，我不相信存在一个现成的给定的模式可以解决。我曾经把政治危机概括为“代表性的断裂”。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在西方有议会制，多党制等不同形式，但是在很大程度上，19世纪形成的政党政治，无一例外出现严重危机，也就是代表性危机。

今天我们碰到的极大问题是媒体问题。每个人都是媒体，只要表达就是媒体。重要的在于这种空间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文化政治产生。如今媒体政治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核心，过去差异的边界在消失，看起来是对立的、不同的，但很多时候其实是合谋的。过去国内报纸和西方报纸意识形态对立，而今天有时对立，有时一个调子。这个状况意味着不是在对立中选择(一方)，而是怎么说出自己的话，以什么语言、什么方式叙述问题。

中国革命里至少提出两个道统，一个是毛泽东提出的，可以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理解，是一种反抗的、革命的道统。另一个是孙文的道统，尧舜禹文武周公……是创造道德的合理化谱系的道统。工业化带来原有的革命模式面临困难，这是真实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学术界和理论家也辩论，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估价问题。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是列宁。

矛盾从一开始就存在，要克服资本主义的问题，不得不进行新的劳动分工，依照现代分工模式，重新组织社会。在毛的时代已经意识到了，也有辩论，是革命问题里头完全无法克服的问题。这是20世纪一个不完全成功的政治实验，这个政治实验里同时包含自我否定。20世纪的政治发展，文化运动是运动的自我否定，一边推进运动，一边检讨、批判，寻找超越形式。今天走到这样的路径当中，我们处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分化，许多分工不可避免，分工的方向有没有提供文化政治的可能性，是值得理论探索的。

20世纪即便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存在这样的探索，探索企业文化中工人地位问题，比如德国宪法中就规定工人的地位问题，这个法律化过程，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推进的结果。西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抗议运动爆发前，是特别稳定的社会，在稳定的情况下爆发运动，这个部分是重新思考文化遗产的时候需要去探讨的。在给定的现实中生存需要适应，不适应不可能，但文化运动本身包含超越、批判的状态，是不适应。这就是20世纪暴力型的文化动荡，另一部分是文化的不安，不满意现实，要介入现实创造超越的形式。我不觉得我们现在可以重复这个遗产，形势、条件发生太大变化，值得提出的是，(遗产中有一部分)恰恰是不断从文化领域重新界定政治经济的逻辑。比如我前些时候去少数民族地区看他们重建社区的努力，目前还很初步，但已经产生出可能性，比如劳动者跟雇主关系的协调、怎么利用社群力量抗争，不按照一般法律模式。《劳动合同法》本来是保护工人的，但是由于劳资关系很不稳定，工人觉得工作压力太大常常主动离岗，一年要换一个地方，得不到法律保护。在这种方式下，彝族的少数民族工人，创造出社群性连带来获得企业中的位置和补偿。当地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也在帮助、研究、讨论怎么使他们获得组织的形式，微观层面也有文化运动。这就不是单纯适应，而是创造生存模式，超越旧有社群之间的模式。

我不是为20世纪的悲剧辩护，20世纪充满了悲剧和牺牲，值得我们反思。但是另一部分遗产，也更值得我们思考。要思考悲剧发生的原因，而不是抽象否定，否定只能是为意识形态服务。当下的政治跟经济是最主导我们的两个领域，不能以为套用旧的、别人的模式可以解决。学习各种各样社会的经验，理解今天碰到什么问题，是必要的。文化自觉不是抽象的东西，以每个人的能动性为前提，重新理解立足的时代处在什么状况，面对什么困难挑战，新颖性究竟在哪里。这是变动秩序中文化自觉的含义。

 

德国著名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说：“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二是靠政治而生存。前者是以政治目标为追求的政治家;后者则是以政治为饭碗的食客。”

他讲的是以政治为业的政治家，把他的话引用过来，以军事为业的军人也一样，有些人为军事而生活，有些人靠军事而生活。前者是真正的军人，后者不过是军队的“食客”。在这些“食客”眼中，军人职业不过是一个“饭碗”，从军不过是从千百种职业中选择出的一个，以维持生计，而并非一种毕生的追求。

马克斯·韦伯认为，真正的政治家应该具有三种禀赋：一是对认定的价值目标的献身热忱;二是使命感与实现使命必需的责任伦理;三是超越感情的冷静判断和深刻洞察能力。虽然这是他对政治家的描述，但也同样适用于描述军人。

你是真正的军人还是军队的一个“食客”?你真的具有献身热忱吗?真的有使命感吗?真军人与假军人的区别不仅是部队里是否有你的编制，而是你的灵魂是否驻留在军营。

塞耶校长、丹尼斯·马汉、米基教授被美国军事史称为“西点三巨头”。丹尼斯·马汉于1820年进入西点军校，1824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28岁就成为军事工程学及战争艺术教授。鉴于他在西点军校的杰出贡献，他被评为西点军校的终身教授。

再“终身”，也有退休的一天。但他不愿退休。1871年9月，西点军校监察委员会对丹尼斯·马汉实施强制性退休。一个快70岁的老人，早已功成名就，应该颐养天年了。

可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得知这个消息后，丹尼斯·马汉执拗地扑向一艘航行在哈德逊河的轮船推进器，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因为，他觉得如果离开这所军校，离开军事教学岗位，生活便毫无意义，生命也毫无意义。这是一位真正的军人。

历史学家阿伦·米利特和彼得·马斯洛斯金在《美国军事史》中是这样评价丹尼斯·马汉的，“在他执教的四十多年生涯中，他对军官职业从行业过渡到专业，留下了无与伦比的影响”。

丹尼斯·马汉被人们称为“老马汉”，因为他有一个更加出名的儿子阿尔弗雷德·马汉——“小马汉”。小马汉后来成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官、著名的“海权论”创立者。老马汉的生命消逝在哈德逊河里了，小马汉的理论使美国从地区走向了世界。

美国的强大仅仅是因为先进的武器装备吗?非也。如果没有几代军人无条件的献身，仅仅靠物质和装备，决不会堆积出一个国家的强大。西方有这么一句话：有一流的军队之前，先有一流的教官。有一流的教官之前，先有一流的人格。

老马汉、小马汉尽管没有战场建功的辉煌机遇，但却用思想和智慧让学员们张开了腾飞的“双翼”——潘兴、麦克阿瑟、巴顿、史迪威、布莱德雷、艾森豪威尔等一批美国军事史上赫赫有名的战将都是他们的学生。

这是一支军队从灵魂深处锻造出来的强大基因。

我们军队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

国防大学科研部原副部长王三欣，战争年代是战场上的优秀指挥员，战争结束后进入军校，成为获得一等奖的优秀学员，后来又走上讲台，成为享誉全军的优秀教研人员。他在讲台一站就是30多年，呕心沥血，勤奋耕耘，直到最后倒在了讲台上。

他的夫人回忆：“他在医院里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有时出现幻觉，却还在想着教学，说话不清楚，但还能说出来：‘张家港……演习……拿地图来……拿笔来……要红的’，他脑子里装的都是这些东西，家事一句没谈。”

这个被誉为“战争史活字典”的中国军人，生命最后时刻惦念的，仍然是他的教学工作。他的女儿回忆：“爸爸突然辞世，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了大堆的讲义和文稿。妈妈痴痴地厮守着这些故纸，仿佛在期待着什么……”

让我们看看他夫人厮守的这些“故纸”——王三欣的文稿和讲义：《如何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打歼灭战》《学习军委战略方针的初步体会》《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经验教训初探》《学习“如何研究战争”问题的几点体会》《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军事战略的历史演变》《关于解放战争时期战略进攻的几个问题》《学习我军革命战史，加深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功用与发挥》《关于战争诸因素的关系》……

那是一个国家改革开放、军队需要忍耐、学子纷纷海外定居、军人纷纷下海经商的和平发展年代，人们都在关心自己的待遇，都在设计自己的前程，而王三欣却仍然在研究战争、关注战争，由他主编、撰写或修改的教材多到无法统计的地步。

这部“战争史活字典”，于1987年2月在北京西郊红山口静静地合上了。

他有没有活得更精彩一些的梦想?有的。这个梦想既不是发财，也不是升官，是他年轻时心中的那个愿望：“向往当一个梁山好汉”，“有时想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他一辈子都在追寻心中的梦，跟我们所有人一样。这也是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他的培育。对除恶的担当，对正义的追求，对平等的向往，是那一代军人灵魂与血性的本源。

在中国革命的熔炉中，忠心耿耿的王三欣，炼成为沉甸甸的“金子”。他生前特别喜欢克劳塞维茨的一句话：“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锋利的刀刃。”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他给我们留下了真正锋利的精神之刃。

如同小马汉创立“海权论”与其父老马汉关系极大一样，说到王三欣，就不能不提及对他影响至深的蔡铁根。当年王三欣是南京军事学院战史研究生的时候，蔡铁根是战史教授会主任。他们之间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老师。老师的知识在流进学生头脑的同时，其人格也默默溶入了学生的血脉。

1958年反教条主义时，蔡铁根致信中央，“军队建设决不能以我们的传统观点为标准，必须以未来战争的要求为标准，军队训练教育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适应于未来战争的需要，战争有权改变一切”;“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基于自己为党为国的热忱，我不敢隐讳自己的愚见，并大胆地把它提出来”。

他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军籍，行政九级降为十五级，调离部队。“文革”时期又被定为反革命，甚至被判处过死刑，20世纪80年代初才最终平反。军事学院老院长萧克将军说：每当想到蔡铁根的时候，不易平静下来。他专门赋诗一首：“铁根之根坚如铁，宁为玉碎不折节，坚持真理不服诬，铁根之根真如铁!”

今天我们回头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蔡铁根于1957年讲的话：“军队训练教育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适应于未来战争的需要，战争有权改变一切”，读起来仍然令人怦然心动，掷地有声。这就是军人的灵魂与血脉。一代又一代，代代相传。

国防大学原副校长黄玉章也是蔡铁根的学生，他说一直到退休那一天，没有休过一个假期;虽然工作和成果不是那么辉煌，但是每当想起老师蔡铁根，就只能竭尽全力，不敢有丝毫懈怠。

我们讲灵魂，讲血脉，讲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队伍在不断变化。但凝聚成灵魂的东西，不管人员怎么变化，通过血脉，代代承传。蔡铁根、王三欣、黄玉章，这些将千百万中国军人的忠诚与热血浓缩于教学科研战线上的中国军人代表，他们留下来的学术成果，有些可能随着时代变迁、装备发展而时过境迁，但他们留下来的由灵魂和血性浇灌的人格，比他们的学术成果影响更加深远，一直对我们这些后来人产生重大影响，让我们能够时时体验军人的灵魂与血性。

人性与血性

今天，每当我们谈到血性的时候，很多人以为血性与人性是对立的，好像人性、血性是两回事。其实从生命一开始，人性中就被注入了血性。人性代表人的最基本要求：生存、温饱、尊严。这三个要素无不包含血性的支撑。

当原始人在森林里寻食求生的时候，没有血性，就只有被饿死、冻死。尊严更要靠血性支撑。如果只有温饱没有尊严，人类与其他动物又有什么区别?还能走出周口店的洞穴吗?

一部社会发展史证明，不管是生存、温饱，还是尊严，人性中无不包含有血性。没有血性的人性，不是完整的人性，容易滑入放弃担当、仰人鼻息、逆来顺受的奴性。真正有血性的人性才是完整的人性，缺乏血性的人性，就是奴性。

一个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讲过这么一段话，“有些汉奸如汪精卫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欺压人民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生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他还说，“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应该说投降是正确的选择”，“如果我们以这种观点看历史，几千年的历史可以改写”。

这位所谓的著名教授讲的还是人性吗?还有一点生命的尊严吗?这种一丁点血性都没有的人，戴着大学教授的“帽子”，在当今社会大行其道，以活着为第一要务，见风使舵、卑躬屈膝，实在不行就投降，投降了还要主动跟人家合作。他还说：“投降了就要遵守人家的规定，不能胡来，投降了还胡来，别人就不按战俘公约标准对待你，你就得吃亏。”我们中国人如果都变成他说的这样，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

举一个例子。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杨靖宇，第一路军总司令，面对日寇围追堵截，抵抗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有打胜的希望吗?没有。但他却没有像那位教授说的为活命而投降。他继续抵抗，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日本人对杨靖宇特别佩服。杨靖宇一米八几的大个，身高腿长。东北大雪天，雪深过膝，日本人个矮腿短，在雪地里怎么也追不上他，抓不到他，后来还特别佩服他，甚至把他神话了。但杨靖宇身边出了一个又一个叛徒，最终置杨靖宇于绝境。那些叛徒都如那位教授所讲的，只要能活命，什么卑贱的事都做得出来。

第一个叛徒：程斌，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人之一。1938年率部投敌，组成“程斌挺进队”，将杨靖宇逼入绝境。程斌虽不知道杨靖宇身处何处，但却知道抗日联军分布在深山老林里的密营地点。杨靖宇之所以能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东北深山老林中生存下来，就是因为山里有很多密营，每一个密营里都有粮食、柴火，所以他冻不死、饿不死。程斌知道这些密营的地点，带领“挺进队”把密营全部破坏，从而使杨靖宇陷入绝境。

第二个叛徒：张秀峰，军部警卫排长，父母双亡的孤儿，由杨靖宇抚养成人。1940年2月，他带着机密文件、枪支及抗联经费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等机密情报。张秀峰是杨靖宇的贴身警卫，掌握杨靖宇的活动规律。此人于2月叛变，杨靖宇于3月牺牲。

第三个叛徒：张奚若，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机枪射手。叛变后在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开枪射杀了杨靖宇。

第四个叛徒：蒙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上山砍柴发现了杨靖宇。当时，面对日军疯狂的围追堵截，杨靖宇已好几天没吃饭了，棉鞋也跑丢了一只，对赵廷喜等几个上山砍柴的村民说：“下山帮我买几个馒头，再买双棉鞋，给你们钱，不要告诉日本人。”赵廷喜张皇失措跑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发：杨靖宇在山上。

程斌、张秀峰、张奚若、赵廷喜，哪一个不是中国人?他们又都是失去了血性、最终只能给别人当奴才的中国人。如果按照那位教授所言，连汪精卫这样的汉奸都“没有错”，都是“真正的英雄”，那程斌、张秀峰、张奚若、赵廷喜等人还有错吗?既然“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投降是正确的选择”，那么，这些叛徒都要归入这位教授的“英雄”行列。这种错位和荒唐的价值观对中国社会的毒化，无怪乎美国人要给他颁发“弗里德曼奖”。

还有一段赵廷喜与杨靖宇的对话。赵见杨几天没有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赵说：“我看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岂止是不杀，如果杨靖宇投降，日本人还打算让他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利用杨靖宇制服东北抗日联军。

杨靖宇沉默了一会，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句话真是震人心魄。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围之下，杨靖宇用周身沸腾的血性和整个生命，顽强地表现出中国人惊天地、泣鬼神的人性。今天之所以还能有中国，恰是因为有千千万万杨靖宇这样的共产党人，在最黑暗、最困难、最无助、大多数人万念俱灰的时候，仍然用他们的灵魂、他们的血性，支撑着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什么叫人性?什么叫人性的光辉?看看共产党人杨靖宇。如果中国人没有这种由血性养育和浇灌的人性，怎么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大学教授讲的话，居然还有人喝彩。面对反对之声，居然还有国家级刊物发表社评，要求保护那位教授的“言论自由”。奇之怪哉!难道只有他毒化民族心理的自由，反倒没有反驳这种毒素的自由?

一段时间以来，这种无原则、无条件、无界限的“人性”，成为一批人的旗帜，而且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汶川地震中的“范跑跑”，网上就有不少人对其表示同情。一些电视台还以“思想解放”为由组织“正方”“反方”，在节目中激烈辩论。

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这种现象实在可悲!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有维护自己生命的自由，但“范跑跑”作为一名人民教师，课堂里还有几十个孩子啊，你就没有一点责任?遇到危险撒腿就跑，把自己的性命看得远远高于几十个孩子的性命，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能够得到社会道德和公众舆论的认可?

如果说这种行为被我们一些人肯定为“人性”表现，那么这种“人性”与兽性又有什么区别?如果这类理论横行于我们的社会，我们又怎样避免20世纪初孙中山曾发出的感叹：“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2014年3月1日21时12分，昆明发生暴恐案，暴徒持刀在昆明火车站临时候车室肆意砍杀无辜群众，最终导致31人死亡，141人受伤，其中40人重伤。

有多少暴徒?最初传说是“十几个黑衣人”，后来说是8个，最后证实是5个，其中还有1个女的，被捕后发现有孕在身，只能判她无期徒刑。只有5个暴徒，却肆意挥刀砍杀致使31人死亡，140多人受伤，平均每个暴徒砍杀30人以上。在对方赤裸裸的血腥暴力面前，该怎么谈我们的血性?

暴行发生后，网上到处是逃生技巧，保命举措，教人“不能激怒歹徒”“见黑衣者躲避”;还有人教维吾尔族语：“朋友，住手，自己人!”这还有一丁点儿血性吗?暴恐案发生时，有200多人躲在火车站内的一个小商店里，几位男士想冲出去制止暴徒，马上被周围人拦住：“谁都不许开门，谁开门砸死谁!”

事后，我们的媒体都在谴责暴行、祈福逝者，却不去反思为什么国民失去了血性，不去讨论失去血性还有没有生命的尊严。你可以“人性”不离口，但如果失去了血性，你的人性能保全吗？让毫无尊严的保命哲学流传开来，暴恐分子的活动空间是会变得越来越小还是越来越大?人们的精神状态没有血性与正义的提振，谁敢说五六个日本鬼子带着百十号伪军就把几万人赶得到处“跑反”、一把屠刀就能砍下一百多中国人脑袋的所谓“百人斩”的遭遇未来就不会重现?

美国建构主义的鼻祖亚历山大·温特说：“一个国家在生存、独立和经济财富这三种利益之上，还必须加上第四种国家利益，那就是集体自尊。”我们有些人以为国家利益就是温饱，就是发展，就是韬晦与抓住机遇期，不知道“集体自尊”也是国家利益。

为什么今天有些人“提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排除个别别有用心者，更多的人是因为觉得自尊受了冒犯，虽然今天我吃饱了，我有车、有房了，但或许中国外交的所作所为和海外公民的权益保障与民众心目中的大国形象还有差距，民族自尊心从而受到了伤害，所以总觉得心情烦躁、不满意，要骂人。这就是亚历山大·温特说的“集体自尊”问题在作怪。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家，宁愿人来犯我，也不可我先犯人。“以和为贵”，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明哲保身，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为了一己利益或苟活于世，什么都可以不顾。人的尊严，社会价值，是非曲直，真理道义，都在忍、隐、退的思想灌输下，变得无足轻重。

活着就是第一要务，能攫取点利益则是第二要务。至于什么“尊严”，有没有无所谓。什么“正义”，能不能实现无关紧要。所以，“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识时务者为俊杰”“活麻雀比死老鹰强”等厚黑哲学，在我们的社会大行其道。

今天看，唯有血性才能冲破种种过于精细的利益考量，彰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做人的品德与生命的尊严。精细入微的利益算计，丢掉的恰恰是国家和民族的品德和尊严。我们谈人性与血性，离开了血性，怎么可能拥有完整的人性呢?

党性与血性

何为“党性”与“血性”?一句话：党性必须依靠血性来支撑和捍卫。

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党性就是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原则性、战斗性。以血性支撑的党性，是党的生命力、战斗力的来源，组织性、纪律性、原则性、战斗性如果没有血性支撑，就沦为一纸空文。

什么是坚定的党性?从开国将领张国华的身上可以得到印证。革命战争年代，在强手如林、战将如云的人民解放军序列中，张国华并不很突出。他仗打得不错，战绩颇多，但指挥能力比他优秀、战绩比他辉煌的将领还有不少。如果以此衡量，他并不出众。但使张国华的声名最终超越诸多名将、彪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册的是什么?是他坚如磐石的党性。

1950年初，中央决定提早进藏。毛泽东说：“西藏人口虽少，但战略地位和国际影响极其重要，必须尽早占领。”最初考虑这一任务以西北方面为主，西南方面为辅，因为当时西南战事尚未完全结束。

西北方面彭德怀提出战线太长，兵力分散，战事虽然基本结束，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广大，情况复杂，原有兵力本来就少，难以抽出太多兵力进藏;且从青海格尔木方向进藏的道路多年损毁，仅修路就需很长时间。毛泽东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看到这个电报是不高兴的，随即指示：“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刘(伯承)、邓(小平)本来是进藏的辅助方向，现在一下子变成了主要方向，而且不但“向西藏进军”，还包括“经营西藏的任务”，压力徒增。当时62军驻西康，距西藏最近，理所当然成为进藏部队首选。但刘伯承考虑62军来自一野，让他们进藏不妥，一野方面会认为让他们的部队“啃硬骨头”，而二野的部队去“吃肉”。所以，坚持派二野的部队进藏。

这是当年那一代人的领导风格：越是自己的部队，越是主力，越要承担艰巨任务。刘、邓最后商定：62军不进藏，调自己指挥的二野一个主力军承担进藏任务。但未料到的事情发生了：该军军长不愿进藏，未能谈通。理由是什么?无非是身体健康状况等，我们今天都可以猜得出。客观地说，西藏当年的条件之艰苦尽人皆知，革命刚刚胜利，谁都愿意多享受享受革命胜利“果实”，这也是当时真实存在的普遍情况。

僵局出现了，难以破局。毛泽东一直在等待西南方向的报告，但种种原因又使刘、邓的选择被迫一变再变，给中央的报告也一推再推，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领导人真是忧心如焚。

张国华的18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领受进藏任务的。

18军原定的任务是接管富庶的川南。军长张国华已经定为川南行署主任，军政委谭冠三已任命为自贡地委书记。1950年1月7日，张国华赴川南行署上任途中收到刘、邓急电：就地待命，军领导及各师一名负责人速赴重庆领受最新任务。

1月10日，刘、邓接见张国华等18军领导。

邓小平第一句话便开门见山：“今天谈话凭党性。”

张国华张口就答：“一切听从党安排。”

邓小平说：“×××不去西藏，你指挥部队去。”

张国华答：“坚决完成任务!”

单刀直入的几句话，张国华的党性光芒四射。

“今天谈话凭党性”，邓小平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前面一次谈话没有谈成，人家不愿去。我们说真正的党性并不表现在平时滔滔不绝的政治表态，而是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的勇气和担当。坚强的党性就是坚决完成党赋予的任务。

军长同意、军领导班子同意，不等于全军都愿意。18军由前往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川南而突然改去高原高寒的西藏，部队官兵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子来。说实在的，谁不想去富庶的地方驻扎，很多干部还没有结婚，想到川南去发展、成家。突然一道命令要转进西藏，部队逃兵数量骤增，甚至连一些干部也出现动摇。

18军52师154团副政委刘结挺，张国华最欣赏、准备重点培养、重点使用的干部，也写信提出身体不好，不能进藏。张国华看信时气得手发抖。政委谭冠三说：把刘结挺绑起来!他不去，捆也要给老子捆进去!正是这句气话提醒了张国华。他后来要求：凡是逃兵一律不许进藏。他说：“我们进藏的光荣决不能让这些逃兵玷污了!”

在18军进藏动员大会上，张国华说：“你把西藏看成是不毛之地，可英帝国主义却从不嫌它荒凉，百余年来拼命往那里钻，现在美帝国主义又积极插足。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国土反倒没有帝国主义热心?”“如果西藏真被帝国主义分割出去，我们的西南边防后退到金沙江，恐怕我们在四川也坐不安稳吧!”他还说：“进藏确实苦，可是西藏人民世世代代在农奴主残酷压迫之下生活，岂不更苦?人民解放军以解除人民痛苦为己任，我们怎能眼看他们受苦而无动于衷?”

这就是张国华的党性、18军的党性。在革命已经胜利、大家开始享受果实、回避危险和艰辛的时候，张国华率领18军挺身而出，担起千钧重担。共产党员的党性，不仅仅表现在服从党的安排上，更表现在以自己的牺牲去解除人民痛苦，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行动上。

邓小平亲自坐镇18军进藏动员会，对张国华的讲话带头鼓掌，并给18军将士题词：“接受与完成党赋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

1950年春，张国华以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党性，率领18军部队进军西藏。

人民解放军进藏，印度尼赫鲁政府表示“不安”“疑虑”，要新中国政府“解释”。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申健答复：“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进藏是人民解放军的权力。”毛泽东得悉后，于1950年10月28日作出批示：“周(恩来)并外交部：申健答得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的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

毛泽东这段话让我们感觉到领袖大无畏的气魄，更让我们感觉到支撑领袖气魄的18军将士大无畏的英勇。张国华坚定不移的党性，同样在构筑新中国的铮铮硬骨。

代价是巨大的。张国华的女儿因感冒发烧，病逝于进藏途中。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党性不是表现在只让别人牺牲，而是表现在自己率先牺牲。

后来又发生了所谓“五大部上书事件”。1957年3月，西藏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干部部、财务部五个部门给中央写报告，没有经过司令员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一位军区领导到北京开会，就把报告递上去了。报告主要内容是反映部队存在的问题，要求实行轮换。驻藏部队太艰苦了，能不能分批轮换，三年或五年，让干部们能缓一缓。

这份报告没有不实之词，对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夸张和夸大。参与报告的有副司令员李觉、副参谋长陈子植、政治部副主任洪流、后勤部政委李华安、财务部部长秦卓然、干部部处长方其顺、王达选、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郑震等。

报告上去后，总部有领导批示，指责这些干部“革命意志衰退”“不安心西藏工作”，有“右倾逃跑主义倾向”，要严肃处理。这些人后来都被调离岗位，有的还受了处分，被不公正对待。

例如，李觉是18军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原是西南军区作战处长，18军进藏跟他并无关系，但他积极主动要求进藏，先后任18军副参谋长、参谋长、西藏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五大部上书事件”后，李觉被调离西藏军区，到二机部任核九院第一任院长，在大西北荒漠戈壁一待就是8年，为新中国核武器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政治部副主任洪流被调到藏北海拔4500多米的无人区杜加里，在极端艰苦的生命禁区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和藏族民工挖硼砂，偿还新中国欠苏联的债务。副参谋长陈子植被调去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在世界屋脊修建第一条高原国际公路。

他们这些人在1979年全部获得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处分、清理档案中的不实记载。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张国华是有责任、有错误的，说李觉、洪流、陈子植等人“夸大坚持西藏地方斗争的困难，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确是左了、过了，对他们的处理也重了、错了。

但张国华从始至终不是在跟哪个人过不去，不是想打击谁，报复谁。他觉得这个报告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甚至还怀疑过军区政委谭冠三不够坚定，是否也参与了这份报告，产生了一些误会。他只把定一条：毛主席让我们守西藏，要走你们走，我死也要死在这里!

即使在犯错误的过程中，也让人更加看清了他那坚如磐石的党性。

因为长期高原工作引发的心脏和血压问题，张国华于1972年去世，尚不满58岁。骨灰空运到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恩来一生只亲自迎接过两位将领的骨灰，一位是多年患难与共的战友、黄埔一期毕业的陈赓大将，另一位就是虽然历史交往不多、但周恩来特别欣赏的井冈山司号员张国华中将。

新中国175位开国中将，其中军事能力、作战水平比张国华高的不在少数，但名声比他响亮的，为数不多。历史就这样完成了选择：关键时刻，张国华以党性彰显的军人血性，铸起新中国解放西藏进程中千古不朽的时代丰碑。

2014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有灵魂就是信念坚定，听党指挥。不论何种艰难困苦的场合，坚决完成党赋予的任务，靠党指挥枪的原则，靠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靠自由信仰和信念结成的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对党的忠诚。”

什么叫“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对党的忠诚?”让笔者想清楚、看明白这个问题的，就是张国华。他的实际行动就是对这句话的完美注解。张国华，以及千千万万个如同张国华一样具备坚定党性的真正共产党人，永远都是走在这支军队前面的光辉榜样。

 

晚清改革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其转折成败是个史实问题，更是个史观问题。为什么历史重要，为什么要认识那段历史？因为要给当代人以启迪。历史不可能重复，但会相似。

历史淘汰了“改革派”和“保守派”

晚清政府的命运不是由什么“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决定的，更不是什么“缺少顶层设计”导致的。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这批新毕业的大学生们普遍认为，改革不够顺利、不够快速，是因为“保守派”与“改革派”之争，是因为中国没有戈尔巴乔夫战胜保守派，是因为“改革缺乏整体蓝图”——与今天说“缺乏顶层设计”是完全相同的意思。十年后我们才认识到自己当年的浅薄。“改革派”与“保守派”不过是钟情于中国“全盘西化”的西方人所做的分类。戈尔巴乔夫的“整体蓝图”远不如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实事求是。

晚清时代最大的问题是救亡。百姓一盘散沙，国家软弱不堪。谁能动员亿万群众，组织亿万群众奋起救亡，谁就该坐天下。清廷里无论“改革派”和“保守派”都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他们只知要保卫那小朝廷的“执政”利益。对所谓清廷“两派”来说，谁占上风或有没有顶层设计的“改革蓝图”，都注定要一起灭亡。照着西方制度“改制”反而加速了朝廷崩溃。练新军练出了私人军队，废科举让士绅们离心离德，地方预备立宪变成了各省对抗中央。武昌起义小闹一下，清廷就倒了。

清末的“改革派”和“保守派”被国民党和共产党取代是铁的历史事实。两党都肩负组织民众、动员民众，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

但两党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有高低。国民党因其海外侨社的起源，更擅长动员黑社会和比较有钱或有较多耕地者的力量，也与粗通西学的知识分子及东西方的帝国主义国家有较密切的关系。如此，不仅内部派系众多，不断分裂，而且难以深入广大贫苦农民，在普通百姓中缺乏根基。孙中山声称要以抵抗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为“扁担”，一头挑“民权主义”，另一头挑“民生主义”。然而，其“宪政”民权之梦却不得不以“军政”和“训政”为前提。他声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但国民党所依靠的少数精英势力注定完不成那种任务。“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在日军面前一触即溃。

若非出现了苏联和日军侵华，国民党的命运或许大为不同，也或许中国就此变成印度、埃及、土耳其。然而，这个假设如同假设汉武帝攻占了罗马一样无聊。最终是中国共产党人以至诚感动了亿万农民这个“上帝”，人民在党领导下齐心推翻了“三座大山”。这个历史经验导致了人民解放军建立“人民共和国”以及这国里的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邮政、人民航空、人民铁路，等等。

“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最深厚的政治道统，也是中华一以贯之的历史观。所以，这段历史不是什么清廷“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的结果，更不是那“两派”有或没有“顶层设计”的结果。

与民心同步

中国共产党凭什么得天下？“打土豪分田地”是什么“主义”？苏式的社会主义要土地集中国有，西式资本主义要土地私人集中。“打土豪分田地”满足了中国小农的要求。那不是什么西式“主义”的胜利，而是百姓民心的胜利，是“以民为本”的胜利，是实事求是思想的胜利。过去如此，今天如此，将来也如此。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当然也不是来自什么保守派与改革派之输赢，而是来自中国共产党对民心的敏感，对广大人民福祉的敏感。国强了，民还要富，还要闯世界。因为得民心，因为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改革开放政策就获得成功。强国富民是百年来人民的心声，是中华民族的梦想。这梦想也不属于什么西式“主义”。

中国共产党未来的生死存亡还是在民心。中国共产党能长期执政，关键在于以民为本，信仰人民，对人民的要求保持高度敏感，政策随民心之变而大幅调整。人民群众面临的问题变了，利益要求变了，党就要反思，政策就要做与时俱进的“改革”。这就是“人民共和国”的真谛。人民的利益不是过去的、将来的、抽象的，而是眼下的、具体的。人民的利益不是几个抽象的、代表理想的名词。追求抽象名词里的乌托邦不是中华治道。所谓成熟的市场，成熟的法治，成熟的民主，就是乌托邦。倘若被意识形态蒙蔽，不再实事求是，倘若推行所谓“社会改造工程”，甚至为了乌托邦而拆故宫、建白宫，我国变不成美国，而会变成一个普通的欠发达国家，变成印度或埃及，甚至美国的附庸。

市场不是目的，是强国富民的工具。若市场力量异化到分裂社会的地步，伤害广大人民的福祉，就必须遏制市场的力量。同理，法治、选举也都是工具，社会团结和广大人民的福祉才是最重要的标准，强国富民才是唯一目的。不信仰人民，把广大群众的要求蔑称为“民粹”，群众必然与党离心离德。苏共在历史上获得了巨大成就，但苏联人民没有为苏共的垮台掉一滴眼泪。过去的成就不代表今天的正当性。背叛人民就必遭人民背叛。

今天的民心在哪里？广大群众主要的诉求是什么？医疗，教育，住房，养老已经成为横亘在群众生活面前的新四座大山。十亿人养两亿孩子送两亿老人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了。这些领域的政策往哪个方向走，均等化还是继续市场化？现代化是为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共产党是否还需要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组织起来的人民，依靠人民的权力来捍卫人民的权益？顶层设计也罢，深化改革和啃骨头闯关也罢，政治方向是党的命根子。牢牢把握国强盛，民均富，社会和谐的民心，抓住主要矛盾不松手直到基本解决，执政党才可能长期执政。

用“改革”与“保守”之争谈论晚清，谈论当下，置换“民心”这一根本问题，是从西方立场看中国，用宫廷小政治理解大历史。能否接地气，与人民大众休戚与共，才是决定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关键。

 

中国首个制造业强国的行动纲领终于发布了！按照这份行动规划，未来中国将力争通过三个十年的努力，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把中国建设成为引领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制造强国。目前仅仅是一个开始。

从本报记者获得的信息来看，围绕《中国制造2025》的一系列专项规划、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和评估方案等未来还将陆续出台。

核心摘要

对此，工信部规划司司长肖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初步考虑“十三五”期间，将编制智能制造的专项规划，具体的内容还在研究当中。

本报记者 王尔德 北京报道

5月19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以下简称《2025》），这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

对这一行动纲领编制的意义，工信部部长苗圩曾公开介绍称，这是我国第一次从国家战略层面描绘了建设制造强国的宏伟蓝图。

《2025》提出，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到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我国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这意味着，到2025年，我国综合指数接近德国、日本实现工业化时的制造强国水平，基本实现工业化，进入世界制造业强国第二方阵。”苗圩分析。

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李北光对21世纪经济报道介绍， 《2025》的落实将采用“1+X”的形式来推进，其中“1”就是《2025》，“X”是与《2025》配套的多个政策文件，具体将包括一系列的专项规划、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和评估方案等。“X”系列配套政策有望在年内出台。

编制智能制造“十三五”专项规划

贯穿《2025》的一个核心主线即“智能制造”。

所谓智能制造主要是指基于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贯穿于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制造活动各个环节，具有信息深度自感知、智慧优化自决策、精准控制自执行等功能的先进制造过程、系统和模式的总称。

《2025》以智能制造为主线，提出了九大战略任务和重点，包括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加强质量品牌建设，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发展等。

其中，第二项关键任务尤为引人关注。《2025》要求，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发展，把智能制造作为两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

国家提出，要研究制定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编制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布局。

对此，工信部规划司司长肖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初步考虑，工信部将编制智能制造的“十三五”规划，具体的内容还在研究当中。

同时，《2025》还提出要制定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路线图，明确发展方向、目标和路径。发展基于互联网的个性化定制、众包设计、云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推动形成基于消费需求动态感知的研发、制造和产业组织方式。建立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开放型产业生态体系。

对此，工信部的一位官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介绍，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路线图，应是发改委牵头编制的“互联网＋”行动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一个单独的规划。

2017年全面推广智能制造

《2025》明确提出，要实施五大工程，具体包括制造业创新建设工程、智能制造工程、工业强基工程、绿色制造工程、高端装备创新工程。其中，最核心的是实施智能制造工程。

对此，《2025》介绍，国家将在基础条件好、需求迫切的重点地区、行业和企业中，分类实施流程制造、离散制造、智能装备和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智能化管理、智能化服务等试点示范及应用推广。建立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和信息安全保障系统，搭建智能制造网络系统平台。

工信部装备工业司重大技术装备处副处长叶猛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目前工信部已经制定了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三年专项行动计划，即《2015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根据《方案》，试点示范项目的目标主要包括五项：实现运营成本降低20%，产品研制周期缩短20%，生产效率提高20%，产品不良品率降低10%，能源利用率提高4%。

“地方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的申报热情很高，我们要求每个省不要超过6个，但根据初步统计，地方已经申报了三四百个示范项目。”叶猛介绍。

根据工信部的部署，2015年将根据地方申报试点项目的情况，6月底之前遴选确定30个以上智能制造示范项目。在2016年继续扩大试点，边示范边总结边推广，2017年准备全面推广。

叶猛进一步指出，“目前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还没有专门的配套支持政策，我们也在争取财政和科技部门的支持” ，“智能制造试点更多的是发挥企业自身的作用，通过自己的努力发挥行业领跑者的引领作用”。

有人担心，智能制造的推广可能会减少就业。对此，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副司长李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实施智能制造后，就单个企业而言，确实会引起工人数量的大幅减少，尤其是危险、环境恶劣的工作岗位。

李东指出，智能制造也将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大大提高，对智能制造系统的维护人员、巡视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具有智能制造知识和技能的工人的需求大幅度增加。

李东分析，从整个制造业看，实施智能制造后，它带来的是劳动力的结构性改变。劳动力由加工制造向生产性服务业转移，沿产业链向生产性服务业延伸的劳动力需求会大大增加。

成立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

《2025》提出，制造强国战略的实施，必须要深化改革。

国家提出，要充分利用现有渠道，加强财政资金对制造业的支持，重点投向智能制造、“四基”发展、高端装备等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领域，为制造业发展创造良好政策环境。

在此前的5月13日，工信部副部长刘利华在出席工信部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动员暨培训会时表示，要做好“中国制造2025”及各专项规划与中期财政规划的衔接。

同时，《2025》提出，要成立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由国务院领导同志担任组长，成员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担任。

领导小组主要职责是：统筹协调制造强国建设全局性工作，审议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工程专项、重大问题和重要工作安排，加强战略谋划，指导部门、地方开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同时，国家将设立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研究制造业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性重大问题，对制造业重大决策提供咨询评估。

工信部一位官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介绍，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和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的构成暂时不方便对媒体披露，这一组织安排要由国务院统一对外宣布。

 

央广网北京5月19日消息（记者张棉棉）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国务院近日正式印发《中国制造2025》。制造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导力量，也是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的物质保障，还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那么，《中国制造2025》又将如何推动制造业创新发展、提质增效，助力中国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

据工信部部长苗圩介绍，世界各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通过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和教训深刻地认识到，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如果放弃了这一点，受到的影响和冲击就非常巨大，如果没有放弃，一直坚持这一点的话，受到的冲击和影响相对就小。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当中，从国际上来看，世界各国纷纷提出了重返制造业、振兴装备制造业、实行新的工业化发展计划等等，各国的叫法不太一样，但是都出台了一系列的制造业发展的战略、规划、计划。从国内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常态。新常态就是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一个转变，改变过去我们长期在制造业价值链的低端发展，要向中高端发展去迈进。

那么，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要研究中国的战略到底怎么去应对新一轮的发展。因此，就有了现在的《中国制造2025》：

苗圩：从制造业本身来说，经过六十多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建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整个产业的规模已经做到世界第一，大概占整个世界制造业20%左右的份额，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

引领和带动整个新一轮发展的方向设定在哪里，发展的路径是什么，我们要采取哪些措施，在哪些领域加快发展，来促进中国从制造业的大国向制造业的强国去转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这就是我们制订“中国制造2025”的总体考虑。

任何一个实体经济都是优劣势并存的，中国的制造业也是如此。在工信部部长苗圩看来，就优势而言，首先，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并且还日益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第二，我们有一大批充满着生机和活力的企业。第三，我们有一个发展制造业的长期方针和战略。第四，我们还有一大批的人力资源，特别是新时期我们以大学生为代表的这些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源源不断地充实到我们制造业里头来，这是我们的四大优势。

苗圩：按照问题导向，首先我们技术上还缺少持之以恒地对创新的投入和创新引领发展的这种理念。

第二，就是我们在产品质量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中国的制造并不意味着是一流的品质，一流的产品质量。

第三，我们的结构还不够优化，虽然我们有大量的企业，但是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还比较少；虽然我们有大量的人才，但是缺少跨国公司的领军型的人才。

第四，我们面临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强烈，我们要节能，要减排，还要发展，怎么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是个问题。

第五，我们还需要有源源不断的新的劳动力红利，来补充我们发展。前三十多年，我们基本上是靠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支撑了整个中国制造业的高速发展。

随着人口红利逐渐的消失，我们新一轮的发展需要的是人才，各个领域、各个层级的人才，具有知识、具有技能的人才来支撑整个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新的规划具体的目标大概可以用“一二三四五五十”，这么一个总体的结构来概括。

所谓“一”，就是一个目标，我们要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去转变，最终要实现我们制造业强国的一个目标。

所谓“二”，就是通过两化融合发展来实现这个目标。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用信息化和工业化两化深度融合来引领和带动整个制造业的发展，这也是我们制造业所要占据的一个制高点。

所谓“三”，就是要通过“三步走”的一个战略，大体上每一步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来实现我们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目标。

所谓“四”，就是我们确定了四项原则。第一项原则是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第二项原则是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第三项原则是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第四项原则是自主发展和合作共赢。

所谓“五五”是有两个五，第一就是有五条方针，即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和人才为本。还有一个五就是实行五大工程。第一个就是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建设工程；第二个就是强化基础的工程，我们叫强基工程；第三个是智能制造工程；第四个就是绿色制造工程；第五个是高端装备创新工程，

最后就是十个领域，作为重点的领域，在技术上、在产业化上寻求突破。比如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比如说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比如说航天航空这个领域，比如说新能源汽车领域等等，选择了十个重点领域进行突破，这就是整个中国制造业中国制造2025的主要内容。

附全文

中国制造

2025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十八世纪中叶开启工业文明以来，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和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有力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显著增强综合国力，支撑我世界大国地位。然而，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差距明显，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迫而艰巨。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必须紧紧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加强统筹规划和前瞻部署，力争通过三个十年的努力，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把我国建设成为引领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制造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基础。

《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

一、发展形势和环境

（一）全球制造业格局面临重大调整。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各国都在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动三维（3D）打印、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取得新突破。基于信息物理系统的智能装备、智能工厂等智能制造正在引领制造方式变革；网络众包、协同设计、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精准供应链管理、全生命周期管理、电子商务等正在重塑产业价值链体系；可穿戴智能产品、智能家电、智能汽车等智能终端产品不断拓展制造业新领域。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迎来重大机遇。

全球产业竞争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我国在新一轮发展中面临巨大挑战。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加速推进新一轮全球贸易投资新格局。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谋划和布局，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承接产业及资本转移，拓展国际市场空间。我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双向挤压”的严峻挑战，必须放眼全球，加紧战略部署，着眼建设制造强国，固本培元，化挑战为机遇，抢占制造业新一轮竞争制高点。

（二）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超大规模内需潜力不断释放，为我国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各行业新的装备需求、人民群众新的消费需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新的民生需求、国防建设新的安全需求，都要求制造业在重大技术装备创新、消费品质量和安全、公共服务设施设备供给和国防装备保障等方面迅速提升水平和能力。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将不断激发制造业发展活力和创造力，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制造业发展面临新挑战。资源和环境约束不断强化，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投资和出口增速明显放缓，主要依靠资源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粗放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调整结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刻不容缓。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重点在制造业，难点在制造业，出路也在制造业。

（三）建设制造强国任务艰巨而紧迫。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制造业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建立起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制造体系，成为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持续的技术创新，大大提高了我国制造业的综合竞争力。载人航天、载人深潜、大型飞机、北斗卫星导航、超级计算机、高铁装备、百万千瓦级发电装备、万米深海石油钻探设备等一批重大技术装备取得突破，形成了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和骨干企业，我国已具备了建设工业强国的基础和条件。

但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制造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以企业为主体的制造业创新体系不完善；产品档次不高，缺乏世界知名品牌；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问题较为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信息化水平不高，与工业化融合深度不够；产业国际化程度不高，企业全球化经营能力不足。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必须着力解决以上问题。

建设制造强国，必须紧紧抓住当前难得的战略机遇，积极应对挑战，加强统筹规划，突出创新驱动，制定特殊政策，发挥制度优势，动员全社会力量奋力拼搏，更多依靠中国装备、依托中国品牌，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完成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战略任务。

二、战略方针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促进制造业创新发展为主题，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对重大技术装备的需求为目标，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高综合集成水平，完善多层次多类型人才培养体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有中国特色的制造文化，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基本方针是：

——创新驱动。坚持把创新摆在制造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完善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突破一批重点领域关键共性技术，促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走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

——质量为先。坚持把质量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生命线，强化企业质量主体责任，加强质量技术攻关、自主品牌培育。建设法规标准体系、质量监管体系、先进质量文化，营造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走以质取胜的发展道路。

——绿色发展。坚持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着力点，加强节能环保技术、工艺、装备推广应用，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回收利用效率，构建绿色制造体系，走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

——结构优化。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关键环节，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企业群体，走提质增效的发展道路。

——人才为本。坚持把人才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根本，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育人机制，加快培养制造业发展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技能人才。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制造业人才队伍，走人才引领的发展道路。

（二）基本原则。

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激发企业活力和创造力。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战略研究和规划引导，完善相关支持政策，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针对制约制造业发展的瓶颈和薄弱环节，加快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切实提高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强战略谋划和前瞻部署，扎扎实实打基础，在未来竞争中占据制高点。

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坚持制造业发展全国一盘棋和分类指导相结合，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明确创新发展方向，促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加快推动制造业整体水平提升。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重大需求，整合资源，突出重点，实施若干重大工程，实现率先突破。

自主发展，开放合作。在关系国计民生和产业安全的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领域，着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完善产业链条，形成自主发展能力。继续扩大开放，积极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加强产业全球布局和国际交流合作，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提升制造业开放发展水平。

（三）战略目标。

立足国情，立足现实，力争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

第一步：力争用十年时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

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制造业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制造业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掌握一批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优势领域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产品质量有较大提高。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取得明显进展。重点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明显下降。

到2025年，制造业整体素质大幅提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全员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两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迈上新台阶。重点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和产业集群，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明显提升。

第二步：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创新能力大幅提升，重点领域发展取得重大突破，整体竞争力明显增强，优势行业形成全球创新引领能力，全面实现工业化。

第三步：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制造业主要领域具有创新引领能力和明显竞争优势，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

2020年和2025年制造业主要指标

1规模以上制造业每亿元主营业务收入有效发明专利数=规模以上制造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规模以上制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2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是反映我国制造业质量整体水平的经济技术综合指标，由质量水平和发展能力两个方面共计12项具体指标计算得出。

3宽带普及率用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代表，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固定宽带家庭用户数/家庭户数。

4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应用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的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规模以上企业总数量（相关数据来源于3万家样本企业，下同）。

5关键工序数控化率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的平均值。

三、战略任务和重点

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统筹谋划，突出重点；必须凝聚全社会共识，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全面提高发展质量和核心竞争力。

（一）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

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制造业创新体系。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配置资源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提高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的创新能力。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提升创新能力，推进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和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充分吸纳企业参与国家科技计划的决策和实施。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定期研究制定发布制造业重点领域技术创新路线图。继续抓紧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通过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支持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发挥行业骨干企业的主导作用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基础作用，建立一批产业创新联盟，开展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攻克一批对产业竞争力整体提升具有全局性影响、带动性强的关键共性技术，加快成果转化。

提高创新设计能力。在传统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开展创新设计示范，全面推广应用以绿色、智能、协同为特征的先进设计技术。加强设计领域共性关键技术研发，攻克信息化设计、过程集成设计、复杂过程和系统设计等共性技术，开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设计工具软件，建设完善创新设计生态系统。建设若干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设计集群，培育一批专业化、开放型的工业设计企业，鼓励代工企业建立研究设计中心，向代设计和出口自主品牌产品转变。发展各类创新设计教育，设立国家工业设计奖，激发全社会创新设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完善科技成果转化运行机制，研究制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指导意见，建立完善科技成果信息发布和共享平台，健全以技术交易市场为核心的技术转移和产业化服务体系。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推动事业单位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健全科技成果科学评估和市场定价机制。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协同推进机制，引导政产学研用按照市场规律和创新规律加强合作，鼓励企业和社会资本建立一批从事技术集成、熟化和工程化的中试基地。加快国防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进程，推进军民技术双向转移转化。

完善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建立以创新中心为核心载体、以公共服务平台和工程数据中心为重要支撑的制造业创新网络，建立市场化的创新方向选择机制和鼓励创新的风险分担、利益共享机制。充分利用现有科技资源，围绕制造业重大共性需求，采取政府与社会合作、政产学研用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等新机制新模式，形成一批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业技术研究基地），开展关键共性重大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应用示范。建设一批促进制造业协同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规范服务标准，开展技术研发、检验检测、技术评价、技术交易、质量认证、人才培训等专业化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建设重点领域制造业工程数据中心，为企业提供创新知识和工程数据的开放共享服务。面向制造业关键共性技术，建设一批重大科学研究和实验设施，提高核心企业系统集成能力，促进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专栏1　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业技术研究基地）建设工程

围绕重点行业转型升级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增材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发展的重大共性需求，形成一批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业技术研究基地），重点开展行业基础和共性关键技术研发、成果产业化、人才培训等工作。制定完善制造业创新中心遴选、考核、管理的标准和程序。

到2020年，重点形成15家左右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业技术研究基地），力争到2025年形成40家左右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业技术研究基地）。

加强标准体系建设。改革标准体系和标准化管理体制，组织实施制造业标准化提升计划，在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开展综合标准化工作。发挥企业在标准制定中的重要作用，支持组建重点领域标准推进联盟，建设标准创新研究基地，协同推进产品研发与标准制定。制定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团体标准，建立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鼓励和支持企业、科研院所、行业组织等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加快我国标准国际化进程。大力推动国防装备采用先进的民用标准，推动军用技术标准向民用领域的转化和应用。做好标准的宣传贯彻，大力推动标准实施。

强化知识产权运用。加强制造业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储备，构建产业化导向的专利组合和战略布局。鼓励和支持企业运用知识产权参与市场竞争，培育一批具备知识产权综合实力的优势企业，支持组建知识产权联盟，推动市场主体开展知识产权协同运用。稳妥推进国防知识产权解密和市场化应用。建立健全知识产权评议机制，鼓励和支持行业骨干企业与专业机构在重点领域合作开展专利评估、收购、运营、风险预警与应对。构建知识产权综合运用公共服务平台。鼓励开展跨国知识产权许可。研究制定降低中小企业知识产权申请、保护及维权成本的政策措施。

（二）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发展，把智能制造作为两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着力发展智能装备和智能产品，推进生产过程智能化，培育新型生产方式，全面提升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

研究制定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编制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布局。加快制定智能制造技术标准，建立完善智能制造和两化融合管理标准体系。强化应用牵引，建立智能制造产业联盟，协同推动智能装备和产品研发、系统集成创新与产业化。促进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在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销售服务等全流程和全产业链的综合集成应用。加强智能制造工业控制系统网络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健全综合保障体系。

加快发展智能制造装备和产品。组织研发具有深度感知、智慧决策、自动执行功能的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装备等智能制造装备以及智能化生产线，突破新型传感器、智能测量仪表、工业控制系统、伺服电机及驱动器和减速器等智能核心装置，推进工程化和产业化。加快机械、航空、船舶、汽车、轻工、纺织、食品、电子等行业生产设备的智能化改造，提高精准制造、敏捷制造能力。统筹布局和推动智能交通工具、智能工程机械、服务机器人、智能家电、智能照明电器、可穿戴设备等产品研发和产业化。

推进制造过程智能化。在重点领域试点建设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加快人机智能交互、工业机器人、智能物流管理、增材制造等技术和装备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促进制造工艺的仿真优化、数字化控制、状态信息实时监测和自适应控制。加快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客户关系管理、供应链管理系统的推广应用，促进集团管控、设计与制造、产供销一体、业务和财务衔接等关键环节集成，实现智能管控。加快民用爆炸物品、危险化学品、食品、印染、稀土、农药等重点行业智能检测监管体系建设，提高智能化水平。

深化互联网在制造领域的应用。制定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路线图，明确发展方向、目标和路径。发展基于互联网的个性化定制、众包设计、云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推动形成基于消费需求动态感知的研发、制造和产业组织方式。建立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开放型产业生态体系。加快开展物联网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培育智能监测、远程诊断管理、全产业链追溯等工业互联网新应用。实施工业云及工业大数据创新应用试点，建设一批高质量的工业云服务和工业大数据平台，推动软件与服务、设计与制造资源、关键技术与标准的开放共享。

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与布局，建设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工业互联网。加快制造业集聚区光纤网、移动通信网和无线局域网的部署和建设，实现信息网络宽带升级，提高企业宽带接入能力。针对信息物理系统网络研发及应用需求，组织开发智能控制系统、工业应用软件、故障诊断软件和相关工具、传感和通信系统协议，实现人、设备与产品的实时联通、精确识别、有效交互与智能控制。

专栏2　智能制造工程

紧密围绕重点制造领域关键环节，开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装备融合的集成创新和工程应用。支持政产学研用联合攻关，开发智能产品和自主可控的智能装置并实现产业化。依托优势企业，紧扣关键工序智能化、关键岗位机器人替代、生产过程智能优化控制、供应链优化，建设重点领域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在基础条件好、需求迫切的重点地区、行业和企业中，分类实施流程制造、离散制造、智能装备和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智能化管理、智能化服务等试点示范及应用推广。建立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和信息安全保障系统，搭建智能制造网络系统平台。

到2020年，制造业重点领域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试点示范项目运营成本降低30%，产品生产周期缩短30%，不良品率降低30%。到2025年，制造业重点领域全面实现智能化，试点示范项目运营成本降低50%，产品生产周期缩短50%，不良品率降低50%。

（三）强化工业基础能力。

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和产业技术基础（以下统称“四基”）等工业基础能力薄弱，是制约我国制造业创新发展和质量提升的症结所在。要坚持问题导向、产需结合、协同创新、重点突破的原则，着力破解制约重点产业发展的瓶颈。

统筹推进“四基”发展。制定工业强基实施方案，明确重点方向、主要目标和实施路径。制定工业“四基”发展指导目录，发布工业强基发展报告，组织实施工业强基工程。统筹军民两方面资源，开展军民两用技术联合攻关，支持军民技术相互有效利用，促进基础领域融合发展。强化基础领域标准、计量体系建设，加快实施对标达标，提升基础产品的质量、可靠性和寿命。建立多部门协调推进机制，引导各类要素向基础领域集聚。

加强“四基”创新能力建设。强化前瞻性基础研究，着力解决影响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产品性能和稳定性的关键共性技术。建立基础工艺创新体系，利用现有资源建立关键共性基础工艺研究机构，开展先进成型、加工等关键制造工艺联合攻关；支持企业开展工艺创新，培养工艺专业人才。加大基础专用材料研发力度，提高专用材料自给保障能力和制备技术水平。建立国家工业基础数据库，加强企业试验检测数据和计量数据的采集、管理、应用和积累。加大对“四基”领域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引导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投向“四基”领域重点项目。

推动整机企业和“四基”企业协同发展。注重需求侧激励，产用结合，协同攻关。依托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和相关工程等，在数控机床、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发电设备等重点领域，引导整机企业和“四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产需对接，建立产业联盟，形成协同创新、产用结合、以市场促基础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提升重大装备自主可控水平。开展工业强基示范应用，完善首台（套）、首批次政策，支持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推广应用。

专栏3　工业强基工程

开展示范应用，建立奖励和风险补偿机制，支持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的首批次或跨领域应用。组织重点突破，针对重大工程和重点装备的关键技术和产品急需，支持优势企业开展政产学研用联合攻关，突破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的工程化、产业化瓶颈。强化平台支撑，布局和组建一批"四基"研究中心，创建一批公共服务平台，完善重点产业技术基础体系。

到2020年，40%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实现自主保障，受制于人的局面逐步缓解，航天装备、通信装备、发电与输变电设备、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家用电器等产业急需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和关键基础材料的先进制造工艺得到推广应用。到2025年，70%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实现自主保障，80种标志性先进工艺得到推广应用，部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建成较为完善的产业技术基础服务体系，逐步形成整机牵引和基础支撑协调互动的产业创新发展格局。

（四）加强质量品牌建设。

提升质量控制技术，完善质量管理机制，夯实质量发展基础，优化质量发展环境，努力实现制造业质量大幅提升。鼓励企业追求卓越品质，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牌产品，不断提升企业品牌价值和中国制造整体形象。

推广先进质量管理技术和方法。建设重点产品标准符合性认定平台，推动重点产品技术、安全标准全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开展质量标杆和领先企业示范活动，普及卓越绩效、六西格玛、精益生产、质量诊断、质量持续改进等先进生产管理模式和方法。支持企业提高质量在线监测、在线控制和产品全生命周期质量追溯能力。组织开展重点行业工艺优化行动，提升关键工艺过程控制水平。开展质量管理小组、现场改进等群众性质量管理活动示范推广。加强中小企业质量管理，开展质量安全培训、诊断和辅导活动。

加快提升产品质量。实施工业产品质量提升行动计划，针对汽车、高档数控机床、轨道交通装备、大型成套技术装备、工程机械、特种设备、关键原材料、基础零部件、电子元器件等重点行业，组织攻克一批长期困扰产品质量提升的关键共性质量技术，加强可靠性设计、试验与验证技术开发应用，推广采用先进成型和加工方法、在线检测装置、智能化生产和物流系统及检测设备等，使重点实物产品的性能稳定性、质量可靠性、环境适应性、使用寿命等指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在食品、药品、婴童用品、家电等领域实施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管理、质量自我声明和质量追溯制度，保障重点消费品质量安全。大力提高国防装备质量可靠性，增强国防装备实战能力。

完善质量监管体系。健全产品质量标准体系、政策规划体系和质量管理法律法规。加强关系民生和安全等重点领域的行业准入与市场退出管理。建立消费品生产经营企业产品事故强制报告制度，健全质量信用信息收集和发布制度，强化企业质量主体责任。将质量违法违规记录作为企业诚信评级的重要内容，建立质量黑名单制度，加大对质量违法和假冒品牌行为的打击和惩处力度。建立区域和行业质量安全预警制度，防范化解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严格实施产品“三包”、产品召回等制度。强化监管检查和责任追究，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

夯实质量发展基础。制定和实施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制造业质量、安全、卫生、环保及节能标准。加强计量科技基础及前沿技术研究，建立一批制造业发展急需的高准确度、高稳定性计量基标准，提升与制造业相关的国家量传溯源能力。加强国家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建设，构建国家计量科技创新体系。完善检验检测技术保障体系，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工业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实验室、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鼓励建立专业检测技术联盟。完善认证认可管理模式，提高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有效性，推动自愿性产品认证健康发展，提升管理体系认证水平，稳步推进国际互认。支持行业组织发布自律规范或公约，开展质量信誉承诺活动。

推进制造业品牌建设。引导企业制定品牌管理体系，围绕研发创新、生产制造、质量管理和营销服务全过程，提升内在素质，夯实品牌发展基础。扶持一批品牌培育和运营专业服务机构，开展品牌管理咨询、市场推广等服务。健全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管理制度。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竞争力强、市场信誉好的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品牌文化，引导企业增强以质量和信誉为核心的品牌意识，树立品牌消费理念，提升品牌附加值和软实力。加速我国品牌价值评价国际化进程，充分发挥各类媒体作用，加大中国品牌宣传推广力度，树立中国制造品牌良好形象。

（五）全面推行绿色制造。

加大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工艺和装备的研发力度，加快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积极推行低碳化、循环化和集约化，提高制造业资源利用效率；强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努力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

加快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全面推进钢铁、有色、化工、建材、轻工、印染等传统制造业绿色改造，大力研发推广余热余压回收、水循环利用、重金属污染减量化、有毒有害原料替代、废渣资源化、脱硫脱硝除尘等绿色工艺技术装备，加快应用清洁高效铸造、锻压、焊接、表面处理、切削等加工工艺，实现绿色生产。加强绿色产品研发应用，推广轻量化、低功耗、易回收等技术工艺，持续提升电机、锅炉、内燃机及电器等终端用能产品能效水平，加快淘汰落后机电产品和技术。积极引领新兴产业高起点绿色发展，大幅降低电子信息产品生产、使用能耗及限用物质含量，建设绿色数据中心和绿色基站，大力促进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生物产业绿色低碳发展。

推进资源高效循环利用。支持企业强化技术创新和管理，增强绿色精益制造能力，大幅降低能耗、物耗和水耗水平。持续提高绿色低碳能源使用比率，开展工业园区和企业分布式绿色智能微电网建设，控制和削减化石能源消费量。全面推行循环生产方式，促进企业、园区、行业间链接共生、原料互供、资源共享。推进资源再生利用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强化技术装备支撑，提高大宗工业固体废弃物、废旧金属、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综合利用水平。大力发展再制造产业，实施高端再制造、智能再制造、在役再制造，推进产品认定，促进再制造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积极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支持企业开发绿色产品，推行生态设计，显著提升产品节能环保低碳水平，引导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建设绿色工厂，实现厂房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发展绿色园区，推进工业园区产业耦合，实现近零排放。打造绿色供应链，加快建立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导向的采购、生产、营销、回收及物流体系，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壮大绿色企业，支持企业实施绿色战略、绿色标准、绿色管理和绿色生产。强化绿色监管，健全节能环保法规、标准体系，加强节能环保监察，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开展绿色评价。

专栏4　绿色制造工程

组织实施传统制造业能效提升、清洁生产、节水治污、循环利用等专项技术改造。开展重大节能环保、资源综合利用、再制造、低碳技术产业化示范。实施重点区域、流域、行业清洁生产水平提升计划，扎实推进大气、水、土壤污染源头防治专项。制定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企业标准体系，开展绿色评价。

到2020年，建成千家绿色示范工厂和百家绿色示范园区，部分重化工行业能源资源消耗出现拐点，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下降20%。到2025年，制造业绿色发展和主要产品单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绿色制造体系基本建立。

（六）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发展。

瞄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重点，引导社会各类资源集聚，推动优势和战略产业快速发展。

1.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集成电路及专用装备。着力提升集成电路设计水平，不断丰富知识产权（IP）核和设计工具，突破关系国家信息与网络安全及电子整机产业发展的核心通用芯片，提升国产芯片的应用适配能力。掌握高密度封装及三维（3D）微组装技术，提升封装产业和测试的自主发展能力。形成关键制造装备供货能力。

信息通信设备。掌握新型计算、高速互联、先进存储、体系化安全保障等核心技术，全面突破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术、核心路由交换技术、超高速大容量智能光传输技术、“未来网络”核心技术和体系架构，积极推动量子计算、神经网络等发展。研发高端服务器、大容量存储、新型路由交换、新型智能终端、新一代基站、网络安全等设备，推动核心信息通信设备体系化发展与规模化应用。

操作系统及工业软件。开发安全领域操作系统等工业基础软件。突破智能设计与仿真及其工具、制造物联与服务、工业大数据处理等高端工业软件核心技术，开发自主可控的高端工业平台软件和重点领域应用软件，建立完善工业软件集成标准与安全测评体系。推进自主工业软件体系化发展和产业化应用。

2.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高档数控机床。开发一批精密、高速、高效、柔性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及集成制造系统。加快高档数控机床、增材制造等前沿技术和装备的研发。以提升可靠性、精度保持性为重点，开发高档数控系统、伺服电机、轴承、光栅等主要功能部件及关键应用软件，加快实现产业化。加强用户工艺验证能力建设。

机器人。围绕汽车、机械、电子、危险品制造、国防军工、化工、轻工等工业机器人、特种机器人，以及医疗健康、家庭服务、教育娱乐等服务机器人应用需求，积极研发新产品，促进机器人标准化、模块化发展，扩大市场应用。突破机器人本体、减速器、伺服电机、控制器、传感器与驱动器等关键零部件及系统集成设计制造等技术瓶颈。

3.航空航天装备。

航空装备。加快大型飞机研制，适时启动宽体客机研制，鼓励国际合作研制重型直升机；推进干支线飞机、直升机、无人机和通用飞机产业化。突破高推重比、先进涡桨（轴）发动机及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技术，建立发动机自主发展工业体系。开发先进机载设备及系统，形成自主完整的航空产业链。

航天装备。发展新一代运载火箭、重型运载器，提升进入空间能力。加快推进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型卫星等空间平台与有效载荷、空天地宽带互联网系统，形成长期持续稳定的卫星遥感、通信、导航等空间信息服务能力。推动载人航天、月球探测工程，适度发展深空探测。推进航天技术转化与空间技术应用。

4.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

大力发展深海探测、资源开发利用、海上作业保障装备及其关键系统和专用设备。推动深海空间站、大型浮式结构物的开发和工程化。形成海洋工程装备综合试验、检测与鉴定能力，提高海洋开发利用水平。突破豪华邮轮设计建造技术，全面提升液化天然气船等高技术船舶国际竞争力，掌握重点配套设备集成化、智能化、模块化设计制造核心技术。

5.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加快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应用，重点突破体系化安全保障、节能环保、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技术，研制先进可靠适用的产品和轻量化、模块化、谱系化产品。研发新一代绿色智能、高速重载轨道交通装备系统，围绕系统全寿命周期，向用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建立世界领先的现代轨道交通产业体系。

6.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继续支持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发展，掌握汽车低碳化、信息化、智能化核心技术，提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高效内燃机、先进变速器、轻量化材料、智能控制等核心技术的工程化和产业化能力，形成从关键零部件到整车的完整工业体系和创新体系，推动自主品牌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同国际先进水平接轨。

7.电力装备。

推动大型高效超净排放煤电机组产业化和示范应用，进一步提高超大容量水电机组、核电机组、重型燃气轮机制造水平。推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装备、先进储能装置、智能电网用输变电及用户端设备发展。突破大功率电力电子器件、高温超导材料等关键元器件和材料的制造及应用技术，形成产业化能力。

8.农机装备。

重点发展粮、棉、油、糖等大宗粮食和战略性经济作物育、耕、种、管、收、运、贮等主要生产过程使用的先进农机装备，加快发展大型拖拉机及其复式作业机具、大型高效联合收割机等高端农业装备及关键核心零部件。提高农机装备信息收集、智能决策和精准作业能力，推进形成面向农业生产的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

9.新材料。

以特种金属功能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功能性高分子材料、特种无机非金属材料和先进复合材料为发展重点，加快研发先进熔炼、凝固成型、气相沉积、型材加工、高效合成等新材料制备关键技术和装备，加强基础研究和体系建设，突破产业化制备瓶颈。积极发展军民共用特种新材料，加快技术双向转移转化，促进新材料产业军民融合发展。高度关注颠覆性新材料对传统材料的影响，做好超导材料、纳米材料、石墨烯、生物基材料等战略前沿材料提前布局和研制。加快基础材料升级换代。

10.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发展针对重大疾病的化学药、中药、生物技术药物新产品，重点包括新机制和新靶点化学药、抗体药物、抗体偶联药物、全新结构蛋白及多肽药物、新型疫苗、临床优势突出的创新中药及个性化治疗药物。提高医疗器械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化水平，重点发展影像设备、医用机器人等高性能诊疗设备，全降解血管支架等高值医用耗材，可穿戴、远程诊疗等移动医疗产品。实现生物3D打印、诱导多能干细胞等新技术的突破和应用。

专栏5　高端装备创新工程

组织实施大型飞机、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民用航天、智能绿色列车、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智能电网成套装备、高档数控机床、核电装备、高端诊疗设备等一批创新和产业化专项、重大工程。开发一批标志性、带动性强的重点产品和重大装备，提升自主设计水平和系统集成能力，突破共性关键技术与工程化、产业化瓶颈，组织开展应用试点和示范，提高创新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抢占竞争制高点。

到2020年，上述领域实现自主研制及应用。到2025年，自主知识产权高端装备市场占有率大幅提升，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明显下降，基础配套能力显著增强，重要领域装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七）深入推进制造业结构调整。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逐步化解过剩产能，促进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协调发展，进一步优化制造业布局。

持续推进企业技术改造。明确支持战略性重大项目和高端装备实施技术改造的政策方向，稳定中央技术改造引导资金规模，通过贴息等方式，建立支持企业技术改造的长效机制。推动技术改造相关立法，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完善促进企业技术改造的政策体系。支持重点行业、高端产品、关键环节进行技术改造，引导企业采用先进适用技术，优化产品结构，全面提升设计、制造、工艺、管理水平，促进钢铁、石化、工程机械、轻工、纺织等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研究制定重点产业技术改造投资指南和重点项目导向计划，吸引社会资金参与，优化工业投资结构。围绕两化融合、节能降耗、质量提升、安全生产等传统领域改造，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新材料，提高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效益。

稳步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按照“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原则，分业分类施策，有效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加强行业规范和准入管理，推动企业提升技术装备水平，优化存量产能。加强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动态监测分析，建立完善预警机制，引导企业主动退出过剩行业。切实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促进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强化企业市场主体地位，支持企业间战略合作和跨行业、跨区域兼并重组，提高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水平，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企业集团。激发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力，发展一批主营业务突出、竞争力强、成长性好、专注于细分市场的专业化“小巨人”企业。发挥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园区示范作用，利用双边、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支持中小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引导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通过专业分工、服务外包、订单生产等多种方式，建立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的协作关系。推动建设一批高水平的中小企业集群。

优化制造业发展布局。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规划，综合考虑资源能源、环境容量、市场空间等因素，制定和实施重点行业布局规划，调整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完善产业转移指导目录，建设国家产业转移信息服务平台，创建一批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区，引导产业合理有序转移，推动东中西部制造业协调发展。积极推动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发展。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改造提升现有制造业集聚区，推动产业集聚向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建设一批特色和优势突出、产业链协同高效、核心竞争力强、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的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

（八）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

加快制造与服务的协同发展，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促进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大力发展与制造业紧密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服务功能区和服务平台建设。

推动发展服务型制造。研究制定促进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指导意见，实施服务型制造行动计划。开展试点示范，引导和支持制造业企业延伸服务链条，从主要提供产品制造向提供产品和服务转变。鼓励制造业企业增加服务环节投入，发展个性化定制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网络精准营销和在线支持服务等。支持有条件的企业由提供设备向提供系统集成总承包服务转变，由提供产品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转变。鼓励优势制造业企业“裂变”专业优势，通过业务流程再造，面向行业提供社会化、专业化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企业建立企业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推广大型制造设备、生产线等融资租赁服务。

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大力发展面向制造业的信息技术服务，提高重点行业信息应用系统的方案设计、开发、综合集成能力。鼓励互联网等企业发展移动电子商务、在线定制、线上到线下等创新模式，积极发展对产品、市场的动态监控和预测预警等业务，实现与制造业企业的无缝对接，创新业务协作流程和价值创造模式。加快发展研发设计、技术转移、创业孵化、知识产权、科技咨询等科技服务业，发展壮大第三方物流、节能环保、检验检测认证、电子商务、服务外包、融资租赁、人力资源服务、售后服务、品牌建设等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支撑能力。

强化服务功能区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建设和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重点发展研发设计、信息、物流、商务、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增强辐射能力。依托制造业集聚区，建设一批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服务平台。鼓励东部地区企业加快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建立生产服务基地。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具有特色和竞争力的生产性服务业，加快产业转移承接地服务配套设施和能力建设，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

（九）提高制造业国际化发展水平。

统筹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行更加积极的开放战略，将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提升国际合作的水平和层次，推动重点产业国际化布局，引导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

提高利用外资与国际合作水平。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水平。引导外资投向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领域，鼓励境外企业和科研机构在我国设立全球研发机构。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境外发行股票、债券，鼓励与境外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合作。

提升跨国经营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支持发展一批跨国公司，通过全球资源利用、业务流程再造、产业链整合、资本市场运作等方式，加快提升核心竞争力。支持企业在境外开展并购和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建立研发中心、实验基地和全球营销及服务体系；依托互联网开展网络协同设计、精准营销、增值服务创新、媒体品牌推广等，建立全球产业链体系，提高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服务水平。鼓励优势企业加快发展国际总承包、总集成。引导企业融入当地文化，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加强投资和经营风险管理，提高企业境外本土化能力。

深化产业国际合作，加快企业走出去。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制造业走出去发展总体战略，建立完善统筹协调机制。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产业合作，贯彻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进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产业合作。发挥沿边开放优势，在有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建设一批境外制造业合作园区。坚持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创新商业模式，鼓励高端装备、先进技术、优势产能向境外转移。加强政策引导，推动产业合作由加工制造环节为主向合作研发、联合设计、市场营销、品牌培育等高端环节延伸，提高国际合作水平。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延长加工贸易国内增值链条，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四、战略支撑与保障

建设制造强国，必须发挥制度优势，动员各方面力量，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政策措施，建立灵活高效的实施机制，营造良好环境；必须培育创新文化和中国特色制造文化，推动制造业由大变强。

（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加强制造业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强化行业自律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提高产业治理水平。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范审批事项，简化程序，明确时限；适时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落实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改革技术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和项目经费分配、成果评价和转化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激发制造业创新活力。加快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改革，加快资源税从价计征，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有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业垄断，取消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不合理限制。稳步推进国防科技工业改革，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健全产业安全审查机制和法规体系，加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制造业重要领域投融资、并购重组、招标采购等方面的安全审查。

（二）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深化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全面清理和废止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措施。实施科学规范的行业准入制度，制定和完善制造业节能节地节水、环保、技术、安全等准入标准，加强对国家强制性标准实施的监督检查，统一执法，以市场化手段引导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切实加强监管，打击制售假冒伪劣行为，严厉惩处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为企业创造良好生产经营环境。加快发展技术市场，健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保护机制。完善淘汰落后产能工作涉及的职工安置、债务清偿、企业转产等政策措施，健全市场退出机制。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实施涉企收费清单制度，建立全国涉企收费项目库，取缔各种不合理收费和摊派，加强监督检查和问责。推进制造业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建设中国制造信用数据库，建立健全企业信用动态评价、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推行企业产品标准、质量、安全自我声明和监督制度。

（三）完善金融扶持政策。

深化金融领域改革，拓宽制造业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积极发挥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和商业金融的优势，加大对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支持中国进出口银行在业务范围内加大对制造业走出去的服务力度，鼓励国家开发银行增加对制造业企业的贷款投放，引导金融机构创新符合制造业企业特点的产品和业务。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区域性股权市场规范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企业在境内外上市融资、发行各类债务融资工具。引导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支持制造业企业创新发展。鼓励符合条件的制造业贷款和租赁资产开展证券化试点。支持重点领域大型制造业企业集团开展产融结合试点，通过融资租赁方式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探索开发适合制造业发展的保险产品和服务，鼓励发展贷款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业务。在风险可控和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通过内保外贷、外汇及人民币贷款、债权融资、股权融资等方式，加大对制造业企业在境外开展资源勘探开发、设立研发中心和高技术企业以及收购兼并等的支持力度。

（四）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

充分利用现有渠道，加强财政资金对制造业的支持，重点投向智能制造、“四基”发展、高端装备等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领域，为制造业发展创造良好政策环境。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制造业重大项目建设、企业技术改造和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创新财政资金支持方式，逐步从“补建设”向“补运营”转变，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深化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支持制造业重点领域科技研发和示范应用，促进制造业技术创新、转型升级和结构布局调整。完善和落实支持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推动制造业创新产品的研发和规模化应用。落实和完善使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等鼓励政策，健全研制、使用单位在产品创新、增值服务和示范应用等环节的激励约束机制。实施有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税收政策，推进增值税改革，完善企业研发费用计核方法，切实减轻制造业企业税收负担。

（五）健全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

加强制造业人才发展统筹规划和分类指导，组织实施制造业人才培养计划，加大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技能人才的培养力度，完善从研发、转化、生产到管理的人才培养体系。以提高现代经营管理水平和企业竞争力为核心，实施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和国家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工程，培养造就一批优秀企业家和高水平经营管理人才。以高层次、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为重点，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和先进制造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在高等学校建设一批工程创新训练中心，打造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强化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高等学校转型，建立一批实训基地，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示范，形成一支门类齐全、技艺精湛的技术技能人才队伍。鼓励企业与学校合作，培养制造业急需的科研人员、技术技能人才与复合型人才，深化相关领域工程博士、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和培养模式改革，积极推进产学研结合。加强产业人才需求预测，完善各类人才信息库，构建产业人才水平评价制度和信息发布平台。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加大对优秀人才的表彰和奖励力度。建立完善制造业人才服务机构，健全人才流动和使用的体制机制。采取多种形式选拔各类优秀人才重点是专业技术人才到国外学习培训，探索建立国际培训基地。加大制造业引智力度，引进领军人才和紧缺人才。

（六）完善中小微企业政策。

落实和完善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财税优惠政策，优化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重点和方式。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撬动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加快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依法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鼓励商业银行加大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建设力度，建立完善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体系，创新产品和服务。加快构建中小微企业征信体系，积极发展面向小微企业的融资租赁、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信用保险保单质押贷款等。建设完善中小企业创业基地，引导各类创业投资基金投资小微企业。鼓励大学、科研院所、工程中心等对中小企业开放共享各种实（试）验设施。加强中小微企业综合服务体系建设，完善中小微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建立信息互联互通机制，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创业、创新、融资、咨询、培训、人才等专业化服务。

（七）进一步扩大制造业对外开放。

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机制，落实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模式，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全面深化外汇管理、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管理改革，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修订钢铁、化工、船舶等产业政策，支持制造业企业通过委托开发、专利授权、众包众创等方式引进先进技术和高端人才，推动利用外资由重点引进技术、资金、设备向合资合作开发、对外并购及引进领军人才转变。加强对外投资立法，强化制造业企业走出去法律保障，规范企业境外经营行为，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探索利用产业基金、国有资本收益等渠道支持高铁、电力装备、汽车、工程施工等装备和优势产能走出去，实施海外投资并购。加快制造业走出去支撑服务机构建设和水平提升，建立制造业对外投资公共服务平台和出口产品技术性贸易服务平台，完善应对贸易摩擦和境外投资重大事项预警协调机制。

（八）健全组织实施机制。

成立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由国务院领导同志担任组长，成员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担任。领导小组主要职责是：统筹协调制造强国建设全局性工作，审议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工程专项、重大问题和重要工作安排，加强战略谋划，指导部门、地方开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设立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研究制造业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性重大问题，对制造业重大决策提供咨询评估。支持包括社会智库、企业智库在内的多层次、多领域、多形态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为制造强国建设提供强大智力支持。建立《中国制造2025》任务落实情况督促检查和第三方评价机制，完善统计监测、绩效评估、动态调整和监督考核机制。建立《中国制造2025》中期评估机制，适时对目标任务进行必要调整。

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建设制造强国的重大意义，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强化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各地区要结合当地实际，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细化政策措施，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要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跟踪分析和督促指导，重大事项及时向国务院报告。

 

 

当事人想必记得清楚，从“四五”天安门运动（1976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整个国家几乎实现了一种左右会盟和朝野协力，推进了最大公约数的政治转轨，整个过程低震荡、小阻力、微成本、零死亡。上海市委常委朱某倡言的“武装起义”，拿到会议室外就风吹云散，没有人愿意真去舞枪弄棒。相比之下，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一直被誉为资产阶级和平革命的典范，尚有威廉大军1.4万人和五百艘船舰远道西征和兵临城下，而中国这次历史大转折以轻易、快速、整齐、全方位的方式实现，不费一枪一弹更像奇迹。

然而，这还是革命吗？

取消“阶级斗争为纲”，全面恢复旧秩序，重新讨论市场、资本、私有制、个人主义的合理性……这几乎是对革命的全面逆袭。有意思的是，这种逆袭的思想武器、精神能量、斗争经验、运动形式、个人风采等却又无不来自既有记忆，与其说是革命死亡，不如说更像革命变体。上述那些圈子里，人们开口多有马克思主义语录，唱得最多的是《国际歌》。文史哲知识大普及，还有全球视野和抱负天下的炽热能量，显然也来自“文革”中官方主导的理论训练，包括中苏两国之间长期的笔墨论争。俭朴生活、暗号接头，紧紧握手，赋诗言志，秘密制作文章，决然抛家别子，被捕时昂首挺胸，在红旗、山河、纪念碑、游行队列前心潮起伏……这些流行形象出自小说和电影，有“赤匪”、CP、青年近卫军、西班牙“国际纵队”乃至俄国12月党人的影子。“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马克思语)，现在人们把这种句式送给“文革”再合适不过。

需要提到一篇小说。何士光的《乡场上》[2] 被中央理论期刊《红旗》史无前例地转载，成为一时舆论热点。故事是这样：农民冯幺爸要为两家孩子的一次纠纷提供目击证言，但不敢得罪肇事一方的罗家，也不敢得罪袒护罗家的曹支书。

在梨花屯乡场上，她（罗家--引者注）却仿佛一个贵妇人了，因为她男人是乡场上食品购销站的会计，是一个卖肉的……得罪了这姓罗的一家，就得罪了梨花屯整个的上层……你会发觉商店的老陈也会对你冷冷的，于是你夜里会没有光亮，也不知道该用些什么来洗你的衣裳；更不要说，在二月里，曹支书还会一笔勾掉该发给你的回销粮，使你难度春荒……你还要不要在这儿过下去？

因此，冯幺爸一开始只能叹气，搓手，咧嘴假笑，装傻充愣，支吾搪塞，在屋檐下双手抱头久蹲不起。情节的转折点是，随着罗、曹两方的威逼或辱骂，他终于说出一些没头没脑的话：

“不消哪个说，（我）就像一条狗！……我穷得无法 --- 我没有办法呀！……大家是看见的……脸是丢尽了……”

他这是怎么啦？人们很诧异，都静下来，望着他。“去年呢，”他接下去说，"……谷子和包谷合在一起，我多分了几百斤，算来一家人吃得到端阳。有几十斤糯谷，我女人说今年给娃娃们包几个粽子耙。那时呢，洋芋也出来了，……那几块菜籽，国家要奖售大米，自留地还有一些麦子要收……去年没有硬喊我们把烂田放了水来种小季，田里的水是满荡荡的，这责任落到人，打田栽秧算来也容易！”

权势一方要求他别东扯西拉绕弯子，于是他接下来的一通怒吼更不着边际：

“我冯幺爸要吃二两肉不？”他自己拍着胸膛回答：“要吃！--- 这又怎样？买！等卖了菜籽，就买几斤来给娃娃们吃一顿，保证不找你姓罗的就是！反正现在赶场天乡下人照样有猪杀，这回就不光包给你食品站一家，敞开的，就多这么一角几分钱，要肥要瘦垃你选！”……“你又怎样？……老子前几年人不人鬼不鬼的，气算是受够了！”

原来他这是给自己打气。依靠农村承包责任制，他突然发现自己吃饭和吃肉都不用求人，那他还怕什么怕？他终于在权贵阶层面前找回了一条挺直的腰杆，说出真实的证言，不仅让在场的乡亲们瞠目，连自己也暗暗吃惊。

这一个短篇赢得满堂彩，显然是触碰了一种普遍心结。责任田不仅找回了财富，更重要的是冲破一种压迫性体制，帮助人们找回了平等和尊严。与这篇小说几乎同期的电影《牧马人》（张贤亮等）、《天云山传奇》（鲁彦周等）、《太阳和人》（白桦等)、《黄土地》（陈凯歌等）等各有得失，但无不宣示对人民的深情，对公平和正义的渴望----如果这些宣示都出于真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那么它恰恰是国人所熟悉的革命价值观，显然超越了什么西方记者笔下那些重新攻破中国的“家用电器”。

当我成为恢复高考的受益者走入大学校园，对革命的逆袭和重续正暗中交错。来不及贫富分化，作为社会主义物质分配的滞后现象，在人们日后的记忆里很像普惠的市场经济。动不动就贴大字报，是“文革”余习，在人们日后的记忆里很像西方的民主。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在美国白宫南草坪，如盟国英雄一般接受欢呼，被电视节目主持人热情洋溢地介绍，普通中国观众从新闻片中看得更多的，是太平洋那边闪闪发光的车流、立交桥、摩天大厦、航天飞机、自由女神、海边冲浪与帆船、漂亮的妈妈和孩子。几乎无人怀疑，中国改革开放的效果图就该是那样---美国就是共产主义的梦想成真。

我们要什么？全要！

什么时候要？现在！

法国大学生1968年的口号，差不多就是此时国人的心声。事实上，在后来数十年里，如果只有西方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没有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的愁苦；如果只有炒楼者们的日进斗金，没有千万青年“房奴”的蜗居；如果只有上流人士乐颠颠的性解放，没有众多农民工的性饥渴和少女卖身；如果只有汗如雨下的劳动致富，没有“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拼爹”；如果只有举世瞩目的GDP数据，没有河水发臭、毒霾笼罩、土地沙化、假药杀人；如果只有出境游客在境外高档卖场的大举扫货和各大城市的中央金融区CBD，没有河南的“卖血村”和甘肃的“乞丐村”……总之，如果只有市场和资本之利，中国人全心全意学美国赶美国的共识必定毫无争议。

知识界日后的分流，其实源自现实的撕裂。我家以前的一位保姆，全家四口同时在一个国营造船厂下岗，顿时陷入了生存恐慌。我所在单位的一个打字员，全家竟有七人同时下岗，以至这个小妹的职位在互联网出现后无论如何多余，大家也不忍心让她成为第八个。月薪仅180元的保洁工，居然也有很多人抢着来做（1998年）。我与作家蒋子龙乘车经过南方某城市一条街道，黑压压的妓女沿途相逼，堵截出一个长长的车队。她们又是敲车窗，又是拍车顶，乒乒乓乓响声四起，好几只小手伸进车窗缝里抓挠。“老板，半价呵，便宜呵。”“哥哥，有发票呢。”……

一位女作家说到这些妓女，不以为然地耸耸肩：“那有什么？人家愿意呵，以前想卖身都没机会呢。”

另一次，说到大批失业者，一位从国企老总转型为私商的朋友挤一挤眼皮，笑眯眯地开导我：“放心吧，再过一二十年，该病的病死了，该饿的饿死了，中国的现代化就轻装前进了。”

还有一次，一个著作众多颇负盛名的青年思想家，名头越来越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一封电子邮件里坚称：“没有比‘平等’更矫情的概念了。”“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从来就是人类正义。”

……

这还是革命吗？这些人与我有私交，因此说得直白。感谢他们的直白，卸载了话语包装和学理经营，让我一睹真心，并获得某种文字嗅觉。在我此后的经验里，很多文章就是这样，需要读，更需要“嗅”。如果读者能从口号、知识、修饰语、详略取舍、句法结构、标点符号中嗅出一个大活人，当然不难“嗅”出一些雅士好谈的“身体”，是嫖娼的身体却不是打工的身体；一些书生好谈的“文化”，是老爷的文化却不是工匠的文化。窥视豪门的读物到处畅销。炫耀门第的读物备受热捧。广告上充满了“VIP”、“富豪”、“皇家”、“御园”、“贵妃”、“领袖”一类金堆玉砌的猛词。某些社交场合开始流行时装、名表、豪车、珠宝、古董、高尔夫、列车高包、私家游艇等话题---在这些圈子里，不谈最对的，要谈最贵的。很多奢侈品哪怕不实用、不值当、买不起，也须提前一步全心向往热烈讨论。有人若在此时说不上道，一定很没面子。一个人哪怕再穷酸，哪怕还在为儿女的学费发愁，在这里也得抖擞精神，全神贯注，神采飞扬，挽起袖子上阵，摆出一付候补贵族模样。他们学成有望，每根神经都在预习奢靡，每一丝肌肤都靠拢组织，预支上流社会的阵营感和团结感。

《乡场上》引起的举国喝彩顷刻间被遗忘。

这里不妨回过头来稍加比对----

如果平等只是一个“矫情的概念”，“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从来就是人类正义”，那么以曹支书为代表的一伙强人何可指责？

如果对于中国现代化的一大利好是“该病的病死了，该饿的饿死了”，那么以冯幺爸为代表的一帮穷鬼何须同情？

如果连一位献身于女权主义的作家也认为，妓女卖身的自由是社会进步应有之义，甚至是对穷人的一份最新赐福，那么卖肝卖肾的自由，卖儿卖女的自由，卖身为奴的自由，卖身殉葬的自由……是否都应被穷人们感恩戴德？是否理应受到工商局、公安局、法院的全面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一条挺直的腰杆莫非是骨质增生，骨形畸变，草民们可笑的多动症？

很多人大义凛然众志成城埋葬“文革”，一转眼却把刚刚找回的平等弃若敝屣，把刚刚迎回来的父老乡亲视若草芥，为“文革”中最不可接受的东西还魂。“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等。”《动物农场》里的这一句箴言经过镀银镏金，重新成为流行真理。为此，很多心理障碍需要提前扫除，一些顺耳的话语须配套准备。他们开始在报刊上群殴“道德”，[3]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要求红卫兵道德忏悔，对当权者大加道德谴责，似乎他们可以无德而那些人必须有德，或那些人不妨无德，但坏就坏在形象造假，相当于打着一面错误的旗帜干了一件正确的事情，脱下羊皮的狼才算得上形象可爱。他们开始在公共讲坛哄抬“欲望”，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要求一切对手老老实实地禁欲，一旦风传那些人也领稿费、有存款、离过婚、穿皮大衣、甚至有私生子，便津津乐道或怒火冲天，似乎那些“人性解放”一点也让他们高兴不起来，隐藏很深的盟友和内应倒是坏了他们的好事。更为天雷滚滚的是，他们恨不得揪住每个老百姓的耳朵来聆听“平等”之恶，称“人人生而不平等”；“天赋的不平等是不可能消除、也没有必要消除”[4] ----这类高见一时间遍布各类媒体。但他们为什么要求曹支书那样的红色权贵必须讲“平等”？严格依照他们的逻辑，共产党不就是在腥风血雨的大乱之世，靠机会平等、自由竞争然后一举打下江山的“丛林”之王，凭什么要还权于民？饱受了多少苦难，牺牲了多少亲人和同志，包括一颗颗人头被挂在城楼，犹如商战中一个公司投入巨资，一次次绝处求生，终于把本党的业务做大做强，凭什么要自弃垄断权，把股份和市场份额重新分派？

上述引文的作者不得不稍加补充：“平等限于人权和机会平等，超出这个合理范围，平等就是非正义的……”好吧，顺着他说，不扯什么生存权，我们只说政治人权。问题是，如果这一条可以在列强殖民时无效，在右派军人政变时无效，在王国君主亲美时无效，在所有公司帝国的森严管制下无效……如果这诸多无效被很多知识精英默认，甚至辩护和喝彩，[5] 凭什么红色权贵就得毕恭毕敬地拿它真当一回事？“曹支书”们也是人，就不该与殖民列强、政变军头、亲美君王、公司帝国等共享一份“机会的平等”？如果“我是流氓我怕谁”不是一句作家戏言，被很多人当作激动人心的精神大赦，那么“曹支书”们流氓一下就不行？去他的，流氓你一下又怎么啦？

他们太容易被自己的逻辑绕进去，也很像一心把对手教坏---“曹支书”们本来正在犯晕，没想到喜得“丛林原则”这一伟大理论，终于可大大地松一口气了。

不用说，对“文革”需要思想清算。对虚夸的“道德”消毒，给合理的“欲望”去污，都有助于人性、人权、人道的合理回归。但人道不是少数人之道。一种再等级化的狂热，一种蔑视人民的贪婪和傲慢，构成了来得太快的精神背叛，其实是对“文革”的暗中翻盘，影子“文革”重新入场。这些自我想像中的头等舱人士，不过是把“文革”资本主义化，把资本主义“文革”化----其精神毒性暂且不说，一次次把自己绕进去的逻辑混乱，如自打自摸，自擦自啐，上半身错接下半身，至少在智商上令人错愕。

这种逻辑上的“半截通”，与他们选择事实的“半口径”，总是在意识形态高烧时构成多症并发。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David M. Kotz) 称：1991年5 月由美国操办的最大一次民意测验证明，当时在苏联的欧洲部分，“仅有17％的民众赞成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而这个比例在苏共精英中则是76.7%”，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6] 说实话，我曾对这一数据不无怀疑，总觉得苏共精英集团红皮白心若此，那么全球冷战就像友军误攻，假戏真唱，吃饱了撑的，蒙了别人也蒙了自己。1995年后，因工作关系，我接触到上上下下一些官员，才发现红皮白心者在中国同样多见。走入某些官员私下聚会之处，关于工作、学习、民生疾苦的话题根本没法谈；即便被某位菜鸟提及，也总是换来哈欠连连，心不在焉，有三没四。相反，只有含金量高的话题才令周围眼睛发亮。哪些人、哪些工程、哪些职位、哪项报批或配额、哪些享乐消费方式有“戏”，他们一嗅便知，表情随之活跃，中气随之充盈，友谊气氛随之浓厚，利益勾兑立即暗中就位。

碍于官员身份，他们丢不下“革命”、“国家利益”、“党的方针政策”一类场面话，但只要稍加注意，便可发现那些话都是办公楼专用。一旦解下领带，端起酒杯，其眉飞色舞便有了夜总会和王爷府的味道。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也是联合国采用的数据 [7] 显示：中国1990年代后贫富分化严重，基尼系数一路攀升，整体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最高值为0.491（2008年），超过德国的0.283，瑞典的0.250，加拿大的0.326，埃及的0.328，甚至美国的0.450……已接近诸多拉美国家。嗅一嗅这种“拉美化”趋向，人们不难嗅出夜总会和王爷府的隐秘来处。

这样，“文革”后的中国既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也一头撞入了悬心的社会分裂，一句流行语“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道出了大多数国人的纠结。千面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之谜。这个国家确保了稳定的发展环境，赢得了时间差；却也一直短缺畅达民意的替代办法，错失了治理贪腐的最佳止血期。当时我所供职的杂志忍不住发声，却屡遭某部门敲打，其罪名就是对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的批评，顶撞了大势布局；“弱势群体”、“利益集团”、“阶层”、“等级”一类用语更涉嫌给社会抹黑----这些字眼，简直应从字典里抠掉。

事情是这样：共患难易而共富贵难，剩余产品一旦丰富，接下来该如何分蛋糕，必会加剧无序的争抢。狄更斯的《艰难时世》，雨果的《悲惨世界》，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光这些小说名字就不难让人想像不久前的欧美发生过什么。何况中国正处于“五四”运动以来最严重的精神真空和思想混乱，其本土的世俗化失去家国关怀，西来的个人化失去宗教约束，两种文明的退化叠加，冲垮了很多人的道德底线。长官也是人呵，也是欲望活体。既然私有化普遍有效，既然诸多“第一桶金”的不洁获得社会舆论和知识新潮的全线绿灯，他们好容易谋下了一个阅文和盖章的码头，为何就不能对手中的权力打打主意？连记者、医生、和尚、妓女都阔了，为何偏要他们这一伙独守寒衙？

较之于欧洲工业化时人口不足一亿，眼下近20个“欧洲”同时闯入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正剧烈地晃动地球。但不少局内人密集的微感觉偏偏是“艰难时世”，“悲惨世界”，“镀金（虚假）时代”。时值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宣传吊高大众胃口，相当于心理GDP一溃再泻，情绪缓释工具尽失，差不多就是看准时机火上浇油。其中最让人看不下去的，是体制内外的再等级化热浪两相呼应，体制内外的腐败相互推高。据实而言，“内”“外”之别常被热议，甚至炒作得很像学术，但内外双方的新贵们其实貌离而神合，又勾结又竞争，精神上仅隔一层纸，一捅就破的。他们有时在政治议题上冲突，但实际上处于又亲又防的微妙关系，亲如手足却要争权夺利，一心更换赢家却从不愿改变共同的规则。“批判体制”----在他们那里不过是商家有时觉得寻租成本太高，忍不住发一肚子邪火。“捍卫体制”----在他们那里不过是长官有时觉得寻租者胃口太大，竟要乙方兼并甲方，单方面打破默契，用“茉莉花革命”的无耻嘴脸来毁约赖账，于是忍不住来一通棒喝。但一次次讨价还价，并不妨碍他们继续一次次寻租勾结，各点赃款时杯觥交错，引类呼朋。

一些年轻学子也深得其道。他们可以全班一个不漏地递交入党申请书，齐刷刷地听党课和唱红歌，私下里又纷纷膺服于华尔街的醒世恒言“贪婪就是好”……这些娃娃率性多了，比很多理论家更明白政治“旋转门”的游戏，深谙红白两道通吃的道理，不像有些长辈那样装傻，或那样真傻----居然焦灼于自己的一个教授身份到底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居然担心政治隐私外泄：老婆当上公务员或儿子拿了美国绿卡，会不会被网民揪住拍砖。老同志的暧昧和小心，在娃娃们看来都有“骨灰”级的喜感。

这些娃娃怎么都行，眼看就要成为一些后现代的利益玩家，视官权只是可能的资源之一，可能的手段之一，可能的投资目标之一，一如他们视“民主”和“专制”、“市场”和“计划”、“普世价值”和“本土国情”为意识形态的路路通，任何时候都无碍他们左右逢源和借势发力。因此，他们最能理解冷战的虚妄，最能理解科兹教授为之惊讶和困惑的76.7％。他们的公共造型，只取决于政治季风如何转向，取决于命运给他们暂时的利益定位。说到底，公共政治在他们那里已是一个脏兮兮的话题，只剩下透骨的虚无。

一天，我无意间重看了一场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一个女奴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这一舞剧面世之初的“文革”政治背景记忆犹新。但我在剧场里惊讶地发现，当女奴们用手臂挡住鞭击从而掩护琼花逃生，当孤苦无助的女奴被女兵们如林的双手热情接纳，当女战士来到战友就义现场却找不到身影于是向八方天地一遍遍悲诉……一幕幕生死相依的情境，义重如山的表达，击中了观众们的震惊，竟一次次引爆掌声，并有一种反常的经久不息。亳无疑问，这一舞剧正在被重新解读。鼓掌者们在久违的温暖前猛醒，在一种卑贱者解放的绚丽天地里晕眩和飘飞。

我身旁的一位男人擦眼睛。我不知道他是一个工人，还是教师、商人、小官吏、刑满释放者，不知道他搓过麻将后，赖过账或逃过税后，对自己的泪水是否感到惊奇。但他一句“样板戏就是好”让我耳熟。我太熟悉“样板戏”了。我担心那种造神宣传和革命图标化，会再一次收窄观众的眼界，拉低观众的智商，但我怎能无视剧场里的泪水---在经历太多现实中的冷漠与恶俗后，这些观众突然面对悲怆的乐浪，激越的旗帜，纯洁无辜的手足，普天下人人平等的阳光造型，就没有一次热泪夺眶的权利？

这是1999年。

 

[1]  韩少功，作家。本文转引自《参阅文稿》2014年48期，为长篇随笔《革命后记》的摘选。

[2]  注：该小说载《人民文学》杂志，1980年第8期。

[3] 参见1995-1997年间《文艺报》、《作家报》、《文学自由谈》等报刊上出现对“道德”、“道德理想主义”的批判浪潮，有关文章数以百计。

[4] 如《什么样的平等才是好东西》，载《领导者》杂志，2012年6月总第46期。

[5] 一位中国知名批评家认为，中国真正实现历史变革的条件是“三百年殖民地”，引自香港《解放》杂志，1988年12月号。

[6] 引自David M. Kotz: RevolutionfromAbove: Demise of the Soviet System, Routledge,  1997年。

[7]  参见国家统计局官网，以及CIA World Factbook资料、联合国官网：http://hdrstats.undp.org/en/indicators/67106.html。